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河对岸,大桥工程的桥头堡上,我终于找到了桥梁队的罗队长。他正在对一
个领工员模样的人布置着甚么事情,那人吃力地用铅笔朝一个小本子上记着。
大概这几年里我变了许多。他眯起眼睛辨认了一会儿,才迈着大步走过来和我
握手,兴奋地说:“老刘,还在报馆么?
来采访我们啦?好!”
他的嗓音还跟六年前一样,稍微有点沙哑。脸胖了,面色却发黄了。没等我说
明来意,就拉着我跟他一道去巡视工地,要给我看看,对我讲讲。
在便桥头上,他领了两件救生衣,给我一件。一面吃力地结着背后的那个扣子,
一面笑着说:
“制度!这是制度啊。不穿救生衣,队长也不许上桥。现在不比从前,甚么都
得有个制度。”
紧靠着这座便桥,一个巨大的拱形铁桥正在建造。从下面望上去,这座拱桥的
工程显得分外雄伟。第一个拱架已经造好,从河南岸起上升成一个半圆,像一条彩
虹似的。简直不能想象,就凭这么一根窄窄的钢筋水泥的拱架,能经得住几千吨重
的列车不断开过。好像看出了我的惊异,我的老朋友说:
“这是中国第一座钢拱桥。不用钢梁,一个跨度就有五十三米那么宽,不简单
哪。从前,连想也不敢想。”
罗队长给我详细介绍造桥的准备过程,施工的现状。我们手扶着便桥的木栏杆,
脚下就是奔腾的黄河之水。比起中下游的黄河,这里河水要清得多了:泡沫是白的,
浪花也是白的。一股奇怪的味道,随着风和水向我们扑来,越来越浓,像水的清香,
又像泥土的香味,有时又觉得它不过就是股潮湿味。春天来了。
我们顺着河边慢慢走着。罗队长对我指点着、解释着几十丈高的钢塔,新来的
各种建筑机器,工人自己绑扎的各种把竿,一面不住地说:“从前连想也不敢想啊”,
“这可不是咱们白天黑夜搞抢修那时候了”……
忽然间,从左侧传来一阵比春雷还响的轰响。接着,有几块小石头从山上一直
滚到我们脚下。一刹那间,觉得脚下的整个土地都颤动起来。我的朋友叫我猜猜这
是甚么。我说,当然是爆炸,大概是山后甚么地方在炸石头罢。他笑了,说:
“是爆炸,可不是山后面。这是二三十里以外开隧道呢。
大—爆—破, 这叫大爆破。 听见过没有?把几十吨炸药一块填进去,送药的
‘眼’儿里能走得开人。一炮,就下来几万、几十万公方的石头。这才真是中国铁
路史上前所未有的啊……”
两人都有点累了。我们在陡峭的黄土崖壁边上坐下来。黄河正好在我们脚下面
拐了一个弯,拐得那么柔软,像一根随便丢在那里的带子。
“不简单哪,”他无限感慨地说:“解放前,几十年间黄河上只修了三座桥。
解放这么几年,咱们就一鼓气儿造了它三座!你写吧,我们造桥,你们报道!……”
我很想听听这位老朋友几年来的经历。从我们在解放战争末期一起抢修桥梁那
时候算起,过去整整六年了。罗立正——当时刚刚改行不久的区委书记,现在成了
桥梁专家。讲业务,不说是大学毕业,也该是专科学校毕业的水平了。据说,这几
年他领导过施工的桥梁有三十多座。
“一万四千多公尺,”他在历数过他造的这些桥的种类以后,竟算出了三十多
座桥梁的总长度:“还不算现在同时施工的这五座桥……”
许是因为这一天遇到了老朋友,回忆起几年前充满战斗的生活,也许是因为在
这么好的天气里能和我一起鸟瞰一下自己几年来工作的全貌罢,罗队长的心情一直
是十分愉快的。
在我们快走到大虎沟的时候,他竟轻轻地哼起一个歌儿来。但是,一当我提出
了这个问题以后,一切就都变了:
“你们队里有个曾工程师吧?”我说:“我这次来,就是要采访他。”
没等我把话说完,只见他双眉越皱越紧,眼睛直视着前方,一股说不清的不痛
快在他整个脸上表现出来。他沉吟了一会儿,使劲揉着眉头,叹了口气说:
“你是要找个工程师是不是?”
我点头。他紧接着说:
“那好办。我给你推荐另外一个罢。我们技术室的周主任,可以在报纸上介绍
介绍。”
我想问,为甚么不可以采访曾工程师。可是这时我的朋友已向前走去,而且情
绪远不适于提出这个问题,我就把话收住,跟着他朝叮叮当当的石场走去。
我住在技术室主任周维本的房间里。
这是一幢用土坯造成的房屋。黄河边上,这要算是最好的住所了。它不像帐篷,
可以不受任何风雨的威胁,除了大风天气大粒沙石打在玻璃上的响声以外,简直一
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住在旷野里。也不像窑洞,一点不觉得有甚么阴沉。
在我的房间里听隔壁技术室的话声是一清二楚,甚至在我跟别人谈话的时候,
隔壁的人打电话都能使谈话中断。各处工地在电话里提出的问题,有许多是要技术
室主任亲自回答的。奇怪的是这些回答都十分相像。说得最多的是“这个问题呢,
已经请示工程局的技术处了”,“这个问题呢,施工处还没答复”。当然,有不少
问题,主任还是提出了意见的,但紧接着就一准说——“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
“这是局里张总工程师说的”,“不,这可不是我的话呀,队长的意思”……
都是些何等重要的问题必须请示,技术室主任自己拿不出意见呢?
有一回,我正在跟一个装吊工人谈话,隔壁又传来周主任打电话的声音——
“哎,别急嘛,不请示局里怎么行呢,王处长说这两天就批示的……”
这时候,那个名叫张广发的起重工人忽然从条凳上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又是这一套!把南岸一个螺丝拿到北岸去都要请示,要你这个主任干屁呢?
为了你这请示,我们窝了八天工了……”
说完,吐了口唾沫,又坐下来给我讲,甚么叫“骑马扣”,甚么叫“鸳鸯扣”
……没有多大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哼,灰尘掉下来都怕把自己砸死,还叫工程师,主任呢!
曾工程师就不这样。跟你说,干起重工的,就愿意跟这样工程师干。他敢决定
事情,常说:就这么干,我负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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