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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先生最近对《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写了一点意见，结果发生做梦都梦不到的误会，很多军警老爷咆哮如雷，抗议之函，雪片飞来，有几位军警老爷还打电话到《自立晚报》，问曰：“柏老头怎么和军警过不去乎？”如此军警大联合的帽子，真把人砸得两眼发黑。打听了半天，才知道为啥会有这种现象。原来现在的电影院，只有军警朋友是半票，儿童根本不准入场，大孩子则规定要购全票，这真是新鲜规矩，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记得我们乡下，军警老爷固然是半票，儿童尤其是半票。君坐过火车、汽车没有？儿童岂不都是半票乎？为啥偏偏看电影没有半票？真是年头大变。尚请军警老爷，高抬贵手，多赐原谅，非柏杨先生昏聩也，而是电影院乱定规矩也。 半票观众是从“半票读者”演化而来。虽然“读者”和“观众”不同，但其意义固然是一样的和一贯的焉，广义的“观众”似乎应该包括“读者”。我们现在主要地是要了解“半票”的意义，了解之后，则读者也罢，观众也罢，其成分都可一目了然。 美国诗人杰佛斯先生有两句诗，是讽刺他的同胞美国佬的，曰：“我们是容易就范的，一种合群的民族，洋溢着柔情，精于机械，且迷恋奢侈品。”台北《文星》杂志曾为文曰：“除了‘精于机械’一项外，用这两行诗来形容今日中国的半票读者，再恰当不过。”该文对“半票”两字加以解释，盖“半票”也者，不是指用一半钱购买入场券，而是指智力上和欣赏上的不成熟。该文曰： 说半票读者，因为在感情年龄上，他们给人一种“嫩”的感觉。在文学欣赏的国度，仍属卖半票童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形成，迄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时间不算太短，可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恐怕仍停留在情窦初开的状态，尚未臻于成熟。也就是说，我们在文学欣赏上，一时还离不开浪漫主义，中国的半票读者犹赖在浪漫主义的怀中，不肯断奶。 《文星》杂志针扎到心窝里，盖半票朋友不但不肯自动断奶，如果有人帮助他断奶，他还大号大叫，大吵大闹，张眉怒目，骂你自命不凡，骂你自以为高级，甚至骂你狗屁文章卖国贼，更甚至计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向治安机关打你的小报告。 《文星》杂志续曰： 我们并不完全否定浪漫主义的价值，浪漫与古典，原是最基本的文学风格，与其说是截然可分的二物，不如说是浑然一物之二端。高级的浪漫主义富有独立反抗的精神，对之唯有尊敬。我们反对的只是低级的浪漫主义——苍白的自怜，贫血的理想，廉价的悲现，空虚的道德等等。浪漫主义之被输入中国的，只是这一部分，于是我们有了苏曼殊、徐志麻、刘大白、冰心，有了《少年维持之烦恼》、《茶花女》、《茵梦湖》、《小妇人》、《简·爱》，有了数不清的拜伦、雪莱、海涅、雨果的介绍和翻译。于是泰戈尔也俨然成了世界性的大文豪，王尔德似乎是英国文坛上第一流的作家，密契尔小姐的裙角遮住了半个美国文坛。这些作家，在文学上各有其价值，我们无意在此菲薄他们。可是半票读者非此不乐，且乐久不疲，他们宁愿捧亚军甚至捧殿军，就是闭眼不看冠军。 非是闭眼不看冠军，而是只有亚军、殿军才合乎胃口。犹如柏杨夫人暨下女小姐，只有《雷公子投亲》才看得下去，《红楼梦》算老几？。 《文星》杂志又曰： 举一个例，泰戈尔的诗情画意和白雷克真正的先知精神、人道主义，与乎神秘感互相比较，立刻就显得逊色。拜伦和雪莱成了中国半票读者的偶像，可是他们崇拜的只是两位诗人的恋爱史或成名史，只是一些很嫩的抒情诗，至于拜伦的调整天才，雪莱的殉道热情，以及两人的不惧与全英国为敌的反抗精神，则是半票读者所不能接受的。提起浪漫主义，就想到拜伦和雪莱，半票读者很少欣赏华兹华斯的冲淡，柯立基的神奇，白雷克的兼顾美丑，天真与世故，以及济慈、维涅与兰道的古典自律。 《文星》杂志这一段理论太长，使人越看越糊涂，但读者先生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看，才能看出“半票”的特质。盖半票朋友欣赏的只是浮光掠影的声和色，再往深处，便领略不动矣。 《文星》杂志又曰： 以电影而言，半票读者当然是喜好文艺片，最好有缠绵的爱情，而以悲剧终场。（柏杨先生曰：“教人疑心说的是《梁山伯祝英台》。）像《魂断蓝桥》、《蝴蝶梦》、《翠堤春晓》、《生死恋》、《金玉盟》、《乱世佳人》和《魂归离恨天》，都成了浪漫文学的课外读物。我们并不是说这些电影不好，可是它们似乎不值得我们泣之再三。为什么不看看《岸上风动》、《乱世忠魂》、《山》和《单车失窃记》呢？为什么不看看日本片呢？抗战时期的仇日心理，阻止许多观众去欣赏日本的电影艺术，最初我们也是每见日本影片就生气，可是最近看过《四谷怪谭》、《大冈政谈》、《七武士》后，觉得日本的电影实在比好莱坞的高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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