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
因为马上要中招了，学生们也都不敢太懈怠。
宋宏宽老师也不知从哪儿联系了好多的理化模拟试卷，我就也莫名其妙地从心
理上觉得应该顺从宋老师，他每一次动员大家买他联系的卷子，我都买。应该来说，
他的卷子很难，需要费些脑筋，而且做这卷子的时候必须得细心，稍一疏忽就会出
毛病，也不能只怨人家卖卷子（这卷子也是实在地贵），从做这些题中我可也真的
收获很大，理化水平又提高不少——因为我去年上初三时，自己觉得对理化我什么
都会，但通过这做卷子，我发觉还有不少漏洞，做这卷子，发觉不懂的地方还不少。
有一次宋老师发了练习题后，我去偷了一份答案，我总是先做一遍题目之后，再校
对答案，这样发现做错了，就再演，也会做对的——答案也是只一个数据，并没有
解题过程，我才发现，只要细心，考虑周全，其实这题也没什么。我有收获，但去
偷答案总有些手段不好，可实际上若去向老师要，他是不会给的——要时没有偷时
有。
从八六年开始就兴起了一股歪风，说什么要教育改革，要改变原来的授课方法，
改满堂灌为以学生为主，让学生自学，自己提问题，老师解答，说这种以学生为主
比以前的以老师为主要好。我自感奇怪，比如，让学生自己动手查找工具书，到处
找东西、资料解决一个问题，那么，让学生费那么大劲儿何苦来？老师告诉他不就
得了，更何况这东西在实际生活中的用处并不是很大，什么都让学生做，要老师做
什么？这新式教学法纯粹是为懒老师提供理论依据，是偷懒教学法，宋宏宽老师赶
时髦，也开始了这新式教学法。教育局来抽查听课，实际上在早先就打过了招呼，
要听宋宏宽老师的课和我大哥哥的课。我大哥哥是当地很著名的一位老师。有一个
杜渠中学，教学质量上不去,年年中招的升学率总是零，为了实现这零的突破， 于
是我大哥哥受命出任这所中学的校长。只用了一年时间，这一届（大概是八八年）
初三学生二十三个正式生全部升入高中，有一个插班生也考上了。可能是巧合，但
巧合也罢，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儿。大哥哥在初三级填志愿时做了一番动员报告，极
切合实际，大致意思是说：“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能力是最清楚不过的了，要量力而
行，不要非报一中、二中等重点儿，不然若考不上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录取时
要比第一志愿填三中、四中等普通中学分数线高出几十分，明知无希望考入重点儿，
就填普通，别以为填普通是无有大志。”于是这一年的学生都报的是三中、四中以
及职业高中等。这样一来，就全部考上了，大哥哥总结经验说，主要是让大家填志
愿填对了。以往的学生也不是分数过低，三中、四中的分数线还是可以达到的，但
同学们一报中专、重点儿，达不到中专、重点儿再让涮下来，三中、四中录取时，
比如三中原本的录取分数线为二百六十分，你填了中专、重点儿，三中就要在二百
六十分上加二十分，这样二百八十分就少有学生可达到了。大哥哥打了个开门红，
见好就收，马上辞去校长职务，要求调走。
教育局的这一次听课后，奖励了宋宏宽老师，因为他用了新式教学法。
八七年春、夏两个季度，因为我们马上要毕业了，所以乱极。在有蒜的时候，
晚上有学生跑到老远的地方去偷蒜苔，有时候中午就跑到外边儿去洗 澡， 反正违
犯纪律的事儿做了许多，但一般老师们也是忍忍就过去了。
某一次，我病了，病得挺厉害的，好几天没有上课。到星期天，我感到轻点儿
了，因为快毕业，为了珍惜那在一起的时间，有八、九位，十多位同学没有回家，
在学校做了什么呢？学校的院墙外，有一支电线杆子断了，于是这些同学们就把它
彻底从地上挖出来，砸碎后，去卖了中间所夹的钢筋。砸这是很要命的玩意儿，但
大伙儿嘻嘻哈哈，倒也觉得好玩儿。我病还未好利落，但也要凑热闹，也动了手，
毕竟身体还弱，几下后就头晕眼花，但心中快活。
我们临毕业了，偷东西的事儿做了一次又一次，什么都偷：复习资料、钢笔、
文具盒、甚至信纸本。你偷我的，我偷你的，大家相互偷，我也偷了不少东西：象
王军良的数学复习提纲，尹务山的化学资料等等。我也丢了不少东西：钢笔，笔记
本等。这只是自己班上的情况，相对来说，并不算十分严重，严重的要数我们偷别
班的。那一次不记得怎么回事儿，全校就剩我们一个班，于是我们班的学生就从窗
子中跳入别班教室中来一次大洗劫，可以说把人家的东西翻了个稀巴烂，王双奇、
王军良偷的圆规、三角板、钢笔可真不少。还有白向辉，他是白维同老师的儿子，
他竟然跳到人家女生宿舍，把人家吃饭的筷碗统统砸碎。应该来说，女孩子们干净，
可是，白向辉出来后却惹得一身的跳蚤。到别班来校，发现这种情况，自然是无话
可说，于是在我们班大追查，说若追出几个严重的，就不发准考证，不准参加毕业
考试，毕业不了自然就不能参加中招，一直闹腾了好久，但最后仍是不了了之。
夏天里，英模报告团的事迹特别感人，我们学校还专门放了一场录像带，那报
告着实是感人之极，英雄们的所做所为真不得了。在看录像时，老师就告诫我们：
“要好好看，怕万一中招或毕业考试出这方面的作文。”因为这英模报告团特别轰
动，可最后中招的作文题目却是《在毕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大致差不多，也可能
原话不是这样，但意思不错）。夏天里我们学校还包了一场电影，叫《少年犯》，
说是让我们加强思想教育，可是看着真没劲儿。女生们有《失踪的红衣少女》、《
女大学生宿舍》等反映女学生们的故事，而男孩儿们盼呀盼的，就盼着有一部反映
少男生活的影片，可盼来盼去却盼来了一部《少年犯》，难道不令人丧气十足吗？
这就到毕业了，我的毕业考试还挺不错。从这年开始，毕业证书上要有教育局
的钢印。我毕业证书上的钢印极不清楚，不两年后毕业证书又变了，让省教委统一
印制。
毕业考试，也就是预选考试，今年这两次考试合二为一。
中招时我报的志愿是二中、三中，有人报中专、中师什么的，我统统没有。我
在小时候曾数次述说理想是当教师，但终于没有能够报中师，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能
力不够。
毕业了，有许多的学生要相互送一些纪念品，象日记本了什么的做纪念，但我
爸爸不喜欢，就不给我钱，所以使我显得寒酸，可我一惯听爸的话，虽自觉抬不起
头，也不能够向爸明白地说。到要参加中招考试动身了，我真的想开口向爸要钱，
可总张不开口，就推推脱脱地磨蹭着不动身。爸催我了好几次，妈妈觉得我一定有
什么心事，就问了我，我才对妈妈说了，说我想要点儿钱，爸听见后，马上骂我：
“想要钱就说呀,为什么不说话，在家里还不说话，看你以后怎么活！ ”骂归骂，
钱还是给了我，我高高兴兴地出发了，真的如鲁迅先生《社戏》中写的“觉得身体
有说不出的大。”
中招考试，我们就在二中，是宋宏宽老师带我们去的，二中的吃、住条件比我
们要好得多。住的不象我们原来，可能只有在旧式影、戏、书中才可以看到的车马
店式大通铺,而是分上、下两层的铁床。既然已经来到了二中， 上了考场几乎可以
说学了多少知识已经是定局了的，就干脆放下心来，什么也不考虑，只等在考场上
发挥，而出了考场则拼命地玩儿。我上铺的一个，当时还不知道名字，也是一个瘾
君子，我二人就拼命吸烟，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问，在一起吸了几天烟，却是连
名字也不知道。
考试语文，不管前边儿怎样，我没有料到的是，我的作文会超水平发挥，《在
毕业座谈会上的发言》，我什么也没有考虑是一挥而就。后来到二中后，老师任命
我为语文课代表，据小道消息说我是作文四十分得了三十九，实际上多少分我并不
清楚。
理化是我的强项，我自己感觉做得很好，下来后我曾夸口，我物理、化学两门
至少可以得一百八十分。可他们马上说，这两门共一百分，我就说，那么我至少得
九十分。后来也证明我预料的不差。
英语我考得心中无一点儿谱，数学考得还算说得过去。
考试过后，是漫长的暑假。几天之后，有许多同学去看分数。为了等通知书，
有的同学提心吊胆的，可我倒心中还算坦然，因为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我心平静，
使得家人也很放心，他们看我很坦然而也放心。有人带口信儿回来了，说我通过了
录取分数线，但我没有激动，大哥哥去看了分数。然而很奇怪，录取通知书一直没
来，开始时，我倒还可以保持镇静，但后来我的心中也不行了。为什么没有通知书
来呢？我的心越来越紧张。这提心吊胆的日子可不好过，我就到处疯玩，以图凭痛
快疯玩来占据心的空间，可一到夜深人静之时，我就恐慌，就这样一直到快开学时。
那天早上，大哥哥去学校了，当我们吃中饭时，大哥哥从学校回来，捎来了通
知书，原来通知书已来好久了。我自从放假就再没有踏过校门一步，也就没有人给
送，现在有了通知书，我就放心了。
进入二中，我马上变了，为什么呢，我不知道，现在想来，在二中这二年，过
的生活真如恶梦一场，永生难忘。
那一天，去报到，先在教务处看了分班榜，我是分在了高一·三班，我的名字
排在很靠后边儿。班主任刘长岁老师，是位老教师，他看了我的名字，马上说：“
排名这么靠后，一定分数不怎么样。”我当时只觉头一下子胀大了，到以后我才明
白，这分班榜并没有按分数次序排列，至少绍锋分数比我少却排在前边儿这点儿不
假。我们初三班的同学们，并没几个考上高中，但老师们挺满意：白向辉考上了洛
阳财会，其实他的分数并不怎么样好，而是与教委有关系，数次改动志愿，被财会
学校录取。可这白向辉傻里傻气的，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出了一次车祸，吓得他父
亲白维同老师赶紧赶去，好在事儿不大。还有一个亢贺军，前一次作文竞赛得了个
三等奖，在中招以前，他的英语水平并不怎么特别好，当时就在我们初中快毕业时，
学校来了个外语系的实习老师，他两个人就缠在了一起，竟如热恋中的情人一般如
胶似漆，可真的管用，使得亢贺军在我们同班中考了个第一。假如他不报中师，报
高中，那绝对的是个大学生，可惜他报了中师，而这八七年也奇怪，报中师的人特
别多，中师是那一年分数线最高的，亢贺军被洛阳第一师范学校录取。另有一个聂
明杰，在毕业考试中并不怎么着，可到中招时，却突然出人意料，紧随亢贺军，考
了个第二名，不记得是被哪所学校录取的。
考试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平日里成绩特别好的，象麦延军等，反而没有被录
取。我们学校前几年从来没有升上过中师中专的，可今年被录取三位，老师们觉得
成绩不小。
在二中，我首先打交道的叫乔文涛，因为都是新来的学生，我们两个互相照顾，
结伙在一起。但不久，乔文涛又不愿上高中了，他又回到东街中学念初三，随之不
久就断了消息。
紧接着，我与高鸣鹤、刘要亭等床位相挨，就谈话得多，但不久，高鸣鹤也回
初中去了，而刘要亭则爱偷看我的日记，就又不多交往了。
时间过得匆匆忙忙，很快就到期中考的时候了，期中考过之后，老师们就聚在
我们教室改考卷。我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我们就无进教室，老师们改卷子时买了不
少饮料，中午时，对，那天还下着小雨，我们在中午时翻窗子进了教室，实际上老
师们离开时已经收拾过了，只有圆珠笔还在教室。我们几个不能白翻一次窗子，就
拿走了圆珠笔，随后进宿舍午休。正在我们睡得香甜的时候，忽然团委书记孙老师
在打门，把我们叫醒,一顿臭骂：“学校只有你们几个人，说， 谁去拿了教室中的
圆珠笔。”“你们每人写一份检查，交给王文召老师。”孙老师是南阳人，二十稍
出点儿头，我也搞不清他到底是什么讲师团的，他只在这儿呆了不甚长的一段时间，
学校就让他做了校团委书记。他的脾气就这么一惊一炸的，为了这一丁点儿的小事，
何必这么个鬼样子，好象有多么严重似的，不就是几支圆珠笔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值得这么打门大叫吗？王文召老师接过我们送去的检查，倒很大度：“就放这儿。”
以后再也没有问过这件事儿。
上体育课了，我们的体育老师叫王海峰，是个挺棒的体育老师。原本他是二中
的学生，现在他回来后，在他的手下训练出了一帮子篮球健将，田径也很厉害。说
起来丢人，自小我就不爱体育，对于游戏疯玩还行，对于真正的体育活动一窍不通。
跳高过不了格儿，跑步在最后……我记得在跳远达标时，我竟然跳不进沙坑。扔铁
饼时，我掌握不住方向，一个偏差，直向陈占伟飞去, 周围的同学们没想到我会只
扔那么近，又掌握不住方向，陈占伟慌忙伸双手去拦，可还是巧极了，打落了陈占
伟的门牙，若不是他伸手阻挡那么一下子，很可能出事故。可我又爱看体育比赛，
这个习惯是在宋屋中学时养成的。当时，中国的体操王子李宁，以及中国队的乒乓
球都极棒。张立明天天看了之后，到教室中大讲特讲，讲得眉色飞舞，引得我也起
了好奇心。到上重点儿初中之后，那时中国女排正横行天下无敌手，还有打乒乓球
的江嘉良等等，看得人极其兴奋。
那一节体育课，是短跑。乔文涛带着眼镜，但跑得极快，那一帮人，站在统一
的起跑线上，连挤带跑，实际上是分不出快慢的，反正我总在最后。自从上学开始，
以前的学校并不怎么重视体育，总是其他老师代体育课，好好坏坏关系都不大，而
这二中就不行了，专门有体育老师，体育器材也十分齐全。以前的体育课我已经怕
了，何况现在正规的体育课了。恰好那天我的胸处又疼了，还是在原来学校潮的了，
我就对王海峰老师说：我有心脏病，不适宜运动。王海峰老师一听就骂：“你为什
么不早说，假如出了问题我怎么负责？”从此我就解脱了，再也不曾上过体育课。
一天，我去找校医，因为我仍搞不明白为了什么，竟然后胸脯疼痛，校医当时问我：
“现在疼不疼？”当时是不疼痛，他就说，等什么时候疼了再来看。于是我走了，
可是我明白：这是什么时候也看不了的。因为疼起来时只那么一小阵子，若跑到医
生那儿，它就又不疼了，反正总不能刚好疼时在医生那儿。
初到二中那一段时间呢，经常地老是这样难受，我也就莫名其妙地发烦，我烦
得立下了一个誓言：“坚决不记同班同学的名字。”我真的这么做了，经常呆呆地
坐在自己位子上，从不理睬任何人，也不笑，也不恼，心止如水一般平静。不，是
心如死水一般沉寂，沉寂得要发臭了。刚开始上课，还没来得及选班干部，班主任
刘长岁老师就问，看谁敢于自荐，先代理一段时间班干部，马上，一个坐前边的女
生站起来，她长得稍微有一点儿胖，但显得很健康，可脸盘绝对一般，不是娇好。
她很活泼，但我并没有过多地关注于她，我听到有人喊她孙占巧，我就暗自用心提
醒自己：“不记任何人，别记，别记”。真的直到半个学期之后，我方才记住了班
上约三分之一人的名字，我都是在刻意提醒自己不记的。我的这个心理，使得在这
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我怪怪的，怪得呆头呆脑，实际上在这段时间，也并没有人
注意到我，只偶尔有人注意一下，眼中也是觉得在看一个怪人。我太怪了，以致于
精神总是萎靡不振，情绪直是悲观丧气。情意影响到身体，真的觉得病体越来越重，
虽然疼痛得明显不比初三时厉害，但更觉沉闷。至于为什么这样，我至今明白一点
儿，这是注定的。记得有一个算命的告诉我，说我在十六、七或十七、八岁时有场
大难，几乎要丢了性命，那算得挺准的。还有一个看手相的，说我在十六、七或十
七八岁时，生命线差点儿被邪线冲断，则表明有场大灾难。这真是不可转的定业，
不然为什么我会由初三时的一个活泼乐观的人，升到高中忽儿就变了，变得老同学
们也不敢相认，说什么心理障碍，怎么一下子就来了障碍？
反正我就是这么一下子变了的。
我换了新日记本，统本满是哀声叹声气的，连语言文字也满身是病。
回过头来，再说我们的班主任刘长岁老师。他是一个老教师，教物理的，虽说
人老了，可雄风不减当年，对篮球、乒乓球之类，比年轻人还在行，教物理也是挺
棒的。可惜的是，到二中后我是一忽儿优势尽失，数理化统统滑坡，文科就更甭提
了。刘长岁老师待人挺好，但我不喜欢他。实际上老教师们讲课，就这么奇怪，有
时候他硬是不给讲那么多道理，高中的物理已经不同于初中，不再是简单的常识类，
而是要更深一层探讨了。因此，有些东西已不是凭简单的经验就可知的，而非要经
过一翻思维推导。可刘老师呢，有时候问他，他就告诉你一个答案，或一个方程式，
然后说：“ 你就照我这答案，我这就是对！ ”我们学校每天早上都是全校学生以
班为单位在操场上跑步，然后共同集合做早操。有那么一次，别班已经全部到操场
上去了，可我们一·三班竟然人心那么地齐，统统地坐在教室都没有到外边儿去跑
步。原本刘老师是等在校门口的，人都光了还不见我们班，他急了，就折到教室，
见人都整整齐齐地坐在教室中：“混蛋，怎么都不动。”他可真是急，“体育委员
没来。”也不知是谁小声嘀咕一句。“这算啥混帐逻辑！”同学们马上夺路而出，
在教室外边也没有集合，自然地站成了队形到操场上去了。这一次是真的惹急了他，
而平常刘老师还是挺好的，刘老师教我们学订杆称，带我们参观实验室。我们学校
举行拔河比赛，他就告诉我们：“根据物理原理，你们最好每个人的口袋中都装满
石头……”惹得大家都大笑。在这学期快结束时，刘老师因自己岁数大了，辞去了
班主任职务，同学们还挽留，但并没有奏效。
我们的语文老师姓宋，大约四十多岁，讲课毫无生气，中气不足，就象一个老
婆婆。化学老师是个老头儿，他讲课声音极低，猛然间很不习惯，就象我刚听郭荣
祖老师 讲课一样。郭老师是声音太大不习惯，而这化学教师是声音太小了， 我坐
在中间竟然听不见他说的什么。这化学老师是在我中招考试时就认识了的。他监考，
当时我在毕业时照了一张像片，头发极长，盖住了耳朵，有一次我回家，刚好来了
一位不常上门的亲戚，她一见就惊问我妈妈：“什么时间有这么大一个女孩儿，我
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妈妈大笑。可我在中招考试时，理了发。在考场上，化学
老师看看我，对对准考证上的照片——准考证必须放在桌子上——好一阵子端详，
还把另一位监考教师也叫来，仔仔细细地验明正身，因为是我本人，我也就一点儿
也不心慌，随他们的便。化学老师因不是班主任，与我们接触并不多。数学老师叫
周作民，说话有些舌头不甚利落。历史老师叫周红怡，是个女的，讲课没什么特色。
政治老师很有趣，叫常明光，原本是个小学教师，以严厉著称，教课以死记硬背为
特色。不管什么人提出什么样的经验，他都是以不变应万变：必须背会。但他讲课
同学们都爱听，他会顺口说出一个一个的典故、闲话，道出一番道理，使同学们都
只是听，听后就忘，只记得闲话，说明了什么马克思主义原理却记不完全——主要
是记不准确原话，但常明光老师总要求死记硬背，以不错一字为标准。
上课么，就这么回事儿，一天天地过，我是一个“独角兽”，整日里默默。
还不到期中时，周红怡老师病了，咽喉有毛病，实际上是害了俗名叫老鼠疮的
病，就是淋巴结发生了病变，她请了一个多月假。一个多月不算太短，学校就请了
一个退休老师，不知姓名，是福昌人。
福昌是个挺有名的地方。在古代时，设有福昌县。唐朝时出了个诗人叫李贺，
人称他为“诗鬼”，在唐代的诗坛上可是大大有名。毛泽东就很佩服他的诗，可惜
李贺一生无得进入仕途，做诗又过于苦心，二十七岁时就死了。在历史上查他是福
昌人，但唐代的福昌也不知是现在的确切什么地方，现在只知是在宜阳西，大致是
现在韩城到三乡这一带。福昌有个道教阁，每年三月三福昌会，很热闹的。还有个
规律：几乎每年三月三都要下雨。这中间有个美丽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那一年
的三月三，有许多的人都到福昌去赶庙会，祖师爷（福昌阁中供的神）发现人太多，
要出事儿，挤死人，于是运用神通，扌[KG-*2]扇出云朵，下了一阵急风骤雨。 这
雨阻隔了一部分人，还没去的人就去不成了，近的人就急急忙忙赶了回去。以后，
每年三月三几乎都要下雨，或大或小。刚好在三月三前后，正是麦子抽穗的时候，
这场雨很及时。那个地方，一般春天都缺少雨水，因此很多人都信仰福昌阁祖师爷。
在八几年时，韩城人曾试图把每年三月三的福昌会（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商品交
易大会）移到韩城来。可数百年来人们已习惯于三月三福昌庙会，韩城又没有古阁
庙，韩城人的企图就没有得逞。阁下立有一块石碑，写的是这福昌阁属于文物，是
唐代诗人李贺的故里。可今年我回去时发现在三乡立了一块儿高大的石碑，由著名
的作家李[HT4,2”]准十[HT]写了几个大字“唐诗人李贺故里”， 还有一尊李
贺的石雕像。毕竟李贺是近千年前的人了，占了他的故乡可以为本地凭添一处人文
景观，说不定就能带来点儿经济效益。
新历史老师原本就是二中的老师，退休后赋闲在家。他个子不高，虽不算十分
富态，但也是够可以的了。他讲课很风趣，他讲到英国的圈地运动，马上捋起袖子，
在讲台上抖开了：“贵族们骑在马上，快马抖上个圈，然后扬起马鞭，大声地宣布，
‘喂，这圈子中的地都是我的’，于是这里边的地都成这个贵族的了，他们就这么
横……”尤其是“喂，这圈子中的地都是我的——”这一嗓子，至今回忆起来仍回
味无穷。周红怡老师病好之后，这老教师又走了，来时不声不响地来，走时仍然是
不声不响。
中期考历史那天，原来的天气挺好的，然而等到考了一半的时候，来了乌云，
那乌云来得急速。在家乡那儿，我记得那是唯一的一次来得那么急速的乌云。那乌
云只一会儿功夫，天全黑了，本来的上午真如黄昏一般，全拉亮了灯炮。“呜——
呼”，起风了，是狂风。“唰”一下子停了电，风太大，不知道是哪儿线断了还是
什么毛病，点蜡烛，却又被风吹得点不着。“到外边儿去考试吧。”老师宣布，于
是大家都到外边儿来，这一场考试全炸了锅，你想人哪有老实的，趁着乱的功夫，
全都照抄，不会的抄会的，会的也要翻翻书给自己的答案增加一份保险系数，这一
场考试几乎全是满分儿，最少的一个得了九十四分。“喳”校院中的一棵树被刮断
一枝，接着电闪雷鸣，骤雨疯狂而至，学生们急速地躲进教室……四十多分钟之后，
雨过天晴，学生们到了外边儿，大街边儿的树，几近有百分之六十，被刮得拔根而
倒。幸好的是，不知怎么回事，都不曾砸伤什么东西，只是阻挡了交通，学生们回
家也不骑自行车了，把车子就放在学校，近的走路,远的干脆就在学校吃。 这一场
大暴雨，从洛阳到洛宁这一路的树全都倒得七扭八横。这一段，公路高于民居住处，
积水太多，在下大雨的时候，人们用炸药炸开了公路路基,让水流出， 这场雨实在
超出了平日里人们的估计，过水涵洞排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以后修补公路时就在
炸开的地方增设了不少过水涵洞，可是这多年来又一直没有下过那么大的雨。
我整日里默默，心中并不舒服，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二中，我本来的优势
再也显现不出，我可是个活泼的人呀，但活泼也需有个资本呀。即使现在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我痛苦，但又无奈，连借口也找不到（我想到以前算的命，我只该
认命，可惜那时候我无接触佛教，只会消极的认命，而不明白去积极地转命），于
是，我整日里默坐，萎靡不振。
那是初冬的一个星期天，虽这个日期我记不得了，但这是个星期天我总也忘不
掉。
星期天，大家几乎是全都回家了，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我记得有孙占巧、
刘要亭、王亚丽等几位，在谈着乱七八糟的一些闲话、无聊话。先时我在位子上并
没有在意来听，其实我的内心中也渴望与大家交往，并且特别希望能够成为大家所
注目的人，但是我又莫名其妙地刻意不与别人来往。听着他们在聊些无意义的话题，
我发烦——其实这与我何干呢——我独自一个坐在位子上做自己的事，自己也和自
己较劲发烦——这又何苦呢——我不知道，统统不知道。我又禁不得渐渐地停下了
所做的事，开始听他们的谈话。“我考的分数不低，体育也合格，可惜眼睛近视的
厉害，所以没有被中专录取。”刘要亭说，不错，刘要亭的中招分数在我们一·三
班名列第一。“可惜，可惜！”孙占巧迭声地叫。在以后刘要亭的名次下滑，总在
七、八名左右。这孙占巧挺厉害，成绩好，体育也最厉害，什么话也敢说，有时候
搞得老师也没有办法。有一次，王海峰老师让大家赛百米，可孙占巧就是不跑。“
上课怎么能由着你。”“来月经了。”孙占巧竟那么大声的说出来，令人尴尬。王
亚丽则是一个绝好的女孩儿，据艾世清评价：“王亚丽以后绝对是一个贤妻良母。”
他们在教室中谈着闲话，我听了一会儿也慢慢加入了谈话之中，这挺自然的，
当然了已经记不得说了些什么。“东街有个学生，他有什么单位的记者证，有一次
拿着记者证去塑料厂采访拉赞助。”“这个可不好，我们可不愿干。”“我也有记
者证，是《文艺报》和《山西文艺》”的。我顺口在胡扯，他们很惊讶地看着我。
在那个时候，有千千万万狂热的少年，都在向缪斯献殷勤，都自称文学爱好者。这
一股热潮虽说比不得经商热，下海热，但情形也是十分的可观。在学生中，尤其是
在八五年龙新华的《柳眉儿落了》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写下了早恋、爱情这个
题目，甚至有不少社会上的人写这早恋，后来北京还出过一本《中学生笔下的早恋》
。这许多的东西，不能说没有好的，但几乎可以说是泛滥成灾。水本身无有什么好
环，但数量的多少会影响人们的感受。文学青年能够发一些作品，就很不错了，能
够得到记者证，不见得这证件就有多大价值，这只是表明自己在文学道路上有了一
定的成绩，多了份向路人炫耀的资本——当然，这是指非国家正规培养出来人物的
证件，而是从文学路上弯弯而来得到的证件。这弯路上得到的反而更有必要炫耀。
实际上，在我顺口扯出那话时，我根本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真的有一份《文
艺报》，而《山西文艺》则是不存在的，有一份《山西文学》倒是真的。他们也不
知道这《文艺报》与《山西文艺》是到底怎么回事儿，我说是这单位的记者，他们
也就相信了，因为我从来就不说话。人永不说话，一说出话来就是谎话，谁能想到
是谎话？他们相信了这两个单位，应该来说《文艺报》、《山西文艺》的记者有多
大份量，可想而知，但这单位级别不低，于是在文学爱好者的心目中也很神圣。
我很奇怪，我为什么要顺口胡扯。我的心里很矛盾，是啊，原来很引人注目的
我怎么能够耐得了默默无闻，然而到二中后，我的成绩下滑厉害，再也不能凭成绩
在头上罩一圈儿光环，我要另辟蹊径。曾有那么一次，我偶尔看见一本书上有：“
……有的人吃火柴头，这火柴头会使人致癌……”癌是够可怕的，于是我也就吃火
柴头，我希望自己得癌，这样可以使人注意到我，至少提起我，大家知道“就是有
绝症的那个”，本来的风湿性心脏病到二中后，随着条件的改善，已渐渐好转，可
我却是精神更加萎靡，这是否精神病什么的，绝对是，是心理障碍。这凭病来使人
注意，毕竟保守，他们正谈着的“记者”这两个字眼一入我脑海，我竟恍然地顺口
扯上了。
“我怎么能这么说。”随后一段时间内，我总心中不自在，独自躲个地方，狠
狠地抽烟。“这记者证是要实在地拿出的，我拿什么出来呢？”我心不安，精神恍
惚，如同做了贼被当场抓获，真是“做贼心虚”。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想收也收不回来”。“话说出去，被风吹跑了，
别往心中记。”我在自心中也是翻来复去地想，为那谎话而不舒服。想来做一个人，
一生说了多少谎话，那许许多多的谎话，只会在心中微微动一下子而已，并没有使
心反复，反而平平淡淡地过去,如风般无影，可这一次的影响却一直持续了好久。
在当时，文学爱好者挺吃香的——甚至连一些鹊桥广告上把这个也列为资本—
—若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则在其他人的眼中，你的头上就多了一层光环。
很快的，有人来探问情况了，我真想说：“我那只是顺口说着玩的。”因为我
毕竟还有知耻之心。可是我实在耐不了心中的默寂，说出的话就总是软沓，推推脱
脱。想忏悔，可到嘴边儿却又含蓄地承认了是记者，说我是有记者证件的，况且我
总是不明明白白直直爽爽地说出个“有”字，他们也就不好一直追问，不好明白地
要看证件，且还以为我是谦虚。
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满足感逐渐压倒了羞耻感而占据上风，再有人问一
些什么东西，我也就顺口说。我顺口与人说些关于文学、新闻的东西，其实我只是
在乱说。从此我就多看些关于文学类的书籍，以便与人谈时知道些，不至于太外行，
实际上也应该说，这不是完全没有一丁点儿好处，至少使我翻看了许多文学、新闻
类的专业东西，而不是如以往的只看作品，这样使我的文学鉴赏能力提高了不少，
不再是以往的只能人云亦云，而能够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见解。
我向老师请假，说要到二十七中去参加一个青少年文学研讨会——这当然又是
假的——老师很痛快地答应了，因为学校仅我一个“记者”，虽说我自心明白我是
冒牌的，但他们还都认为我是真的。“其实我并不是记者，但说的人多了，说的次
数多了，我也觉得真如自己是一个记者了。”于是，我就骑上车子在洛阳兜几个圈
子。在城里人太多，遇住熟人的机会就多，我就折向郊区，到菜农们那儿看看稀罕。
在南昌路,有个人非要让我玩游戏机，死赖着不让我走，最终他也没有得逞。 我不
理他的碴，他也没有法子。
晚上，我住了一个旅馆，不记得名字，住一晚伍块钱。虽说不贵，可我也觉心
疼，因为我爸几乎从来不给零花钱。我这次出来是诳家人了一次，骗大哥哥了三十
元钱（我已记不清是怎么骗的了，当时大哥哥在杜渠中学任校长），我就拿了这三
十元钱到处逛，最后还剩十多元。
骑了一天的车子，我已经累了。一到旅馆，我很快就想睡觉。我住的四人间，
另外三个是做生意的，都在三十岁上下，人看起来挺好的，他们问我什么地方人，
我怕追问，就说是郊县的。他们很高兴，说都不远，他们是嵩县人，就让我喝水，
他们泡的糖水。实际上我很面薄，我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现在喝杯水已是很奢侈
的了，同屋的三位看我实在是疲倦，就让我先睡，他们三个打缺角牌。
天刚亮，我起来，整理好被子，骑上自行车走了。我手伸进包里一摸，本想去
掏原来所带的几个馒头，可却掏了一手腻腻的东西，仔细看，却是包里带了一袋雪
花膏之类的玩意儿，一个男娃娃，出门带什么胭脂，真是邪透了。
中午时分，我到了东街中学，去找乔文涛与张永红。他们当时不在宿舍，有人
帮找他们，我就在宿舍中等，一会儿永红来了，扯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闲话后，我就
睡下休息，一直睡了好久。醒来时，已不早了，乔文涛也来了，已经这几年过来了，
当然记不得说的什么，况且都是无关紧要。有东街学校的学生们在唱歌，他们唱的
很好。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地即赶到二中，有人问话，我就告知说是本定的会，可晚
上太杂，人不得安宁，受不了，我的话刚讲完于是就回来，没等会议结束。我骗了
家人，内心并不安生，就赶紧回家。虽说不是星期天，真亏回来了，在我去找了大
哥哥骗得他三十元钱后，他很快就觉察了，他以为一定是我做下了什么大坏事儿，
要远逃，不然怎么会去骗他那么一点儿钱呢？他也知道爸平日里根本不给零钱儿，
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就回家去催问爸爸，把爸爸也说得寝食难安，正在一家人
心烦之时，我回来了，爸爸把我骂了一通，爸本来说若再等上几天还不见我的踪迹，
就要去找的。
说瞎做假，心中也很不安，可是，能够满足我的虚荣心，又使我害怕孤寂。在
这苦苦难耐中度日，心也受熬煎。白天，我说大话，夜晚，我做恶梦；有人处，我
口若悬河，无人处，我扪心自问……
我要众人注目。
一次在假期中，我千方百计搜寻到一些百科题目，凑在一起，我说，这是我们
《山西文艺》社现在又要招收一批记者、通讯员，这题目就是考试题目，因为记者
需要的知识面极其广泛，故有这些题目——其实我根本不懂，记者本不可能这么来
招——我想该挑选王跃学、周柏涛，我是这样想的：过一段时间，就说他们成绩不
合格，全部落选，这样就与我无碍了。
我在路上碰上了程相伟，这个人物有必要介绍一下。
大概是在刚入二中开学后第二个星期的某一天晚上，我们正上晚自习，一个小
矮人腾地一声推开门，很霸道地走向教室后排。同学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都惊
谔地看着：“这个人怎么从无见过，又这么地横。”教室里已经坐满了，只后排靠
墙有一张桌子，那是为同学们放吃饭碗筷而设的。他就搬起碗哗啦啦地往地上放。
“看他在这儿这么放肆，一定是极熟悉这儿，是不是原本的老学生，现在开学调班
后走错了教室。”有人这么小声说。这个小矮人的所为惹恼了一个人，就是我们的
体育委员方开作——或许是黄开作，方言浓重，方、黄不分，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
到底是什么字儿——方开作吼叫了一声：“慢点儿！”陌生人不理他，方开作也很
蛮——他个子大——他又吼叫：“你这小子找死！”方开作一把揪住陌生人的衣服：
“你再横我掐死你！”陌生的小矮人被掐得无可奈何。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程相伟，
随后我知道了程相伟家有饭馆，还有药铺，有点儿钱，但也不算很有钱，因有钱而
傲，没料到刚到二中就栽了跟头。
我碰上了程相伟，他得知我是为了《山西文艺》的事儿，就极力也要考试，也
想得到一张记者证。无奈，就让他报名，本来我与他并不熟悉，我们不曾来往过，
况且他在我印象中并不怎么样，但他既要“受骗”，那就随他便了。
第二天找了王跃学，但王跃学并不热心，后来找周柏涛不着，因为周柏涛家我
不知该怎么走，就想算了。程相伟给我推荐孙红伟，他告诉了我孙红伟家怎么走，
但他有事儿，不能够带我去,于是我就一个人去了孙红伟家。孙红伟家很好找， 他
家的门正对着影剧院后门。孙红伟一家人都待人很热情，我面对这亲热简直手足无
措。招待吃饭后，孙红伟开始做题，但有一道不会做，我也说不准。我二人就一同
找张治国——张治国以后会谈到——但张治国资料也不全，于是还没有做出来。最
后是文章，孙红伟急时赶不出来，我就给凑了一篇。
题答完之后，我就拿了卷子，这孙红伟非要与我一道去，当时我告诉他说，
刚好《山西文艺》一位记者在此地，让他带回去就可以的了，孙红伟也要去, 那怎
么可能呢？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编织的谎言，带他到哪儿去找那个记者呢？他非
要去,我就让他在记者站外边儿等着，我一个人跑到里边儿转了一个圈子， 回来对
他说一切都做好了，事儿既已做完，那么就往回赶。
一个星期之后，我告诉他们几位，因成绩不合格，三位都落选了。这就怪不得
我，你们自己成绩不合格，与我有何相干？
八八年元旦到了，一·四班和一·一班都要举行个简单的文艺晚全，我们班不
开，我们班学生就到一·四班去看了。一·四班周作民老师点名让我表演一个节目，
我不爱唱歌什么的，就当场做了一首诗，应付了事，事后周作民老师还问我为什么
不唱支歌儿，但我不喜欢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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