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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旷的长街上站着一个老妇人，朝着我招手。隔着摇下的车窗，她问： “请问您知不知道玫瑰老人公寓在哪里？” 枯白的头发、干瘪的皱纹，这老人起码有八十岁了吧！怎么两手提着沉重的旧皮箱，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街心问路？这条街车马稀少，她已等了多久呢？ 老妇人脸上淌着汗，在冰霜封冻的十二月天里。她的声音苍老而沙哑，好像在绝望的边缘。 “请上车来，”我将车门打开，“我载您去，并不太远，但走起来挺累的！” 她却踯躅着，半晌，低低地说： “实在很感谢您，但是，我没有钱付您车费……我是东德来探亲的，第一次到西方……” 我熄了火，跳出车来。一边将她的皮箱塞进车厢，一边安抚她： “我不要钱，您放心。真的不远，五分钟就到，而且我顺路。” 车子滑动之后，她的不安、惶恐，都化成了感激： “您实在是个大好人，太感谢您了。下了火车之后，我已经走了半个多小时，可是越绕越不对。我也不敢叫计程车。您知道，我们出来有外汇限制，总共也只能带个十五马克出来。十五马克能做什么用呢？” 十五马克，我知道，刚好够我买一本精装本的《列宁传》。 “我来看看姊姊的，可是出来一趟心里觉得很痛苦，像乞丐一样，要依靠别人资助……” 玫瑰公寓到了，一方方窗子透着温暖晕黄的灯光。 老妇人紧紧握着我的手，好像从来不曾感受过人间温暖似的，怆然而感动地说：“实在、实在太感谢您了，太感谢了……” 火车贴着莱茵河走，打着节奏。 小房间似的车厢里除了我就只有一对夫妇，嗯，年纪看起来有五十岁了，怀里却搂着个吃奶的婴儿，睁着蓝澄澄的眼睛。 忍不住摸摸孩子粉嫩的脸颊，妇人得意又害羞地说： “女儿，三个月。” 男人坐在一旁看着，眼睛透着温柔。他的手规矩地放在膝盖上，像个课堂里的学童。那手粗糙黝黑，是劳动者的手。 “我们是捷克人，你，你知道捷克吗？”男人用断断续续的德语说话。 “我们申请移民，到美国去，美国有亲戚。你去过美国吗？那儿的人友不友善？” 婴儿哭了，妇人抱着她到走道去，边走边哼着歌。 男人望着母女的背影，说： “这么老了还生这一个，也是给自己留点希望吧！我们其他两个孩子都近廿岁了，政府不放他们出来。我们大概是永别了！我自己嘛，一九六八年之后被关了五次——你知道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吧？” 查票员拉开了厢门，唱歌似地拉长了声音：“女士先生们，看看票好吗？” 男人恭谨地将票双手奉上。 “谢谢！祝你们旅途愉快！” 门关上了。 “我是个木匠。苏联坦克车进城来的时候，我到街上跟着别人举着拳头咒骂了几声，被人照了像。那个记录就跟着我半辈子。我申请移民已经申请十七年了，今年总算准了。美国收容我们，就重新开始吧！” 他自嘲地笑笑，举手摸摸头，那儿没有头发，却有一道长长的疤。 站在火车站的大厅中，好像卷在人潮的漩涡里，一不小心就会没顶。女人紧紧搂着婴儿，茫然地望着渐渐离开的火车。男人一手提一只庞大的皮箱，向前走了两步，又回过身来，犹豫地说： “对不起，我们的飞机明天才起飞，你知不知道法兰克福有什么便宜的旅馆可以过夜？” 我在等朋友介绍的清洁妇，快两点了。 有人按铃，两点整。 可是站在门外的，是个衣冠楚楚、气质优雅的妇人。她走错门了吗？ “您好，我是艾格丝，可以进来吗？” 艾格丝，正是朋友匆匆留下的名字，没错。 艾格丝从小房间里出来时，已经褪下了羊毛衫、丝巾和玻璃丝袜，穿上了塑胶拖鞋与长裤，头发上扎着条挡尘的头巾。 我请她喝杯咖啡，先了解一下情况。 “如果做得不好，要请您包容，我不曾做过清洁工作，夫人。” 不，请不要叫我“夫人”，叫名字吧！ “我今年五十二岁，在华沙出生。在华沙大学取得波兰文学硕士的学位。毕业之后就在华沙一家报纸当文教记者，这一当就当了廿五年……” 艾格丝啜着咖啡，笑的时候特别流露出成熟女性的韵味。 我不安地说：“艾格丝，清洁工作薪资是很低的——” “我知道，”她微笑着，“但是我在这里赚的一个马克，等于波兰一天的生活费用。我来这儿‘观光’三个月，打一打工，回去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您不要为我觉得可惜，反正清洁工作也是劳力。” 喝完咖啡，艾格丝就开始打扫起来。从客厅地板开始，吸尘之后揩拭，揩拭之后打蜡，打蜡之后再铺回地毯。客厅清完了，轮到厨房，碗筷洗清了，再拖地板。厨房清完了，就烫衣服。 她一边听萧邦的音乐，一边烫衣服。 与莫斯科通电话的时候，浪费了不少时间。对方的英语、德语、中国语都不行。沮丧地对着电话愣了两分钟，跳起来冲下楼去——艾格丝正在洗马桶。 “亲爱的艾格丝，你懂俄语吗？”我气喘着问。厕所里有刺鼻的消毒味。 艾格丝回过脸来嫣然一笑，“从小就学的，当然会呀，怎么？我还读了原文的《战争与和平》呢！” “德国是天堂我也不要留在这里！”德瑞莎愤愤地说，“那些有钱的女人，脑袋里空空、口袋里有钱，就不把你当人看。一副嘴脸！” 德瑞莎双手叉腰．两眼翻白，作出势利的表情来。 “我来西德一年多了，每天帮人家打扫，今天这家，明天那家。一年多来，您还是第一个把我当人看的主妇——而您偏不是德国人！” 德瑞莎一边工作，一边讲话。讲的德语文法支离破碎，却又流利得很。手脚犀利地清洗，和慢条斯理的艾格丝完全两样作风。 “难道波兰人就不是人？我们只是倒楣罢了。政府不会办事，把个国家拖得大破产。要不是实在活不下去了，谁来这里受气？” 经过德瑞莎的手，厨柜干净得发亮起来。 “我还有个女儿哪，只有四岁。把她丢在波兰，我来这儿做苦工，女儿不在身边，我心里难过呢，那么小、那么小的孩子怎么离得开妈妈……说真的，每次看到您的孩子撒娇，我心都酸—— “我是美容学校毕业的，会化妆、按摩、做头发，可是这年头，人连吃的用的都买不到了，店铺里只剩空空的架子，谁还美容？这半年来，连咖啡都看不到了。不出来谋生怎么办呢？您看！” 她突然把橡皮手套褪下来，露出秃秃的手指，十个手指肿肿烂烂的，有些还有很深的裂痕。 “上星期有一天忘了带手套，不得不光着手做。十来个小时双手泡在强力清洁剂里，指头都腐烂了。我是非法工作，没有保险，看一回医生要去掉好几天的工资，舍不得呀！” 帮她上了药之后，她戴回手套，继续工作。一边说着一边摇头： “苦倒也罢了，赚活本来就该苦，可是受气呀，真难忍，给人看得这么低贱。华沙一个天学教授，我认识的，也到了西德，给人当园丁，扫落叶。前几天遇到他，他说他受不了了，宁可回波兰去过苦日子……” 德瑞莎用力地刷着锅子，用力地说： “我也要回去的，您瞧吧！” 每一盏路灯都挂着彩带，每一家商店都流荡着隐约的圣曲，每一扇窗子后面都闪着烛光，每一个逛街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期待的神色，圣诞节在夜空里酝酿。 不断地和人们擦肩而过，有个人，却对着我们迎面而来。 一个很年轻的亚洲女子，头发费事地结成一条一条小辫子，眼睑画得很蓝，脚上蹬着时髦的高跟皮靴。 她说： “给我两马克好吗？我肚子饿了。” 我的伴侣从口袋里摸出一枚马克，放在她摊齐的手掌心，微笑着说： “饿？考虑过用工作来换钱吗？” 女郎闪避着他的眼光，却盯着我看。亚洲女子看亚洲女子，一点仿佛相识的感觉在眼光的接触中流动。 “你来自哪里？”我问。 “泰国！” “不工作吗？” 她无所谓地耸耸肩：“有时候，想做的时候就做，不想做也没必要。” 她淹没在人潮里。 转出另一条街，又看见她，对另一个路人摊开了手心。 窗外微雪，教堂传来午夜的钟声。余音渐渐隐没，门铃却响了，是来自东欧的远客。 捻亮了大门的灯，看见呢帽下一张仓皇的脸：“我被抢了！在法兰克福火车站！一个女人假装和我说话，另一个人抢了提箱就跑。要不要报警？” “你先进门再说。” 从罗马尼亚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西德，踏上新国界第一件事就是被抢——那两个从事不劳而获的家伙可知道他们猎击剥削的对象比他们自己还更一无所有？ 天亮了。下楼来，客人早已在餐桌等候，他努力克制自己迫切的情绪。 第一通电话打给警察局： “我从东欧来的访客昨晚十点半在法兰克福总站被抢——没有，没有打斗，遗失的皮箱里头有五百马克、博士文凭、罗马尼亚居留证等等重要证件……访客本人是中国人，不会德语” 早餐桌上摆着牛奶、面包、荷包蛋、乳酪和果汁。客人一副食不知味的样子。我说： “至少把蛋给吃了吧：你需要精力。” 他嚼着蛋。想想，说：“感谢你收留我。” “王先生，”我喝了一口咖啡，滚烫的，“真的下了决心了？” “真的。”他嚼着蛋。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里，没有亲友、没有任何人关心你，语言又不通，将来有的工作，也可能根本大才小用。这等于是一种放逐，你真的不回头了？” “真的不回头。”他抬起眼来直视着我，慢慢地说， “我绝对不愿意再回到中国。” ※ ※ ※ 在德文课里我们分析德文报章的新闻句构。这星期的教材样本是《明星》杂志一九八九年一月廿六日的一篇文章：“目前西德有十二万五千已被接纳的政治难民，十五万五千人正在申请庇护，另外约有三十万人的申请已经被拒，但依旧无限期地居留在德国。西德政府不能将这三十万人递解出境，因为‘基本法’第十六条规定——一个外国人，如果他的生命或者自由因为他的种族、宗教、国籍、政治信仰而受到威胁，西德不可以迫他离境。” 《明星》的语言要比《明镜》周刊简单多了。 ※ ※ ※ “究竟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我追问着，想起刷锅子的德瑞莎，想起“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的中国俗语。一个年近五十的人拎着两只皮箱来到一个言语不通的国度从头活起，是什么东西在逼迫他？ “一切的一切，”他说，那只蛋还没有嚼完，“个人婚姻的不愉快，工作环境的不顺遂，最重要的是我不能自由自在地思想、讲话……” “这儿的日子也不好过，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下了决心了。” ※ ※ ※ “几天前，在法兰克福机场有一家土耳其人要求庇护。爸爸、妈妈，十二个小孩（第十三个随后就到，还有老祖母）。边境警察问妇人为何来德，妇人告诉通译：‘我听说德国政府给很多小孩养助金’。警察问男人是否曾受土耳其警察殴打，男人说‘没有’。第二天，男人主动告诉警察：‘昨天我头疼，讲错了。现在我记起来了，有有，警察有打我’。” ※ ※ ※ “那我就真打电话了？”我站起来，再度征询他的意思。 “麻烦你了。”他急切地说。 这是今晨第二通电话，法兰克福难民局。 “我这儿有位访客想求政府庇护，请问他应该到您那儿找谁谈话？” “找二栋楼五室，施密特太大。今天是狂欢节，十二点就下班了，要快来哦！” “有没有中文翻译？” “没问题，我们什么翻译都有。快来吧！” ※ ※ ※ 下面这些句子用了许多第一类型连接动词，得特别勾出来：“据报道，处理这些庇护案件，每年用掉西德纳税人三亿马克。单单只是通译费用，法兰克福一年就付出一百一十万马克。八八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五日的两星期中，法兰克福机场有六百多成人、两百四十多小孩申请政治庇护。有许多小孩甚至单枪匹马来到。在锡兰，许多父母把小小孩子送上飞机，到法兰克福下机。” ※ ※ ※ 计程车司机在按门铃了。 我将难民局地址交给他，叮嘱他一定要将客人送到大门口。 计程车发动了。客人在进车门之前，转过身来，握着我的手：“实在太感谢你了！” 原来的不安与矜持消失了，他的声音里流露着谦卑和感情：“实在太感谢你了！” 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好像从来不曾感受过人间温暖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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