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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一走进希尔顿旅馆的大厅，就听到一口纯正的伦敦腔在侃侃而谈，在「中国旅美学者基督徒协会」筹备会的报到台前，只见一个高个子青年人正在对几个来自全美各地的同学讲他对上帝的认识和感想。忽然有人小声说：「王韧，你们北京老乡来了。」他停住漂亮的英语，和所有人一起转过头来看我，我这才发现他是个盲人。在第二天晚祷后，我和他靠在他房间的床头上长谈，两个几乎听不懂中文的美国兄弟也坐在地毯上静静地听着他用中文述说，仿佛上帝在给他们翻译著一切。 我的「人之初」的故事，已经讲过不知多少遍了。一九六三年初春，我的降生给父母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但七个月后，我一下子就成了他们不幸的根源。同仁医院的大夫无情地证实了我患了视网膜母细胞瘤，必须摘除眼球，否则将危及生命。我活了下来，但从此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渡过来的。没有人会想到我有一天会成为美国波士顿伯金斯盲人学校的学生，连我自己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来到海伦．凯勒的母校读书。感谢主的恩赐，我一九八六年八月成为中国第一个盲人留学生来到了这块自由富裕的土地。 第一年我是在全额奖学金的条件下，开始熟悉美国这个陌生的环境的，我读的是特殊教育师资培训班。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比起后来所遇到的一切，那一年算是太幸运了。因为一年后，伯金斯盲人学校已不能再给我奖学金，而我则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回国，二是留在美国继续读书，成为第一个拿到美国最高学位的中国盲人。 我为此祈祷了上帝，由于上帝的指引，我选择了面临巨大困难的后者。在美国，读大学需要高中文凭，而我什么文凭也没有。哈德利国际盲人函授学校知道我的困难后，开始指导我速修高中课程。仅八个月时间，我拼了命地修完了美国三年制高中的全部学分，通过了哈德利学校的电话和卷面考试，终于获得了美国高中毕业证书。但以后的路就更艰难了，因为象我这样的人，在美国读大学本科很难得到奖学金，又要和普通人接受同样程度和速度的课。最关键的是，在这个金钱社会中，我没有一分钱的经济来源。其他外国学生可以找许多方法解决，而对我则太困难了。这时，上帝再一次派史密斯．凯文来帮助我了。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眼睛和我一样看不见，却会许多种语言，甚至可以用中文与我流利地交谈。她看到我的困难后，立即打电话叫我到匹兹堡来，住在她家里，并帮我找到一家盲文出版社的临时校对，挣了几千元钱，成为第一笔属于我自己的美金。 你问我怎么一个人搬到匹兹堡来？我是主的信徒，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常常关照我。我从波士顿来的时候，兄弟们送我到机场，安排我上飞机，并打电话通知匹兹堡的华人教会，所以我一下飞机就有人接，就象这次来达拉斯一样，然后轮流在各家借住。但这终归不是长久办法。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切都不方便，幸好一个牧师的太太帮我在市政府申请到一套免费住房，蒙主的恩典，每月还给我70元水电补助费。虽然这套房子在黑人区，但离我要上的社区大学很近，走路就可以去。这时我将挣的钱全部交了学费，平常的吃用全靠教会里的兄弟姐妹们轮流送来，而且每周做主日礼拜时，也都是由他们开车来接。我在课堂时全靠死记后用录音机回家反复听，我有一台盲人阅读器，书报放上去就可以发出声音。但困难还是很大的，我认为这是上帝给我的安排，是对我的磨炼，所以我毫无怨言地去攻克一个个困难。 我的专业是商业信息处理，必须学会使用计算机，所以我用两年时间修完了全部计算机专业的课程，并可以用计算机做期货生意。当然读荧光屏要借助专用的阅读设备。其实，说真话，很多人见到我都说：哎呀，你好不容易，能来美国，又可以读大学。许多正常人的留学生都有心态不平衡，打工、读书困难一大堆。而我却没有这种感觉，我认为我今天的一切都是主给我安排好了的。甚至当我一无所有时，我也没有过一丝惊慌，因为我坚信上帝一定在看着我，一定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其实，我也在边读书边打工，在第二学期后，我开始到处找工作，因为我已经没钱全日读书了，而且还欠着一些钱。我所在的青年团契的兄弟们帮我祈祷上帝赐福我，他们还捐了三百块钱给我，但真正的生活问题并没有马上解决。但我仍然坚信上帝会帮助我。 果然，我住处不远的一家麦当劳的黑人经理在暑假众多的学生应征者中，答应了我的打工申请。他对我很好，收下我洗早、中餐的器具，并做一些沙拉，甚至还帮他们修电器。于是我大概成为美国第一个在麦当劳打工的盲人。当地记者访问我的时候，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如果没有第一年在伯金斯盲人学校的食物专业课的训练，我今天可能连热狗都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在大陆是什么也不做的，最多是炸个鸡蛋。如果没有神的安排怎么会有这些准备呢？就这样，我在麦当劳做了十八个月，自己解决了学费和生活费，并从此陆续找到了一些象编程序、替歌剧院推销歌剧票和替电话公司拉客户等适合我做的工作。我所在的阿丽哥纳社区大学在学习上也给了我很大帮助。 你问我有没有语言和背景的困惑？感谢主，我在大陆时是靠听BBC和美国之音学的英语，是从世界上最好的老师那儿学的，所以几乎没有什么语言困难。我的朋友大部份都是美国人，他们都说我是伦敦口音。在教堂和查经班里也都用英文，所以我非常幸运地没有这个对大陆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至于背景问题，我常常对美国人谈，能在大陆那种环境中活过来的人，还有什么环境不能适合呢？更不用说美国了。 我家里人给我起的小名叫光光，幻想着我有一天会重见光明。但我今天却感到我已经见到了光明。因为心里永远有感知到上帝的灵感，全能的主无时无刻地关怀着我走向光明的明天。今年夏天大陆发生水灾的时候，我曾几天几夜为灾民们祈祷，求神保佑他们。但我对水灾的发生也有自己的看法，我想这是神对人们破坏自然生态的惩罚，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不能用人的意志改变。在美国的教会中，我很少看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同学，在匹兹堡交响乐团打工时，一个教友对我说，中国有那么悠久的历史，曾有过举世公认的灿烂文化和文明，但就是因为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不信主，才会有那么多的动乱和灾难，人民才有这么贫穷和愚昧。这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我虽有不同的看法，但又无法反驳。因为在国内时，我在盲人学校读书，有些同学非常自卑，认为没有眼睛就得靠别人的施舍生活，他们怕明眼人嫌弃自己，讨厌自己，他们谨小慎微，不敢说、不敢动，总象做错事似的。他们不相信自己还能有什么作为，心甘情愿地忍受命运的摆布，认为自己是真的残了。其实上帝是非常公平的。他把我的眼睛收去了，但却给了我灵敏的听觉和触觉。我觉得盲人和健全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平等的。我觉得从中国出来的大陆学生，不应该没有信仰，糊里糊涂地在美国「混」。当然，我也时时祈祷上帝保佑他们，为他们苦难的心祝福。 你问我将来怎么想？这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当然，我相信上帝会为我的未来安排好一切。如果你问我自己有什么设想，我希望能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能独立地生存下来，能挣很多钱，当一切都实现后，我将侍奉主，将奉主的旨意带回到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去，去传播福音，做主的仆人。这个世界是上帝主宰的，每个人都是按主的安排去生活和发展的，所以我在这里祈祷：愿上帝保佑我们。 (选自美国《达拉斯新闻》报1997年1月24日副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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