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容易的

十八

　　怪不得，坐在我斜前方的那个清秀的大个子女同学总要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我。女孩子早熟，她早在注意我了。是的，我也发育了嘛。就这样，我看了足有十分钟。我不能再看了。越看，我心里就越难过；我为镜子中的主人公惋惜，再看，眼泪是会看出来的。而这时，我是不应该哭的，哭不吉利的，我从小就知道。我不哭出来，就不不吉利了。

　　我看镜子的时候，母亲和大姐也在默默地注视我。仿佛，这是她们的最后一眼了。她们睁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尽管我没有看她们，我却感觉到了。我不知道她们是怎样想的，但是，在我放下小圆镜的那一刻，我确实看见大姐眨眨眼睛，上身微微抖索，打了个冷战。

　　夜深了，母亲回家了。那天，又是大姐陪夜。她有孕在身，我不愿意她陪夜，倒希望其他兄妹来代替她。一定又是她执意要陪，我很过意不去，再次感到，我的出生本来是多余的，是实实在在的累赘。

　　我不能蹙紧眉头了，而是要显得轻松些，让她伏在我的床沿上好好休息。可是，一阵难过之后，一股血腥的东西又从心里涌了上来。我又吐了，翻江倒海，要死要活。白瓷杯又满了，那血是鲜红的，泛着泡沫……大姐飞快朝医生值班室奔去。医生来时，我只感到气喘、恶心、头晕。胶布带绑上了，我的胳膊在发胀。医生放下听筒，我听她紧张地咕哝了一句，好象说了个数字：四十，二十。成年后我知道，那是收缩血压四十，舒张血压二十。医生紧张了，大姐更是紧张。他们说着话，迅速朝外走去。不一会，大姐又慌慌张张转来，她怕我这里发生意外。不一会，医生也急急闪进来。她摊摊双手，说：“这么晚了，哪里去找输血的……除非，你们自己解决！”我看见，大姐在低头犹豫。又要输血，我不愿意。脑子里一阵眩晕……我睡去了。

　　我醒了。蓝色窗帘布的缝隙里，黑色的夜渗漏出微微的白光。天要亮了，可是，我听不到鸡鸣。我的精神完全复苏了，原来靠的是它——补液架上挂着的两瓶殷红的血浆，一根紫色的橡皮管正把它引入我的胳膊、我的血管、我的躯体。生命又被点燃了。我的身边，大姐耷拉着脑袋，棉衣被在肩上，正趴在我的床边沉睡。是啊，她太累了。

　　我感到了一种安全感，又睡去了。蒙胧中，我听见母亲在轻声责怪大姐。大姐低着头，脸色苍白。她紧咬嘴唇，一声不吭。出了什么事了？我担心，大姐会哭出声来。她没有哭，拢一拢散乱的头发，看了我一眼，拖着疲乏的腿，默默向外走去。母亲在她背后唠叨，就在那扇门即将关上的片刻，我看见大姐在对我笑，我又觉得她是象在哭，有种依依不舍的情态。

　　不久，我知道了。半夜里大姐给我输了血，而且输了40 0CC.当班的护士对我母亲说：“让她抽200CC，她偏要抽400CC，抽到300CC抽不出了，她就是不让我拔针头……”我看见母亲的眉毛抽紧了。她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既有怨恨，又有怜悯。

　　一整天，大姐没有来。第二天，大姐也没有来。我问母亲。母亲支吾着说：“让她好好睡觉。”不知为什么，我仍不放松提问，母亲被我问急了，才告诉我，大姐流产了。

　　属于她的小生命死了，为我而死，而我本不配活的。我想。

　　我每天仍然需要200CC鲜血。我依然吐，一口一口的血，盛满一缸子，又一缸子。我想我真的要死了。这时候，我总在想一个人。希望还能看他一眼：是站在我眼前，而不是出现在梦里。我想摸摸他粗糙的手。在童年，十年前的冬天，天出奇地冷，我趴在门前，等候着有人回家。刀片似的冷风，从门缝里刺进来，割痛了我的眼睛，眼泪哗哗地流着。我寂寞、寒冷，觉得委屈，正想哭，门乒乓响了。我赶快踮起脚尖，去拧门锁。可拧了半天，还是拧不开。一阵钥匙声响，门开了。接着，一双厚实、宽大、暖烘烘的手，紧紧捂住了我那双冻得通红的、僵硬的手。那是我父亲的手。在最漫长、最寒冷的岁月，在我感到最寂寞、最痛苦的时刻，父亲的手一直紧紧地捂住我……

　　童年时代，我是崇拜父亲的。年龄稍长以后，这种感情淡化了，确切地说是变得复杂了。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外出赚钱谋生。解放前夕，他已经盘进了一家小小的杂货店。公私合营后，他被安排进了工厂。由于我的病，父亲更认识了钱的重要，更爱钱了。于是，他变着戏法让手里的钱变出更多的钱来……当然，他的谋算是失败的，更是错误的，为此，他的生命史上发生了一个巨变：从一个自由人，变为一个失去了自由的人。那年，正是困难时期，我刚度过六周岁生日。

　　那天，是父亲的厂休日。我从幼儿园回家，一路上揣着一个渺小而又美好的奢望——向父亲付一角钱。路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感，使我觉得高兴，我走得紧，甚至微微出了汗。回到家里，我愣了，家里被抄了……因此，直至现在，遇到再高兴的事，我总是高兴不起来。

　　我感到，在高兴的时候，总潜伏着一种祸灾，一种意想不到的但确实存在的祸灾。这种观念，一直深印在我意识的最深处。

　　父亲要回来，是哥哥对我说的，电报已经发出两封，还给那里寄去了一张证明。事后我知道，所谓“证明”就是我的病危通知。我暗暗高兴，又很担心，我终于能见到他了；他能赶回来么？我恐怕等不及了。他来了，我就要走了。

　　他未得这么突然。深夜十点钟，他在哥哥的陪同下，轻轻地快步闪进门来。我正在昏睡中，忽然，我得到一种感召，猛地醒来，霎时便觉得异常的兴奋。或许，那就是以后我所信服的心灵感应吧。他上身穿一件咖啡色的帆布工作服，那是他还在那家工厂当工人时发的。

　　现在，工作服已经退色了，显出一块块深浅不同的斑点。衣服这么破，怎么不换件好些的——我想，似乎在抱怨、责怪。他没有戴围巾，脖子上有一条已变成暗黄色的白毛巾。那是条大毛巾，在喉咙口打了个大大的结，象一朵即将凋谢的菊花。他的裤子也是破的，膝盖处补了两块唱片似的大补钉。那时候，缝纫机还不多见，穿着用缝纫机打过补钉的衣服，竟然还会产生一种自傲感。这补钉打得整齐，不难看。

　　因此可以断定，那裤子准是父亲会客时才穿的。他的脸色熏黑，活脱一个老农民。在我家的五斗橱里，至今还有我父亲年轻时代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