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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识叶灵凤，是在一九五一年。那时，星岛日报有限公司计划出版《星岛周报》。 《星岛周报》出版前的样本，由我设计。根据这个样本，社方曾举行过一次筹备会议。参加者，除林霭民社长外，还有十二位编辑委员。叶灵凤是其中之一。 开会时，X先生提议“星周”的内文应该印在不同颜色的纸张上。叶灵凤不赞成这种做法，用挪揄的口气说： “像X先生写的小说，印在黄色的纸张上，再合适也没有了。” X先生不甘示弱，立刻还以“颜色”： “像叶先生写的文章，就该印在红色的纸张上！” 2 《星岛周报》每期附有画刊，由梁永泰编辑；其中不少珍贵图片都由叶灵凤提供，并加说明。叶灵凤学过画；对考证工作也有浓厚的兴趣，每一次供给“星周”用的图片，诸如“五百罗汉”、“中国现存最古的木构建筑”、“毒蛇世家”、“中国古涌精华”、“慈悲妙相”、“武梁祠画像”、“兰亭遗韵”、“十八世纪捏造的台湾志”、“米颠石丈”、“三合会的秘密”、“达文西诞生百年纪念”、“古墨图谱”之类，都是极好的材料，不但丰富了“星周”的内容，还提高了“星周”的水准。除了图片与图片说明外，叶灵凤几乎每期都有文字稿交给我们。稿子的范围很广，有的谈香港掌故，如“张保仔事迹考”；有的谈美术，如“名画和名画家的故事”；有的谈文学，如“王尔德《狱中记》的全文”；有的谈习俗，如“刺花与民俗”；有的则是考证，如“中外古今的财神”。 叶灵凤为“星周”写的稿子多数署“叶林丰”；图片说明只加一个“丰”字。 3 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快报》创刊，叶灵凤为我编的副刊撰写“炎荒艳乘”，署名“秋生”。 叶灵凤为《快报》写的文章，多数是从俗的。我曾经接到一位读者的来信，剪下叶灵凤译述的《玩家回忆录》第六十节，用蓝笔划出如下一节文字： 其中有一个节目是，她们采取了某一种姿势，再借 助于手指，深入不毛的洞穴深处，在那里不停的翻腾搅 动，直到找到了仙泉的泉眼，然后就有一道泉水飞射而 出。 那读者将剪报寄来，因为他认为副刊不应该刊登这一类的文字。 收到这位读者的来信后，使我想起叶灵凤在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日发表的“我的文章防线”。那篇文章中，他这样写： 翻阅日记簿，检讨一下自己过去一年的工作，虽然 也读了不少的书，买了不少的书，写了不少的文章，但 可以称得上成就的，觉得仍只有一件，那就是自己的文 章防线还不曾被突破。 在香港，煮字谋稻粱，不会不受到商业社会的压力，能够坚守“文章防线”的，少之又少。记得有一次，在新闻大厦旁边的人行道上遇到叶灵凤，他感慨地对我说： “香港有很多小说，只是创作太少了。” 我说：“小说在这里容易变钱，绞尽脑汁写出来的创作，往往连发表的地方也找不到。” 4 曹聚仁曾经对我说过：“朋友中，书读得最多的，是叶灵凤。” 后来，《四季》杂志在中环“红宝石餐室”举行座谈会，我将曹聚仁讲过的话告诉叶灵凤。叶老点点头，承认自己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像二十四卷的“阅微草堂笔记”，也曾从头至尾读过一遍。 在座谈会上，也渐提到加西亚·马盖斯的作品，问叶灵凤对这位作家的看法。叶灵凤摇摇头，说是没有读过。也斯又提到Books Abroad，叶灵凤表示希望能够读到这本杂志。也斯答应借给他。第二天，也斯到报馆来，嘱我将书转交叶灵凤。过几天，叶灵凤到《快报》来拿稿费，用兴奋的口气告诉我：他已找到加西亚·马盖斯的作品；且已仔细读过。那时侯，他的视力很差，白内障眼疾已到了相当严重的阶段。 《四季》要出“穆时英专辑”，问他：“有没有穆时英的照片？”他说：“也许会有，不过找不到了。如果视力不这么差的话，可以凭记忆画一幅出来。” 由于视力太差，他曾向我询问参加座谈会的《四季》几位创办人的姓名与当时坐的位置。那几位都是也斯的朋友，我不熟，只好请也斯将座谈会的情形画出，注以姓名与位置，交给叶灵凤。 叶灵凤与鲁迅一样，很愿意与爱好文艺的青年接近。举行过座谈会后，他对我说：“甚么时候请这班年轻朋友到我家里去喝茶。” 5 提到鲁迅，就会想起叶灵凤与他的那一场笔战。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这样挖苦叶灵凤： ——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出现了叶灵凤先生，叶 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毕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剥来 的，毕亚兹莱是“为艺术的艺术”派，他的画极受日本的 “浮世绘”（Uliyoe）的影响。（《鲁迅全集》第四卷页 二三○） 叶灵凤的长篇创作《穷愁的自传》，刊于《现代小说》第三卷第四册。在小说中，叶灵凤写下这么一句： ——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 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叶灵凤这一刀，并没有将鲁迅砍伤。相反，鲁迅还作了这样的反击： ——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 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 揩屁股，现在却竟会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 学家屁股后面了。（《鲁迅全集》第四卷页二二五） 鲁迅骂叶灵凤“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不是没有根据的。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左翼联盟发出开除叶灵凤的通告，其中有这样一段： 叶灵凤，半年多以来，完全放弃了联盟的工作，等 于脱离了联盟，组织部多次的寻找他，他都躲避不见， 但他从未有过表示，无论口头的或书面的。最近据同志 们的报告，他竟已屈服于反动势力，向国民党写“悔过 书”，并且实际的为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奔跑，道 地的做走狗。…… 不过，这是发生在三十年代的事。那时候，叶灵凤年纪很轻。 根据阮朗所写的“叶灵凤先生二三事”，上了年纪的叶灵凤曾到“鲁迅纪念馆”去看过鲁迅，认为他和鲁迅那桩“公案”已经了却了。 6 鲁迅在另一篇杂文中也曾提及叶灵凤。文章的题目是：“文坛的掌故”，收在《全集》第四卷中，卷末的注释有这么几句： ……叶灵凤，当时曾投机加入创造社，不久即转向 国民党方面去，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鲁迅全集》 第四卷页五○九 叶灵凤在“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令人难于置信。 7 前些日子，买到一本旧书，书名《山城雨景》，作者名叫“罗拔高”，扉页印有“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报导部许可济”等字样，出版于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卷首居然有叶灵凤的序文。 在这篇序文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这句话是：“使你不敢相信而终于不得不相信。” 8 叶灵凤对工作极有热忱，虽然患了眼疾，虽然满头白发，仍在写作；仍在编辑“星座”。由他主编的“星座”，在这个“商”字挂帅的社会里，能够维持那样高的水准，足见他有一份可爱的固执。 在《星岛日报》编辑“星座”时，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一位厚重的长者。有些对新文学不感兴趣的同事，不但不知道他是“创造社”的老作家；而且不知道他对中国新文学史曾经作过贡献。纵然如此，叶灵凤在报馆工作时，很受同事们的尊敬。同事们多数将他唤作“契爷”。 每一次叶灵凤到《快报》拿稿费，发稿费的人就会笑嘻嘻的对他说：“契爷，请坐。” 叶灵凤走来《快报》领稿费时，见到我，总会跟我兜搭几句。 9 有一次，排字房的工友拿了叶灵凤的手稿走来，对我说： “这篇稿子字数不够！” “差多少？”我问。 “差五百多字。” “这是不可能的。” “不信，你自己点算一下。”工友将叶灵凤的原稿摊在我面前。 原稿上的字，写得很大。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 “叶先生患了白内障，视力很差，作稿时写的字越来越大。前些日子，一千字写八百，我总在文末塞一块小电版的。后来，一千字只写六七百，必须塞以一块较大的电版。但是这篇稿子，虽然写满两张稿纸，排出来只得四百多！” 这种情形显示他的眼疾已到了必须施手术的阶段。 10 一位爱读书、爱写作的老作家因眼疾而受到的痛苦，是不难想象的。他曾经告诉过我：他的女儿买了一个德国放大镜给他。这放大镜，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些用处；日子一久，用处就不大了。 有一次，他走来《快报》编辑部与我闲谈。谈到他的眼疾，我问：“你能够看到我吗？” “看到的。” “看得清眼鼻口耳？” “看不清。我见到的你，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 谈话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三四呎。 11 三四年前，一位朋友在尖沙咀一家酒楼请吃晚饭，谈到叶灵凤，徐讦与朱旭华都说很久没有见到他了，要我打电话约他出来喝下午茶，谈谈。 我打电话给叶灵凤，将徐讦与朱旭华的意思告诉他，他听了，立即接受，约好在“大会堂”二楼的餐厅喝茶。 到了约定的日期，我与徐、朱两位先到。刚坐定，叶灵凤偕同他的太太走来了。叶灵凤的粮神很好，也很健谈。徐讦、朱旭华与叶灵凤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可谈之事因多；可谈之人也有不少。大家坐在U字形的大沙发里，毫无拘束地谈往事，谈现代书店老板洪雪帆、谈邵洵美、谈施蛰存、谈曹聚仁……。 谈到曹聚仁，叶灵凤说曹聚仁到澳门镜和医院去养病之前，曾将他的爱犬送给叶灵凤。叶灵凤一向喜欢猫狗，家里养了很多只，曹聚仁离港时无法携同爱犬前往澳门，托叶老照顾，叶老欣然允诺。 12 《四季》创办人有一个计划，每期拨出一部分篇幅，“介绍三四十年代文坛上比较被人忽略的作家的作品。”（《四季》第一期页二十七）叶灵凤对这个计划极表赞同，并同《四季》创办人建议：“下一期可以介绍蒋光慈。” 从这一点看来，叶灵凤是很欣赏蒋光慈的作品的。不过，当他作此提议时并没有将理由讲出。我们不知道他之重视蒋光慈的作品，是以作品本身所具的政治意义作准基的；抑或以作品本身所具的文学价值为准基。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出版事业非常蓬勃，王哲甫称之为“上海的狂飚时期”。在这个期间，叶灵凤与蒋光慈都很活跃。蒋光慈勤于写作，除编辑《新流月报》与《拓荒者》外，在左翼的刊物经常有新作品发表；叶灵凤除了写作外，还编辑《现代小说》与《现代小说汇刊》。那时候，蒋光慈与叶灵凤都是普罗文学家。 叶灵凤在这个时期出版的重要作品，长篇小说有《穷愁的自传》（一九三一年），《我的生活》（一九三○年），《红的天使》（一九三○年）；短篇小说集则有《处女的梦》（一九二九年），《鸠绿媚》（一九二八年）与《女娲氏的遗孽》（一九二八年）。 蒋光慈在这个时期出版的重要作品，有《冲出云围的月亮》（一九三○年），《丽莎的哀愁》（一九二九年），《最后的微笑》（一九二九年）与《短衤夸党》（一九二八年）。 与穆时英一样，蒋光慈也很短命，于一九三一年死在上海，年仅三十。这两个人都有才气；叶灵凤似乎对蒋光慈更加重视。 （一九七六年七月廿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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