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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先生曰：“你说，我不是说李森先生的行为是对的，要知道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柏杨先生暨蔡凤呜先生均不能例外。这么一来，难道我也可以如此说：‘我不是说贪官污吏的行为是对的，要知道贪污爱钱是人的天性，我暨你均不能例外’吗？实际上对于一个犯错的人，应当给予适度的指责和劝勉，更进而给予私下的安慰，以使他能改过自新，至于过分的责骂与虐待固属不当，可是分开地指责舆论不对，更是罪恶。” 恕先生这一段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但问题似乎也就出在泻得太快上，最主要的，喜新厌旧之为人类天性，不知恕先生同意不同意也。正因为人性是喜新厌旧的，所以儿童玩具需要不断更换，一个漂亮而价值连城的洋娃娃，玩上三天就不玩啦，对于刚到手的一块烂布却视如至宝。恕先生留神观察没有，你的男女公子，一听说穿新衣戴新帽，就会笑得小嘴合不住，难道他们都是人面兽心，衣冠禽兽乎？男女之间，喜新厌旧的心理，尤其强烈（当然啦，圣崽例外），故爱情需要双方不断努力培养。有两种古老的心理焉，一种是两人一旦发生了性关系，好啦，我已经受到舆论的保护，你不娶，我这么一闹，你就成了“始乱终弃”，非垮到底不可。另一种是，两人结了婚，也同样好啦，双挂号兼铁板钉钉，我也已受到法律的保护，你敢乱动，你就成了“水性杨花”，教你吃不了兜着走。 柏杨先生只是提醒年轻朋友注意到这种天性，并研究适应这种天性之法。爱情也好，婚姻也好，一旦弄到纯依靠舆论和法律来保护，恐怕是保护不了也。至于“贪污爱钱”，则恕先生的大前提错矣，那是后天的玩艺，不是先天的玩艺也。然而恕先生主张对一个犯错的人，不应过分责骂虐待，正是柏杨先生的原意，看起来我们固是站在一条线上的。而柏杨先生尤其主张对于年轻小子，更应特别宽大，加到他身上的惩罚，不应超过他应得到的，更不能用代数学去乱代，而世人对一个人的评论，更不应两值分类。恕先生以为然乎？至于“过分责骂虐待固属不当，公开指责舆论更是罪恶”。这是中国酱缸里特有的“各打五十板学”，过分既然不当，却又不允许指责，则过分的朋友有福矣。再则，“舆论”有啥神圣之处不可以指责？又有啥特权之处不允许指责？恕先生说不应分开指责，仿佛私下指责倒是可以的——呜呼，只有公开辩难，才光明正大；暗下毒手，算啥英雄好汉乎哉？ 最后恕先生曰：“你现在的境遇已经好转了（你自己说过），而还在写那些强词夺理、不三不四的文章惑众，真不可原谅。你以后再发表言论时，要能秉着公正的超然精神，并依据真理，不要再为了迎合部分人的某种不满心理，而不惜强词感夺理、颠倒是非。” 这就是说，凡是合乎有识之徒心意的，才是“公正”“超然”“真理”；凡有识之徒不喜欢的，或踩了有识之徒痛脚的，就是“不公正”“不超然”“非真理”矣。这种越窗报案式的论断，忍不住还是要照抄如上，以供欣赏，并垂千古。 吾友萧伯纳先生曰：“世界上讨论婚姻的无稽之谈，多过任何话题。侈谈爱情和坠入爱情一样地容易，而且更不能宽恕。”盖年轻人结婚也好，恋爱也好，都是凭他一时的感觉和见解，没有谁是按书行事的也。不过也幸亏没谁按书行事，否则的话，他简直结不成婚，也恋不成爱。盖这一类的教条多如牛毛，看得多啦，寸步难行，最主要的还是大家所讨论的，往往和实际并不符合。吾友高尔基先生在他的《托尔斯泰回忆录》上，说了一段故事；有一天，他阁下和契诃夫先生，在克里米亚海边散步，瞧见托尔斯泰先生坐在那里胡思乱想，两位大作家蹲到他身边，没谈三句就谈到女人，只托尔斯泰先生一直不说话。到了后来，可能是忍不住啦，也可能是高、契二公缠他缠得没有办法，他曰：“我现在啥也不说，要我说的话，必须等到我已关进坟墓，那时我才会告诉你女人的真相。然后我就喊曰：我已经说啦，随便怎么对付我吧。”呜呼，可惜托先生后来死在辽远而荒凉的小火车站上，没人在他死前提醒他可以说矣。不过也亏得他没有乱发意见，否则他的名誉保持不到今天也。不但他不敢说，萧伯纳先生事实上也不敢说，凯塞林女士曾请他给她编的《婚姻手册》写一篇东西，要是换了柏杨先生，早连夜赶工，限时专送，但萧先生却笃定泰山，不肯动手，他曰：“妻子活着，当丈夫的不敢写婚姻真相。”那就是说，写了准有麻烦。萧先生之能名满天下，大概也和他不写这一类的文章有关。 然而柏杨先生却写啦。是柏杨先生比他们没学问乎？非也，是柏杨先生比他们二位胆子壮乎？也非也。而是一个人饿得发慌，连银行都敢抢，何况仅不过谈谈爱情乎哉。恕先生说我吃饭时小菜已增为两碟，出门又有脚踏四骑，可以洗手啦。问题是，在目前中国来说，千日猛写不富，一日不写就穷，此是爬格纸动物一致的悲哀，非我一人独自如此也。 俗云“乱世男女”，言下有摇头之意。乱世男女所以使人摇头，因为在乱世中，普通的道德规范丧失了拘束力。其实不仅乱世男女使人摇头，即令不是乱世，年轻小子和年轻姑娘，也使人摇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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