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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送我一本书，书名《文坛史料》。这本书，编者名叫杨一鸣，由一大连书店”发行，封面印有一九四四”年的字样：版权页则印着“昭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印刷”与“昭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行”两行小字。一九四四年，日本尚未投降，战事仍在进行中。所以，这是一本沦陷区出版的书。目前出现在香港书市的，是影印本。 这本书，赵景深曾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目”一文中提过。赵文对这本书的说明是： “民三二·中华日报社。据说这书当时很风行。一 月出版，三月就再版了。似乎不久又重版过一次。” 既是敌伪出版的书，胜利后，禁止发售，是必然的。赵文成于战后，将它列入“书目”，大概因为它是一本史料书，具有参考价值。 畅销书未必是好书。“文坛史料”就是一个例子。 此书分四辑。第一辑是“关于鲁迅”，第二辑是“作家评传及印象”，第三辑是“文坛逸话”；第四辑是“文艺社团史料”。在第二辑中，收有六十篇文章，其中写华林的，有两篇：一篇是“记华林”；一篇是“关于华林”。 “关于华林”一文，作者名叫“何若”，自称：“识华林于北京，时在民国六年，八年五月之末，相值于上海。”文极短，仅四百余字，最后一节是： “余（何若自称）与别二十余年，仅一通问，去岁闻 人言，事变后已客死西南。文坛上丧一前辈，思想界亦 少一异人，思旧黯然……” 此文作于何年何月何日，并未注明。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该书既于一九四四年出版，这篇文章倘非作于一九四四年；必定作于一九四四年之前。 根据这一点，何文所说的“事变”，无疑指的是“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后的华林，一直生活在大后方，并未“客死西南”。何若的说法是捕风捉影，与实际情形全不相符。 有两项事实，足以证明此说的荒谬。 第一项事实是： 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间，我在重庆编的副刊，华林是主要撰稿人之一。那两年中，华林写作颇勤，经常有稿子寄给我。 在我的旧书售中，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华林寄给我的一封信。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以鬯先生 弟不久即去上海今日写上拙文一篇是 最重要的一篇分祈先生加以指正登出不胜盼祷之至敬 颂 写信的日期，原为十一月廿五日，后改“廿六”。（请参阅本书所附电版。）虽然没有注明年份；但信中“不久即去上海”一语，清楚说明了华林由渝返沪的事实。抗战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获得胜利，华林于胜利后回上海。所以，这是华林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六日写给我的信。 华林在一九四五年仍有书信与稿子寄给我，怎会在一九四四年之前“客死西南”？ 第二项事实是： 胜利后回到上海的华林，还参加过文协上海分会举行的“欢送老舍曹禺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会员大会。这个集会是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下午四时举行的，一方面欢送老舍与曹禺赴美；另一方面欢迎从各地抵达上海的会员。华林就是受到欢迎的一个。 关于这个集会的情形，赵景深在“一个作家集会”中，有相当翔实的记载。当时，好几位老作家都被请讲话。华林在会上，根据赵文，曾经讲过这样一番话： “今天很高兴，遇见老朋友顾仲彝赵景深和别的朋友们。主席比以前胖了。战前人家散居各地，不易认识，到了汉口重庆，认识的人便多了。这人年来，人生的酸甜苦辣，尝得太多了，这种滋味，与平常不同。中国许多毛病，不可显露，表面粉饰太平，撕开来看，政治社会一切都表现出来了。没有战争，大家嘻嘻哈哈，真是危险万分。日本人摧残了中国，也救了中国。这机会使得中国看清了自己……” 这一段话，说明华林在抗战八年中住在汉口与重庆。 除了这段话之外，还有照片可资作证。那帧照片，刊于《文坛忆旧》一书中，是“文协欢送老舍曹禹赴美”的合照，华林坐在宋之的与叶圣陶之间。 由此可见，何若所写的“史料”，绝不可信。这一类的东西，说得文雅些：误于传闻；说得不好听：就是胡言乱语。此人在沦陷区写文章，对大后方的情况，不会清楚。所谓“事变后客死西南”，纯系道听途说，纵使不是任意捏造，也难脱诳惑读者之嫌。这种“史料”，对后来的研究者不但毫无裨益；而且有害。 （一九七五年十月廿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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