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八十三岁的老国民党桂崇基，在六月一日的《传记文学》写了一篇《中山先生见李鸿章》，原文如下： 中山先生上李鸿章书，世人固多知之。他是否见过李鸿章，则因缺乏资料，难以臆断。据唐绍仪言，一次，他返回香港，曾晤中山先生，见其器字轩昂，其时不过二十许人，即怀有大志，便断言其必将为大器。中山先生出示其所拟上李鸿章书，并请唐设法介绍见李鸿章。时唐在高丽袁世凯幕府任事，对于北洋有关人物多直接或间接认识，便代为介绍天津海关候补道徐秋畦。中山先生去天津，由徐秋畦向李鸿章为之先容。届期，徐秋畦陪中山先生往见。李鸿章见中山先生即问你叫什么名字？中山先生答孙文，其时中山先生发音犹带浓重广东音，把文字念门音。李鸿章一听，便说，你官话都不会讲，怎能做官？ 未及二三语，即端茶，差官乃高呼送客。徐秋畦乃拉中山先生一同起身告辞。行至二门，中山先生便在庭中大骂李鸿章是官僚。徐秋畦见状大为恐慌，直冒冷汗。未久，唐绍仪来天津，徐秋畦告其与中山先生谒见李鸿章经过，并言以后你不要再请我介绍任何人晋见李中堂了！ 看了这篇文字，我忍不住要对自己说：“国民党又造假历史了，我非拆穿它不可！”下面就是我这违章历史拆除大队的一次成绩。 桂崇基是江西贵溪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一九二五年回国任教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后任考选委员、国大代表。来台后任东吴大学校长。他因为在国民党内斗中，很早就给斗下来，所以早就过气了。不料他不甘寂寞，写《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等书之不足，又来这么一段历史，有历史训练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它是捏造的，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一核对唐绍仪和孙中山的生平，便明白了。 唐绍仪，广东香山（中山）人，一八五九年生，一八七四年清廷派出幼童赴美留学生，他是其中之一，毕业于那鲁大学。 光绪初年回国。一八八四年，由北洋派驻朝鲜帮办税务，得到袁世凯赏识。一八九五年，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一八九九年四月，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他随同赴任；十一月，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他又随同赴任。后来历任奉天巡抚、邮传部大政府内阁总理，后来历任外交总长等职务，。他虽跟孙中山关系不错，但孙中山死后，不容于国民党南京党中央。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国民党以他会被日本人利用做借民派特务以利斧把他劈死在上海，死时八十岁。 照桂崇基所说，唐绍仪在香港见到“二十许人”的孙中山，孙中山“出示其所拟上李鸿章书”，但按此书写作年代，该是一八九四年，这年唐绍仪正在北方追随袁世凯，跑到香港去见比他小七岁的孙中山（孙中山那年二十九岁），已极可疑，因为当时孙中山无籍籍之名，唐绍仪“返回香港”去见他，又所为何来呢？ 何况，既说唐绍仪“返回香港”见孙中山，则孙中山本人，必须人在香港，才有见到的可能，无奈这年孙中山根本不在香港，他人在广州做医生，并且二月起就“以医务委之于尹文楷，自偕陆皓东自湖南循长江东下，抵上海”（（国父年谱初稿》） 了，纵使唐绍仪“返回香港”，也见不到孙中山啊！ 一八八二年，孙中山十七岁时候就结交了陈少白等，被呼为“四大寇”。陈少白后来在《兴中会革命史要》里，曾有这样的追忆：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广州，忽然药房里有信来，说：“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我接到信，就到广州去，替他维持店务。等了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心里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来了，手里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东西，他见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问他：“你跑到什么地方去的？” 他说：“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开手里的一卷纸给我，我拿起来一看，里面乃是一篇上李鸿章书，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里关起门来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随便修改一下，以后，他对于药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这封信上给李鸿章。我没有办法，就让他去，同时我就替他把两间药房收拾起来，交回那些出过股本的人。 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铨，别号天南遁臾），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Dr.Legge）翻译四书五经，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笔底对于世界知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那时候，刚刚中日大战，打得很厉害，李鸿章至庐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陶斋看见了，就替他想方法到江海关去领了一张护照，请他出国去设法，孙先生也就乘轮到檀香山去了。 孙先生所以耍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岂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大约在是年（甲午）八九月之间，就正式成立兴中会。 由于陈少白是孙中山的老友，他的回忆，最值得重视。当然他的回忆也须加以考订。例如他说郑观应与孙中山的关系，就太疏略了，此事牵涉到上李鸿章书的内容，不可不先弄清楚。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人。他生于鸦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做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间，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某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木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的张本。孙中山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观应影响孙中山，自不待言了。 现在再回看陈少白的追忆，便知道上李鸿章书，乃是孙中山完稿在上海见过郑观应之后，不但不成于广州，更不成于香港了。既然这样，又何来桂崇基所说的孙中山在香港向唐绍仪出示上李鸿章书呢？ 至于桂崇基说孙中山因唐绍仪之介，得识徐秋畦的事，也不能成立。据《国父年谱初稿》，一八九四年六月，孙中山“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李鸿章”，“先生在沪遇香山同乡郑官应，由其函托王韬介绍于李鸿章幕僚罗丰禄。迫先生偕皓东抵天津后，先访罗，又得徐秋畦为先容，求介见鸿章，先以书进。”则徐秋畦和孙中山的搭线，是罗丰禄而非唐绍仪。徐秋畦是李鸿章的幕僚，陈少白回忆中的“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该是指他。桂崇基说徐秋畦带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一些细节，虽然有趣，但是非常可疑。原因无他，以李鸿章的忙、李鸿章的大架子，他是根本不会见孙中山的！ 但是，若说李鸿章根本不会见孙中山，这对国民党的附会之徒说来，是认为脸上无光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捏造历史。 胡去非在《孙中山先生传》（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里，曾集这种捏造之大成，胡去非说： 至北京时，冒险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快。李谢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断不能大有为，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唯君等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云云（见时事新报馆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 吴稚晖编年系“别传”云，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懋辞。此为癸巳二十八岁以前之历史，即自传所谓“十年如一日”也。 胡去非本人后来也不信这些捏造，他在《总理事略》（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中，就有“先生见李鸿章不遂” 的更正。但是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却把这一捏造，花样翻新起来。首先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新生报》登出《中央社特稿》－《万世风范的国父》，其中说：“在国父演讲时曾担任过记录的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寒操，讲了八个有关国父生前的小故事，来纪念国父百年诞辰。”梁寒操讲的第一个故事是： 国父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出来行医，有一次他满怀爱国报国的热忱，上书李鸿章，并由唐绍仪陪同，去见李鸿章。当时李鸿章还没有看完国父所上的书、就老气横秋地对国父说：“天下大事困难重重，不是你们年轻人所能够了解的。”国父辞出后，大为光火，眼睛冒出愤怒的光芒对唐绍仪说：“我起先以为李鸿章很行，现在才知道他根本不行，我的建议他干不了，我自己来干！” 梁寒操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是老广（广东人），他带头造这种谣，由《中央社特稿》方式发出，自然就愈来愈绘影绘声了。难怪此后国民党宣传媒体上，不但把孙中山见李鸿章的电视画面，弄成李鸿章一派诚惶诚恐模样，并且干脆就说孙中山当时是去“招降李鸿章”了！——国民党捏造历史，竟逸出常识，一至于此，国民党真太目中无人了！ 梁寒操捏造历史中，提到孙中山见李鸿章是“由唐绍仪陪同”的，这种捏造，未免太粗糙；所以十八年后，这一捏造由桂崇基翻做，变成唐绍仪是中间人了，而“陪同”的，又换成徐秋畦！当《传记文学》的编者向桂崇基专函请教出处的时候，桂崇基说：这是“民国二十年左右”唐绍仪亲口对他说的！他居然把这段秘史埋在心里五十多年，真是天晓得他在干什么啊！ 最近，我的教师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出版了，他对孙中山这段公案，有了新的资料与解释，他根据大陆资料，提出了一封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信，信中说：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晨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傅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再肃者：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衣务，艺成尔后返中国，与同志邸资设书院教人；并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傅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结游学执照，以利遍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请也。 吴相湘说： 盛宣怀接阅郑观应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先生往见。孙是否见到李，文献无征。但多数记载肯定孙李没有晤面。因当时中日为朝鲜东学党之乱，两国正调兵遣将前往三韩。李鸿章忙于这军国大事，自无暇接见孙。 但孙先生在三年以后一论文中指出：“当我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正停留天津；那时曾亲眼见多。有许多文武官员自全国各地赶来向当时权倾一时的宰相李鸿章晋见，在蒙允晋见之前，无不需与馈赠巨额红包给他的僚属。” 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 吴相湘说：“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以这一理由而不能见李鸿章，是可疑的。因为见李鸿章是大事，孙中山识其大者，当不致因小失大。我看根本的原因还是孙中山当时人微望轻，李鸿章不肯见他而已。 吴相湘在《补注》里，提出一个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新说法，他说： 孙先生所以如此不惮烦请托，请人作书转求李鸿章，完全是八十余年以前，满清皇朝除选派十五岁左右幼童赴美留学，并另选派福州马江海军学堂等校毕业生赴英习海军以外，根本再没有其他官费生、自费生赴外国留学（自一八九八年以后，才逐渐有少数人东渡赴日游学，因不需护照）。自然更没有如民国以来的留学规程，以及近年的公自费留学生考试，或外国大学给予研究奖学金，甚至出国观光等都可以申请发给出国护照，经过外国使领馆签证即可启程。而当时赴欧洲必需护照，尤其美国一八八二年成立禁止华工入境规条后，由国人前往美国非常困难，有时大小商人前往也被视作“苦力”（劳工）不准入境，或被拘留后逐回。孙先生是广东人熟知这些情形，权衡轻重利害，如其徒耗金钱时间冒险远行而被虐待侮辱逐回，不如在出国以前尽一切可能设法求取护照，以策安全。 当时自费出国求学既无成例。孙先生这一请求完全是借重李鸿章一言九鼎的重要地位，以及李与香港西医书院关系能致函总署特准这一“破例”或“创例”。能否成功，并不可预料。并且郑观应致盛宣怀书中虽言明孙的学历以及他自备资斧，并无金钱上请求；但自医士改习农事，无论如何是一转变。……故孙先生上李鸿章书是深望李“玉成其志”万不可少的“敲门砖”。 因此，吴相湘认为刊、中山“上书李鸿章请发出洋护照，，一点上，才是当时实情。这一立论固非无见，但是孙中山若目的只在“请发出洋护照”，似乎不必这么麻烦的上万言书，也与郑观应给盛宣怀信中所说的“一白其胸中之素蕴”目的不合，他如只志在护照，盛宣怀的八行书直达李府应该就够了，盛宣怀“介绍孙先生往见”李鸿章，就未免多事了。 我在《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书里，曾有专章—— 《（改良）与（革命）之间）——讨论孙中山的转变过程，我说： 在这种“参与”的过程里，孙中山不但认识了郑官应，并且还在郑官应家里会到了绰号“长毛状元”的王韬，王韬还为孙中山写了介绍信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以达成孙中山《上李傅相书》的积极效果。但当孙中山最后知道“上书请愿”的方式走不通以后、当他深切知道“改良主义”的手法达不到以后，他又回归到革命的路线。 我又说： 这个分野，也就是从“改良”观点到“革命”观，点的分野；这个分野，它的最后爆破点是《上李傅相书》的失败。 关于上书的事、关于这次走改革路线的经过，我们在孙中山的自述《伦敦被难记》中也可得到主要的说明：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子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子朝廷，傅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予当时深表同情，即投身为党员，自信因为国利民福计耳。 中国睡梦至此，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且近年以来，北京当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接触较近，其子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福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暂搁不报。但中日战争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加以叱责，且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以后不得擅上云云。 吾党于是抚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海陆军人之腐败贪赎，平时骄奢淫逸，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在这段话中，孙中山原始的改良主义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 所谓“和平手段”、所谓“渐进方法”、所谓“请愿于朝廷”、所谓“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所谓“政府之或可奋起”、所谓“全体联名上书”、所谓“和平方法”等话，都是明显的改良主义的语句，都不是革命的立意与手段。直到这些立意与手段都“无可复施”的时候，才轮到“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今天宣传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人，他们总是把孙中山一开始就描绘成一个反对改良的革命派，甚至从幼年就开始“蓄革命之机”了。这是很不了解孙中山真正怀抱的说法，是很不通的。 我仔细观察孙中山一生的言论，发现他的和平改革的色彩、缓进的色彩，始终很浓厚。孙中山远在民国前六年，就演说指出“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用之”（《三民主义与中华民族之前途《）；在这篇演说后十六年，他同样他说：“诸君要晓得，革命是不得已而为的事。”（《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演说中，他甚至带着一点似乎“挖苦”的意味，来指出“中国式之革命家”的性质，他说： 我即自称革命家，社会疑义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两次演说中，他甚至明白地指出：“改造”“维新”的意思，与“革命”并无不同。他说：“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他又说：“外国革命，有许多是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维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这些明明白白的改良论调，岂不正正都是这个伟大革命家的论调吗？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孙中山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改良家。只有了解他那种改良的怀抱，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上书李鸿章，为什么要走上一段改良主义的路线。 罗香林在《国父之大学时代》中说： 世人以上书文章闽肆，疑非国父自作；或以李氏为满清重臣，非创导革命之国父所欲合作，疑上书非国父本意。不知国父在西医书院，子现行科学与政事及衣功论学，研讨至精，而国学用力甚深，文章亦所素习；李氏为当时倡办洋务人物，且为西医书院赞助人，与其有医学教育因缘，观李氏复西医书院函，知其非子革新政治不相能者。故国父欲试探李氏意志，傅为实行革命张本，非谓欲与满清政府妥协也。 罗香林对怀疑上李鸿章书真伪的人的指摘，是可通的，但是他说孙中山“欲试探李氏意志，俾为实行革命张本”的推论，却未免牵强。孙中山上书无效，就是最好的“革命张本”，原来那个上书的“张本”，事实上该是“改良张本”才对。《伦敦被难记》中自述清吏向他说“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等话，也是孙中山当时走改良路线的一个有力旁证。 罗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中说： 唯孙先生在该院，除于学校规定课程外，亦兼喜研究农田、舆地与经史诸学。尤嗜于中夜起床读书，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物种原始》类专书，最所喜读。盖是时适值达尔文逝世后数年，其进化论学说风靡全欧，康德黎博士即首为介绍其学说于香港。孙先生殆为国人研究进化论之最早起者。 唯孙先生于科学研究特深、于生理学为最有心得、于进化论为探索最殷，故俟配合其毕业后之经验，遂能发明“知难行易”之学说，与修正进化论，而引伸其体系，斯则尤属西医书院曾获致其预期成效之明征也。 罗香林又说： 近人有谓中国人知有进化论，乃自严复于一八九五年出版所译赫青黎（T.H.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始者，其实，孙先生之首治进化论学说，乃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肄业西医书院之时代，较严氏译书时代为早。 这些阐发，大体上都是很独到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阐发，我认为罗香林应该做出而没做出的，则该是： 一、达尔文的学说是“演化”的，并没有中国译名中“进化” 的意味。旧译“进化论”是不通的，也是以词害意的。 二、孙中山受达尔文的影响是不错的，这从他自述“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Darwinism即达尔文主义）可得证明。但是达尔文真正影响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还属小焉者也，并且还待考。真正影响他的，乃是一种对人际看法的“演化眼光”。由于具有“演化眼光”，所以即使革命，也“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这种因达尔文而来的影响，对当时深信“演化论”的人，不论是严复或孙中山，都没有例外。而介绍“演化论”到中国来的人，从伟大的严复以下，他们的最大“孤独”，也许却正是感到中国人并没真正的了解“达尔文之道”！中国人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一套，并不是真正的“演化眼光”那一套。因此之故，中国人近百年来，最多的是鲁莽灭裂的所谓“革命家”、“革命英雄”、“终身革命者，，和“吃革命饭者”。他们“彻底”这个、“极端”那个，整天“革”别人的“命”，可是革来革去，不但没达到“彻底”“极端”的“革命”的大效果，甚至连他们所看不起的“改良”的小效果都没达到。虽然这样，他们却还日复一日的高叫“革命”“革命”、年复一年的高叫“革命”“革命”。总还迷信鲁莽灭裂的方法，妄想“一了百了”、妄想“一蹴而几”、妄想“迎头赶上”、妄想”一次解决”，而其结果，却永远是欲速则反迟、想快却更慢。 这些悲剧，追究起来，都是没有深刻了解“演化眼光”的缘故。 他们这些人的智慧，比起严复和孙中山来，真是太远了、太远了！ 虽然有“演化眼光”的孙中山，最后自己从“改良”走向“革命”，并且直革到死，还有“革命尚未成功”之叹，但当他一旦走上了“革命”的路，他对他曾有“改良”的纪录，显然就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再提起了，这就是在孙中山在世之年，人们一直不知道他曾上书李鸿章的缘故！他自己绝口不提这件事！ 直到孙中山死后，他生前的一个“敌人”陈垣（援庵，做过辅仁大学校长）以史学家的博闻强记，挖出了这件事。陈垣告诉了另一个博闻强记的史学家顾颌刚，顾颌刚亲自去找，终于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日的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第六九、七0号上，找到了《广东香山来稿》的《上李傅相书》！ 清朝根据祖训，不设宰相，殿阁大学士都名过其实。但有“大学士”“太子太傅”头衔的人，都被尊称做“傅相”。李鸿章在一八七0年得到“大学士”头衔、一八七九年得到”太子大傅”头衔，所以孙中山称他“李傅相”，这种称呼，是非常合乎规格的。 吴敬恒在《中山先生年系》一八九四年二十九岁条下写道：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开始宣战。自传曰：“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出洋后，邮上李鸿章一书。所以知其邮上者，因书中有“文于回华后……” 云云也。邮书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份之上海万国公报已登该书矣。又此书首言”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云云，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邮，必不做此开端。则别传冒险之说，必系传闻之误。 吴敬恒这里所说：“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邪，必不做此开端。”是对的。但必须证明上李鸿章书乃在求见李鸿章之后，这种推论，才能成立。若上书在先，上书且是求见前的先容步骤，这种推论，就大有问题。孙中山《上李傅相书》发表于《万国公报），显然在正本早就送达以后。他在正本送达后南下，以《广东香山来稿）方式投书《万国公报》，显然又不是桂崇基笔下“大骂李鸿章是官僚”的北上情况。所以，结论是：国民党绘影绘声说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事，从；日式捏造到新式捏造，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文章写到这里，一切就都水落石出。国民党还是好好想想吧：只要李敖在台湾，他们就休想捏造历史。金钱、枪杆、镇暴车都在你们手里，但是历史绝不在你们手里，还是放明白点吧！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在草山之阳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