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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纳克回来了。 昂纳克是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代，他的身份证字号是A0000001，东德的“头头”。在1989年，他和苏联来的贵宾戈尔巴乔夫在东柏林盛大地庆祝建国40周年；和他亲面、拥抱、握手的戈尔巴乔夫说：“应变太迟的人会有恶报。” 昂纳克是太迟了。戈尔巴乔夫的预言语音未落，愤怒的人潮已经踢破了昂纳克辛苦建成的柏林围墙。统治东德18年之久的昂纳克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先潜入东柏林的苏联军医院，然后逃往莫斯科，设想到苏联的政变更剧烈，他只好躲进智利驻莫斯科的大使馆。 29日下午，昂纳克又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在踏进即将领他入狱的汽车之前，他对着摄影机握起拳头——共产党信徒的敬礼。回到不久前还是他的领土的柏林，群众等侯着他。有的喊着“释放昂纳克！”有的喊着“凶手昂纳克！”在公安警察重重的保护之下，昂纳克的轿车从机场驶往莫阿比监狱——监狱门口，两个年轻人撑着一条几尺长的白布：“昂纳克，死人会找你复仇！”这两个人曾经在这里坐过三年牢，罪名：逃亡。 等侯着昂纳克的牢房，有一张木床，一张木椅，一个洗手台。在他进去之前，他必须交出所有私人用品，除了10张照片和一只结婚戒指。这个牢房，昂纳克并不陌生：1935年，23岁的地下共产党员昂纳克被纳粹政府以“叛国”的罪名逮捕，在这个监牢里他度过10年青春的岁月。 经过半个世纪，昂纳克再度成为囚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点；历史的舞台剧充满了颠覆和反讽的伏笔，8月25日将是他80岁的生日。 当载着昂纳克的苏联——不，俄罗斯飞机在柏林机场降落的那一刻，许多德国人会联想到昂纳克在1987年那一次的降落，在西德科隆机场。那个时候，守候在飞机外头的，不是警察和逮捕令，而是一国元首、文武百官，仪仗队和地上猩红醒目的地毯。那只是短短的5年前，也是昂纳克政治生涯的高峰——他，终于得到了西德的默认，以元首之礼接待他，当然也就等于接受了他所代表的政权的“法统”。 五年之后，他的国家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再度下机，机场上没有一个等待握手的政客。车队直接驶往监狱，车程11分钟。牢狱中有他的老伙计：前国防部长卡斯勒、前公安部长米尔克、前行政院长…… 德国电视记者说，波恩政客一直大声嚷嚷着将昂纳克缉回，绳之以法；现在他终于来了，波恩政坛却一片沉默，沉默得令人奇怪。 其实并不奇怪，大家心里明白。 沉默是因为尴尬。西德向来就清楚昂纳克政权暴虐的一面：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捕、下狱。另外有78000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也就是说，28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成为囚犯。 明明知道昂纳克是一个暴政的代表，却争先恐后的和他握手，要他签名，和他拍照，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务实政策”所能掩盖的了。当年的猩红地毯和今天的逮捕所形成的强烈对比，这个对比所传达的讽刺意味，实在是西德政客想躲也躲不掉的。所以尴尬，所以沉默。 深思的人或许有另外保持沉默的原因；面对昂纳克这样的“犯人”，要评断他的人不仅只是考虑问题的司法层面，还有政治层面，还有历史诠释的角度和道德哲学的角度。在种种考虑之中，司法层面可能还是最简单的一项。而实际上，对昂纳克的处理，到目前为止，也就是从这简单，也因此最简化的层面出发。通缉昂纳克的罪名，不是他过往的任何政治作为，不是腐败、无能、经济破产、人权侵犯……而是非常具体的“杀人罪”：德国法务部试图使昂纳克对死在围墙脚下的人负责。德国刑法第二一二条：“不蓄意谋杀之杀人者得判5年以上至终身监禁。” 如果司法机构以这个“技术”成功地将昂纳克治了罪，会有许多人觉得不安：昂纳克令“越墙者得射杀”时，他是在那个制度中合“法”产生的领袖，他的命令因此是国法；谁有理由不尊重他的“国法”？有人反驳：尊重生命才是最基本的法，超越任何国法，然而这是主观的价值判断，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一种道德取向，而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里，道德不能作为判罪的依据，法律才是。所以仅只以法律问题来看待昂纳克，都莫衷一是，更何况，昂纳克所揭开的，还有种种更复杂的难题： 首先，谁有权利审判昂纳克？真正干净的人才能丢那第一块石头：西德政客的容忍和东德大多数人的默许，事实上，都使他们成为昂纳克的种种程度不同的“共犯”。“共犯”哪里有资格审判“主犯”？ 再说，如果昂纳克躲在“理想主义”的大旗后面呢？如果对着世界握起拳头敬礼的昂纳克说，他至死相信共产主义，他一切的作为，包括“保卫边境”，都是实践社会主义的理想，造福他所热爱的人民，一切的一切，源于理想，如果他这么说，谁来评断这个“理想”的真与假、是与非、上升与堕落？又有什么依据能使人公正地评断这个“理想”？ 1872年，整整一百年前，德国社民党和工党的创始人贝柏被控“叛乱”，他在法庭上为他的“理想”侃侃而谈：“…我自少年时代就为工人解放这个目标而奋斗，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奋斗到底。”他被解往监狱的路上，老百姓沿路对他脱帽致敬。 如果昂纳克在柏林法庭上为他的“理想”——尽管那已是一个灰飞烟灭的理想——侃侃而谈，我们究竟是该对他脱帽敬礼呢，还是给他脚镣手铐？ 恶心！极权政治的受害人说，昂纳克不值得任何一丁点的同情和谅解。那成千上万被毁了的人生，那加起来上千年的牢狱，那数不清的妻离子散，那没有声音的家破人亡——就这么算了吗？如果这罪魁祸首不得到惩罚，世界上还有公理这个东西吗？ 可是，即使是这些复仇心切的人，大概心里也明白：杀了昂纳克也只能满足情绪，回答不了历史的问题：什么是罪？谁有罪？罪如何形成？惩罚昂纳克只是在对“公理”饥渴时所轻易摄取的速食麦片。 但是即使如此，昂纳克回到德国受审仍是具有意义的。就他个人而言，这是一个扳回尊严的最后机会，和许多其他共产领袖相比，昂纳克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他不曾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一样被莫名其妙地枪毙，也不会像保加利亚或甚至苏联的共产党头目一样受夺权者的审判：昂纳克面对的是一个公认为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他有机会再度跃上世界舞台，为自己作最后的辩护。即使是失败的辩护，也还比潜逃在某个大使馆的角落默默死亡要值得尊敬得多。 一个80岁的人，除了历史之外，还有什么可惧怕的？ 昂纳克的受审，当然又揭开了德东人尚未愈合的伤口。在统一之后的3年中，1700万德东人不仅受到失业穷困的打击，更尝到了一种“自我消灭”的痛苦，在“不知道我是谁”的认同危机中挣扎。这种危机，大部分的人仍旧相信，只是过渡的，但是痛苦并不因此减轻。 昂纳克的出现，将使德东人在为柴米油盐烦忧的同时，再度反省回顾自己的来时路。不久前，昂纳克曾经为自己书面辩护：不管东德人民是情愿不情愿，所谓“统一”事实上是西德对东德的“占领”、“兼并”，吃掉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东德人要比现在有更好的生活保障。 从昂纳克的审判过程中，德东人势必和自己进行内心的辩证：究竟有没有另一条路可走，那个时候？ 对西德人而言，这个世纪的第二度历史审判又开幕了。1945年，在纽伦堡，是战胜者列强在裁判一个崩溃政权的是与非，决定它的罪与罚；1992年，是德国人自己试图裁判一个崩溃政权的是与非，试图决定它的罪与罚，一项极庞大、极复杂、极艰难的历史任务。 日尔曼民族也许过度的迷信法治，认为法律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个民族有面对历史伤口的勇气，有时其他民族是宁可闭起眼睛，让伤口在掩盖下默默溃坏的。 199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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