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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先生右臂风湿，害了数年，去年（一九六四）一度发得很是厉害，读者先生也有介绍药方的，后来还是贴膏药暂时止住，但痼未根除也。而自去岁腊月，又害肚胀。肚胀在小伙子身上，不过小病，用手揉揉，放两个响屁，也就豁然而愈，不过该被胀之肚如果属于老头，而又一连四月不消，腹大如鼓，下垂如石，恐怕是有点玄妙。二月间便去台湾疗养院检查，迄今为上，好像有癌的现象哀哉。我哀哉当然是怕死，其实即令不怕死也照样哀哉，盖生殖率增高，死亡率降低，正是促使人口问题日益严重的因素之一，如果各位同胞不到二十岁就一律伸腿啦，则何至劳动立法委员乱撒绊马索乎？ 我是没有“公保”的（“公保”真是政府的无量功德，成为一种安定社会的强大力量，不知道是哪一位官员当初有此构想，并努力推广的，大家真应为他立长生牌位），所以每次看病，心里都七跳八跳，怕洋医生开药开得太贵。有一天早上，看病的人很多，走廊上一片愁云，对面坐着一位中年妇人，看她年纪，大约三十，却脸黄肌瘦，蓬头垢面。我穿着棉袄还抵挡不住过道上的凉风，而她只不过一件单衣，下面赤着双脚，索索发抖，怀中抱着一个干柴般的孩子，孩子的身上长满了红斑。她一面哭泣，一面向过往的护士小姐哀告曰：“我没有钱给孩子看病怎么办？我没有钱给孩子看病怎么办？”大家一齐看着她，默默无语，大概不知道应如何插嘴才好。柏杨先生听她河南省口音，忍不住问她怎么回事。呜呼，她的丈夫在大同中学堂当工友，一月只三百元，而她却有八个孩子，第八个孩子生的时候动了手术，连生产费都疗养院副院长特准免收的。而如今那位好心肠的副院长走啦，她的肠子竟和输卵管粘在一声，发炎不止。医生要她开刀，不开刀只有死，但开刀要两千元，她哪有两千元哉？偏偏最小的孩子身上又长出可怕的斑点，每次看病，她都一路哭来，再一路哭去，盼望能像做梦一样再遇到那位副院长。所以已陷于歇斯底里状态，半疯半傻，眼前一片苍茫，只有绝望、痛苦，没有前途，没有远景。 我老人家当时记下她的地址，想去她家看看，可是因尊肚胀痛不止，没有去成，就把此事告诉记者朋友张震先生。他第二天便按址前往，回来后写了一篇专访，刊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自立晚报》，我想读者先生都看到了矣，为了也许有人没看到，原文抄录于后—— 题标曰：“多子非为福，生活逼坏人。结离十载，八子临门，食指浩繁，不堪其苦。” 文曰—— （本报专访）在大同中学操场的一角，有一座用竹子和成矮矮的房子，里面蜷曲着一位三十四岁的河南籍妇人，一位四十七岁的山东汉子，和五个十岁以下的孩子——那是由爸爸、妈妈、儿女们组成的一大家人家。然而，这个家庭，却因为吃饭的人多，赚钱的人少，生活失去了平衡，整天笼罩在一团穷困的烟雾中，一天、一月、一年，夜以继日地在跟贫困和疾病相斗，一直悲苦地挣扎残喘在饥饿的领域里。不过，他们却渴望着有一天，能够爬出那种坎坷的漩涡！ 这个喘息在逆境中的家，男主人叫李桂林，在大同中学当校役，每月薪金三百一十元新台币，另外还有五十四斤大米；女主人名胡乃英，在家里长病和生孩子。说她长病，一点不过分，因为十年以来，没有一天，她不在病魔的缠绕下活着；说她生孩子，那她可真会生呢！平均不足一年零四个月，便生下一个，称得上是一位多产的妈妈。且看她的生产记录—— 一九五四年，生下了长女玉凤。 一九五六年，生下了长子玉山。 一九五八年，生下了次女玉华。 一九五九年，生下了三女玉琴。 一九六一年，生下了次子玉水。 一九六二年，生下了四女玉莲。 一九六三年，生下了三子玉海。 一九六四年，生下了五女玉某。 说也奇怪，这些小宝贝，一个长得比一个乖，看起来聪慧、伶俐、活泼、美丽得像一群从天国里来的小天使。然而他们却由于爸妈的穷困，因而享受不到家庭的甜美和爸妈的慈爱。像三女玉琴，次子玉水，以及还没有取名便被人抱走了的五女，均先后为了家庭的贫困，送给别人，使那三个小宝宝，在懵懵懂懂的时候，便饱尝着失去亲情的痛苦了。 那三个无辜的孩子，和这个被穷困所威胁的家庭，便是由于中国‘多子，多孙，多福寿’的观念，造成的惨淡局面。 “多子多孙”的观念，也许在某一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是适合的，但在台湾，这样人口密集的地区，又是在一个半工业化的社会里，一个经济薄弱的小家庭，如无止境地添人进口，确是生活上的一大威胁。 “你们怎么不节育呢？”记者问。 “……”那时被生孩子、养孩子和教育孩子折磨得枯萎干枯的夫妇，茫然不知所对。 然而，他们终于从痛苦中摸索到解脱的办法了。女主人胡乃英微喟着说：“在我们生最后一个孩子时，请医生给‘扎’了。”（扎住输卵管）“可是，”这位多产的妈妈又解释说：“虽然我们不会再有孩子了，但目前我们五个孩子，还是没法过活呀！” 她的丈夫李桂林也有气无力地说：“我每月领的五十四斤大米，根本填不满一家七口的肚子；为了怕孩子们饿肚子，在冬天大家胃口好的时候，要每月添四十斤，夏天大家胃口较差，也需要补充三十斤才能活下去。” 这位被生活鞭子抽打得一脸茫然之情的爸爸，沉痛地回味着说，过去二十多年的黄金岁月，都贡献给社会国家了。一九六零年因病转业后，因自己目不识丁，在社会上找不到一份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最后把他们的一个女儿卖给人收养时，对方曾给了他们三千元钱，于是他们先买了一个面摊子，晚上在通化街口卖面点。做了不久，却被流氓用刀子杀伤了他的太太，那个用自己骨肉换来的面摊子，也被砸了个稀烂，另外，他们还加添了一点钱，买了一部流动三轮车，但哪晓得踏了不到两个月，关节炎症复发，无法再继续了。 这时不幸的夫妇，际遇坎坷，用女儿换的面摊被流氓砸烂，而三轮车又歇业，那段生活，几陷入绝境。就是这个时候，幸而在大同中学谋到每月三百一十元和五十四斤大米的这份工作，否则，那可真的要被饿死了。 目前，他们一家七口所赖以栖身的那幢用竹子扎成的小巴巴房子，还是台湾疗养院一位好心的吴太太，和一两位好朋友分别送钱、送竹子，帮他们撑起来的，要不，他们一家大小七口，可能连略避风雨的窠都没有呢。 “我们太感谢那些帮忙我们的好心人了。”胡乃英用激动的口吻说：“我们一家大小能够活到今天，全是他们的给予。” 由于他们生活困窘，长期营养失调，他们的大女儿玉凤患着贫血病，三子玉海因为食物不洁，脸上、四肢，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点子，据医生说，那是食物中毒，但因为没有钱诊治，竟一任它蔓延…… 然而，胡乃英这位多产的妈妈呢，也患了大肠和输卵管连结在一起的毛病，但她为了养活五个孩子，却渴望能得到一份端茶、扫地的工作。 她啜泣着：“如果有人帮我找一份工友职业，我的五个孩子便可以养活了；因为，再穷，我们也决不会再送给人家了，将来我们老了，要靠孩子们养活我们两口子呢！” 然崦，世态炎凉的今天，谁肯为这位多产的妈妈，年仅三十四岁的小妇人一伸温情的援手呢？是的，在台北市长春路一六七号，那幢潮湿灰暗的小房子里，蜷曲着的五个孩子，和那对被儿女债折磨得褪却了生命色彩的夫妇，确是社会上慈善人士济助的对象。他们热切地渴望着，眼巴巴地期待着你伟大同情的手。 以上是报道全文，当初柏杨先生拜托记者老爷访之写之，内里有一窃窃盼望，愿该文刊出后会有软心肠朋友，为这对可怜的父母和可怜的孩子们，捐出一点钱，集腋成裘，只要能凑够两千元，就可以使做母亲的能够开刀，也可以使孩子们获得医治。可是刊出该文迄今，一再向报馆打听，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可能是读者老爷把这条消息忽略啦，也可能大家看到比这还要惨的事多矣，因而无动于衷，不过不管怎么吧，柏杨先生暨老妻柏杨夫人，谨在这里再向读者老爷哀告，援助她一点吧，千儿八百不算多，十元八元不算少，直接寄给她送给她也可（台北市长春路一六七号），或交由柏杨先生转也可；现款不方便，邮票也可；没有邮票，衣服也可；没有新衣服，旧衣服也可；没有旧衣服，孩子们看的图书和玩具也可——在你阁下看起来不足道的慈心，在她和孩子都受恩无量。 胡乃英女士想找工作，我想她工作有问题，盖五个孩子——最小的刚会爬——放到家里，不发生惨剧几希。所以还是请求读者老爷援助，先让她迈过第一关再说。在这里，我特别泣恳廖维藩先生、王梦云先生、汤如炎先生，呜呼，这个家庭虽然不是看了各位大人的高论而身体力行的，但其行为却和各位的高论暗相吻合。无论如何，三位应该也捐助她一些，太多啦我出不了口，我想一个人赠她一万元，以示嘉慰，而励来兹，总不能假装不知道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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