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容易的

一

　　八岁那年，我已经想到过死。

　　那时候，不知道剧烈的关节痛是出血的缘故。每次发作，母亲总说我不听话，又在哪里碰伤了。当时，医院对这病也还缺乏了解。每次急诊，医生总让我摄片。x光室在住院部，要走很长很长的路，还得穿过一条树木浓密的甬道。在没有月亮的夜里，那甬道显得特别长，树影婆娑。阴森森的。我匐在瘦小的母亲的背上，听母亲一路的抱怨，心里又恨又愧。母亲心疼化钞票，摄一张片子要四五元钱。这钱化得冤枉，正象我的病，也是冤枉的。我想，我是不应该生病的，正象这关节痛不应该摄片一样。我怀疑，摄片是医院设下的赚人钞票的圈套。

　　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老是不高兴。

　　胳膊裹上绷带，端只小竹椅，坐在家门口晒太阳。母亲不许我去马路上“野”。我应该听话了，母亲为我又用去了许多钞票；再说，敷着药料的关节还在隐隐作痛，万一被那班野蛮小鬼碰了，又要痛得夜里睡不好觉。

　　冬天的太阳真暖。真温存。它伏在人身上让人懒洋洋的，想睡觉。

　　那时候，母亲总怀疑我得了一种奇怪的风湿病。晒太阳，可以治风湿病，大约是听她的阿奶说的。她几乎下定决心要用太阳光来治愈我的关节痛。这不需要钞票，决心下得起。于是，每次发病后，我总要接受日光治疗——近年。随着西方文化的渐染，连小学生都知道“日光浴”可以健身。可是，在二十多年前，从我一宇不识的母亲嘴里道出“日光疗法”，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

　　我眼怔怔看着我的小朋友们在我家门口那条还算开阔的蛋格路上“斗鸡”，在“九间楼”前那片空旷的泥地里打弹子。他们叫喊，我也在心里喊叫几声，见他们因作弊而争吵，就暗暗评判一番。有时，我也跟着他们笑，忘却了自己，忘却了自己的病。不过，我不敢大声笑。大声笑，要牵痛肿胀的关节的。

　　太阳真好，真暖，象一床新的棉花胎。我迷迷糊糊，把头搭在竹椅的靠背上睡熟了。蒙胧中，我被两个人的问答声吵醒了。一个拎马桶的过路女人在同坐在我身边那只大竹椅上的老婆婆。老婆婆住在对面九间楼第五幢底层的最尽头。她的家，我只去过一次。那次，我突发奇想，想搀她过马路。过了马路，她说她亲戚送给她许多大苹果，每次出门衣兜里只能带一个，到家里正可以多拿几个。跨过一道又一道门坎，穿过弯弯曲曲的走廊，绕过水斗、井台，最后才是一个小小的天井，被周围的高房子箍着。晒不进一丝阳光。就这么一次，我再也不愿去了，哪怕他把我所有的口袋都装满最好吃的东西。那天井冷，从墙隙和石板缝里爬出一片惨白凄绿的阴冷。她的家更冷，只有一扇小小的窗。因此，她就在我家门口，放了一把带靠背的竹椅。起先，那把竹椅是固定在隔壁于家的夹弄里的，后来因为于家的儿子——和我同岁的阿文爱哭，才转移了。红中透亮的竹椅象征着丰富多彩的零食：干的、湿的、长的、扁的、高级的、大路货的……她那身层层叠叠的袍裙简直象只魔袋：手往里一伸。便会出现令人馋涎的东西。竹椅放在谁家门口，谁家的孩子就不用去隔壁的南货店了。竹椅从于家夹弄移到我家门前的初期，阿文是很不高兴的。他对老婆婆吐唾沫，有时还无缘无故骂我一句，然后迅速逃跑。他知造，我追不上他。老婆婆在骂过几次、跺了几次拐杖以后，就宽恕了他。见他哭停，从家门出来，便远远向他招手，接着手往袍裙里伸一伸，然后握成拳头伸向他。缀满老人斑的手背慢慢向下转，猛地五指一摊，白精精的手心里准是一样好吃的东西。阿文从不会客气，总是拿起就吃，不象我和妹妹。母亲还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要我们在吃人家东西的时候道声“谢谢”，否则，宁可不吃。我们这种条件反射式的礼貌，博得了老婆婆的心欢。也许这才是她把竹椅移到我家门口的原因。

　　我觉得，我胜过阿文的地方还有许多。他嘴馋，嘴“刁”，要吃好东西。可是我尽管也馋。但不“刁”，只要是解馋的东西。马马虎虎都能吃。母亲从不买零食给我吃。买零食的钱。都给我看病用完了（连同妹妹的那一份）。阿文不管，不好吃的东西，张口便吐。有一天，老婆婆给阿文吃一颗橄榄，他接过往嘴里一塞，使劲嚼了起来。

　　忽然，他眉眼乱挤“呸”地吐了，还拼命咳。把残留在咽喉、舌面上的唾沫，统统吐在老婆婆的脚下。这时，老婆婆的那根乌光发亮的竹节拐杖举起来了。那根拐杖，老婆婆使用十多年了，通体发红发亮，握手的地方，恰是竹根。竹根被老婆婆的掌心磨成了一个囟门凸出的老寿星星。阿文没料到老婆婆会打他，没有逃。“笃”，恰是那个“老寿星”击在阿文的脑门上。“坏蛋！”老婆婆用绍兴官话狠狠骂了一句。阿文愣了愣，用手捂住脑门，也恶狠狠回了句。“死老太婆！”

　　便迅速向家里奔去。我看见，阿文在逃窜时白了我一眼。这次，他没有哭，我感到奇怪。我知道阿文白我眼睛的原因，那橄榄我也吃了，可是，我没有吐！现在想来，阿文脑门上的那一下，换得有些冤枉。

　　因为，那橄榄的味道确实不那么好尝。甜，是一种腐败的甜，苦，是一种变了质的苦，酸——我说不清楚。我所以没有吐，是因为我还指望以后能吃到好一点的拷扁橄榄。

　　老婆婆所以喜欢我，还可能是由于我的病。据说年轻时，她当过耶稣会的护士。在腿脚灵便的时候，大南门的清沁堂，她一星期要去好几次。到我八岁，她的腿已经不灵便了，偶尔，她还要请人扶着去。

　　她有—个女儿，未曾嫁人，是退休的小学教师，脾气古怪，母女俩的感情不融洽。每次去清沁堂，她总由远房侄子陪。她有许多远房侄子。

　　“文化革命”开始后，清沁堂，她去不成了。不多久，她也死了。

　　我记得老婆婆会唱很多的歌，哼哼哈哈的，歌词听不清，调头好象变化不多。最近这两年，我在家门口常能看见一个老头，神态自如，红光满面，疾步如飞，大声地如入无人之境地反反复复地唱一句歌。

　　外甥女说那人是精神病，母亲也这么说。我却以为并不尽然。仔细听，那一句的歌调，我似乎熟悉。一年前，因为病得寂寞、无聊和不耐烦，我拐着腿去重新开放的清沁堂。走进那幢红墙、尖顶、大铁门、嵌有红绿窗玻璃的大房子，扑面就是一片炽热、嘹亮、忘我的歌声。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