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容易的

七

　　这样，一点点地直至装满一小碗。

　　母亲要哥哥每天必须抠满两小碗，否则，不许吃饭。哥哥体谅母亲，再说，我腿上那日益膨胀的肿块，他也看不下去。这工作需要耐心，开始，他很乐意。用一根长长的竹竿伸入清冽的深深的井里，本身很有趣。但是玩久后，他就不耐烦，端回家的黑糊糊越来越少，而需要量却越来越大。因为，井泥数天敷下来，我的小腿透明发亮，似乎能看见鼓囊囊的液体。它不见凉，反而更烫，而且，还隐隐作痛。

　　我应该去医院。我知道，那不是什么“热毒”，而是在出血。但是，我没有说出口。母亲仍热衷于井泥疗法，甚至还去挑来一大桶井水，要我把整条腿浸在冰冷的井水里。钻心地痛，也钻心地冷，那痛和冷交织着，味道不好尝。

　　井泥疗法，属于“外科”。它不见效，母亲只好求助于“内科”。

　　“内科”就是吃西瓜。那时，正值西瓜上市。隔壁南货店在挑灯叫卖。

　　于家伯伯作古不久，附近的小捣蛋几乎不约而同开始和“阿胡子”捣蛋了。他们有时把店里放在墙角边的排门板悄悄拿去一块。等到夜里南货店打烊，店门关不了，只好等中心店派人来值夜班，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有一个好小囡劝“阿胡子”去找找。“阿胡子”去找，什么阴暗角落都找遍了，最后才在五十公尺远的厕所里找到那门板。有时候，十几个小捣蛋排成一圈，围住南货店，挡住那些敢于进店堂买东西的顾客……“阿胡子”终于被调走了。后来，领导上调来一个老头。那老头，门牙突出，而且特别黄，牙缝常渗血。一盏昏黄的二十五支光电灯泡，拖着老长的线。吊在一根扎在凳脚上的竹竿顶端。灯下。两块门板上，放一只玻璃架子，那架子里放西瓜。牙龈炎伯伯卖西瓜想必至多是半路出家。他捡出的西瓜，大多半生不熟。那时候，是一色的平湖瓜，每只都有八九斤重。一刀下来，卖不掉，就放进那只玻璃架里。买西瓜的人越多，那玻璃架里的西瓜就越多。牙龈炎伯伯用不太嘹亮的嗓音唱流行的卖瓜歌：“……西瓜要卖煞勒哩甜个嘞！”

　　但是那歌从他嘴里唱出总不大对劲，那“煞勒哩”听起来好象是“杀癞痢”，而且劲道又用过了头，恶狠狠的。

　　玻璃架里的西瓜装满后，围观的人也多了起来。大家冒着一身臭汗，等候着处理那半生不熟的西瓜。见好瓜没有生意，牙龈炎就开始拍卖生西瓜了：“五角”，“三角”，“二角”，“一角”——大家可能是商量好的，谁也不动心。于是，一只只偌大的西瓜，只好“三分、两分”贱卖了。

　　几乎每天，母亲总能化七八分钱，捧回两三只大西瓜。一只瓜给我的姐妹们分，另一只则由我一人独享。即使我刚喝完稀粥，母亲还硬要我吃下那只足有七八斤重的西瓜。她说：吃，你多吃点，吃完，多小便，让“热毒”从小便里冲出去……

　　说实话，我宁可喝白开水，也不愿吃这种红不红、白不白的也算西瓜的瓜。不过，为了那日益红肿的小腿，我只好拼命吃，撑开肚皮吃，吃得肚皮微微发痛。

　　后来，我拒绝吃西瓜了。这么多西瓜，我怎么吃得下。善良的牙龈炎伯伯知道了我的“热毒”。即使在大白天，他也让我家里人去拿西瓜：半生半熟的，只生不熟的，甚至倒瓤变质的……这时候，我的小腿肿胀加剧了，而且还发烧，每天四十度。看来熬不过了，母亲狠狠心，喊来一辆三轮车，把我送进了医院。

　　母亲终于胜利了。医生重新开始对我作治疗：先用500cc的注射器，每天早夜两次抽小腿里的脓水。每次，他们总能抽出几大管。黄黄的、稠稠的脓水象炼乳，而我那小腿象一头产奶率极高的奶牛的乳房。看来注射器也对付不了那只乳房。于是便开刀引流。

　　在那时看，手术室很大，空荡荡的，净是些亮锃锃的铁家伙：铁床、铁椅，铁盘子。我害怕了。我不愿意开刀，宁可锯小腿！出于无奈，我喊了声妈妈——以前，即使在最害怕的时候，我也不喊“妈妈”。

　　我认为，男孩子是不能随随便使喊“妈妈”的。可是那天，我喊了，声音是嘶哑、恐怖的，而且微微颤抖。那喊声在母亲和大姐听来，可能极为伤心。她们都流泪了。后来，我知道，他们是应该流眼泪的。

　　医生曾经对她们说过：我完全有可能由于失血过多，死在手术台上——那病是动不得刀的。要动刀，就必须准备足够的血浆。母亲由于钱的缘故没有为我准备。在那时那刻她一定后悔莫及。医院还让她在一张什么纸上签了个名。母亲不识字，更不会写。要她用手写字，在她看来一定是性命交关的。她哭了，是有点生离死别的意思的。

　　我睡上了手术台。外面正是个“知了”鼓噪的暑热天。那一声声“知了”、“知了”，在我听来是一句句的“死了”、“死了”。那声音一阵阵的象海浪，一层滚过，又一层层滚来。我想起被关在手术室门外的母亲，突然觉得心里难过。我有话要对母亲说，有许多许多的话……

　　一位戴大口罩的男医生不许我说话。他的口气是严肃的。他拿来一只小碗似的东西，碗里好象放着些什么，被白纱布包着，我看不见。

　　他把那只“碗”扣在我嘴上。顷刻，我闻到一股强烈而呛鼻的气味。

　　我挣扎，用手推开它。我喊叫……我觉得他们在搞谋杀。“你觉得难闻，就大口往外吹气，对，大口吹，用劲吹……”我上当了，因为我越往外吹气，吸进的东西就越多。在几秒钟内，我死了。

　　太阳，一轮初升的朝阳，红彤彤、圆滚滚的，悬挂在我的额上。

　　但它又不象太阳，不那样炽热。是蛋黄——一枚被敲碎蛋壳盛在白瓷碗里的鸡蛋黄，吊挂在我的眼皮上。可它不是蛋黄，它比蛋黄更圆、更红。是冷却了的缩小了的太阳。是加过温的放大过的蛋黄……它就在我眼睛的上方。远处，隐约似有生命在唱歌。歌词我听不清，歌声也不具体。究竟是什么？究竟有没有？我努力想弄明自。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总在想。

　　为了少化钱，我的小腿被吊了起来。想出这种简易而又可行的止血法的，一定是个绝顶聪敏的人。直至现在，他仍然赢得我无限崇敬。

　　那小腿虽然被吊了起来，但是血依然从白纱布里渗出。雪白的绷带，染上了一朵朵血红的牡丹。花瓣是紫色的，而花蕊是鲜红的。我的小腿被装进一个凹槽里。脚后跟的嫩皮对着态度生硬的硬木板，那种火辣辣的痛，犹如放在电炉上慢慢的烤猪蹄似地烤，直至现在，只要一想起来，我的脚后跟就有条件反射。

　　我被吊了三个月。我嚎叫，求饶，喊漂亮的阿姨（护士），伟大的医生，聪敏的工务员叔叔。总之，乱七八糟，以前学过的“称谓”，随便搭配上学过的形容词，都拿来活用。每当我喊叫得最厉害的时候，总有个上了年纪的护士，探进半爿脸，露出半顶护士帽——她不敢进来。怕传染，对我冷冷的。语气平稳的、但针对性极强地叨叨——“自作自受”、“自讨苦吃”、“自该死”，还有许多“自”字当头的词句。现在我在写文章时，所以养成了不滥用成语的好习惯，大概得感谢这位语言大师。

　　半年后，我带着小腿上三块难看的疤痕，拖着再也提不起来的左脚板回家。母亲不准我常去“九间楼”，她怕我闯祸，那里“动刀动枪”的人多，武腔得很。但白天她要去上班，夜里，家中需要缝缝补补、洗洗刷刷的东西又这样的多，她哪里管得住我。我爱去“九间楼”，是因为那里能人多，我自幼有学习英雄的强烈愿望。在“九间楼”众多的能人中，我最佩服罗夫和罗宾——凭这名字便可知给他们取名的父亲是如何不同凡响——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