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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文集 附录 “倘若真有所谓天国……” ——阅读琐记 李希凡 一丸八○年第一期《文艺报》增加了许多新栏目，令人欣喜。其中特别吸引我 的，是“文学新人”这一栏，而这一次刊登的文章，又是黄秋耘同志写的《关于张 洁同志作品的断想》。秋耘同志很善于体验作者的创作心理，把握作者的艺术风格 特征，观察细腻，这是早在他主编《文艺学习》时，就为当时的文艺青年所熟知的， 这次介绍的新人，恰恰又是张洁同志——文学新人中的佼佼者，一位较年轻的女作 家，这当然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黄秋耘同志的文章不长，但我觉得他对张洁作品的评价是抓住了她的个性特征 的。他指出：张洁的小说和散文给人留下的印象，“仿佛看到了一幅幅优雅而娟秀 的淡墨山水画，诗情画意被笼罩在一层由温柔的伤感所构成的朦胧薄雾之中。”我 们读过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含羞草》 等等，包括电影剧本《寻求》的人，都会同意秋耘同志的评价。张洁的作品，不仅 以她的“淡淡的哀愁”的独特的感情色调打动着读者，还以其沉郁而新颖的构思激 发人们对于美的向往。但是，对于《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个短篇，我却有些和秋 耘同志不同的想法和看法。 秋耘同志说：“……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 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 是社会学的问题。假如某些读者读了这篇小说而感到大惑不解，甚至引起某种不愉 快的感觉，我希望他们不要去责怪作者，最好还是认真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 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 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等到什么时候，人们 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以一个三十岁姑娘第一人称口吻开头的，虽然是用 自己的恋爱问题作引子，讲述的却是老一辈的爱情悲剧。故事的主角是小说中的 “我”的母亲。她的半生，都沉陷在一场深藏于内心的爱的搏斗里。男女主人公都 是成年人，由于历史上的主客观原因，在他们相遇之前，都有了各自的“幸福”或 不幸福的家庭。 男主人公的“幸福”家庭，是革命历史促成的——“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做地下 工作的时候，一位老工人为了掩护他而被捕牺牲，撇下了无依无靠的妻子和女儿。 他，出于道义、责任、阶级精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个姑娘。”他 们“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几十年来却“生活得和睦、融洽”，称得起是 “患难夫妻”。 女主人公的不幸福的家庭，是她自己“做了蠢事”——在她自己还不了解“追 求的、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却嫁给了一个她“从没有爱过”的“相当漂亮的公 子哥儿”，只得很快离开，独自带着女儿生活着。后来是在工作的机缘里，这两位 都“没有过”爱情的成年人相遇而又相爱了，但由于他们在人生的“叉道上错过了， 而且这中间还隔着许多不可逾越的沟壑”，于是，他们只得“相约”：“让我们互 相忘记”。然而，他们一生中连二十四小时都未曾相处，连手都没有握过！而使她 升华这种精神爱情的回忆的情愫，又只有两件事：一件是他送给她的一套二十七本 《契诃夫选集》；另一件事是她和他曾经飞快地走过的一条小路。对于二十七本 《契诃夫选集》，她是“百看、千看、万看不厌”，“廿多年来”，“天天非读它 一读”不可！对于那条小路，更是她经常“踱着”、“瞅着”的地方，因为她可以 在那里和他“灵魂相会”。 ……后来男主人公在文化革命期间，被“四人帮”迫害至死。女主人公确知世 界上已经再没有了他，不久，也就随之充满爱意而死去。只有在生命终结的时候， 她的精神和爱情才真正得到了解放。她在那本笔记的最后一页上对“他”说了这样 的“最后的话”：“我是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却希冀着天国，倘若真有 所谓天国，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我就要到那里去和你相会，我们将永 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我们自己，亲爱 的，等着我，我就要来了。”作者赞颂说：这是刻骨镂心的爱，或者说，“简直不 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不朽的 爱，这也就是极限了。” 这样的“爱”，当然“是不能忘记的”，但究竟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呢？ 作者也曾做了预想，却又做了一个很能预料的答案：“到了共产主义，还会不会发 生这种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事情呢？既然世界这么大，互相呼唤的人也就可能有互 相不能答应的时候，那么说，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可是，那是多么悲哀呵！可也 许到了那时，便有了解脱这悲哀的办法？” 最后，作者“大声疾呼地说：……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 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 按照秋耘同志的分类，我对这篇小说的看法，似可：属于引起某种不愉快的感 觉的“某些读者”一类。 我们虽然不承认，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但确实有不少大作者，都曾把刻骨 镂心的笔墨，奉献给动人心弦的爱情篇章。但无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 英台，张君瑞与崔莺莺、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虽然是发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 同的历史和思想背景，却总是能为人们所理解的。真善美在这里是得到统一的，而 阻挠和破坏这些爱侣并使之酿成悲剧的，却从来都是反动势力，其中当然也包含秋 耘同志所说的代表反动势力的“道德、法律、舆论、杜会风习等等”，加在人们身 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但是，这些主人公的命运所以能激起人们那么强烈的同情， 也正因为这一切已都在作品所造成的美感中遭到了强烈的谴责，哪怕是看了神话剧 中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人们也不会去想人蛇相爱是否可能，是否可怕，而把同情 全部倾注给美丽、善良的白素贞，却愤慨于法海的横蛮残暴，“多管闲事”，不满 于许仙的软弱负心……。而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这两位男女主人公的不能忘记的爱 情，或者说：“婚姻和爱情分离”的悲剧，却不能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有这种悲痛 中的崇高升华，至多我们只能为他们惋惜，惋惜他们“恨不相逢未嫁时”。 秋耘同志或许会说，那是因为你不愿正视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一切的“精神枷锁”， 看不到它们的不合理成分。的确，资产阶级，特别是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在我们 的道德、舆论、社会风习中还没有得到肃清，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并不完善，都 有可能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给人们的身心造成这样或那样的痛苦或创伤，问题只 在于，在这两位男女主人公的身上，现实给予他们的“精神枷锁”，究竟是我们的 “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等等”的什么错处？ 是呵，在作者笔下的这两位男女主人公的灵魂上，的确有着沉重的负担。男主 人公为了“虽然不是因为爱情的结婚”，尽管对这女主人公也产生了感情，“不过 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他“不得不割舍自己的爱情”。女主人公更因这爱情在 “痛苦里挣扎、熬煎”。“廿多年啦，那个人占有着她全部的情感，可是她却得不 到他”，而且除熬煎自己之外不能有所作为。 他们偶然相遇了，“只能面对面地站着，脸上带着凄厉的、甚至是严峻的神情， 谁也不看着谁。”因为他们“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而实际上却是互相欺 骗着自己。我同意作者的这样一个评价：“那筒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 但难道这两位男女主人公所信守的道德标准，是我们社会在人类感情生活上所造成 的“难以弥补的缺陷”吗？伟大导师列宁曾经引过匈牙利伟大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 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以激励社会主义革 命者。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在精神道德、思想感情境界中，不是应当比裴多菲更 加崇高一些吗？ 一位老工人，为了掩护一个革命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位革命者“出于道 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位姑娘”，几十年来，他 和她既然生活得那么“和睦、融洽”，能说相互间没有爱情吗？（否则，这位男主 人公就是一个虚与周旋的伪君子）可是，忽然有人来“呼唤”他的“爱情”了，他 本来也可以象解放初期有一些干部那样，“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 活”，用这位“呼唤自己”而又能“相互答应”的知识妇女代替那工人的女儿，可 他却考虑到不应当这样背弃患难夫妻，而宁愿痛苦地“割舍了自己的爱情”。这样 的“道德”，就是“精神枷锁”吗？就是没有“合理的成分”吗？那要让这位革命 者怎么办呢？是不是要他完全摈弃“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去 听从那个爱情的“呼唤”，离开这个多年来肯定是十分爱他的妻子，去重新安排自 己的生活，才算做“合理”呢？ 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人，谁都知道，保尔·柯察金也曾两次倾听过爱 情的“呼唤”，对于这两次“呼唤”，他和她——也就是“呼唤的人和被呼唤者”， 都曾互相答应过的。如果说第一次和冬妮亚的互相呼唤还是少年时代的“历史误会” 的话，那么，他和丽达的悲欢离合的结局，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了。但当这两个曾 经真挚地热恋过，而且这爱情也未能“忘记”却又重逢时，他们是倾听了爱情的呼 唤，还是倾听了革命和道德的呼唤呢？我们都知道，保尔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的，而 丽达却只能不无遗憾地回答：“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女孩了。她有一个父亲，也就 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照现在说来，这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三 位一体了。”保尔听了这个答案，当然很难过，但他还是动也不动地真诚地对她说： “我所得到的还是比我方才失去的要多得多。”我们可以看得出，即使是在此刻， 无论是对于保尔，还是丽达，他们相互间的爱，都仍然是没有忘记的。丽达在给保 尔的最后一封信里，曾明确讲过，在重逢时，她是有过一时的感情冲动，想来“偿 还”他们“青春的宿债”，但终于又“收回”了这种“愿望”。用丽达的话讲，就 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并不会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幸福”。 是的，我们都曾为这一对理想的恋人在人生叉道上的错过，深感怅惘和遗憾， 但我却相信，没有一个革命者会去为保尔“遗憾”青春的“虚度”，也没有一个革 命者，会去责备丽达这种收回偿还青春宿债的愿望，或者叫做“抑制冲动”的崇高 品格。当然，更不会有真正的革命者会认为，保尔和丽达的不能继续相爱，“是人 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或者去指摘当时的苏维埃社会“加于他们 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 《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第一人称的“我”，发誓决不重复她的前辈的那种 “悲剧”，并警告人们说：把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镣铐套到自己的脖子上，那是不 堪忍受的。 最近有一位戏剧家也在预言：“我们的婚姻观念要改变！” 还有一些同志愤愤不平地在文章中写道：“人不能过没有爱的生活！” 夫妻，不能没有爱，这是的确的。但是，我们的法律、道德、舆论，究竟应当 怎样对待这种“呼唤”与“被呼唤”的爱侣们呢？怎样识别已经爱过或并未相爱而 结合，后来才发现真爱，却痛苦于婚姻和爱情相分离的现实，而去倾听他们的灵魂 的呼唤呢？ 使我“大惑不解”的还有，为什么这种“相互呼唤”，在两位有了“幸福”或 不幸福家庭的男女主人公中间，不能结成知音或知心者的深挚友情，而必须是爱情 上这样互相痛苦地“占有”呢？ 女主人公所以要呼唤“天国”，当然是因为她以半生的“痛苦经验”，深感这 现实的以至共产主义的制度和道德，都难于解决她这样的“灵魂”上的问题。但是， “天国”一向是按照人间的模型创造的。《西游记》的整然有序的天上世界，不过 是中国封建人间关系的翻版。正如小说女主人公所说：我们是信仰唯物主义的人， 根本不相信有天国。所以我们只能劝慰那些已经不该相互呼唤爱情的相互呼唤者， 如果因此而会影响到一个不应该被背弃的人的生活，那么，还是倾听一下这样的 “道德”呼唤，而割舍我们的那种爱情“呼唤”吧！因为“倘若真有所谓天国”， 我们也得去见马克思，我们不能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 当然，无产阶级也决不是清教徒。男女同志间的真挚纯洁的爱情（是相互的， 而不是损人利己的），以至在这种感情基础上的结合，都会有利于革命事业，并为 革命增加光彩。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多数公民，都在过着这样幸福的生活，而且在革 命的过程中，有多少先烈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为革命留下了壮丽的诗篇。周恩来同 志在生前多次讲到的，广州起义的革命先烈周文雍和陈铁军在敌人刑场上宣布结婚 的事迹，是怎样激励了我们呵！“让这刑场作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 为新婚的礼炮吧！”他们曾经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以夫妻的名义往在一起，但他 们却并不是一对爱侣，只是在共同生活、工作和战斗的日子里，才产生了深厚的感 情。但是，由于紧张的斗争，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谈私人的爱情，一直保持着同志的 关系，现在，他们就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革命、献给人民的时候，他们以这样的方 式表达了他们的爱情，并宣布了他们的婚礼。 在这里，纯洁、真挚的爱情与为伟大理想壮烈牺牲的革命精神融合成一股浩然 正气，一直铭刻在人们的心目里。这样的爱，不才应当是永远的，不能忘记的吗？ 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曾经说过：“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 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 但对我们来说，也还是要注意到，反映这一切人们的“悲欢离合”都应当“能够使 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并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和鼓舞力量。 我和黄秋耘同志有同样的愿望：“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我实在不忍想象，这 位聪明纯洁富有才华的作者竟会成了悲剧人物。”但是，事情往往又是和我们的愿 望相违背的，如果恰恰是我们“不忍想象”的那样，我们是否应当满腔热情地关怀 这位富有才华的女作家，和她一起开阔一下我们的眼界呢？ 我们期待文艺评论家们，也能在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道路上和作家一起创造这 样的范例，却不希望他们陪伴作家沉陷在“悲剧人物”的感情里，共同“呼唤”那 不该呼唤的东西，迷失了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 还记得鲁迅先生曾这样告诫过那些青年写作者：“一切作品，诚然大批很致力 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 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我想时时记取这些教益，对我们的创作能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总会有好处的。 （原载《文艺报》198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