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容易的

三十

　　她说：没有机器。我说，没关系，不要机器，我也可以试。我看见她在犯疑。她准是在想：这人是否有精神病？她把耳机递给了我，她直愣愣地看着我。我把耳机套在头上，眯起了眼睛，用“心”去谛听那远远近近的声音。声音还有，但朦朦胧胧象梦里听到的，有一种安人心魄的恬静。“怎么样，声音还可以吧，是立体声？”一种冷冷的、模模糊糊的声音从耳机外钻进了我的耳孔。我慌忙摘下耳机。“也真是的，哪能这样试……”她嘀咕着，要把耳机装进盒子，放入橱窗。

　　“慢，声音还可以，耳机我要了……”我利索地拿出了钱。这下，我看清楚了，她翻白了眼，痴痴地看着我。过一会，她终于问：“你买耳机派什么用场？”我说：“隔音”。她恍然大悟，并立即表示深切地同情。她告诉我：她家住沿马路，汽车喇叭声连日不断，休息不好。

　　我点点头，想，休息对我来说是次要的，写作才是最主要的。她问我：“你上夜班，白天睡不好？”我苦笑，对她怎么说得清。

　　耳机将把我带入一个无声的王国，我可以平心静气地做我的梦了。

　　可不久，我发现那耳机并不能给我带来安宁。没有戴耳机的时候，除了大音量的声音，我对那些微如蚊息的轻音，是抱着超然态度的。现在，戴上那东西以后，它好象立即告诉我的耳神经：请注意听，一点一滴都不要遗漏啊。这倒好，平时那些不值得留意的声音，现在却变得格外刺耳了。我知道这是心理作用。这时候，耳神经根本不能接受这些声波，而“心”把它们全塞进了耳朵。我那颗心还是多么地贱，多么希望被诱拐

　　白化了十七元钱，我的情绪糟透了。我抱怨起自己的家庭，而且常常把这档节目安排在吃夜饭的时候。我这“家庭生活述评”一广播，弄得辛劳了一天的全家都不高兴。母亲听不惯我的牢骚，便说：是啊，你投胎没有投准，投到了这幢破房子。她一开口，我就低下头默默地扒饭。这样，我就更有理由觉得在这世上自己扮演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角色，我就更有理由恨这世上的一切，与这世界决绝。

　　终于有一天，我差点用剪刀朝自己的喉咙狠狠戳去。

　　在这前一天，禾润和我约定，要我把那篇写了两个星期、自己很得意的作品，带给他们去看看。这种沙龙性质的聚会，曾给过我许多帮助。禾润是我崇敬的一位文友。他比我年小两岁。家庭的熏陶和环境的影响，使他从小便具有较高的艺术素养。周围的文友，都喜欢把自己的文字拿给他看。他为人友善，对艺术极为虔诚，且能说得头头是道。他说我有形象思维的天赋，但后天的文字能力大差，因此，我更期待得到他对我文字的首肯，就象盼望得到恋人第一个吻。

　　那天，我到得很早，又念得很卖劲。读完了，谁也没有开口。他们准是怔住了。于是，我谦虚地说：希望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有利于我的进步。“好，我不客气，说几句。”禾润长得很秀气，象个温文的女子，但他对艺术却一点不随和。他曾经对我说，在认真写东西的前一天，他是不吃肉的。他在屋里写东西，即使邻居在门外剁肉酱，也得搁笔，否则，他认为笔下流出的句子就会不清、不纯、不美，掺进一股肉腥味。他喜欢鲁迅、朱自清、孙犁，认为除此之外，谁的文字都不是合格的，包括他自己。他不管我多么迷恋、痴望他的赞语，老实不客气地从立意、结构、句式把我批得体无完肤，足足说了二十分钟。他耽于自己的雄辩，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脸上已扮不出一丝合乎礼貌的笑容。我忽然发现，人本质上是残酷的，哪怕一个再和善再文雅的人。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在某一方面占有优势，他就不遗余力地要把别人全部打垮，从精神上或肉体上。每个人天生都是虐待狂，虐待另一个对他有所依赖、有所敬畏的人。他在矮他一截的人面前充分表演他的高大，就象假洋鬼子对着阿Q挥动“司的克”。我一字一句几乎象木刻似地刻出的，竟然是这种东西？你也太会说话了，你不看看我的右肘还扎着厚厚的绷带呢！但是，这种话怎样说得出口？他知道我不能这样为自己辩护，就象大白脸知道他有权不让我“杜冷丁”

　　上瘾。社会！虽然在这社会上每个人都轻重不等的要生病，但病人却又总是绝对的少数。他们无权向社会提出特殊的要求，他们只能用社会给正常人制定的尺度来衡量自己，就象政治经济学里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每一个商品生产者。在这里，这个代表社会的角色就有禾润来扮演，因此他强大更强大，我渺小更渺小。

　　我看见了人生尽头的那片荒凉。于是，我的鼻腔开始微微发酸。

　　恍惚中，我听见阿炳的大嗓门：“我来说几句……”他本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只要他说得高兴，可以把在场的所有的人统统忘却。他说话就象他的文章，不讲究炼字锻句，只是大呼隆地往外直冲。我一向是不与他计较的，我尊重每个人的品性。但这次，他说了些什么？他说：“你这样不行，这样写，永远也写不好文章，算了，我看你算了，别做梦了……”我被他判了死刑！我的手脚冰凉，以后的一切便身不由已了。

　　我的痛哭，他们是始料不及的。他们惊惶失措，面面相觑。他们忙作自我批评。我看他们的态度都很诚恳。但我从骨子里感到，这诚恳的背后含有深深的鄙夷。从此，他们将对我客客气气，因为他们觉得与一个动不动要痛哭流涕的男人是不能作男子汉式的对话的。慢慢地，他们会让我感到他们的失望，要我自己知趣地退出这个圈子。于是，我向他们解释。我说，我所以流眼泪，不是因为他们，而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满意自己，不满意自己的浅薄、愚蠢，我辜负了他们对我的厚爱和期望。我说，我本应该写得好一些的。因为我的生命只能使我写得好一些，否则，我也辜负了我的生命，也对不起自己。说完，我站起身，向他们道谢，然后，告别离去。禾润是个细心的人，他一再挽留我，要我坐下，再好好谈谈。我知道，他是想把那气氛缓和过来，使我心情舒畅些，再让我走。不过，见我态度坚决，他就把我送下楼。他把我送了一阵又一阵，一直把我送出那条幽静的小马路。

　　路上，我已下定决心，回家就努力。“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一到家，见大姐他们都在。他们是来过“五一”

　　节的，人人喜气洋洋。我朝他们点点头，就躲上阁楼。阁楼上，有我用几块肥皂箱板敲成的一只最简易的“书桌”。那“书桌”很低，恰能安置在“三角”的最里端。我坐上那只吱吱作响的竹椅，开始用功了。我觉得两肘关节都在作痛。可能，它们被绷带扎得太紧了。我要静下心来，把在心底翻滚了多时的故事写出来。文字，禾润再三强调，首先应该训练文笔。他曾经教我，宁可写得慢些，一定要选择最准确的字眼。准确是基础，然后才可以有形象、求生动。我要养成这个好习惯。习惯成自然……我这样想着，提起了笔。笔握不紧，肘关节扎紧着，血循环被阻断了，手掌一阵阵发胀。我恼怒。楼下，外甥女们的喊叫声，不断从薄薄的楼板里渗进来。意志！我想到了意志，呼唤意志，调动意志……可是，意志在那声音面前是如此的卑下，就象我站在禾润面前。我不能忘记临别时瞥见的禾润脸上的表情：有些歉疚，有些茫然，有些拘谨，惟独没有我希望看到的理解与……。尊重。从这一刻起，他不会再来要求我什么了。我用脚跺跺地板。楼下没有反应。我想，他们对我的这种要求是不会理睬的。他们并不希望我去胡涂这些只会带来灾难和病痛的废纸。谁都比我更清楚我是什么！我是一只刚关进动物园铁笼里的老虎，我的张牙舞爪只能给围观的人取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