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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事之所以糟，糟在太多人作圣人状。李耳先生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幼时不知其含意，曾以鼻嗤之，而今渐渐悟出一点道理。盖“圣人”这种东西，实在稀少。中国拥有五千年历史，人口加起来的总数，准吓你一跳，但出了几个圣人哉？孔丘先生一人而已，连孟轲先生都是“亚圣”——亚者，二流货也。但我们的社会却是鼓励人希圣希贤的，等于赶鸭子上架，五千年只不过赶上了一个鸭子，便大喜若狂，自以为孔丘先生可上，人人可上，把中国人一个个赶得疯疯颠颠，灵性全失，真是一大悲剧。要是当初没有孔丘先生，说不定中国的文化到了今天，更会光芒万丈。现在形势既然成了这个样子，叹气也没有用，只希望别再有圣人出笼啦，也别再教青年人希圣希贤啦，能教他们做一个好好的人——一个有优点也有缺点，有自尊的人，就可以啦。圣人那玩艺，千万搞不得。 我想，教育的目标最好能简化一点，把人培养成一个人，不要培养成一头猪，不要培养成一条狗，也不要培养成一条狼，更不要培养成一个圣人。一旦想当圣人，或是被人希望当圣人，那就非花样百出不可。孔丘先生的若干代孙孔德成先生把女儿嫁给洋人，中国同胞大哗，柏杨先生也是大哗者之一，盖把他看成圣人之故。如果把他看成普通人，他女儿想嫁谁就嫁谁，谁都没有理由乱叫，也不会有人乱叫，这是圣人害了他。不过人间任何一件事都是利弊相连的，孔德成固有嫁女儿受攻击之弊，却也有他的好处，那就是，他可以不愁吃不愁穿地悠哉游哉活下去，且到处坐首席而吃油大，致训词而讲儒学，教人羡慕之至。 用小民纳税的钱，养活孔丘先生的子子孙孙，这就是当圣人的好处。根据现在现象分析，生物学应该重新写过，孟德尔有三个遗传定律，而圣人不与焉，盖后天获得的东西都不遗传。以柏杨先生为例，因看女人看得入迷，一不小心，头上碰了一个大疱，此疱准不遗传。想这道理连三岁小孩子都明白，唯一的例外却是圣人：父圣人焉，儿子亦圣人；孙圣人焉，玄孙亦圣人。你说他不是天生的圣人胚，则他是个啥胚乎？怪不得有很多道貌岸然，要作圣人状也。 问题是，这种圣人的染色体天下只有一家。孟轲先生的学问也很大，道德也很高，而孔丘先生为了做官，坐轮船而乘飞机，走遍世界，见了权便要钻——如论及国家大义，他更有点差劲。在鲁国被逐以后，不去朝拜周天子，却周游列国，向洋人投效，幸亏没有用他，否则有朝一日，带丘灭鲁，冷猪肉还能吃乎？大概做官的心太急太躁，在陈国被人包围，几乎饿死，险哉。 起码孟轲先生没有闹过桃色新闻，孔丘先生却为了一个漂亮女人吃过瘪。《论语》有“子见南子”。南子，美人也，孔丘先生见了她，不知道搞了名堂没有，归来后身轻如燕，神色有异。被仲由先生看出苗头，问了一句做贼的人，心情都虚，孔子先生当时面红耳赤，赌起咒来曰：“天厌之，天厌之。”天厌之者，译成白话，便是：“教他不得好死。”情急至此，可见事态严重。我们毫不反对圣人谈恋爱，不过照有些人看法，圣人都是一块木头，没有爱，亦没有欲焉。幸亏孔丘先生有后代，否则准有人一口咬定他因过度地正人君子，连性都付阙如。 然而，孟轲先生仍吃不香，孟家的子孙现在跟普通小民没有分别。我们不得不建议，圣人之代代相传，以及强迫纳税人供养圣人的优美传统，应列为中国奇景之一，以便洋大人观光游览。 提起圣人，肝肠寸断，孔丘先生之后，孟轲先生拼命地干，前已言之，他虽没有惹起过公愤，被群众包围，几乎饿死，也没有跟漂亮女人纠缠不清，闹得向学生赌咒，但他仍赶不上孔丘先生。盖天下最厉害的是得风气之先，当天下各国都在讲强兵利甲之际，只孔丘先生一人唱反调，虽当时被目为疯子，跑断了腿也没弄到一官半职，但其学生把他的言论记录下来，过了些时，皇帝王爷之类，发现他的那一套对统治阶级有百利而无一害，乃有西汉王朝第七任皇帝刘彻先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从此孔丘先生才算上了台盘，子子孙孙，吃着不尽。 孟轲先生混了一辈子，不过二流圣人，其他人更不说矣。孟轲先生以下又数千年，出了一个三流圣人朱熹先生，此公“圣”到什么程度，用不着说，十九世纪之后出生的中国人，恐怕都吃过他的苦头。年轻朋友如果不信，不妨去买一本他阁下注解的《诗经》看看，其奴性和无天良，即令不把你气死，也能把你气疯。 这里有他阁下的一则风流故事—— 台湾名女人严蕊女士，有才思而通书，凤冠一时，和台洲太守唐先生思恩爱爱。后来唐公调走，圣人朱熹先生和唐公有宿怨，又气严蕊对自己冷冰冰的，看到眼里，计出心头，乃一个小报告打到中央政府，说唐先生“挟妓狎游”。接着把严女士逮捕，苦刑拷打，教她承认。她知道一承认唐先生便会完蛋，于是“坚不吐实”。圣人嫌衙役打得太轻，还亲自动手，严蕊女士着实有点骨气，仍不肯招供。朱公更气，把她押到会稽，一面坐牢，一面逼她卖淫。 眼看着大狱将兴，幸亏宋王朝皇帝不个个都是混蛋，拿着朱熹先生的奏章，询问大臣，某人（惜忘其名字矣，但可查得出来）对曰：“秀才撚酸耳。”皇帝大笑，派岳商卿先生当巡回法官（提典刑狱），把严女士当堂释放。严蕊女士以词谢之曰：“不是爱风尘，只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呜呼，我们就这段故事，为的是敲一声锣，让大家看看圣人的嘴脸！中国的圣人似乎比任何一国的圣人的血都凉。五千年历史上，没有不和权势结合的圣人，连孔丘先生都得皇帝封什么文宣王，和什么至圣先师之后，才能闯出了万儿，朱熹先生等而下之，又怎能不靠他的官威，搞一个妓女乎？朱熹先生尚且如此，其他千千万万的道貌岸然，还有啥可说的。 孔丘先生最伟大的贡献似乎在于他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名词，几千年下来，这种分类之法，如火如荼，连诸葛亮先生都受其影响，在《出师表》上，还要皇帝远小人而亲君子。真不知道孔丘先生当初发明这玩艺时，是何心理状态，这种一刀两断的搞法，不是有点毛病，绝发明不出来也。如果这种分法合理，不妨请几个武功高强的人到市政府帮忙，把中国人的身份证上，加以注明，某也君子，某也小人，然后通知三作牌在大街上检查，看见“小人”字样者，一律干掉，则所剩下来的全是“君子”，岂不天下太平乎哉？ 人性是统一的，而人格则不然。有时圣人，有时禽兽；有时君子，有时小人。在某一事上是圣人，在另一事上是禽兽；在某一时刻是君子，在另一时刻则是小人。孔丘先生鼓吹的二分法，被权势利用，把中国糟蹋了两千年。如果不肯多想一想，而且还对肯多想一想的朋友暴跳如雷，我看大家迟早都要唱一出砸锅戏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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