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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阿贝特街，你才知道，为什么莫斯科街头冷清清的；人，都在这里，在暖洋洋的阿贝特街。 十月的莫斯科，没什么阳光，好像所有的阳光，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也聚拢到这一条街上来了，阿贝特街。 你不断地和漫游的人们擦肩而过，不时要斜着身子免得和对面的人撞个满怀。在斜身的一刻，突然感觉到油然而生的快乐；能够在一条窄窄的街上，无所事事地和陌生人摩肩擦踵，知道他们也无所事事，只是为了一街懒懒的阳光而来，知道在你们几乎撞个满怀的刹那，你对他毫无戒备，他对你毫无芥蒂，这不是幸福吗？ 满脸胡须的父亲牵着幼儿的手排队等买冰淇淋。用眼睛笑着的女郎把头倚在情人的肩上。一个年轻人在卖花，黄色的玫瑰花。沿街的墙角上立着一张张框好的画，怀才未遇的画家也倚着墙根，把脸朝着太阳，闭上了眼。一个酒糟鼻老头穿着件军夹克，缠着路人要解说他衣领上每一个勋章的故事。 前面有密密一圈人，你斜着肩挤进去。 圈子中间站着一个年轻人，脚蹭着双破旧的运动鞋，个子高瘦，长手长脚的，在群众专注的眼光照射下，好像有点不知所措。他削瘦的脸颊显得苍白。你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开始了。他的声音，由低沉转而高昂，声音里似乎有一条绳索，套着围听的群众，把他们向中心一点一点拉进。他的脸上有了血色，黑沉沉的眼睛里好像凝聚了燃烧的炭火。阿贝特街流动着人声喧哗，这个角落却在潮流之外自成一个内聚的漩涡。 他在念自己的诗。 他念完了一首，群众狂热地鼓掌，等候下一个诗人踏进圈子。 朋友在你耳边解释诗的内容：批评苏联在阿富汗参战，渴望和平、自由、人权，要求心灵的解放，思想的解禁…… 可是你没有听见，你好像中了魔一样，眼睛直直地看着念诗的青年，看见他深邃的眼睛逐渐涌上了泪水，看见听诗的群众神情凝重肃穆，好像面对着这世界上唯一的、重要的事情。 你觉得晕眩，感觉是一个你以为死了多年的人蓦然站在阳光耀眼的大街上和你谈今天中饭吃了些什么。 诗，不是早就死了吗？他的骸骨不是早就铅化，不占地方，一页一页地夹在灰扑扑的书店角落里，任谁也记不得？你也知道，偶尔，他的化妆师或祭师会把他的骸骨捡出来，对他的过去生平作一番讨论、比较、定位、翻案等等，但是这些，也都必须在和殡仪馆一样重要的地点举行才行——譬如大礼堂、演讲厅。来观礼的人们即使不穿着适合葬礼的服装，至少也带着适合追悼的心情而来；他们心里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个已死的存在…… 你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大家都说没有春天的北国绝境里，诗，还热腾腾地活着。机械厂的工人、大学里的学生，把诗打在一页页粗糙的纸上，碰到一个有太阳的星期六，就跑到阿贝特街上，找到一面斑驳的墙，把诗页一张一张贴起来。人往马路上一横，对着晴天就朗声把诗念出来，人们围着诗墙也围着诗人。有的还穿着工人裤，有的提着菜篮，有的让小孩骑在颈上；没有人穿着礼服来听诗。 最后一个诗人也念完了。群众纷纷买诗。挑选自己喜欢的，一张诗一个卢布。你对那个黑眼睛的年轻人说你要他的一首诗，他却放了厚厚一大叠在你手掌上。 “我写了这么多。”他腼腆地说。 “可是我不懂俄文呀！”你愧歉地说。 你给了他一个卢布，取了一页诗。 有人碰了下你的手肘，是个中年男人，挺着巨大的啤酒肚子，他对你说： “从外面来的客人，你一定要把我们的真实情况告诉外面的世界！你一定要把社会主义的真相说出去！” 不远处有锣鼓音乐传来，你已经被汹涌的人潮卷到了街口，街口站着个圆柱，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巨幅广告。你的眼睛立刻就看到两个触目的英文字： “铁幕！” 你拿稳了手心里的诗卷，听见乔玛说： “到了！” 就是这里？ “按照他书里的描写，”满脸胳腮胡的乔玛说，“应该就是这栋楼。” 从弄堂穿过，来到了安静的天井，阿贝特街上的喧声就溶入了远景。这是栋八层高的老房子，究竟哪一扇窗子是瑞巴可夫和萨沙住过的呢？ 一个包着黑头巾的老妇人打开了一扇窗，抖动她的毯子，又把窗关上。 她不就是萨沙的母亲吗？ 你是记得萨沙的。 不到廿岁的萨沙，纯洁而正直，对社会主义建国充满理想和抱负，理所当然，他是共青团的优秀忠贞青年。正由于他的理想和抱负，他批评了一个以政治意识挂帅的老师，又在学校壁报上作了首打油诗，他被开除了学籍，从此变成一名“思想有问题”的政治嫌犯，莫名其妙地被逮捕，莫名其妙地被监禁，终而流放西伯利亚。 瑞巴可夫所创造的萨沙其实是他自己，还有三十年代阿贝特街上那无忧无虑的惨绿少年。斯大林掌权之后，白色恐怖无声无臭地钻进了人们温暖的被褥里。无忧无虑的惨绿少年开始在半夜里失踪。忠贞的老党员突然发觉自己已成为“人民的敌人”。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像萨沙那样微小的个人一个一个被抹掉了，像小虫一样，被一只看不见的手。 有多少像萨沙那样被抹掉的个人？你听历史学者说，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八的短短四年之间，八百万苏联公民被逮捕，罪名都是“反革命”、“叛乱”。至少有五十万人被枪毙。 你也听波兰人说，苏联征了一万多名波兰壮丁到苏联去，这些人一去不回。大战后在卡定河边有人发现浅埋的万人冢。苏联政府说是德军干的，卡定河边的老村民却说： “骗鬼！我在德国人打进来以前就知道那儿有个万人冢。” 七十八岁的瑞巴可夫说：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身历万劫的我却不死——我活下来，就是要为那枉死的人见证复仇。” 他复仇的宝剑只是一支笔。在一个百般禁忌、人人耳语的社会里，你发现，连小说也活得狂然，发高烧似的狂热。八八年二月，精装本的《阿贝特儿女》上市之后两天内售空：五十万本。没买到书的人只好到黑市去买，一本两百美元，大概是一个工人的月薪。到八八年年底，书已经印了两百五十万本。 你明白这些人不是为自己买一点可有可无的消遣，就像阿贝特街头驻足听诗的人不是在观赏一场风雅的表演。听诗，是给禁锢的心灵松绑的片刻；读瑞巴可夫的小说，是给心灵疗伤吧？那曾经跋涉到西伯利亚千里寻夫的妻子，那半夜里眼看着儿子被逮走的母亲，那接到通知往监狱领尸的父亲，几十年来小心谨慎地活着，几十年来那欲流的泪不曾流出、淤积的血不曾放出。瑞巴可夫的宝剑划开了伤口，让泪水和着血水倾泻出来；他的小说，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人生吧！ 而斯大林时代的人生，虽然发生在遥远的年代、陌生的国度，你却隐隐觉得似曾相识，仿佛有几道日光射到了记忆丛林中阴湿的角落。半夜两点，年轻的萨沙被陌生人带走了。你阖上书，记起小学里的算数老师，平常爱说爱笑爱摸小朋友的头，有一天，被几个穿便服持手枪的陌生人追捕，从楼下追到楼上，到五年四班的教室——你的教室——就从窗子跳下去了。死了。你和其他小朋友兴奋地挤在窗口，探头探脑的，听见大人兴奋地说：“匪谍！是匪谍！” 你以为自己早已忘了的小事，竟然像游丝一样突然在日光里闪了一瞬；你想起高中同学两眼红肿地告诉你，她的哥哥昨夜被陌生人带走了，还带走了他的日记和书。你想起无忧无虑的大学时代里，总是有人耳语什么系的什么人失踪了。你和其他无忧无虑的大学生一样，带点惊讶地说：“真的？看不出来呀！”说完，就忘了，只记得今后要和所有与那失踪者接近的人保持一点小心的距离，大家都这么说。 萨沙白发的母亲在绝望中对一个老共产党员说：“你们对无辜的人，对无力自卫的人举起了刀剑，你们自己也必将死于刀剑之下……你不肯保护一个无辜的人，也不会有人来保护你。” 啊，你的心深深地刺痛起来。当年，你也不曾去保护一个无辜的人，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在你党化了的思想中，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无辜！与国家利益冲突的人没有无辜的，你被教着这么想；但是谁有资格决定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究竟是为了谁，没有人教你这么问。你的无知，还有那看不见、说不出的白色恐惧，使你对那总是半夜出现的陌生人不闻不问。 那失踪了的，你到现在还没有见到。 “仅仅以人民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是软弱的政权，”斯大林对自己说，“但是，仅仅以恐惧为基础的政权也是不稳固的政权。只有既以对独裁者的恐惧，又以对他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才是稳固的。能够通过恐惧唤起人民对自己的爱戴的统治者是伟大的人物。” 为什么？你问。 “这种爱戴就使人民和历史把他统治时期的种种残酷归咎于执行者，而不是记在他的账上。” 你觉得心悸：事实不正是如此吗？玩弄人民于股掌之间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施以恩，责以威，灌输一点爱戴思想，播弄一点恐怖手段，顺民就制造成了，连历史都可以驯服。可是，瑞巴可夫笔下的斯大林是透明的，你又稍微乐观起来：谁说被愚弄的人民不曾反扑呢？谁说幸免的人不会站起来复仇呢？ 你又卷进了阿贝特街的人潮里，在另一堵斑驳的墙上，瞥见了叶利钦的照片。一个梳着辫子的姑娘冲着你笑，那么年轻的一张脸庞，你想起沈从文的翠翠。她开口用生硬的英语讲话了： “请你告诉外面的世界：我们不喜欢戈尔巴乔夫，他不应该让叶利钦下台……” 她把一枚叶利钦的照片胸章别在你襟上，很小心的，怕刺到你。你看着她春天一般的脸庞，被阳光刷亮的发丝，那个心底的呼声像忍不住的喷泉： 啊！阿贝特的儿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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