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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比如说一九六六年妈第二次割小肠疝气。 第一次手术是哪一年做的，我都说不清楚了，反正是在河南。那时候她还在郑 州第八铁路小学教书，五十岁多一点的样子。难道我没在郑州吗？反正我没能陪她 到医院去做这个手术。 这一次手术等于白做，很快就复发了。也难怪，差不多三十年前，一个外省医 院，敢割盲肠也就不错了，何况这个手术比割盲肠还复杂一点。 一九六六年她第二次割小肠疝气的时候，是五十五岁的年龄，按说我们都在北 京了，我本应该到医院去照顾她，可是我没有。那时，我正在将功补过地活学活用 毛主席著作，争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正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时 候，自然就把妈扔在了一旁。以我当时的错误，竟然还当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 极分子，可以想见我卖命到了什么程度。 也许还因为那时的护士比现在负责，医院也不兴陪住。 我只带着三岁的女儿，有数地几次到医院去看望妈。不但没有给妈送过什么可 口的饭菜、水果，甜点，反倒在医院里吃她给我们订的病号饭。我们趴在病房的椅 子上，呼哧、呼哧，吃得很香。我一直记得那顿病号饭，鸡蛋、木耳、黄花、肉片， 雪白的富强粉打卤面。那时候，连这样一般的饭，我们都觉得好吃得不得了。 而一九八七年我又到欧洲去了，一去就是五个月。回国当天，我就发现妈的脸 色黄如表纸，隔壁邻居是位大夫，她悄悄告诉我她的怀疑，根据母亲的脸色，她分 析可能得了胰腺癌。 马上带妈去看医生。 那时我们和西苑大旅社只有一墙之隔，可是怎么也叫不到出租汽车。他们不是 说刚刚下了晚班，就是刚刚上班工作还没有派定。想不到偌大的北京，就是找不到 一辆可以把妈拉到医院去的汽车。我又不会蹬三轮，就是会蹬，又上哪儿去找一辆 三轮板车？人一到急眼的时候，就急出了机灵，我拦住一辆出租车，开口就对他说： “我付给你外汇。”这才叫到了车。为了感谢这位终于把母亲拉到医院的司机，我 没有让他找回那张超过几倍车费的外汇。 北大医院著名的B超专家陈敏华大夫亲自给母亲做的B超，排除了胰腺癌的可能， 但她准确无误地告诉我，母亲患了黄胆性肝炎。 我赶紧把母亲送进她的合同医院，这一年她七十六岁，我五十岁。到了五十岁 我才懂得如何多爱一点自己的妈。我正准备在她生病期间，陪她一起住进医院，以 便好好照顾她的时候，又因为她生的是传染病，医院不让陪床。只好丢下母亲一人 住在传染病房，但我每天都去看她，送些有营养的汤水、菜肴。在我有了稿费收入 以后，这已经算不了什么，倒是每天要医院为她换洗内裤才是我对她的挚爱。别的 衣服都可让阿姨代劳，但妈的内裤得由我亲自动手，因为粪便、体液是传染黄胆性 肝炎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不能推给阿姨。我想都没想过给母亲换洗内裤可能会传 染上黄胆性肝炎，我只想要母亲感受身上清清爽爽、舒舒服服。她不让人这么做， 可她管不了我。做完这些，我们就静静地谈一会儿话。我从她那再无所求的脸上看 到，何为心满意足。而这点满足，也只在她生病的时候才能得到。我甚至想，妈为 此可能还希望自己生病。 就在一九九一年最后这场病中，她还是心满意足地说：“你看，我每次生病你 都恰好赶了回来。”好像我总在她需要我的时候，出现在她的身边。她就没想一想， 如果我常常守着她，而不是为了这样、那样的理由（偏偏不是为了她）跑来跑去常 常离开她；或是不自找那许多烦恼，心气闲定地围绕着妈，就会及早发现她身体的 不适，不等她的病发展到这种地步，就及时治疗了。 我作为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实在被她依靠得太少了。 她的一张照片就在我的电脑旁边放着，我侧过头去，凝视着她。 她对我仰着头，信赖、期待、有赖我呵护地望着我，也就是这样地把她的后半 辈子交给了我。我在接受了妈的后半辈子以后，又是怎样对待为我把全身的劲都使 光了的妈呢？ 母亲碰上我这么一个不尽责任、不懂得照顾她的女儿，实在是她所有不幸中的 又一个不幸。 只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往她脸上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突然发现她的脸走了 形。 她那总是慈祥的、不长不方、挑不出任何遗憾的脸，突然让我感到窄长、歪斜， 而又并非是真实的度量变化；两眼发直、发死；脸上的肌肉僵硬地绷着，放出一种 不正常的光亮。 我心里一惊。 一九七六年，在报纸上看到老人家接见马尔他首脑的照片，我就有过这样的直 觉，结果没过四个月老人家就离开了人世。 我这才想，妈的昏睡、声音嘶哑、重听、干渴、多饮多尿、大便干结小便失禁、 没有食欲，感情淡漠、反应迟钝、语无论次、视力几乎到零、迅速得让人感到毫无 思想准备的衰老……可能都是病态。 到底是什么病？ 其它的病不会有， 凡是B超能检查的地方都检查过了，要是有病，就可能是脑 子里的病。 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因为她的嘴角常有口水渗出，就猜想过她的脑血管可能有 问题。带她到宣武医院做过一系列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不但没有查 出问题，给她做什么光栅检查的大夫还说她反应极快，由此说明她的身体极好。但 我心中的疑虑还是没能化解。不然为什么会渗口水？ 一九九0年我们从美国回来后， 通过市政协王毅同志的帮助，找到协和医院的 中医顾问、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著名中医祝谌予大夫给妈看病。我以为对轻度的、 西医也许查不出的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中医还是相当有经验的。此外我还想通过中 医中药，把妈的身体调养得壮实一些。 等到自己渐渐地将很多事情淡漠，懂得了只有妈的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实、 最可宝贵的以后，便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更平实的想法，那就是让妈快快活活地多活 几年，她能活着，就是我的幸福。 首先想到的是一九九二年再带她到美国和唐棣团聚，同时我还决定，今后不论 再去哪个国家，只要超过三个月，一定带上妈。既然一九八七年去奥地利访问带了 先生，以后为什么不能带妈？更不要说是参加国内的各种笔会。这就要求妈有一个 较为硬朗的身体才行。 祝大夫一搭脉，就说了一句让我心里一疼的话：“老太太把全身的劲都使光啦！” 此外，关于母亲的病情，他再没有说出什么。 祝大夫的这句话，既道出了母亲的病根，也道出了母亲的一生，是不是他那时 就看出母亲已是灯油耗尽，不论谁、不论什么办法，都是回天无力了。我也永远忘 不了那间屋子里的灯光，突然间就昏暗得让人心无抓挠。 我没敢搭腔，更不敢让大夫再说个仔细，我怕妈会想起她一生中许许多多、桩 桩件件都得豁出全身的劲儿去对付的事情。可是妈却淡淡地，像是没有听见的样子。 对于把她全身的劲儿都耗光了的往事，她已撂手，不再追念。 药， 从一九九0年冬吃到一九九一年春，口水还是照样地渗。二月二十六号我 又带她到北大医院做了脑部的cT检查，虽然还是查不出为什么流口水，但却查出她 有脑垂体瘤。才明白她的视力衰退不仅仅是白内障的原因。不过医生说，一个八十 岁的老人，就不必做垂体瘤的切除手术了。充其量，垂体瘤发展到最后影响的不过 是人体的身高、视力以及内分泌。更何况这种瘤子发展的很慢，也许老人等不到情 况最坏的那一天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把这个病说得太简单了。特别是内分泌对人体的重大的影响。 他建议再给母亲做一个加强的cT检查，不过这种检查要注射一种针剂，以使图 像更加清晰。 我当然没有把垂体瘤以及需要进一步检查的事告诉母亲。我只对她说，由于护 士的疏忽，上次做CT检查时忘记给她注射一种使显像更为清晰的针剂，所以前次的 检查等于白做，我们还得重新再做一次。 我这样欺骗她的时候，却忘记了这样一件事： 二月二十六号我带她做CT检查那天，见前面的人检查之前都先打一针，就问护 士使用的是不是一次性针头？护士说不是一次性针头，使用一次性针头要多花钱。 我说多花钱就多花钱。护士说，多花钱也没有，我正为这多花钱也没有的一次性针 头发愁，怕多次性针头消毒不严再给妈传染上什么病的时候，护士又说妈的检查不 必打针，我问为什么不必打针？护士说，那种针剂对老人和儿童有危险。 显然妈听见了，也记住了，倒是我忘记了。 尽管后来检查室的大夫给我开了专为老人和儿童使用的、比较安全的针剂处方， 妈也不肯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加上医生对垂体瘤的影响相当化险为夷、化有为无的 分析，这件事就放了下来，也可以说是耽误下来。 直到我发现妈的脸走了形，才想到那位医生的话不一定可靠。这次不管妈愿意 还是不愿意，我一定要把她的病查清楚。 便通过先生的关系，找到一位脑神经内科专家。他一看妈的CT片子，就说母亲 的垂体瘤已经很大了，必须赶快就诊。同时他又指出母亲的大脑也萎缩得相当厉害。 我问他脑萎缩可能引起的后果，他说：“无神智、痴呆、六亲不认和植物人差 不多等等……” “还有救吗？” “垂体瘤还可以手术，脑萎缩是毫无办法的事了。” 那一瞬间，像我每每遇到天塌地陷的非常情况一样，耳边就响起一种嗖嗖的音 响，像时光、像江河的流转。我一直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现在我懂了， 那是上帝给予我的一种能力，我听见的，其实是人世是一个既不可拒绝、也不可挽 留的过程的暗示。 大势已去，眼前就是一盘残局。 我无助、无望、而又无奈。这一拳出手又快又狠，一下就把我打趴下了。可是 我只趴了一会儿就站起来了，我折腾了一辈子，从不认命。 我请求这位专家进一步的指点，他介绍我到天坛医院去找全国脑外科专家赵雅 度先生。赵大夫看了CT片子后，让我赶快带着母亲去做核磁共振，以便更准确地了 解病情。那时我才知道，除了加强的CT检查，还有这种不会对老年人造成伤害的检 查。我除了责怪自己没有全力以赴、为查清妈的病情想方设法之外，也后悔过于相 信北大医院那位医生的话，没有把垂体瘤对妈身体的危害考虑得那么严重。 我深感自己生活经验的不足，更感到身边没有一个不说是全力以赴，哪怕是略 尽人意的帮手。 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刻，我只有单枪匹马、心慌意乱地硬着头皮上了。 赵大夫当时就指点迷津他说， 做核磁共振有两个去处，三0一医院和博爱康复 中心。 先去了永定门外的博爱康复中心，联系的结果是一个月以后才能排到我们头上， 据说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我如何可以等到那个时候？ 铁路总医院的周东大夫很是帮忙，三天之内就帮我们联系上了一个机会。八月 二十三号，星期五，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做了核磁共振的检查。 那天早晨，我和妈在楼下等先生的汽车，妈穿了一件蓝色沙洗的丝绸上衣，一 条深灰色的柞绸裤。天气很热，我们站在楼荫底下。 因为少有坐轿车的机会，妈一直没有学会如何上小轿车。加之一九八七年得过 黄胆性肝炎以后，腿脚已然显出老年人的僵直，扶她上车是不太容易的事。车门那 里空间有限，我只能站在她的身后，尽力将她连推带托地挪进汽车。 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妈曾想去厕所方便，可是医院的厕所没有坐桶，只有 蹲坑。她怎么也蹲不下去，我扶着她，甚至架着她，她的腿还是抖得不行。最后她 紧张他说：“算了，不解了。” 我很发愁，这样凑合怎么行，好在她并没有显出不适的样子。 一般来说，妈出门之前总是先上厕所，倒不是生理需要，而是有备无患的意思。 这次要上厕所可能是为了准备做那长时间的检查。 本以为上午就可以顺利做完检查，可是中途停电，不能做了。医生让我们下午 再来。 幸亏有先生的司机帮忙，否则那样偏远而又交通不便的地方，光出租汽车费就 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回到家里已近中午，我赶紧做了一顿简便的午饭草草吃下。吃完午饭，时间也 就到了。还是妈先到厨房来叫我，那时我刚刚收拾完厨房，想来妈根本没有休息。 她怎能静下心来休息！见我每日里活动得如此急迫，她大该也猜到事情不妙。 到了医院还是等。检查进行得慢，每个病人的检查，差不多都需要一个或一个 半小时，天气又热，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简直没有什么树荫可以在下面停车。我不 过意让先生的司机久等，就请他先回家休息，等妈做完检查再打电话给他。 下午五点钟左右才轮到我们，我搀着妈进了检查室。检查床并不很高，但我知 道妈是上不去的。我用尽全力托着她，她还是迈不上检查床。幸好下面等做检查的 一位男士和他妻子帮忙，一起把妈抬上了检查床。连我一共三个人，可还觉得相当 吃力。妈自己也纳闷：“我怎么这么沉呢？” 我假装没有听见她的话，躲避着她的话茬，也躲避着这句话的晦气，不然我如 何回答她？这是一种闭着眼睛不看就算不存在的自欺，同时也是欺妈。我们都知道， 按照民间的说法，病人身体发沉是不吉利的表征。 我留在检查室里照看妈，她好像睡着了。有时她的手蛹蛹地想动，我赶紧提醒 她：“妈，别动。”她听见了我的叮咛，果然就不动。这又说明她没有睡着。 做完检查差不多六点半了，总算中途没有停电让我们再来一次。 之后我给先生的司机打了电话。回家的路上，他绕过公主坟的灯光喷泉，我振 作精神，好像什么让人焦心的事情也没有，一再鼓动妈去欣赏她没有见过的这一景 观，可是妈没有显出什么兴致。到了这种时候，我还能指望妈对这个纷繁的、也许 和她已经无关的世界发生什么兴致吗？ 可能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和她都英勇地打起精神，准备扮演一个明知凶多吉少、 却要显出对前途充满乐观精神的角色。 回到家里，已是暮色苍茫、八点多钟的时分了，下车以后，妈没有让我搀扶， 她说：“你去开门吧，我自己上楼。”我噔噔地跑上楼去，开了门后又下来接她。 那时，她刚上了二楼的大阳台，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着，看上去和一般的老年人 没有什么两样。但她的脚步里藏着勉强和虚浮，我觉得哪怕来一阵小风，她一歪就 会躺下。也许因为天色已晚，她的脸色看上去灰暗暗的。 八月二十五号，八月里最后的一个星期天，又到了唐棣和我们通话的日子。过 去每到这个日子，妈总是早早地就守在电话机旁，但是这一次，她却身不由己地睡 着了。 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在另一个电话机里听见她同昏睡的挣扎。 虽然妈什么也听不见了，但能听见唐棣的声音，对她也是莫大的安慰。特别在 她就要住进医院的前夕。 还没听唐棣说上两句话，她就要上厕所。我趁这个空档，赶快把妈的病情对唐 棣说了说。那时还没到要动手术的最后时刻，惨痛的打击还只是一团不明性状的氤 氲，没有形成具体的性状，更没有进入心的深处。我虽然十分焦虑，却知道不能吓 着唐棣，免得她因为还在他乡、鞭长莫及地干着急。再者，就是我对她说得一清二 楚、对事情又有什么帮助？她还太嫩，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虽然我们都没有经历 过这样的事，可我毕竟是母亲，我不也心痛她吗！？ 这一次通话，妈更是什么也听不见了。她急得高声说道：“书包，你大声叫一 声姥姥。” 唐棣大叫了一声：“姥姥！” 妈朗朗地应了一声：“哎。” 想不到这就是和她最爱的人，最后一次、最后一句对话了。 我相信冥冥之中，绝对有人为妈和唐棣安排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不论他是人、 是鬼、是神，都会为妈对我们的爱所感动。 八月二十六号，星期一，我到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去拿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 然后再到天坛医院去找赵雅度大夫。他看了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意见是尽快手术。 我不知最后是否按他的意见办事，但我知道应该先住进医院。 我不曾考虑过在妈的合同医院手术，尽管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说他们能做这种 手术，而且有四百多例手术经验，我还是不放心由他来做。 他对妈脑萎缩的前景推断更吓得我满头虚汗，两腿发软。他说，就他所见到过 的几个病例，发展到后期不但六亲不认，甚至吃自己的粪便，有一个还专门拣食垃 圾等等。而垂体瘤的切除手术，据他说还会加剧脑萎缩的进程。 多亏宋凡同志帮忙，通过北京市委出面疏通天坛医院的关系，不然像这样人满 为患的专科医院，还不如要等到哪一天才能住进去。 八月三十号，星期五。一大早谌容陪我到了天坛医院，在医院党委书记带领下 到了综合二病房，也就是高干病房。和病房的主任大夫朱毅然讨论了母亲的病情， 定好九月二号入院。 之后，又和谌容回到北京作协，暂借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入院押金。唐棣的钱即 使马上汇来也不能提取，美金汇款一定要在银行里压三个月才能兑现。 北京作协这样一个穷单位，上哪儿去变一万元现款？幸好基建处当时有一部分 为安装新宿舍楼电话准备的现款，经徐天立同志特批暂借给我。 妈去世后听对门邻居俞大姐说，星期天，也就是九月一号这一天，妈给她打过 一个电话，说：“我想见见你，跟你告告别。明天就要住院了，这一去不知道还能 不能再见。”想不到后来果真中了这一戏言。 俞大姐放下电话赶紧过来看妈。 妈倒没有什么悲戚之情， 俞大姐劝慰着妈： “您别这么说，很快就会好的。” 妈自己也说：“我这是小手术。” 俞大姐又问起我们要搬去的新房子，妈说：“挺好的。” 俞大姐问：“您去看过了吗？” 妈说：“没有，等我手术完了就直接搬进去了。” 那时我刚刚换到新房子，我老是想，等我把新房子装修完毕，再带妈去看房子。 这样会与旧房子有个强烈的对比，可以给她一个惊喜。后来我一直后悔没有带妈看 过新房子，虽然她的骨灰就放在我新房子的卧室里，我仍然会想，要是她的灵魂想 回家看看，不认识路怎么办？ 奇怪的是自妈去世后很难入睡的我，突然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号，妈八十一 岁生日那天早晨七点多钟的时候打了个小盹，梦见我牵着妈的手，进了新家的大门， 然后我给她脱下住在二里沟的时候、她常穿的那件蓝色皮猴，挂到二门外的衣架上 去，刚要拉着她走进二门，就醒了。我想妈到底还是回到新家来了，不过我又想， 她没进二门我就醒了，到底来了还是没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