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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边上有几株野生苹果树，秋天的苹果熟透了滚落地上，在草丛里露出一点红艳，也没人去捡。旷野里只有风吹着悠悠长草，衬着一片辽远的天空。 好些天没去，昨天再去的时候，蓦然发觉草原上这儿一落、那儿一落的花白乳牛，闲闲地晃着尾巴吃草。草原的四周由一条细线围了起来，一条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线，但是充了会让你麻手的电，使乳牛不致于越界。 我们立在细线的外头，访客说：“真美！好一片田园风光！”我却沉默着，怅然若有所失。 这一片无用的空地是我们放风筝的地方；仰头眺望风筝的时候，你觉得脚下这片青青草地和那天一样大得无边无际无碍，人就小得和那风筝一样，可以纵身入大化。春天的蒲公英，看过吧？菊花般的豪华，当它变成素净的粉白绒球，让风吹散之后，慵懒的夏天就来到这里。雪白的玛格丽特——你说是雏菊——卷起整个草原，密密麻麻的玛格丽特疯狂地开着摇着传染着，采花的小孩没进花丛像被海浪掩覆。冬天，走过雪铺的草原，即使看不见土拔鼠翻起的土堆，你一定也会注意到没有皱纹的雪地上那花瓣似的足迹，若有若无的，野兔的足迹。 这本是一片无用的旷野，旷野上人类的幼族练习翻滚，四足的鼠类挖掘地穴，长耳野兔狡狯地追逐。大眼睛的鹿从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旷野上不知为什么地仰望星斗。 现在，我发现，这旷野原来属于某一个人，它竟是一块农地。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细线将无用化为有用，这“有用”斩钉截铁地夺走了一份本来属于我的空间。 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作为一个廿世纪末、工业发展似乎定到尽头的人类，我发现自己对“空”——物质环境的空间和心灵世界的空间——有着救命似的需求，像一个即将溺死的人需求空气。 灯火华丽，夜晚的台北。我们的车子在红绿灯和红绿灯之间转来转去。 “到哪里去呢？” 在红绿灯和红绿灯之间转来转去； 到哪里去呢？大台北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两个好朋友安静地走一走、谈一谈——说不定黑漆漆的路边还有草丛，草丛上还有明灭闪烁的萤火虫？ 我们终于开到了阳明山，竹子湖一条村路上。台北的繁华灯火在远方，风吹着暗影中的竹叶，发出原始的声音。我们都松了口气。 “周末的时候，”可是他说，“这儿人山人海。来不得。” 这不就是了吗？你说。台北生活品质差，原因只有一个：人口太多。你德国给我来一个一样的人口密度试试看！ 谁都不敢否认人口密度的巨大压力吧！当我走在桃园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上，我的心情是沉郁的，这是一个把土地“用”到极点，“满”到极点的城市。骑楼里塞满了东西：机车脚踏车、衣服摊水果摊鞋摊清粥小菜摊……果敢的人更干脆，几块木板截断通道，骑楼面积就变成真正有用的自家厨房，行人就窜流到街上。 可是街上也寸步难移，机车脚踏车汽车早巳先一步溢到街上，不小心空出来的几寸地又早被槟榔摊和数不清的什么摊占据，人，只好夹在钢铁和车轮之间辗转呻吟，寻找踏脚的地方。 我安抚自己紧张得要爆炸的情绪，说：“这都只是人口密度的必然结果！”说给自己听。 但是自己并不相信。 你看看密度不低于我们的东京、香港、新加坡，他们的生活空间却并不满到令人窒息的地步。除了人口密度之外，恐怕还有深层的文化因素才能彻底地造成像桃园这一类梦魇似的城市吧！ 《天下》杂志曾经报导过一个潜海人的经验。当他从深海回到岸上时，海边居民兴奋地围着他，所有的人都抢问一个问题： “抓到什么？掠得啥米？” 他什么都不抓；他只是去看海。 不浪费，什么东西都得“有用”的观念，几千年如一日深埋在民族个性里。桃园大街上的店主站在门槛上看着空空的骑楼，摇摇头：这块地空着多可惜，用掉吧！于是以货品堆满，实践他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基本信仰。 公园，是个相当令人困扰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看不出什么用处的空间。于是有人在里头挖出一个人工湖来；有人在角落里打出一个水泥亭子来，在柱子上漆些劝人为善的句子；有人在小小坡上摆上一个伟人铜像，有人嘛，辟出一个什么球场。再不然，干脆来个“石雕公园”，把一个又一个的石雕摆在公园里头，那么这块空地也就算用上了，好歹没浪费掉！ 惜才如惜金，这不是一种美德吗？ 多么困难的问题。道德美或不美全是社会的制约。两千年的农业社会，相对于物质膨胀的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匮乏”的世界；在“匮乏”的世界里，人追求获取：河鱼要打捞，果树要摘取，农地要耕作，工地要建设，森林要开发，桥要搭、路要铺、渠要通、沟要挖、山要凿、大海要淘取……从历史甬道中冒出来的现代人，你和我，享受着人类累积的获取，天上有飞机，地上有车马，海上有行船，声光形色之辉煌灿烂无所不能唾手而得，却蓦然发现在塞满物质的环境里已经找不到一点退身的空间。 把骑楼占满、把公园“用掉”的人，只是在历史习惯制约下还没有醒悟到：在一个“满”得令人窒息的时代里，“空”才是美德；当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信仰已经不给这个世界留下一寸余地的时候，“无用”才是获取。 店主会相信我吗？ 我有一个竹编的篮子，菜篮。 两万人口的乡换了乡长，绿党和社民党当了家。改朝换代嘛，自然要影响小老百姓的生活。百年大计从垃圾政策开始。 不管从前怎么做，七月一日开始你给我这么来：一般垃圾，你可以决定家中需要多大的垃圾桶，要每周来收还是隔周收；纸张类当然另有纸桶，大小自定，每月收一次；塑胶类当然有塑胶桶，每月收一次；花园的枝枝叶叶，绿色垃圾，要向乡公所购买麻袋麻绳，春夏秋各收数次，非用自然麻袋者不收；玻璃品……铁罐类……化学材料……电池类……谁家垃圾多，谁家多付钱。 我赶快找大件垃圾的处理方式；地下室里还搁着坏掉的电视机一台、坏掉的洗衣机一台、破沙发两只、破雨伞四把、没盖的吸尘器一只、断了腿的衣柜一只、向一边倾斜的冰箱一台、有裂痕的幼儿塑胶坐椅马桶一只…… 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挂着一张垃圾年历，哪一天收哪一类垃圾，错过了就该你吃不了兜着走。第一个让我头痛的，是纸张。 从前，在街角有个专收纸屑的大箱，街坊邻居的纸张都往那大箱里送。我的纸类垃圾可能比别人多个五倍，可是，反正在一个大箱里打混战，谁也不知道谁的垃圾多，我们都付一样的钱。现在，大箱给拿走了，各人有各人的纸捅——我怎么办？ 先订个一百廿公升容量的桶子试试看吧！读过的报纸、邮箱里乱七八糟的广告、随手揉掉的稿纸、包鲜花的薄纸、礼物拆开后的纸、过了期的不重要的杂志……大桶装得满满的再也塞不下了，看看日历，天哪，距离收的日期还有两个星期！于是废纸在车库的墙角一天一天堆叠起来。 两个月之后，我要求换两百四十公升的大桶，就每个月多付几块钱吧！读过的报纸、邮箱里乱七八槽的广告、随手揉掉的稿纸、包鲜花的薄纸、礼物拆开后的纸纸纸纸……大桶装得满满的，再也塞不下去了，距离收的日期，天哪，还有一个星期！于是废纸在车库的墙角一天一天堆叠起来。 我开始终日惶惶，坐立不安。再大一号的纸捅，就是公司行号工厂用的大桶了，我的车库摆不下那样一个庞然大物。买了一束盛放的百合花，当花店主人抽出一张大纸要包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可克制地大声叫着：“不要不要不要纸……” 真正使我不寒而栗的，还是塑胶类垃圾。从前，厨房水槽下只有一个垃圾桶，现在多了一个，只装塑胶，然后漫不经心的家庭主妇讶异地发现，装塑胶垃圾的那只桶子永远是满的。她睁大眼睛追寻它的来路：乳酪装在塑胶杯里，香蕉套在塑胶袋里，蜂蜜盛在塑胶瓶里，洗碗精、洗发精、牙膏、牙刷、锅碗瓢盆裁缝机、油米茶盐酱醋小儿尿布，没有一样不包裹在某种形式的塑料中。将塑料从一般垃圾中抽离之后，一般垃圾缩成一点点，塑胶垃圾却无止境地扩张、膨胀，像科学怪人培植的一种无限蔓延的黏液，逐渐在地面上爬行。 你能体会我心中的恐惧吗？在超级市场中推车行过货品林立的走道，我眼睛所注视的，不只是每天要泡的咖啡粉，还有包在咖啡粉外头必须处理掉的硬纸盒；站在架子上的不只是甜腻好吃的巧克力牛奶，还有那装牛奶的圆滚滚很占面积的塑胶瓶子。立在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市场中央，我眼中千千百百件好吃好用好看的食品用品装饰品同时是垃圾垃圾垃圾垃圾…… 你绝对没见过气色那么败坏的家庭主妇，孤独而失落地站在洗衣粉和马桶刷子之间。 人总是要活下去的，而且快乐地活下去。在一个阳光很亮的早晨，我在自家邮箱上黏上一张小纸条：“请勿投入广告！”在这个一板一眼、不大会转弯的国家里，听说这样一张纸条就够了。 然后我上市场，手里挽着一个大肚竹篮。先在药房停一下，买一瓶咳嗽糖浆。“要袋子装吗？”药剂师问。“当然不要。”然后踏进眼镜行，买两罐药水。小罐装的，表示待丢掉的塑胶罐太多，那么就买大罐的。“要袋子装吗？”老板问。“不要。”市场里，挤满了东挑西拣的女人。牛奶，有玻璃瓶装，有塑胶罐装，有纸盒装，我把玻璃装的放进篮中；玻璃瓶可退，不必造成我的负担。慢慢儿走．包装华丽庞大的不要，包装层次繁复的不买。红萝卜、大白菜、青葱、红椒、黄瓜、芹菜，全可以光溜溜、赤裸裸地躺进竹篮……离开超市前，没忘记把所有的包装纸盒和塑胶外壳当场剥下，丢进商店为客人准备的几口大桶中。 往回家的路上走。左手握着一把芹菜，右手挽着一个沉沉的大竹篮，三岁的飞飞一旁跟着，一只手紧紧抓着母亲的裙角……太阳把我们的影子投在路面——妈妈、孩子、竹编的菜篮和芹菜，这，这岂不回到了三十五年前台湾的乡下生活吗？ 一扇窗。艳红的天竺葵从窗台瀑泻下来，不可收拾地一大片缤纷色彩。 楚戈端着相机，对准着这扇窗，左一张，右一张，边照边若有所思地说： “住里边的人其实自己看不到，它是美给过路的人看的。” 席幕蓉在另一个夏天来到。看见另一扇窗，眼睛一亮，操起相机就照。什么话都没说。 我总是几分得意地带朋友来这个乡走走看，这实在是个美丽的小乡。可是，我其实并不那么得意的，因为——虽然住在这里——这毕竟不是我的故乡、家乡。古街、老宅、窗、花，都是他们的。 我的家乡呢？ 那扇美丽的窗子的主人，你说，是个艺术家，品味超出寻常。 可是我知道不是。主人是个木匠。这古街老巷里住的大多是工匠师傅之流，所谓普通人。 那咱们家乡人在贫困艰苦中长大，还没有闲情去专注于环境住宅之美。你不服气地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四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再宏观一点，两百年是怎么过来的？连窗子都得来不易，如何奢谈窗台外的天竺葵？ 可是，你不能不让我沉默地发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一个为了炊火可以把长城的石头挖掉的民族，一个为了方便可以把连城的凤凰木连根拔起的民族，变成一个在某些时候愿意为“美”作些妥协和牺牲的民族，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和时机？ 条件，照你的说法，我们其实已经有了。台湾的贫困艰苦早成过去，钱，在灯红酒绿的街上流动着，却并不走向天竺葵。你想必也去过万华夜市那家台南担担面。金碧辉煌的装演大刺刺地告诉你——用四种文字——你手中法国的金筷子多少美金一双、眼前英国来的瓷器、德国来的酒杯、哪里哪里来的桌子待子桌巾桌灯要多少多少钱，多得教你目瞪口呆。担担面提醒你我们共同的卑微的过去，金杯银匙（全部来自那些出天竺葵的地方）鼓舞你为我们的现状骄傲、为我们的未来雀跃，然后打个满足的饱嗝。 你真相信一旦摆脱了贫困艰苦，对美的漠视就自然会改变吗？恐怕没那么决。这一年来，异乡这儿的街坊邻居明显地感觉到治安恶化的威胁，三天两头地听说左边有边谁家谁家遭窃了。我们离家度假时，总预期着回来时家中可能巳被搬空；隔壁老太太，更是惯常地在厨房台子上压张一百块钱，“这样，”她说，“小偷有点收获，就可能不会因怒而破坏家具。”不安全感到这个程度，够强烈了吧？ 为什么不装铁窗呢？你说。 对呀！我也正问着自己同样的问题：奇怪，怎么没有一个人想到去装铁窗呢？为了同样的不安全感，台北人不都已经决定住在铁窗里头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铁窗是那样一个外观丑陋、内在意义丑陋的东西，这里的人连那个念头都不会有。或许是来自他们的影响吧，我自己，宁可出外回来发现家中面目全非，不愿意在房子上加上铁窗。我不能为了怕小偷而用丑来惩罚自己。 只是孰轻孰重的问题罢了。美，在你心中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在海德堡一家小店里发现一种从没见过的香油，茉莉花油。沾上一点点，漫天漫地的茉莉花香扑鼻而来。我愣愣地立在那里，眼泪就涌了上来。莫名其妙的，不过是一点花香罢了？ 可是茉莉花，和家是联在一起的。小的时候，街头巷尾，哪家没有几株茉莉，在墙角，在夜晚，静悄悄地呼着香气？少女恋爱的时候，难免爱走最黑的巷子，因为巷子里甚至没有月光，只有和巷子一样绵长的蠢动的茉莉花香，带着致命的魅力，把人牵引到梦里去。 从此我再也不去别家买香水，再也不买别的香水。 不一定非天竺葵不可；我们原来有茉莉花，只是由于钻营忙碌，把花给甩了。 谈什么住宅文化——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茉莉花的意义？ 大眼睛的鹿从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旷野上不知为什么的仰望星斗。我们，从黝黑的城市中冒出，也需要一个能够仰望星斗的地方，一点点脚的空间，心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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