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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辉先生： 想和您谈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虽然在外国生活了许多年，但我生性懒散，到现在还没去申请过任何外国身份。进进出出只有那么一本护照，出入境手续照办，所得税照缴。也就是说，和您谈谈国事的公民资格是有的。 您和司马辽太郎对谈的几个重点，我没有异议。 令我不安的，是您浓厚的悲情意识和不自觉的亲日情绪。 本省人的悲情意识其来有自。任何涉猎了一点台湾历史的人都可以理解“生为台湾人的悲哀”；1895年，台湾“本岛人”相对于殖民者“内地人”成为次等国民，1945年之后，台湾“本省人”相对于“外省人”再度成为次等国民，历史对台湾人是相当残酷的。受压迫而激起的悲情意识形成一种凝聚力，团结了受苦的人们向强权挑战，最后形成新的势力——这样一个历史发展，我们在波兰、捷克、今天的南非和巴勒斯坦，还有台湾，都亲眼目睹了。 当新势力兴起时，悲情意识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团结工会要面临经济萧条的问题、哈维尔总统要处理国家的分裂、阿拉法特得设法保证他自己的警察不成为新的暴力、曼德拉要在种族和谐与经济稳定之间走钢索——台湾？台湾还在讲“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老是踩着自己昨日的影子，作为明日追逐的对象，这才是真的悲哀呢！ 继续沉湎于台湾的悲情意识，您也使我觉得疏离。当您说“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时候，明显的，您指的是历经过荷兰、明郑、清治和日据的台湾人——那么我，1952年在台湾出生的、从小被称为“外省仔”的人，算什么呢？我，还有我那四十年前流离来台的外省父母，是否也属于您心目中的“台湾人”？ 我们不需要您的认领，但是，您是我们的“总统”；当您和一个外国人，譬如司马辽太郎，用“台湾人”这个词时，我想我的父母和我都有权利要求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 如果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如果在您的自我认识中，您不仅只代表那百分之八十的“本省人”，您还代表那百分之十九、二十的“外省人”，以简单逻辑推理，您就不会一再强调自己的悲情意识，让《朝日周刊》以“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作为访问中华民国总统的大标题！ 身为一个外省第二代，对不起，我没有您的悲情意识。我和我父母的痛苦，流离失根的痛苦，是另外一种历史情绪，和您的悲情意识不一样，但同样的真实。一个本省作家，就说叶石涛吧，他可以大谈他的悲情感怀；一个外省作家，就说朱西宁吧，他可以呼喊失根之痛。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这么做，因为叶石涛只代表叶石涛、朱西宁只代表朱西宁。 而您，李登辉，却代表龙应台，代表叶石涛，代表朱西宁，甚至还代表盲眼的莫那能（如果您知道他是谁）；您的自我意识必须比叶石涛和朱西宁都来得广阔，否则，您就只能做同乡会会长，而不是一个“总统”。 历史学家早就指出：受压迫的族群经过悲情意识的凝聚而取得新的权力时，往往面临一个危机，就是悲情意识膨胀所必然带来的自我中心和排他情绪。我们台湾人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避免这个危机？ 去年，在美国一个会议上，我听见一位我向来尊重的、为台湾反对运动作过努力的学者说：现在台湾人出头天了！至于在台湾的外省人，他可以决定，要跟我们打拼就留下来，不要的话，他可以走！ 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这好比两个妹妹在一个家庭中生长，有一天，婶婶突然对我说：你要跟我合作的话可以留下来，不然你可以走。 她有说这话的权利吗？什么时候开始、透过什么人的决定，这个家突然变成她的了？ 历史的讽刺往往是黑色的。日本在1895年取下台湾时，也曾经宣告：愿者留下，不愿者走。 而我们称日本据台为占领，不是吗？ 对我说“你可以走”的这位过去的民主斗士，是悲情意识膨胀的一个典型，他觉得悲情意识有一种道德的专利。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登辉先生，台湾的民主有今天小小的成就，固然是“台湾人”打拼的成果，可是，请告诉我，这个“台湾人”包不包括雷震和他的《自由中国》同事？包不包括被关过的李敖和柏杨？雷震、李敖、柏杨、傅正……不去提其他死夜牢狱里没没无名的大陆人，都不属于您口中所念念不忘的“悲哀的台湾人”，可是他们对台湾民主发展的或多或少贡献，有目共睹吧？这些人敢于挑战强权、颠覆统治神话，大致基于一个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和您的悲情意识无关。当我们今天夸夸而谈台湾的民主奇迹时，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那些为台湾民主牺牲过的人，更不应该选择性地忘记某一些人，因为他们不属于某一个族群或者某一个意识形态。否则，我们就是在重复过去的霸权历史，制造新的“悲哀的台湾人”！ 我绝对尊重您的悲情意识，但是也请您正视，并且尊重，我的不同。 至于您的亲日情绪，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您身边的人是否会给您适度的警告呢？ 您给日本人特别多接近您的机会，您喜欢和他们用日语交谈，您津津乐道自己在二十二岁之前是日本国民，您习惯性地透过日文去接受思想讯息……您与日本文化的关系，非常橡我们这一代人和美国的关系。我走在美国的街上，说他们的语言、清楚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习惯用英文去接受新的思潮……。当我在第三世界，譬如土耳其或者巴勒斯坦，碰见一个美国人时，那种知己知彼的亲切感简直就像见到了故乡人一样。 可是这种亲切感，李先生，不是天生自然的；您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可不看见它背后的颠覆性质。 为什么您所熟悉的是日语而不是印度语？为什么我所熟悉的是英语而不是埃及语或刚果语？因为日本和英美是拥有强权的帝国，帝国为了推展自己的军事和商业利益而入主他国，是为殖民。帝国用武力统治一个地方，那个力量是明显的；不明显的，是帝国以自己的文化力量渗透到殖民地的文化中去，从而改变对方的性格，如果不能改变，至少该弱势文化会是一个对帝国亲善靠拢而安全的系统。 在您和我的身上都可以看到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力量的余绪。美国对台湾影响之深，不必我说。到现在，我们电视台的国际新闻播报采取的仍像是美国第五十一州的角度。但是，知识界的自我反省比以前要多，不断地有人谈到文化自主的问题。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学者萨意得的学术论著执意要揭露欧美文化如何腐蚀其他文化的现象，对中国和台湾的知识分子都起了影响。 您对日本语言和文化的一往情深，因此使我不安。在司马辽太郎的访问中，您对四十年的国民党高压统治批评颇多（没有一件是不对的），可是，在谈“悲哀的台湾人”时，却对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不置一言。您说在1945年后国民党的统治下，人们晚上连觉都睡不安稳——那么1945年前呢？我也知道，在思想箝制上，当年的国民党要比日本殖民政府蛮横得多，可是您毕竟是在和一个日本人对话，与《朝日周刊》广大的日本读者在沟通，您不觉得您有义务提供一个平衡的历史观——在批判老国民党的同时，提醒前殖民者：日本人是“台湾人的悲哀”的一个部分？ 您对日本的殖民历史一字不提，反而强调日本文化的优越： 内人受过日本教育，善于记家计簿，所以我可以安心工作。 您的说法招来日本编辑的反应： 是否日本的教育管用？ 编辑的问话，其实等于在问：殖民对你们被殖民者终究是有好处的？您的回答： 殖民地时代日本人所留下的东西很多。在批评的同时，如果不用科学现点 来评价就无法了解历史。 对您的回答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第一，在访谈中，我并不曾看到您对日本殖民有一个字的批评。 第二，您是否也能用“科学观点”去评价老国民党的历史？如果不能，这个双重的评价标准是否值得检视？ 第三，避免主观情绪，以“科学观点”评价历史，我完全赞同，这也正巧是我自己近年内在写作中一直强调的所谓对历史的诚实。史学家在批判日本殖民的同时，必须也顾及殖民的多面性格。 可是您不是专栏作家也不是历史学者，您是以台湾人“总统”的身份与日本人说话，您的考虑必须比我们要多一层：除了单纯的对历史回顾的诚实之外，李先生，您还担有前瞻性的政治责任。一个被殖民国的“总统”，在获得自由之后，对殖民国说：感谢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波兰的瓦文萨和捷克的哈维尔，会对俄罗斯人这么说吗？印度的甘地和新加坡的李光耀，会对英国人这么说吗？ 身为台湾公民，我觉得难堪。 司马辽太郎问您有空时读些什么书？您回说，岩波书店的社会科学丛书，您透过日文书籍来检验自己。 我庆幸我们有一个还能抽空读书的“总统”，庆幸我们有一个懂得外语的“总统”。外语是一扇打开的窗，使他能看见窗外的世界。可是语言受制于文化，每一扇语言的窗，所能提供的都是那个文化所特有的角度和视野，因此我们说有美国人的世界观、日本人、德国人的世界观、阿拉伯回教徒的世界观……。同一个事件，我透过英文和德文的描述会得到相当不同的诠释，也因此，当我接受英文或德文资讯时，我无时不在警惕自己：我越过这两扇窗子在看事情，但这两扇窗子都是“别人”订作的尺寸和角度，必须有几分存疑；不存疑，就失去了独立判断的可能。 您对您所倚重的日文窗子是否也有某个程度的戒慎恐惧？ 您最近还说，希望在有生之年将政权交出去；老实说，我吓了一跳。 这样的话，美国的克林顿和德国的科尔都不敢说的，因为政权交不交出，交给张三或李四，死前交或死后交，根本由不得他们，那是选民的事情。您说出这样的话来，真证明了司马辽太郎说的，台湾的民主还在婴儿时期。我觉得没有必要苛责您——如果不是包围着您的人和拥护您的百姓让您觉得政权交不交操之在您，我想您也不会有那样不自觉的帝王遗绪。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总统，台湾的政治体质如此，光批评您个人是见树不见林的。 您有一个梦，我也有一个梦。我梦见有一天，台湾有个“总统”，他的名字怎么写老百姓都会搞错，因为在一个百轮运转的健全民主制度中，没有摩西的必要。在目前这个时刻，我只希望您能及早扩开您的胸襟，跨出大步离开悲情意识的暗影，做一个大格局的政治人物。 对您的期望高，所以难免苛求。我们互勉吧，为我们的梦。 龙应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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