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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七○～七九
八十年代八○～八九
九十年代九○～九九
从本世纪起，历史进入纪元之后，这对研究和阅读历史的人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习惯于从少到多计算数字，而纪元前的时间，却必须倒着来数。如纪元后“三年到七年”，纪元前就必须说成“前七年到前三年”。进入纪元后，时间观念，才恢复正常。至于年代，更容易计算，我们特地列出上表，以加强印象。不过，在本世纪（一）中，只包括九十九年，与其他世纪不同。我们认为对年代采取这种划分方式，比较更能迅速显示时间的关系位置。
统治中华帝国的西汉王朝于本世纪○○年代灭亡，外戚王莽建立新王朝——这个“新”字不是形容词，而是这个王朝的专用名词。但新王朝是一个短命政权，代之而起的是刘姓皇族的一员刘玄建立的玄汉王朝，而这个汉王朝也只有三年寿命（比项羽的西楚王国还少二年）。
最后，刘姓皇族更疏远的一员——刘秀，实际上他是一个平民，建立东汉王朝，中国再呈现大一统的雄姿。
西汉王朝第十四任皇帝刘箕子，九岁时当皇帝，十四岁时，被他岳父兼大司马（宰相级）的王莽毒死。接着是最后一任皇帝刘婴，只有两岁。当刘婴五岁时，即本世纪（一）○○年代九年，王莽的布置已经成熟，发动宫廷政变，由这一位尚不识字的五岁顽童刘婴，颁下用深奥古文写成的诏书，把皇帝宝座禅让给王莽。历时二百一十五年的西汉王朝，到此结束。王莽命名他的政权为新王朝。
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每一次政权转移，都要发生一次改朝换代型的大混战，野心家或英雄们各自握有武力，互相争夺吞噬，最后剩下的那一个，即成为儒家学派所称颂为“得国最正”的圣君，在血海中建立他的政权。王莽打破这种惯例，他跟战国时代齐国的田和一样，用和平的方法接收政权，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权臣夺取宝座的程式，以后很多王朝建立，都照本宣科。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交接之际，没有流血。
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刘邦不同，刘邦之类只是为了当帝当王，满足私欲。王莽则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他认为古代社会中，人人平等，可是到了后来，互相争夺，遂发生不平等现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穷人则一无所有。男子沦为奴隶，女子沦为婢女。幸而仍保持自由，父子夫妇，终年辛苦耕种，却不能吃饱。为了改善这种不公平和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王莽的新政府成立后，即实施一连串下列的新社会政策：
一 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恢复一千二百年以前已废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二 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三 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四 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五 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从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六 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七 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八 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
从这些措施，我们可发现王莽所从事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十九世纪才兴起的社会主义，早在一世纪时的中国，就有了构想和实践。
王莽的社会改革是伟大的措施，但他彻底失败，他的生命和他的王朝也跟着一齐丧失。我们可为他归纳出下列五项使他失败的原因：
第一 王莽是忠实的儒家学派之徒，而儒家学派的基本精神是崇古。所以王莽的眼光不是向前看，却是向后看。他对他诊断出来的社会病态的治疗，认为只要吃下古老儒书上所用的那些古药，就可痊愈。像土地重新分配，固然很好，可是王莽坚持恢复井田，却根本做不到。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仅这一点，就注定他必然跌倒。
第二 那个时代还没有推动这么庞大改革的技术能力，像贷款利息和所得税，都是“纯利”的十分之一，这涉及到复杂的成本会计，当时恐怕很少有人可以胜任。同时，即令有此人才，王莽更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干部集团去执行。但他仰仗的却只是行政命令，把所有责任都加到行政官员身上，而行政官员大多数又都腐败无耻（注意。这是中国传统的严重病态，直到二十世纪，才获得改善）。于是善政的蓝图反而变成暴政的行为，民变因之燎原般爆发。
第三 王莽没有办法控制丧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击。土地国有使地主怨恨，禁止奴隶买卖使奴隶主和奴隶贩子怨恨，强迫劳动使贵族和一些地痞流氓寄生虫怨恨，禁止铸钱使富豪怨恨。这些怨恨容易掩盖因改革而受益者的欢呼和感谢。一遇机会，就向改革反击。
第四 王莽机械的迷信制度万能，他认为“制度确立之后，天下自然太平”。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改革制度上，更糟的是他用儒家学派所特有的繁文缛节，不惮其烦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现代”的全都取消，一律恢复“古代”原名。改的太多，以致没有人能够记得住。这种改革应该是不必要的，但王莽懔遵儒家“正名”学说，却特别认真，而也就在这些小事件上，按下大失败连锁反应的电钮。西汉政府对西南夷诸部落酋长，大都用王爵羁縻，这不过是不费一文的虚名，王莽却改封他们侯爵。句町王拒不接受（句町国，云南广南），首先起兵叛变。王莽又把西汉政府颁发给匈奴汗国单于的金印（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皇帝的印称“玺”，“章”只是普通人的印，乌珠留若囗单于气冲牛斗，遂跟中国断绝关系。南北两边大规模讨伐战事，征兵征粮，引起骚动与饥馑，骚动与饥馑引起遍地陈胜、吴广式的暴动。
第五 王莽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经济思想家，但不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永不会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聪明，王莽却恰恰认为自己如此，因之他不能容纳与他意见相异的建议，而固执的坚持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见解。所以他对句町国和匈奴汗国的反抗，采取迎头痛击政策。对因饥饿而抢掠的变民，采取高压政策，遂使形势更加恶化。
本来已经被王莽避免了的改朝换代的大混战，在他上台之后，仍然出现。这一长期的流血，自纪元一七年吕母——吕家老太太起兵开始，到纪元三七年短命的割据政权——汉帝卢芳逃入匈奴，东汉王朝再度统一中国为止，前后继续二十一年。
我们选择前十年起兵叛变的一些重要的野心家和英雄人物，列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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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所列，仅是前十年崛起的人物。后十年中继续崛起的，还有被称为“铜马贼”、“五校贼’等数个变民集团，每个集团都集结兵力达十万百万人之多。全国处处是变民集团建立起来的营垒和政权，像王歆占据下邦（陕西渭南），蒋震占据霸陵（陕西西安东）。刘永死后，他的儿子刘纤继位梁王。魄嚣死后，他的儿子隗纯继位称王。
中国国土上，一片混战。
中国历代民变，性质上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官逼民反的抗暴群众，像吕母、邓奉。吕母的儿子被海曲县长诬陷，死于冤狱，她就散去家产，结交壮士，攻杀海曲县长，然后乘船入海，成为“海盗”。邓奉本是刘秀的部将，但当他请假回乡，发现刘秀的军队奸淫烧杀的罪恶暴行时，他号召人民反抗。第二类是饥饿的群众，像绿林兵王匡，政府不能照顾他们，他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他们逃亡到比较容易活下去的地方，集结起来抢劫富人的粮食财物。饥馑在中国历史上占重要地位，它是大动乱大革命的原动力。第三类是自卫性的联合，县城和村落，为避免刘秀军队之类的奸淫烧杀，往往联合起来，武装自卫，当力量够大的时候，或对抗政府的政令，如魄嚣；或作为与政府合作的资本，如窦融。第四类是既得利益者的反击，像刘望、刘永、刘玄，本来是西汉王朝刘姓皇族，因新政府的兴起而降为平民，他们连做梦都在盼望摧毁现状，恢复过去的权势。第五类是野心家，大野心家如公孙述、刘秀，想当皇帝。小野心家如力子都、爱曾，只求在一方面称霸过瘾。
只有政治家才会正确的处理民变问题，王莽不会。他迷信警察和军队的力量，认为只靠监狱和屠杀，就可以根绝叛乱。结果是民变更多更烈。纪元二三年，以刘玄为首的变民集团，攻陷固若金汤的常安（新王朝把长安改称常安）。王莽被杀，新王朝覆亡，政权只维持了十五年。一场本可以歌颂的社会改革，化成一个悲剧，在流血中收场。
王莽死后，全国各地震慑于刘玄的皇帝血统和击杀王莽的威望，一致拥戴他当中国皇帝。这是一件千年难逢的奇迹，紊乱一团糟的庞大帝国，霎时间恢复秩序。可惜刘玄所建的汉政府，由一群无知无识的人物组成。三个月之前他们还在荒野中大喝小叫，三个月之后忽然成为国家领导人，他们还没有被训练出领导能力。于是，各地民变再度蜂起。这一个奇迹政权，从纪元后二三年到二五年，勉强支持三年。号称“赤眉”的变民领袖刘盆子（他们把眉毛涂成红色，以区别敌我），攻陷长安，刘玄被杀。
混战结果，变民首领之一的刘秀取得最后胜利。纪元后二五年，他自称皇帝；用武力把其他变民集团，一一消灭，再度使中国归于一统，建都洛阳（河南洛阳）。他称他建立的王朝仍为汉王朝，跟刘玄一样，表示是覆亡的西汉王朝的中兴。但因为他建都洛阳，史学家却称它为东汉王朝，并追称刘邦建立的王朝为西汉王朝。
二十一年大混战于纪元三七年结束，但给中国带来的伤害，却不易恢复。我们将几个重要地区战前战后人口减少情形，列表作一比较，即可看出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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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减少的人口，大多数都是饿死、病死，或被屠杀。其余则不外战死或逃亡。改朝换代型混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循环性的浩劫。我们对千千万万死难的亡魂，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儿童和无助的妇女，怀有深切悲痛。
匈奴汗国跟新王朝反目，引起王莽的军事行动。纪元后十年，王莽动员三十万大军，派遣十二员大将，分兵十二路，同时并出。可是还没有集结完成，匈奴汗国就大规模向中国沿边攻击，作摧毁性的破坏。于是王莽继续向后方征兵征粮，转运千里，战土老弱，或死或逃，田地荒芜，饥馑四起，官吏乘机暴虐，民变不可遏止。
新王朝覆亡之际，应该是匈奴汗国复兴的良机。可是天灾人祸使他们不但不能掌握这个良机，反而更形微弱。四十年代中，匈奴汗国一连几年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东方新兴的强敌乌桓部落又不断侵袭，匈奴势力范围萎缩至蒙古哈尔和林及以南地区，大批人畜死亡，国力大衰。更糟的是，到纪元四八年，南部八个大部落另行推举一位亲王当单于，也称呼韩邪二世单于。这位呼韩邪二世单于同样地归降中国，请求保护。于是匈奴汗国再度分裂为二，南匈奴汗国臣服中国，北匈奴汗国继续与中国对抗。
到了五十年代，北匈奴汗国进攻南匈奴汗国，南匈奴不能抵抗，向中国求救。中国政府采取三项措施：一、把呼韩邪二世单于所属的八部人口牲畜，全部迁入长城，使他们在西河美稷（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屯垦。二、中国特设匈奴协防司令（护匈奴中郎将），与单于共同处理匈奴内政外交事务。三、另设北疆边防司令（度辽将军），屯兵曼柏（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一则防止南北两匈奴复合，一则防止北匈奴向南匈奴攻击。北匈奴汗国当然不肯甘心，不断南下突袭，使中国北方沿边郡县，白天都得紧闭城门。
本世纪（一）六十年代之后，中国国力恢复，开始对北匈奴反攻。七三年，大将窦固出酒泉（甘肃酒泉）西进，直到天山，占领北匈奴汗国最肥沃的耕地之一伊吾卢（新疆哈密），留兵屯垦。另一位大将耿秉出张掖（甘肃张掖）北进，深入三百公里，直到三木楼山（蒙古工则克山），北匈奴坚壁清野，向后撤退，没有受到重大创伤。八五年，北匈奴汗国的七十三个小部落投奔南匈奴汗国。八七年，位于乌桓部落北方新茁壮起来的鲜卑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也向北匈奴侵略，北匈奴在迎战中大败，优留单于被杀，内部混乱，又有五十八个部落共二十八万人，进入长城，归顺南匈奴汗国。
中国乘北匈奴内外交困，及时的与南匈奴组织中甸联军，给予最沉重的一击。八九年，中国大将窦宪出朔方（内蒙古磴口），北疆边防司令（度辽将军）邓鸿出五原（内蒙古包头），南匈奴休兰尸逐侯囗单于出满夷谷（内蒙古固阳北），在涿邪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会师，向北挺进，深入瀚海沙漠群一千五百公里，到稽落山（蒙古古尔班察汗山），终于捕捉到北匈奴主力。北匈奴主力在中国强大攻击下崩溃，北匈奴单于（历史上未记下他的名字）向西逃走，亲王以下一万三千人被杀，八十一个部落共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就在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上，竖立石碑，纪念这次空前的胜利。
两年后（九一年），窦宪再派遣大将耿夔、任尚，出居延塞（内蒙额济纳旗），企图一举把北匈奴汗国消灭。耿夔统军急进，在金微山（蒙古阿尔泰山）下，把北匈奴单于包围，北匈奴再度崩溃。皇太后亲王以下五千余人，全部被俘。只北单于在混战中突围，向西逃走。
——这一次战役，对中国固然重要，但对西方世界更为重要。北匈奴汗国残余部落，在漠北不能立足，只得向西流亡。三百年之后四世纪时，终于侵入黑海北岸，引起推骨牌式的民族大迁移。原住在黑海北岸的西哥德部落，向西侵入多瑙河上游。原住在多瑙河上游的汪达尔部落，向西侵入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对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野蛮民族，无法抵御，而终于沦亡。
北匈奴汗国西迁后，只剩下南匈奴汗国，永远成为中国的臣属。
——匈奴汗国（也就是南匈奴汗国），在形式上仍继续存在一百余年，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不再重要。二一六年时，它最后一位元首呼厨泉单于从当时的王庭平阳（山西临汾）去邺城（河北临漳）拜会当时中国的宰相曹操，曹操把他留下。下令将匈奴汗国分为五部，每部各设立一个都督，直属中国中央政府，单于名位撤销。这个煊赫一时，立国约四百三十年的庞大国度，终告灭亡。
中国因为陷于改朝换代大混战，无力西顾。西域（新疆）遂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远离中国而去。莎车王国（新疆莎车）雄心勃勃，想乘此机会，用武力统一西域，不断向其他国家攻击。四五年，车师后国（新疆吉木萨尔）、鄯善（新疆若羌）、焉耆（新疆焉耆）等十八个王国，联合派遣王子到洛阳作为人质，请求中国派遣总督（都护）。可是中国在大混战之后，人口锐减，国力不足，而北方的匈奴汗国仍然雄峙，东汉政府不得不拒绝他们的请求，送请王子回国。各国听到消息，十分恐慌，向敦煌郡长（太守）建议；“中国不派遣总督，我们不能勉强。但是请许可王子们暂时在敦煌居住，表示中国并没有遗弃我们，总督随时可到，希望能阻吓莎车的侵略。”可是，到了明年（四六），王子们耐不住敦煌的寂寞，纷纷逃回本国。莎车王国这才发现中国不会派遣总督，大为高兴，侵略更加激烈，大败鄯善兵团，并击斩龟兹国王。鄯善王国再请求中国派遣总督，并警告说：“中国如不派遣总督，我们无法抵抗莎车，只有请求匈奴汗国保护。”东汉政府回答说：“中国实在没有力量相助，请贵国自行决定国策。”各国只好向匈奴臣服。
如此，经过了二十八年。
本世纪（一）七三年，中国对北匈奴开始攻击，大将窦固深入天山，在伊吾卢（新疆哈密）重设屯垦区，并派遣他的一位部将班超出使西域（新疆）。北匈奴的势力此时已根深蒂固，班超首先抵达鄯善王国，鄯善最初表示非常欢迎，可是不久即行冷淡，这现象使班超警觉到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的部属责备他：“不必神经过敏，难道一个国家一辈子都没有别的工作，而只陪伴中国使节？”班超说：“不然，智慧高的人能在危机未发生时，即观察到危机，何况危机已经发生。我判断一定是匈奴使节到达，鄯善王正在仿惶不定，不知道应该追随中国？或是继续追随匈奴？”于是诈问招待人员：“匈奴使节来了几天？住在何处？”招待人员吃惊说：“来了三天，住地距此十五公里。”班超召集他的全体部属——总共只三十六人，研究对策。大家说：“我们在危急关头，生死都听你安排。”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只有一条路，我们乘夜攻击匈奴使节，把他们全部消灭，使鄯善王国得罪匈奴，必须依靠中国。”于是当晚奇袭匈奴帐幕，匈奴使节团一百三十余人，全都葬身火窟。鄯善王果然震骇，愿送王子作为人质，臣服中国。这时于阗王国（新疆和田）已代替莎车王国称霸，北匈奴汗国派有使节驻在那里。班超到达后，于阗王的接待并不热烈，而他的巫师跟匈奴使节勾结，表演天神附体说：“不可跟中国友好，中国使节有一匹黄马，把它杀掉祭我。”于阗命他的宰相向班超讨马，班超欣然应允，但要求巫师亲自把马牵走。巫师果然来了，班超把他斩首，又把宰相捆绑起来，打了数百鞭。于阗王大为惶恐，即杀掉北匈奴汗国使节，向中国归降。龟兹王国（新疆库车）跟北匈奴汗国最为亲密，依仗匈奴力量，攻杀疏勒王国（新疆喀什）的国王，另立龟兹籍大将兜题当国王。班超派他的部将田虑出使疏勒，兜题当然拒绝中国的友谊。于是田虑出奇制胜，把兜题劫持囚禁。班超也赶到疏勒，另立故王的侄儿榆勒当王。西域南道诸国，全部归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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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七四），中国大将窦固进攻车师，前王国（交河城·新疆吐鲁番）跟后王国（务涂谷·新疆吉木萨尔），先后投降。这时中国才正式派遣陈睦担任西域总督（都护），驻扎乌垒王国（新疆轮台东北）故总督府所在地。北匈奴汗国对中国一连串的成功，十分愤怒，明年（七五），它大举反攻，两次进击位于车师的中国屯垦区，都没有获得决定性胜利。但它的同盟焉耆王国（新疆焉耆）、尉犁王国（新疆博湖）和龟兹王国，却突袭总督府，把陈睦杀掉，中国驻在车师王国的屯垦兵团，不得不全部撤退。这时中国新皇帝刘囗即位，对西域的惨重挫败，感到沮丧，就改变政策。明年（七六），下令放弃西域（新疆），撤销总督，召还所有中国使节和所有协防军队。
驻在遥远的疏勒王国的班超，也在召还之列。他临走时，疏勒全国恐慌，大将黎囗说：“中国遗弃我们而去，我们必再沦为龟兹的奴隶。”竟行自杀。班超勉强走到于阗王国，国王以下痛哭失声，抱住马腿不放：“我们依靠中国，跟婴儿依靠父母一样，使节绝不可走。”于是班超决定抗命留下，再返疏勒王国。可是仅只数天工夫，疏勒边境已有两个城市投降龟兹。班超急行攻击，杀六百余人，才把两城收回。中国东汉政府允许班超留下，并于不久后把他擢升为西域（新疆）总督。
在班超领导下，各国陆续归眼。九四年，他征调各国军队，向北道发动总攻，生擒焉耆王和尉犁王，带到陈睦驻扎的乌垒王国总督府故地死难之处，斩首致祭。距陈睦之死，整整二十年。——另一位凶手龟兹王，很幸运的早已病死。
最后，纪元后九七年，班超派遣他的一位部将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大秦）。甘英是个懦夫，他向西进发，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即行折回。他说他曾经抵达一个大海边上，船夫告诉他：“遇到顺风，三个月可到。遇到逆风，可能要航行两年。旅客至少需要带三年粮食。而且茫茫大海之中，最使人思念故乡，很多人中途死亡。”
——有人说甘英所到的地方是波斯湾，但波斯湾即令有再大的顺风，三个月也到不了罗马。所以该地方可能是巴勒斯坦，果真如此，那就证明首英的报告不可靠。他到巴勒斯坦之时，正是基督教使徒圣保罗向罗马出发之时。巴勒斯坦和罗马之间，交通频繁。甘英不应该躲在旅馆里只听船夫一面之词，连码头都不去一下。否则码头上的繁荣忙碌，会证明往返便利。班超显然选错了人，如果是班超本人，或另一位部将田虑，说不定当时世界上东西两大帝国，从此直接接触。文化的交流，用不着再等漫长的一千七百年之后的十八世纪。
当中国把匈奴汗国终于征服，又在西域（新疆）恢复主权的时候，散居中国西部边界内外的羌民族各部落，于本世纪（一）中叶之后，却跟东汉政府之间，爆发战争。
羌民族与汉民族是两个血统和两种文化的民族。羌民族以游牧为主，跟匈奴民族非常接近，跟务农的汉民族在生活方式上格格不入。但羌民族比匈奴民族落后，分为千百以上的大小部落，散布在黄河上游和渭水上游。从来不知道互相团结，只知道互相仇杀，所以始终不能集结像匈奴那样”大的力量，更谈不到建立国家组织。
纪元前二世纪八十年代时，中国向西南夷开拓疆土，在白马国（甘肃西和）设立武都郡。又在匈奴汗国河西走廊故地上设立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于是产生两种情况：一、中国势力像一把利刃一样插在匈奴汗国和羌民族之间，把他们隔开，使羌民族无法得到匈奴的援助。二、汉民族在政治军事保护之下，积极向西移殖，把羌民族逐出故地。除少数部落外，大多数部落先后西迁，迁到青海湖以西或以南地区。
纪元前一世纪初叶，羌民族中最大的部落之一先零部落从青海湖向东向北发展，进入中国边界，越过惶水。到三十年代，曾对中国作过大规模的突击，幸好当时的大将赵充国坚决反对高压，改用怀柔政策，在边界地带实行屯垦，战争才告平息。百余年以来，羌汉两民族相安无事。然而，与日俱增的官员们的贪暴，汉民族与羌民族纠纷中，官员因接受贿赂的缘故，总是对汉民族偏袒。羌民族愤怒的发现，除非把地方政府官员杀尽，他们将永不能平安。于是，抗暴行动不可避免。
本世纪（一）五十年代，第一次抗暴爆发，接连着一次又一次，一片血腥。重要战斗事件，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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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民族对地方政府的攻击，是对暴政的一种武装反抗，这必须用实例来说明事实的内容，才能了解。七七年，安夷县（青海平安）一位低级官员，强夺一位漂亮的羌族女子，她的丈夫无处申诉，就杀掉那官员，携带妻子，出塞逃命。安夷县长大怒，他认为芜人大违法乱纪了，率领军队前往追捕，结果激起先民族各部落组织联合兵团抵抗。八七年，西羌总督（护羌校尉）张肝已接受迷吾部落的投降，大设筵席招待他们，却在酒中下毒，屠杀八百余人。这种官员的残酷行动，促起更大的反击。在经过不断的互相杀戮之后，双方终于发展成为一种不可理喻的仇恨。九二年，当时的西羌总督聂尚进行和解，允许烧当部落还居大小榆谷。酋长的老祖母亲自入塞向聂尚道谢，聂尚也亲自送她返回，在塞外设宴告别，十分隆重又派遣翻译官田汜等五人；护送她回部落。想不到烧当酋长竟把田汜等五人逮捕，剥皮裂尸之后，接着即攻击金城（甘肃永靖西北）。
不过，在本世纪（一），这些都限于小的冲突。每次战斗，羌民族方面不过数千人，东汉政府方面不过两万人。
九年（新王朝建立，下令土地国有，禁止奴隶买卖），罗马帝国大将未拉斯率军二万人，渡莱茵河北进。日耳曼部落酋长阿明留斯迎战，未拉斯大败，仅二百人生还。从此罗马北境以莱茵河为界，不能再扩张。
三○年（东汉王朝建立第六年），耶稣钉死十字架。
五四年（南匈奴汗国迁居西河美稷后四年），罗马皇帝革老丢被养子尼罗的母亲毒死，尼罗继位。
五七年（东汉王朝第一任皇帝刘秀逝世），日本派遣使臣到中国，中日两国交通自此开始。
六八年（班超通西域前五年），罗马大将贾尔柏自西班牙国军，攻陷罗马城，皇帝尼罗自杀，在位十五年（尼罗因焚烧罗马城和用诬陷的手段屠杀无辜的基督徒，而遗臭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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