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首页 | 刘真 原名刘清莲。1930年出生。山东夏津人。著有小说集《我和小荣》，散文集《山刺玫》等。 因为我爱说话，说起话来声音又高又脆，同志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歪把机关枪”。 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一天晚上，赵科长帮助我把文件包结结实实的捆在身上，像往日一样，我就朝着我要去的那个秘密的地方出发了。 六月的天气是很奇怪的，刚才还有满天的星星向我挤眼睛。突然，暴风雨带着满天的黑云，像是一群没有笼头的野马，迎面，呜哇呜的叫喊着，拼命的向我扑来。我深深的吸了一口凉气，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稳稳地站了站，挺起胸脯说：“怎么样？你欺负我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吗？对不起，我是参加八路军三年的老战士啦，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我都不怕，你算什么？哼！”我坚决的迈开了大步，可是这风也不是好惹的，它更带劲的跟我干起来。我往前走，它就偏叫我向后退，我就偏要往前走，总不能让它打败。 我微微的向前弯着腰，喘着粗气，不知走了多少时候，我抬头一看，黑云已经织成了一块无边无沿的天幕，把银河，把北斗星，把整个的蓝天都盖起来了。我的心一慌，天哪！哪里是我应该去的方向，我竟不知道了。 四面都是日本鬼子的炮楼，探照灯像魔鬼的眼睛，在我的身上晃过来晃过去，好像就是为了寻找我的文件包。我急忙把文件包转移到胸前，紧紧地抱着。唉呀！我这可该往哪里走哇？ 临出发的时候，赵科长有点不放心的低声对我说：“小王！千万要小心哪，这是一包很重要的文件，必须在天亮以前送到。这么远的路程，你能完成任务吗？”我有点生气地说：“这一点文件，就是闭着眼睛，也能送到。”赵科长伸手就来解文件包：“不行不行，你太自高自大啦，这样一定会出岔子，还是找别人……”我急忙拦住他：“好科长！我承认错误，我不过是嘴里说说好玩，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赵科长照我的背上捅了一下，往我手里塞了一个手巾包：“快去你的吧。”我出了大门，仔细看了看包包，原来是四个煮熟了的鸡蛋。噢！我想起来啦，这是昨天他媳妇来看他，从家里拿来的。真的，隔着皮我好像就闻到鸡蛋的香味了。 我是这么高兴地离开了他，真倒霉，我碰上了这样的坏天气。在这漆黑一团的夜里，走错一步就会叫敌人捉住，文件这么重要，我该怎么办？嗨！我真想插翅飞上天去，拿一把能盖过天的大扫帚，赶跑黑云，把明晃晃的月亮放在蓝天的正当中；我又想把太阳——那个火红的大圆球，从地球的那一面抱回来。 我正这样着急地胡思乱想，突然，有一点点火光在左边不远的地方，忽明忽暗的闪动。我想：假如是人，就绝不是敌人，因为一到天黑，敌人就变成了乌龟的脑袋，钻进炮楼的壳里不敢出头了。 我高兴的向火光跑去，走了不远，就钻进了一片古老的松树林。火光不见了，我正急的心慌，一个低沉又严厉的声音从树后面传出来：“干什么的？”把我吓了一大跳，我立刻假装冷静的回答：“我娘病啦，到城里去买药回来，走迷路了，你给我指个方向吧。”一个黑影子走到我跟前来，他两手抱住我的头，摇了摇，哈哈地笑了：“好一个老百姓，别跟我装蒜了。”从他的声音里，我听出了他不是坏人。这时候，月亮从裂开了的黑云缝里，露出脸来。我这才看出了，站在我面前的，原来是个白胡子老头，他肩膀上背着一条破口袋。他接着问：“说，快点，是不是同志？”我说了声：“是同志！”就把头深深地埋在他怀里了。不知怎么的，我觉着很委屈。他亲切的扳起我的头问：“你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快下命令，我的小首长。”我毫不客气地说：“我有要紧的事，快把我领到大王庄去，你去得了吗？”他满不在乎的：“嗨！这算什么。告诉你，我的腿是飞毛腿，眼是千里眼，天上也能去。”“好，那就快走吧！”他马上像个战士似的说：“立正，敬礼，开步——走。”我噗哧一声笑了，紧紧地拉住了他的手。 他虽然老，走起路来胸膛还是挺的那么高，比年轻人的精神还大呢。有他领着路，黑暗与暴风再也不敢逞凶了。 我觉着有点奇怪，怎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了呢？他真像奶奶讲的故事里的活神仙，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他的胡子有一尺长，就像晚霞中太阳爷爷的胡子。他把手一甩：“直看我干什么？我又不是刚娶来的新媳妇。小心脚底下，别把脑袋摔个大疙瘩。”我憋不住地说：“老大爷！要不是我参加了八路军，反对了迷信，我真认为你是个活神仙。”他笑了：“哈哈，活神仙？那算得了什么，我比活神仙可强多啦，我会打鬼子，就这一条，不论是吕洞宾、铁拐李谁都比不上我。” 不知不觉中，我们走到了一个村边上，他又给我行了个礼：“报告首长，任务完成啦，我可以回去了吧？”我仔细一看，原来这真是大王庄。可是我舍不得离开他，我急忙拦住他的去路说：“老大爷，请你相信我，告诉我吧，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他把嘴对准我的耳朵：“好孩子！我相信你。我是敌伪工作联络员，我姓孙，你不必问我的名字，高兴你就喊我孙大爷，不高兴就喊我孙悟空或者孙猴子都可以。千万别喊我猪八戒，猪八戒是迷媳妇的，我这么大年纪啦还能迷谁呢？就是我迷人家，人家也不迷我呀。还是迷抗日工作吧，它不嫌我老。”说完他就大步大步的走开了。我追到他跟前说：“你别以为自己挺秘密的，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还能把你找到。” 这时候，已是深夜两点钟的样子，公鸡还没有直着脖子叫喊。人们都在睡大觉。只有白杨树叶子沙沙地响，好像是一个善心的老大娘，低声的，永不停息的对我讲着故事。也不知是谁家的娃娃，突然哭起来，可能是衔住了奶头，又睡着了。一个男人打呼咯打得好响啊，像打雷一样。我忽然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交通员最勤劳，我们的工作也最有趣，在很多个这样的夜里，只有我们，走在路上，在静静的村庄走过，在千百万人们的熟睡中悄悄走过。我对星星和月亮讲着话，我看见过猫头鹰，也看见过一群群过路的、疲劳的大雁在沙滩上睡觉。我不愿惊醒它们，在它们身边轻轻绕过。我的手痒啊，我真想抓一只抱在怀里，可是我听奶奶讲过，大雁都是一对对才能过活，如果失掉了一个，另一个就一辈子不休息，别的雁都睡觉，只有它站岗。你看，它多难受哇，我宁愿一辈子不打猎，也不愿伤害它们的同伴。 我这样胡思乱想着，已经走近了交通站李大娘家的门口，她家的小院子，孤零零的站在村东头的高土岗上。门口有一棵两搂粗的空心老槐树，树下是一口清亮亮的甜水井。李大娘常常坐在槐树下，一面放哨，一面给同志们洗衣裳。同志们来了，不管刮风下雨，半夜三更，大娘大爷就急忙烧水，做饭，就像自己家人来到了一样。一看见他们家的大门，我的腿就软了，真想躺在炕上睡他两天两夜。他们家只有三口人，那一个是他们十二岁的独生女小荣。她是一个挺好的小姑娘，就是有点太厉害。比如她烧好了一盆开水，总是下命令似的说：“别那么慢慢腾腾的，快洗脚，洗完了吃饭。”还有，她自己不爱说话也没有人埋怨她。本来嘛，一个人一个脾气，谁也管不了谁，可是她偏偏管着我，不许我多说话：“你少叨叨两句也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看，好像我说话会震聋了她的耳朵一样，真奇怪。今天我又来啦，还不知她又怎么管着我呢。 按着规定的记号，我在他们房后墙上跺了三脚。往日，马上就有人回答一声咳嗽，接着就轻轻的开了门。门缝是放了油的，没有响声。可是这一次我连跺了四次脚，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是他们睡的太死？没这样过呀。我悄悄的溜到大门口，把事先预备好的铁丝拿出来，准备拨门。我顺着门缝往上一摸，妈呀！可了不得了，门缝上斜贴着三道封条。我大吃一惊，头也发热了，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家的三口人都到哪里去啦？这可叫我怎么办？这里是敌占区，离平汉铁路只十多里路。本来这文件是叫赶快转送到铁路西交通站去，可是我没去过呀。返回去吧？七十多里路，不但任务完不成，天亮以后还可能叫敌人捉住，最要紧的是文件。 我又急又气，伸手把封条撕下来，就用身子撞大门。小狗汪汪的咬了两声，从水道里爬出来，一看是我，它就不咬了。这是小荣喂的一只小黄巴儿狗。看见它，我觉得真亲哪，我急忙把它抱在怀里，吻着它的小鼻子说：“小宝贝！告诉我吧，大娘大爷和小荣到哪里去了？”说着，我的眼圈湿了。 突然，一个黑东西从老槐树的空心里跑出来，吓的我后退了两步。我冷静了一下，伸手从腰里抽出木头手枪，低声的：“干什么的？”她原地动也不动的低声喊了一声：“小王哥……”“是小荣？”我听出了她的声音是颤抖的，我的心缩紧了。我一步步走到她的身边，小心地问：“你为什么站在那里？大爷大娘呢？”她拉住我说：“村里有汉奸，咱们到村外去说。”说着，我们手拉着手，像飞一样的跑到我和孙大爷分别的柳树底下来，小巴儿狗也撅着尾巴紧随着。 小荣说：“你来干什么？快说。”“不！还不慌，快说，大爷大娘呢？”小荣固执的：“你不要问，快说干什么吧。”“不！我偏要问。”小荣哭了：“我就不叫你问。”我的心沉下去了，话也说不出来。好半天，我才说：“文件怎么办？赵科长叫立刻转送路西交通站。” 小荣马上止住哭说：“我就等着这件事呢，快交给我。”她伸手就来解文件包。我抓住她的手说：“不行，你办不了。”小荣耐心又带着急躁的说：“你忘了吗？我到那里去过十多趟呢。”“那是你跟你爹一块去的呀！”“不！我自己也送过信。”“信比文件好办的多，要是碰上敌人，一口就能吃到肚里去，文件可不行。”小荣急了：“我说我能行就能行，别跟我贫嘴瓜打舌的。”我不慌不忙的用手指掐算着说：“你才十二岁，十二岁？不行，我十二岁参军的时候，晚上走路还怕鬼呢。”小荣强硬的：“十二岁也不能说明干不了重要的事情。”我仍然摇了摇头：“不行！这文件太重要。”小荣无可奈何的，怨恨地说：“那一天俺姨拿来了五个柿子，我一直留了七八天，等你来了再吃，……可倒好，反过来你还瞧不起我。”用小拳头，照我的胸口上接了一拳，紧接着就哭了，“呜呜呜……”哭的真痛，好像她的哭跟我们刚才的吵架没有关系。从她的哭声里，我听出来了，她是哭她爹娘。我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泪珠子在我眼里一串串的滚出来，接着，我也跟她一块哭了。巴儿狗也像是很伤心，跑到她脚下看看她的脸，又跑到我脚下看看我的脸，不知来回的跑了多少趟。在远处，不知谁家的公鸡，唱出了第一声歌。我们两个好像根本不曾哭过一样，惊奇的抬起头来互相看着：“呀！天快亮啦，文件怎么办哪？”我们一起这样说。小荣着急的一把揪住我的衣裳襟：“我说我一定能送去，如果完不成任务，你砍我的头，你别再说话。”我仔细一想，真的，不能再耽误时候了，我说：“咱俩一块去吧，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心眼儿多一点。”小荣笑了：“好！快走吧！”她又伸手来解文件包。我说：“这还用不着你拿。”“今天风这么大，七八十里路，你早就累坏啦，就是嘴硬。”“不……”“嗨！你总是不住嘴的穷叨叨，快给我！”她不等我说完话，就打架似的把文件包夺过去了。 她把包包拴在背上，又回头来给我紧扣子：“朝雾就要下来。”她从兜里拿出两个像石头一样硬的高粱饼子给了我。她是这样惯了的，她的爹娘常常是因为送信不在家，她就成了这一家的主人，又是烧水做饭，又是缝补衣服，她完全像个大人一样的照顾大家，因此过往的同志送给她个外号叫“小大人”。这个“小大人”在我面前好像就变成个“大大人”了，她又懂得心疼我，又爱管教我。 每逢她这样对待我，我哪怕对她有天大的不满，也一下子忘光了，我好像真的变成她的一个顺从的小弟弟了。她娘常因此骄傲地说：“就是小荣能管住小王，真是什么虫啃什么木头，一物降一物。”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越是这样，我就更喜欢小荣。 当我们来到铁路边上的时候，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正好有一列火车，从南往北，咕咚咚，咕咚咚的开过来。我和小荣并排坐在麻子棵底下，看着火车。原来火车就是这个样子，一间间的小房子，连成一个长串串，好像比我们村子还要长呢。哎哟！这家伙可真不错呀，能装下好些好些的人，还能把堆成山的东西拉走。我自言自语地说：“真好哇！我本来打算，等抗战胜利了去开汽车，现在我一定要开火车。如果看见同志们走累了，我就停下来说：‘快上来吧！这是咱们自己的火车……’”小荣睁着她星星一样亮的大黑眼睛，笑眯眯的，一声也不响，是不是她也想去开火车呢？ 火车过去了，我们飞快地站起来，小荣哑声地说。“别乱动，一定要听我的指挥。”说完，她弯下腰，一股劲地向铁路上跑去。 在路上，她已经把情况跟我说清楚了，说日本鬼子有个护路队，常常来来往往的走动，也可能埋伏在路两旁。小荣说她先去看看，如果碰上敌人，就叫我偷偷地绕道跑过，如果没有敌人，她回来叫我。因为这件事，我跟她争了半天，我说我当过三年八路军了，有斗争经验，应该叫我先去看看，她嫌我是满口的山东腔，如果碰上敌人，一句话就露了馅啦。还有，她说我是男孩子，腿长，应该背着文件包快快跑。侦察。指挥、打掩护的工作，她来做。她说的有道理，我只好听从她。 我着急的等着她，心噗咚噗咚直跳，支愣着耳朵听着，是不是有动静。也许，她会被敌人捉住；可是她说过啦，就是被捉住，她也要大声地说几句话，故意叫我听见。我就像坐在针尖上一样不安，哑声地说：“千万别有说话的声音，快回来，会的，她一定会回来……”嘿！真来啦，一个小黑影子，飞一样跑来了…… 还没有跑到我身边，她就向我招手说：“快！跟我来！”我开跑了，恨不得一步迈到路西去。她突然站在铁路当中，笔直的，像司令一样用手指着西边：“快快！顺着这条路，一直往西。”一看她这个沉着样子，我的紧张劲就减轻了一半。一到铁路西，我使尽全身力气的跑哇，跑哇，随后，她也跟了上来。嘎勾、嘎勾——背后枪响了。我们弯低了腰，拉起手，跑得更快了。突然，西北的树林子里也响枪了。小荣笑了笑：“这是咱们游击队放的枪，专为了掩护来往过路的同志。”一会，枪不响了。小荣的嘴张着，跑得快出不来气，她放慢了脚步说：“不要紧啦。” 又走了一会，天亮了。夏天早晨的一种最先歌唱的鸟儿，愉快地唱了起来。我和小荣最最喜欢这种鸟儿，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们给它起名叫“黎明乌”。 太阳，在我们背后，在很远很远的东天边，升上来，是一个火红的大圆球，给我们每人照出一个长长的影子，看这个影子，我们比最高的男人还高哩。小荣迈着很大的步，一心想踩住自己的影子。 来到下一个交通站，家家正做早饭。小荣极熟悉的把我领进了一个小院子。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从北上房迎出来：“唉哟我那孩！怎么就你自己来啦，你爹就那么忙？”小荣立刻眼圈红了，可是她紧紧的闭着小嘴儿，一句话也不说。就像到了她自己的家一样，把我领到炕上坐下，她却帮着大娘抱柴，点火做饭。 大娘不会说客气话，赶紧铺开被子，帮我脱了鞋，小心的把文件包接过去。我嘱咐她：“这是重要文件，可别耽误了，快送走。”她笑着说：“我知道，我都知道。”我高兴她不把我当小孩子看待，用跟大同志说话的口气，没等我问，她就自我介绍了：“我家姓张，没有白吃饭的人，儿子在游击队，老头子是交通员，我和媳妇算是招待员，六岁的小孙子是勤务员，他知道给同志们端水，拿筷子，工作可积极呢。”说着，她自己哈哈地笑起来。看见小荣，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正像赵科长跟我开玩笑时说的：“歪把机关枪卡壳了。”大娘也不抬头，只管一面烧火一面说：“这么大远的路，你爹不来，又叫你自己来，真能放得下心。你爹前几天脚上长了个疮，好了没有？还有你娘，工作忙的很，眼睛熬夜熬得红赤赤的，我买到了一瓶眼药，你拿回去吧。”她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大串，好像并不是为了叫人答腔。小荣使劲咬着嘴唇，为了不叫自己听见大娘的话，故意把筷子和碗刷得哗哗响。突然哗啦一声，两个碗掉到地下摔碎了。小荣哭了。我从来没听见她这么哭过。 大娘急忙把她抱在怀里说：“打两个碗算得了什么，难道我还会因为这个埋怨你吗？可不会。你是一个天下难找的好闺女。你不要以为这不是自己的家，你爹每次来都给我带点吃的，他自己却不舍得吃，咱比一家人还亲。你爹娘也不会因为这两个碗骂你，快别哭啦。”听了这些话，小荣哭得更痛了。不用再说，我已经完全明白，小荣的爹娘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把脸蒙在手里，也偷偷地哭起来。大娘惊奇地问：“是出了什么岔子吗？”她急忙扳起了小荣的脸，仔细地左看看，右看看。这时候我也才看出来，小荣的眼窝都往里陷下去许多，显得更大了，脸上的红色也没有了，下巴更加尖尖的突出来，小辫乱哄哄地散在脖子上。看着看着，大娘也像是猜着了似的哭了。 第二天早晨，小荣要跟我一块到地委会去，她满含着眼泪说：“小王哥哥，带着我吧，我没有家啦。”我立刻答应了她。大娘可不干：“你还小哩！等大了再去，就在我家住着吧，我正没个闺女。”说着，她又掉泪了。小荣委屈地说：“小王家三口人都抗战，俺家一个抗战的也没有了，他才比我大三岁，他能干的事，我也能干。” 大娘硬是不叫她走，说她太小，没有人照管，小荣扑在她怀里，喊了一声“娘……”，半天才说出：“你放心，我自己能照管自己。我四岁就会自己洗脸，五岁会穿衣裳，六岁会梳头，会叠被。我到了那里，不会的，都能学会，我一定听话，不淘气。”大娘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急忙包了几个菜园子，给我们路上吃。又很费力地找出一块白洋布手绢，给了小荣说：“孩子，咱穷，没什么东西给你拿。” 临走，她送出我们四五里路，难舍地抚摸着小荣的头说：“去吧孩子，我知道，你一定会长成一个好闺女。” 已经半夜了，我们还没有来到地委会。真讨厌，大雨一点也不客气地下开了。我拉着小荣，她也想尽力走在前边，拉着我。呼哧小荣滑倒了，叭拉我又仰脸倒在泥里，我大声喊着：“唉哟坏了！我的屁股摔成两半了。”喜得小荣哈哈笑，笑着笑着又摔了一跤。 一看见我们住的大门口，我的腿酸得再也拔不动了。我的心也沉下去了。我没有经过上级允许，就领来了小荣，现在正是精兵简政的时候，环境又艰苦，赵科长如果不收怎么办呢？我跟赵科长在一块二年了，他像父亲一样地疼爱我，整天跟我有说有笑，用脑子用累了的时候就说：“伙计，来，咱们干一场。”于是我俩就摔筋斗、打拳，他简直把我锻炼成了铁蛋蛋了。可是，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事，你就是说破了嘴，他也不赞成。我为小荣担心，如果他真不收，那可怎么办？ 我用铁丝拨开门，对小荣说：“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先去说好了你再进来。”小荣没有答腔，一下子坐在门洞里了。 每次都是这样，我不回来，赵科长就不睡觉，他说睡也睡不着，总是在看书、写字，等我。今夜，他屋里还是点着灯。我从门缝里往里一瞧，他正愣愣地听着窗外的雨声，焦急地走来走去。我哗啦推开了门，他突然扭过头来：“唉呀！我的小家伙，可把我急坏了，为什么，为什么晚回来了一天？叫雨淋坏了吧？”他急忙来给我脱湿衣服。我本来想好了一大堆话，不知怎么搞的，我一句也不会说了。磕磕巴巴的：“我，我不要紧，淋惯啦。她，她的爹娘叫鬼子害了，她饿得又黄又瘦，又叫雨淋了这一场，快，快叫她进来吧。”赵科长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你说谁？在哪？”“就是交通站李大娘的闺女小荣。在……大门洞……”我的话还没落音，他就冒着雨跑出去。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把小荣领进来了。他气愤愤地瞪着我：“这么黑的天，外边下着大雨，你为什么把她一个人留在门洞里？”我委屈地说：“怕你不收留她。”科长说了声：“你呀！你真是个傻瓜蛋。”眼圈就红了。 从此，小荣就跟我们一起住下来。赵科长说她是烈士子女，年龄又小，要好好照顾她，有机会送她到太行山根据地去念书。 我每天还是照常送信，送文件，送来来往往的同志。小荣可不干了，小嘴撅得可以拴住一头小毛驴儿。她因为自己不做工作，显得很不高兴。赵科长整天跟她讲，等她大了再工作，她就说：“等什么，小王现在干的工作，我都能干，不信你试试看。” 有一次，赵科长又叫我到三十里路外的一个村去送信。走到半路，我无意中发现小荣跟在后面。我又气又喜，叫她回去，她不听。只得一块去。天还不黑，我们回到了家，小荣把收条往桌上一放，一句话也不说，大眼睛挑战似的看着赵科长。从此，她就被批准跟我一块出去工作了。 小荣的爹娘被捕以后，我们在离她家三里外的冯村，又建立起新的交通站，我和小荣的主要任务就是跑这个站。从地委会到这个村，七十多里，中间经过数不完的鬼子炮楼、封锁沟、汽车路。在这条艰苦的道路上，我有了一个伙伴。沿路每一个村庄的名字，这蓝天底下的每一棵树都深深刻在我们心上。我忘了的，她记得，她忘了的，我记得，不管夜再黑，风再大，我们永远不会迷失方向了。我这样想：等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俩的四只脚，就把这条路磨成水晶的了。如果鸟儿飞在天上，或者人们走在这条路上，都能照出一个好看的影子来。 小荣比在家的时候还活泼呢，话也多了一点，还给我编了一套快板说：“我有个大哥叫小王，能吃饭，能喝汤，别看他手里没武器，说起话来可是一挺歪把机关枪。” 我可不是好慧的，也给她编了一套：“我家有个撅尾巴后辫的小姑娘，眼睛大得像月亮，别看她闭嘴不说话，千万个心眼儿肚里藏。”每次她走起路来，总要走在我前边，她的独根小后辫子，挺神气地左右摇摆着。 就是有一次，我把她惹哭了。我娘在妇救会工作，抽空给我做了个书包，当中用金黄线绣着八个字：“努力学习，革命到底。”把我高兴得又是唱又是跳，叫这个看看，叫那个瞧瞧。赵科长向我走来，低声说：“小王！跟我来。”他把我领到村西头，用手指着一棵枣树下：“你看，那是谁？她怎么啦？”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小荣，她低着头，好像在哭，我觉得奇怪：“这是为什么？”科长说：“你为她想一想，当你拿着母亲做的书包高兴的时候，她心里是什么味道？”噢！这一下我明白了：“那么，我把书包送给她吧？”科长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管。”我二话没说，撒脚跑到她跟前，毫不犹豫地拿出书包：“我送给你。”她坚决地把我的手推回来：“不是，我不要……”我抓住她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赵科长慢慢的，一步步的走到我们身边，一只手拉着小荣，一只手拉着我，穿过一排排的杨柳树，默默地往回家的路上走着。 这时候，太阳落西山了，成群的乌鸦飞回窝来，小乌鸦啊啊地张着大嘴，等妈妈带回吃食来。 我为这件事，给娘写了一封信。从此，娘每次给我捎东西，都有小荣的一份，给我做一双黑鞋，就给小荣做一双花鞋。那个书包，我们俩共同用，由她保管着。她比我干净，每天把里边收拾得整整齐齐，我们的国语、政治、地理课本，都在里边好好地放着，再也不乱扔得到处都是啦，如果我要念书，她给我拿出来，怕我拉乱了。 小荣和房东大嫂子住在北屋，我和赵科长住在西屋。有一次，已经半夜多啦，我睡醒来睁眼一看，灯亮着，小荣正坐在灯下缝着什么，干得挺费劲。我仔细一看，原来是缝我的破袜子。我觉得奇怪：“你这是为什么？白天不能缝吗？”她说：“白天大嫂子看见，就抢过去她缝啦。”“那就叫她缝呗！”她停止了缝，说：“你娘给我做了那么多东西，我，我什么也没有……”我一把把袜子夺过来：“如果你是为了这个给我缝袜子，我情愿把袜子烧了，我的脚磨烂了，永远再也不穿袜子。”小荣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疑问地看着我，我接着说：“我对你好不是为了叫你替我缝袜子。”小荣急忙说：“我是真心。”我摇着头：“不对，是真心就不会说给了你‘那么多东西’的话啦！”她慢慢地说：“这不是在自己的家呀……” 听到这里，赵科长从被窝里忽的坐起来，看样子他早就醒了。他披上外衣，把小荣拉在自己身边，低声慢慢地说：“好孩子，这是你的家，也是我和小王的家，这个大家庭里有千千万万的同志，不管哪个同志有了困难，大家都应该真心诚意地帮助他，那些坏人们才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这一夜，他讲了很多很多，讲列宁和斯大林斗争和友谊的故事，讲二万五千里长征，讲打日本鬼子。…… 夜，静静的，连树叶都不再沙沙响了，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在听赵科长讲。他的声音粗粗的，洪亮的，都说得很清楚。这声音我永远忘不了，以后，在许多个这样的夜里，我常常想起它。 谁不想自己的家？我的家住在运河边上，有人会说那是一条平平常常的河，可是我就觉着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河。我喜欢听日落时候的蝉叫，那是因为运河边上的蝉就是这样叫的。我跟着爹娘从家里跑出来的前两天，把一包杜梨儿放到村西麦秸垛里了，把它放熟了的时候，它是软软的，青色变成黑色，又酸又甜。不用说别的，就为了这一包杜梨儿，我就常想回家去看看，看看它还在不在？没事了的时候，我最喜欢到村外，或者到房顶上，面朝着东南，半天半天的看着，就是因为在东南，在许多许多的村庄那一边，有我的家，我家的大门口是朝西开着的，出门就是运河。 小荣也跟我一样。我们每次远远的看见她的村庄，她就总是想站在那里多看一会。我记得，去年八月十五的晚上，我和李大爹、李大娘。小荣，坐在院里的一张席上，仰脸看着月亮，听李大娘讲故事，她的声音那么亲切，好听：“看见了吗？月亮宫里有一棵挺粗的松树，树底下坐着一个老太太，她身边放着的是纺花车。她整日整夜地纺啊纺啊，纺出来的线又细又白。”小荣打断了李大娘的话问：“从我刚记事的那一年，你就说纺啊纺啊，到今天，她该纺出多少线了呢？” 大娘继续说：“从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我的娘也这么说：纺啊纺啊。她纺出来的线哪，堆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山，人们用的银子，就是从这些山里开采出来的……” 这一天，又是八月节了，我们完成了任务，小荣一定要回村里去看看，我也想去，我们就悄悄的回来了。 这一天的夜，连一丝云彩都没有，天空蓝得透明透亮。月亮像一个新娶来的媳妇，刚刚从东天边升上来，就又羞答答的钻进树叶子里藏起来。那些稠密的白杨树叶子，像是一条流水，日日夜夜沙沙沙，沙沙沙，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平静又响亮地流着。我想，天上银河里的水，也许就是这样流的。 月光下，远远就看见了小荣家那所小院子，它仍旧骄傲地站在高土坡上。老槐树迎着风，呜呜呜伤心地在哭似的。大门、房门，连窗棂子都被坏人们挖走了。房子，还站在那里，像一个骷髅。房梁上住满了麻雀，它们拍打着翅膀味棱棱，扑棱棱的叫。地下到处是孩子们扔进来的树枝子、砖头瓦块。房顶上塌了四五个大窟窿，月亮透过蜘蛛网照进来，好像在告诉我们：“看看吧，这就是你们的家。”我和小荣默默地站着，站着，一句话也说不出。 院子里的石榴树，往年，已经长满了大红石榴，把树枝坠得弯弯的。今年，恐怕它的花刚开，就被淘气的孩子们摘跑了，只剩下满树的叶子。下边的土，干的都裂了。 小荣对我说过，她娘到了四十岁才生了她这么一个女儿，就在生她的那二年春天，爹栽下了这一棵石榴树。这树长得和小荣一样壮，开的大红花一层又一层。现在，这个家就剩下她们姐妹俩了，小荣参加了八路军，它没人管了。 小黄巴儿狗从一堆烂柴里钻出来，汪汪地咬了两声，走近了一看，认出了小荣，它的两只前腿急忙搭在小荣身上。小荣把它抱起来，哭了，狗儿也像哭一样地唔唔叫个不停。 我们回到地委会，一整天都吃不下饭去，小荣的眼睛老是直直的看着一个地方。这情形被科长看出来了，到晚上他干完了工作，把我们俩叫到身边说：“是昨天夜里的工作太辛苦了吧？”我说：“不是。”小荣只无声地摇了摇头。科长又问：“你们俩打架了吗？”我说：“从来没有过。”“那么，你们自己说说吧！”我把昨夜看见小荣家的情形说了一遍，最后说：“唉！家呀，不成样子了，叫谁不心疼。大娘大爹，永远回不了家了……” 科长抓住小荣的手，紧紧地握着，沉思了半天才慢言慢语地问：“自从日本鬼子打进中国以后，是不是就小荣一家遭到了这样的不幸？”“还有的是。”以下他问的话，都是我自己答的，小荣一声也不响，泪汪汪的眼睛死盯着墙上挂的、留作谷种用的谷穗穗。 赵科长继续说：“鬼子‘扫荡’的时候，有的同志被捕了，有的被害啦，妇女被糟蹋，孩子被劈死。这些，亲眼看见过没有？”“看见过。”“恨不恨敌人？”“恨！”“好，说的对。”他停了一会又说：“就是这样，许多许多的母亲、妻子、儿女，都要为自己的亲人们报仇。如果人人都光想着自己的仇恨，不管别人，那谁的仇也报不了。只有大家伙一个心眼儿，把每个人能作的工作百分之百的干好，都懂得努力学习，使我们的部队更有力量，把敌人全部消灭了，每一个人的仇就都报啦……”他的这些话，在我心眼儿里来回地捉摸了很久。 赵科长忽然想起了什么，走到柜子跟前，拿出两个红纸包包说：“昨天八月十五日，你们不在家，这是同志们留给你们的礼物。” 我们每人接过来自己的一份，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自造月饼，这一定是房东大嫂子做的。还有一个鸭梨，一个红皮的本子。 这本子是科长亲手订的，第二页上写着这么几个字：“现在是一个坚强、勇敢、努力上进的好孩子，将来才能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把这两句话看了很久，才拿起梨，毫不客气地吃起来。那梨又甜又香。咬一口，脆生生，甜水顺着下巴直流。我看看小荣，小荣看看我。赵科长说：“小王，小心一点吃，别囫囵咽下去，那会在你肚子上长出一棵梨树来，乌鸦会飞到上边去吃梨。你就永远不能张嘴啦，一张嘴，乌鸦就很不客气的拉你一嘴屎。” 我和小荣一起笑开了，笑得流出了泪。 每逢接受了一个紧急的任务，我心眼里又高兴又紧张。赵科长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重要的情报，如果我们把这个情报在晚十点钟以前传送给尧山县大队，就能在夜十二点左右捉住一个大汉奸。这情报要在天刚黑的时候，到那个秘密地方去接受。”这时候天还不亮，必须马上出发才能赶完这七十里路。赵科长严肃地说：“就是因为你们是孩子，白天好行动，才叫你们去的。能不能捉住大鱼，完全在撒网人，你们就是这撒网人，听清楚了吗？”想了半天他又说：“这件事可能与小荣她爹娘的死有关系。”一听这话，我的全身更紧张了。小荣的脸立刻变得刷白。 我们出发了，恨不得十步并成一步走。平常，为了减轻疲劳，我们总是互相讲着故事。小荣会讲很多很多，又是布谷鸟为什么叫姑姑，蝙蝠为什么不敢白天见世界……今天，她一句话也没有了，像跑一样的迈着步子。也怪，这一次没有休息过一分钟，倒还没有觉得累，就来到了。 太阳，跟我们赛跑了一天，这时候也来到了西天边。我们的目的地就是这一片松树林子，里边连个人影也没有。我们就坐在矮树枝上喘气，吃饼子，一面吃，一面不错眼珠地往西边城里的方向看，心急的等着要来的人。晚霞故意引诱着我们，把小荣的脸映照得又红又亮。白云变成了金黄的，粉红的，酱紫的。有一句俗语说：“七月八月看巧云”，这正是八月，真的，那些云彩有的像一片树林子，有的像一个长胡子老汉，又有的像一只老虎。它们还会变幻，一会，树林子变成了高楼，老汉变成了大公鸡，真好玩啊，我从刚刚记事的时候就喜欢半天半天地看这些云彩的变化。本来在白天，这里看不见西边的大山，只有黄昏西沉的太阳，才能把大山映衬出来，并且，给那些山镶上了金黄色的边边。因为在西北，在很多很多的山的后边，住着我们亲爱的毛主席，所以我和小荣喜欢长久地看着这些山。 忽然，西风送来日本鬼子野狼似的喊叫声，接着，一个妇女和孩子拼命地哭喊起来……小荣紧紧的抱住了我的肩膀，心，冻住了似的难以呼吸，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天黑了，远远地传来一个咳嗽的声音，小荣高兴地想往树下跳。我拉住她说：“别慌，万一要不是送信人呢。”我们听着动静，眼看着一个黑影子来近了，他不慌不忙地坐在土坡上，点着旱烟袋，巴答巴答嘴品着旱烟的香味。自言自语地面对县城说：“这可是老子的天下了，我愿意说就说，愿意骂就骂，小日本鬼子！”他竟用烟袋打着拍子唱开了： 天上有个北斗星， 陕甘宁有个毛泽东， 八路军有个刘师长， 咳咳 还有我这个老百姓。 日本小鬼你别逞凶， 鱼鳖虾蟹成不了精， 你眼馋中国的地方好吗？ 哈哈 保险不叫你回东京。 这一下我可听出来了，这不是别人，正是我的活神仙到了。赵科长已经告诉了我，说他也属我们地委会联络科领导。他是这一带最有办法的老联络员，他什么样的情报都能弄到。因为他能干，年纪又老，所以同志们送给他个外号叫“老天爷”，他秘密地住在城里的一个什么地方。这些日子不见他，我可想他啦。 我拉着小荣一下子从树上跳下来，跑到他身边，他也忽一下站起来。我们对看了一会，他笑了“哈哈！原来是你？”说着，他同时把我们两个搂在怀里：“可把我找苦了。”他从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两个烧饼：“我每次出来都带着点好吃的，总想：这一次，千万叫我碰上我的小家伙吧。这回到底碰上了。” 这一年，我们过的是灾荒年，整天吃红高粱加糠的饼子，一见这烧饼夹肉，就毫不客气的大口小口吃开了。孙大爷歪着头，笑眯眯的一直看着我们吃完。看样子，比他自己吃了还觉得香甜哩。 我擦了擦嘴，正正经经地从他的怀里站起来说：“时间很要紧，快把那个重要的情报交出来。”他好像不认识一样地把我和小荣重新看了一遍：“就是交给你们？”我说：“就是。你看不起吗？”他急忙摇着手：“不敢不敢。”说着，就交给我一个小小的信封。 我不放心地问：“好大爷！到底这里边说的什么？”他不慌不忙的：“本来是不应该说的，可是如果你们不可靠，地委会绝不会派你们来。”“你放心吧！”“好吧。”他又接着说：“城里的特务队长李天魁……”小荣惊奇地啊了一声。孙大爷说：“你认识？”我说：“不！你往下说。”“他是大王庄的大地主，也是个大流氓。前几个月由于他的告发，鬼子把大王庄姓李的一对夫妻活埋啦，今天夜里下一点他又回大王庄去提咱们地下工作同志。快去送信，一定要把他逮住，老百姓把他恨死了。”我激动地对他说：“孙大爷！这就是被害的同志的女儿。”他啊了一声，赶紧把小荣拉在月亮底下，扳起她的脸来看着，半天也没说出话来。 我着急的：“天不早啦，别耽误了大事。”孙大爷才放开小荣说：“好！你们快去吧。”我向他坚决地保证：“一定能完成任务。”说完，我拉起小荣的手，转身向县大队住的方向走去。我们没有说告别的话，头也没回，我知道，这才顺那老人的心。 离开了孙大爷，九点钟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县大队。队长我早就认识，个子不高不低，瘦瘦的。他看完了信以后，咬着牙说：“好，好。” 他们县大队是分散着活动的，只有两个班在一起，这一伙一共是十六个人。一听说小荣是那个村的，我也很熟悉那个村，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叫一块跟着去。只是说：“一定要听指挥。”给了我们每人一个手电筒，叫最后帮助同志们搜查。队长叫小荣先介绍介绍地理情况。小荣就说起来，李天魁家一共有几间房子，房子里住的什么人，一面用队长的笔在他本上划着，说了个一清二楚。同志们围着她，她像主人一样站在方桌跟前。她的眼睛显得更明亮了，小脸涨红了。好像她平常的不爱说话，就是为了把话留起来到现在来说。 队伍像一阵旋风一样地刮到了大王庄，这时候已是夜十一点了，队长命令任何人不许发出一点声音。 李天魁家的瓦房院子，靠着村南的一片枣树林，同志们有的先爬到枣树上，再爬到房顶上，然后，偷偷下到院里埋伏起来。又有的在房子周围放哨，多亏狗被我们打死光了，不然，是不得了的。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在北房顶的神楼旁边放哨。小荣说低了看不见什么，就爬到一棵紧靠房子的小白杨树上去。从前，她常爬到这棵树上去找野雀蛋儿，所以她像只猫儿一样，一点也不费劲就爬上去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夜仍然那么静，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似的。树上的乌鸦安静地拍打了几下翅膀。 越静，我心里越紧张，连气也不敢大声喘。突然，听见有人在李天魁家大门口敲门。我还没听清是怎么回事，大门就哗啦开了，几个声音一齐说：“举起手来！”紧接着就放了两枪，噗通噗通闹腾起来。我的心咚咚跳个不停，手真痒，想亲手抓住李天魁，揍他一顿，可是又不敢私自动地方。只听队长说：“同志们快，李天魁跑啦。”这可把我急坏了。院里的女人们就想哭喊，队长说：“谁说话打死谁。”同志们便满院里找起来。 小荣在树上用手电的光指着一个麦秸垛，大声喊着：“快来，这里有一个人。”同志们一起向她指的地方扑去。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刻，李天魁朝着小荣的手电光打了五发子弹，我担心地大声喊了一声：“小荣！”她的手电灭了一下，立刻又亮了，我这才放了心。同志们已经把李天魁捕住了。 墙外有人惊慌地喊了一声：“小荣从树上摔下来了。”这声音呀，比世界上一切声音都可怕。我急忙从房上下来，飞奔到墙外。这里，许多乡亲都来了，有的提着灯笼。还好，小荣正好是摔在一堆高粱秆上。她腿上负了伤，她闭着眼睛，嘴张着。我像傻了一样浑身哆嗦，不会哭，也不会说话。同志们给她扎好了伤口，张队长写了封介绍信，说马上送她过铁路，到太行山下一个军队医院去养伤。 把她放在担架上，用被子盖起来，一个老汉喊了三声“荣，荣，荣。”她也不答应。 这时候，村外清脆的枪声响了两下，同志们高兴地低声说：“把李天魁枪毙了。”小荣像好人一样忽的坐起来，立刻，又不由己地倒下了，她微笑着，闭上了眼睛。 担架抬出村了，我还一直跟着，跟着。同志们往回撵我，我听不见。我想再听听小荣的声音，哪怕能听见她哼一声啊。我不顾一切的一面跟着走，一面掀开她的被子哭着说：“你真的不会说话了吗？”她说：“会，现在我明白过来啦。”这回我就放心了。同志们又叫我站住，没法，我只好站住了。我一动不动地往西看着，担架在黑夜中消失了。 我拖着两只沉重的脚，一步一步，困难地走回村来。觉得心好像被挖空了似的难受。 墙上贴着枪毙李天魁的大字布告。同志们带着八个缚起来的特务离开了这里。村庄重又静了下来，只有白杨树的叶子，仍然像流水一样，沙沙沙，沙沙沙地响。 小荣的手电还在那个白杨树上，往下照着，照着李天魁被捕的地方。一定是她负了伤支持不住了的时候，还怕同志们看不见李天魁，就把手电卡在树枝上了。 是的，我应该像我的小女伴一样的勇敢、坚强。我擦干了泪，朝着我应该去的地方，一直走去。 写于1953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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