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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颜六色的牌楼又搭了起来，五颜六色的灯又亮了起来。庄严的大人物凑着麦克风讲整齐对仗的句子，报纸的头版有红色的大字，彩色的框框；收音机的钮转来转去都是标准又悦耳的女声…… 啊！又是一个光复节！ 光复节又怎么样？仍旧是人挤人、车挤车的世界，乌烟瘴气。 可是这是四十周年的光复节——四十年哪，人生有几个四十年？ 四十年又怎么样？淡水河是条发臭的毒沟，观音山是长了脓疮的病狗。婴儿喂假奶粉，小孩吃馊水油，大人喝用过的宝特瓶，老人把毕生积蓄交给十信……四十年又怎么样？光复节又怎么样？ 立法委员向俞国华我们是否有一个“信心危机”。俞院长说，没有没有；当然没有。江南、李亚频、馊油、十信、毒玉米，都是孤立案件，不代表任何意义。我们信心十足，信心十足。 可是我听到邻居十岁的小孩丢下书包大声喊：“妈妈妈妈，台湾不能住了。我是吃馊油长大的！”我也听到二十来岁刚结婚的朋友皱着眉头说：“结婚可以；生孩子，不可以。每天骑机车上班，眼红疯狂的人潮与车马常勾出我心中对整个人类的仇恨来。一辆机车狠狠插在我前面的那一刻，我血液沸腾得很愿意当场撞得他头壳破裂而不觉一点点惋惜。把新生命带进这样一个世界来，不，太残忍了。” 为什么没出过国的小孩会下“台湾不能住”的结论？为什么一向笃信传宗接代的中国人会觉得台湾这个地方不可以养儿育女？俞院长的“信心”来自哪里，是哪一种信心，我觉得茫然。不肯承认我们有信心问题，是因为看不见问题或不敢说实话，我实在无从判断。我只知道，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幼儿稚女送出国读书，表示对我们的教育制度没有信心（是的是的，王赣骏与丁肇中的成功等于我们教育的失败……）。有钱人把产业化整为零地存到国外银行，表示对我们金融制度缺乏信心。政府官员与大学生管珍惜绿卡，每年气喘喘地来回，表示对我们的政治前途没有信心。反对人士必须躲在外国的羽翼下才敢发言批评，表示对我们的民主宪政没有信心。至于年轻人觉得这片土地已经糟到不适于传宗接代的地步——这不是缺乏信心，这是绝望。年轻人的话，令我深深的哀痛；而那些不着边际的高调，令我失望。 ※ ※ ※ 八年前我带了几份介绍台湾的画报给欧洲的朋友看。这些画报都有中英对照而且摄影图片非常精致。朋友翻看之后不经意地说：“这些很像东德或保加利亚的官方刊物。”我很惊讶：台湾的东西怎么会让他联想起两个共党国家来？ 原来也只是一句凭直觉的评语，朋友也得思索好一会才分析出原因来：“因为你看得出这个刊物在刻意地表现美好的一面，刻意地把其实任何社会都有的缺陷与难题都隐藏起来。你看，第一页到末页全是美丽的森林，纯朴的山胞，富庶的农村等等，像人间天堂。相反的，一个开放地区的刊物，通常，在称颂美丽的森林同时，或许会提到酸雨污染的威胁；介绍纯朴的山胞时，也许会说到物质文明的侵略；赞美富庶的农村时，就不免提到农村人口的流失……你拿东德与西德的画报一比较，就看出很明显的态度上的区别。” 他不说，其实我也该知道这道理。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更不忌讳承认启己的丑陋。试图遮掩粉饰才真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四十年后的台湾固然已经脱胎换骨，却明明白白的有一身病痛：根本的政台问题、烧在眉睫的环境问题、需要急诊的经济转型问题、影响深远的教育问题，还有，使每个人不是咬牙切齿就是摇头叹息的道德沦丧现象。可是，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就不怕面对这些病痛；如果我们有自信，我们就不怕大声承认：是的，我们确实有这些病痛。避讳或遮盖都是自欺，自欺意味信心不够，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我从来不忌讳大声说台湾是我“生了梅毒的母亲”，也不犹豫地告诉你台北是我所见过最庸俗最丑陋的都市，更不在乎对你说，中国人是个自私短见乡愿的民族——不怕你觉得刺心。我还可以恨恨地说，台湾的社会是个道德腐蚀到骨髓里的社会——不怕你骂我数典忘祖。 因为我对台湾还有信心。 看看有多少人在角落里默默地播种、耕耘；台湾的“有心人”真多。消费者基金会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成果现在算是大家都看得见了。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妇女新知”的一小撮人在一点一点地提高女性的自觉，教导她保护自己的权益。台大也有一小群人成立妇女研究中心，引导社会重视妇女问题。扶轮社——你以为有钱人都是脑满肠肥之流吗？——正在筹备环保基金会。另外又有几个人正准备推出《新环境》杂志，为我们病重的大地作记录。还有一群理想主义者要出版《人间》杂志：没有穿泳装的明星，没有微笑的政客；杂志关心病患孤儿寡妇，帮助这个爱喊光明口号的社会亲眼看看阴暗痛苦的一面。 这些少数人的努力却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就像小草拼命要突破已经龟裂但仍旧坚硬的水泥板一样。当年消费者基金会饱受挫折，好不容易加上“文教”两字才受到教育部的收容而成立，现在扶轮社要建立的环保基金会又在团团转，寻觅出路。妇女消费团体或自觉行动也受法规制度的百般束缚；任何民众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行动都受到限制与束缚。这些保守而落后的法制就是压住小草的水泥，但是我的信心就在于这些小草伸向阳光的力量。只要有这么多“有心人”，台湾就有希望。坏的可以变好，腐烂的可以新生，染病的，可以复原。 ※ ※ ※ 可是，你是谁？凭什么你就做“沉默的大众”，等这少数人努力了，甚至牺牲了，你再去享受他们的成果？你现在买着消费者团体认可的食品，当初这些人投告无路的时候，你是在一旁观望？嘲笑？还是漠不关心？现在正开始垦荒的小团体，譬如“新环境”，需要人力的支持去研究环境的制度问题、评鉴问题，需要金钱的援助去启发小学生爱生的观念，对老农夫解释滥葬的害处。你关心吗？你在乎吗？你应该现在也变成工作的一分子呢？还是做个“沉默的大多数”等着成果从天上掉下来？ 在台湾革新很难，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许多制度的僵化（一个团体登记之后就不允许第二个性质类似的团体存在——这是什么蠢人订的蠢法？消费者组织不是愈多愈好吗？），另外还有保守的执政单位对社会自觉运动的疑惧。一个更大的障碍，却是民众本身的缺乏动力。美国有个年轻的母亲，因为女儿被醉酒驾车人撞死，组织了“反醉驶运动”，到处陈情、抗议、演讲，教导驾车道德。现在这个组织有六十万个母亲加入。 我们之中，多少人有这种楔而不舍的精神？譬如在月光笼罩的海滩上看见卡车盗沙——你视若无睹呢？还是恨恨骂一声。继续钓鱼？还是打个电话给警察局就算了事？有多少人会追根究底的，要求政府制止盗沙的行为：通知警察局，无效；再试环保局，无效；再试海防部队，仍无效；好，那么从头研究法令，到底海滨的沙地由谁负责。我们有多少人有这种精神？前人种树，后人纳凉是件美事；但是你不种树，身后的人又哪里有凉可纳呢？那群少数人的努力或许能冲破僵硬的水泥地，你就不能也投入作一点草根里的养分吗？ 我不知道谁视台湾为家。有人依依不舍地回顾过去的大陆，有人拿着绿卡飞向未来的大陆，有更多的人不想过去，不想将来，也不知珍惜现在脚下的泥土。我是个要浪迹天涯的人，但是深切知道，即使穿着凉鞋的脚踩在土耳其的石板路上，别人问“客从哪里来”时，我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湖南，不是纽约，不是慕尼黑。家，可以暂时挥别，可以离弃，可以忘怀，但家，永远还是那么一个。四十年后的台湾，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这儿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种，只要他把这里当“家”——心甘情愿也罢，迫不得已也罢——只要他把这里当“家”，这个地方就会受到关爱、耕耘、培养。怕的是，过了四十年仍旧不把这儿当家，这个家才会破落。信心不信心。在此而已。 五颜六色的脾楼又搭了起来，五颜六色的灯又亮了起来。庄严的人物在演讲，报纸的刊头用红色……但这是四十周年的光复日，人生有几个四十年？五颜六色之外、欢呼与口号之外，是不是该有——点新的、诚实的省思？ 原载一九八五年十月廿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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