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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色黑下来时，纽约下城VILLAGE一带异常热闹。这里是年轻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纽约最有情调的地方。虽然经济不景气，但是学生、艺术家还有那些HAPPY们，为这里带来了繁荣景象。马路两旁穿梭过往着人群，商店、餐馆生意兴隆，路旁的小酒巴，不时传出情绪激昂的尖叫声、调笑声。我按门牌号找到她的家，旧式的老公寓，楼梯很窄，房租据说还不便宜。我这次来是想了解一个台湾著名现代画家的状况，台北的《典藏》杂志想独家采访他，但似乎很难与他联络上，于是我只好找到他的女朋友……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儿？或是在哪个女人的被窝里？我究竟算不算他的女朋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认识纯属偶然，四年前，我出国时，一位朋友托我带出几幅画，要我帮他卖掉。可是他哪里知道，在纽约有多少来自台湾、大陆、中国的画家，因为推销不出去自己的画而另谋出路。两年中，一幅画也没卖掉，它们倒是跟着我搬了七次家。两年后，在纽约混事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他的朋友想收集一批画，于是，我找到他的家。 当他打开门时，我们都认出了对方，大家以前在台北的画廊经常见面，并约会过，上过几此床？我记不清了，在台北，前卫画家在性生活上更前卫，男女都一样。他比从前稳重、深沉了，但也显得落寞和惆怅。粗衣布裤，不修边幅，倒比过去顺眼。我把幻灯片交给他，他说想收集一些画，卖回台湾去，因为从去年开始，在台湾，现代画炒得很厉害，不少人发了财。看了幻灯片后，他对其中的两张还感兴趣，但当时他对我本人似乎更感性趣……。 走出公寓，我使劲吸了口气，他那狭小的空间让我感到胸闷。我没想到他的变化这么大，仅仅几年的时间，所有的风流、轻浮、傲慢都已远无踪、去无影了…… 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在文化大学读大四的时候，在我当时临时工作的位于忠孝东路四段的八大画廊。女老板是位典型的女强人，而他的丈夫，倒是跟着妻子干革命并承担起所有家务的“妻管严”。我曾经在他们家里借住过一个月(我家在花莲)，后来又在他们的画廊工作。当时，他们请了几位年青的画家，用绒毛制作和临摹名画。这种画廊在全台湾只有三个，两个在北市，据说竞争很激烈。有一天，老板夫妇说他们要出去一下，如果有位叫碧云的女人来，让她在这里等着，并一再叮嘱我，设法留她到下午三点，然后让她走。我在人家住久了，从来不多问别人的事，所以一口答应下来。尽管我凭直觉感到这其中必有奥妙。 午饭后，那个叫碧云来了，身后跟着他，当时，他的名字叫尼克。碧云将近四十岁。干瘦、精明的样子，像许多台南女人一样，长得不好看，嗓音很哑，有点像男人。在她身后的他年青、潇洒，穿一件长长的黑色风衣，更显得高大挺拔。他说一口纯正而流利的台湾话，使我分不清他是外省人和本省人。我带他们到办公室去，说老板夫妇要晚一点回来。他们望着办公室发愣，这是老板为他太太特意设计的，豪华、古典。黑亮的地板上还铺着一整张金钱豹皮。尼克突然用国语说了句：“漂亮！”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外省人。我向他们介绍这个画廊，介绍在画廊工作的几位画家，带他们走了五个工作间及材料库，最后回到办公室。显然，那个叫碧云有些不高兴，说：“我们说好要一点半钟来的”。我一再地道歉，说老板夫妇一定是出去遇到塞车或什么事情脱不开身了，否则会打电话回来的。我故意和尼克交谈起来，但是他不愿意多谈，我注意到他的国语多少有点北方口音，这让我很吃惊，开始我以为他来自高雄或台南。因为台北的男士的头发大多杂乱无章，而我从小就有一种想修理别人脑袋的欲望，所以特别留心。他的头发是经过认真修整的。我问他是外省人，他点点头，说老家是东北。我仔细打量他一眼，想从他身上找出外省人的影子，却让我失望。他身着欧洲名牌CALVINKLEIN毛衣及长裤，身上散发出具有原野气息的高级香水味，这些与画家身份实在不相称。大约到了三点钟，我开始“打发”他们了，先是说对不起，然后又说是否可以改变个时间等等，当时，她非常生气的样子，当然我也很难受，没话找话，还要强做镇定地微笑，真是憋气！最后，他们走了。 他们走后，我大叫着跑回画廊，总算放松下来了。一下子坐到老板的高背椅上，那种感觉挺舒服！画家们七嘴八舌地在大厅议论着：“瞧他那副德行，象个巴儿狗。”“巴儿狗也不错，既不愁吃又不愁喝。你想当巴儿狗还当不成呢。”“我要当狗也要找个漂亮点的女人去当，决不跟这样的丑婆出街丢人。”我出去问他们：“你们认识他？”一位画家拉长腔道：“当然了，谁不知道这没骨气的杂种，他的故事可以写小说，精彩着呢！” “喂，你们在讲什么？”我始终没听明白。“讲他和那个老女人呀，……”我明白了，尼克是那女人的情人，或者可以说是个受宠的随身仆人。 那次见面之后，他打过几次电话到画廊，问我能否说服我的两位朋友到碧云的画廊去工作，而且我也可以去，她可以付给更高的工资。大概我当时很孤独，也许是刚出校门还太嫩，或许因为他当时在画坛已小有名气，禁不住他频频地约会，我被他给泡上了，而且居然相信他说他跟那女人没关系的话．当然，我也没有告诉那两个画家关于转画廊的事，因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是他们介绍来的，怎么可以再介绍他们走。而且，我相信我老板会比那个丑女人更好地对待这两位画家。但始终我也不知道那天他们去画廊以及老板夫妇避开到底是为什么。 后来他突然失踪了，我虽然很气，但由于我和他仅仅是两厢情愿的性关系，加上又很快有了新的男朋友，也就把他淡忘了…… 那次在纽约重逢后，由于卖画的事情，我们又见过几次面。在这期间，我也听他断断续续述说了他在美国的生活情景： 他是通过女友的帮助才来到美国，到纽约第二天他就去打工了。在开始的第一学期，他白天去街头画像，晚上读书，课余还到酒吧调酒。为了替自己和女友攒够学费，放假时，又玩命干了三个多月。开学前，女友拿着钱跑了，没留下一个字。他身心受到强烈打击，书也不读了。不久，他原在台北画画的那个画廊老板也来到纽约，就是那个叫碧云的老女人．这个画廊老板虽说婚姻并不幸福，但是在事业上颇有建树，还有统一集团做后台大老板，她更是雄心勃勃。可是没有人理解她为什么会喜欢上他，甚至为了他而追到纽约。 总之，所有的一切都出乎他自己和其他人的意料。很快，碧云让他搬进自己在六十三街的公寓，成了她生活中的一部分。也许是过去的生活太苦了，当他搬进碧云的豪华公寓时，他就决心不再搬出去。为了成为这里的主人，他绞尽脑汁地逗她开心。他发现她很孤独，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每天除了工作就是抽烟、喝酒。所以，他寸步不离地陪着她、小心翼翼地照顾她。他的朋友圈中都传说他是在林森北路的牛郎店认识碧云的，并且自愿卖身给这个老女人，一个月五千元工资。反正，各种各样难听的传闻最后都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感到很难受，觉得大家非常瞧不起他。 一个人太自卑往往会导致过分自傲，尤其当他周围的人都离去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转变的。他为了能留住几个朋友，把碧云给他的钱大方地用于请客吃饭，可是人们吃了他的，还继续骂他，这使他伤心不已。从此，他断绝了同所有中国人的来往，包括他最好的朋友．他甚至不再讲中文了。无论从生活方式还是穿着打扮，他完全变了样，变得让人感觉他不是中国人，也许这正是他的目的。他的画也越来越先锋，抽象得连他都无法解释．通过碧云在台北的人脉，他的画在台湾十分畅销．但是，他还是没有成为公寓的主人，而这才是他真正的梦想。 经过几番折腾和他的转手交易，我终于把画卖掉。我们在一个清静的餐馆吃了次晚餐。几次交往，使他变得有些开朗。他告诉我他最近回学校读书了，课余，他在几家古董店临摹油画，收入不错。我们谈起画廊的主人，自然免不了会扯到她。我试探性地问他：“你有听过‘性革命一次成功’这句话吗？”，他不解地看着我，我犹豫一下后，壮着胆说下去：“是一句话，留学生用来形容一种婚姻的结局。……你曾经有过的梦想。”他半知半解地想想，说：“没关系，你说出来好了。”我说：“就是指通过性关系而同时得到身份、金钱和家庭。因为没有爱情，所以称为‘性革命’。这不是你过去向往的吗？”我真担心伤到他，赶紧又了句：“对不起。”没想到，他大笑起来，说道：“难怪你嫁不出去，是因为你的嘴太刻薄，吓跑了男朋友，果真如此。”我知道他要以攻为守了，笑着说：“是这样吗？假如……假如不是他们太软弱，也跟我一样刻薄，怎么会吓跑呢？”他思索一会儿，感慨地说：“是呵，有的男人很软弱，却偏要表现出坚强，自卑却偏要假装成高傲。没有更好的方式使自己的形象显得高大时，就只好逃掉。其实，没有顾虑、没有伪装地生活是多么幸福。” 他谈起了和碧云在一起的日子： “……性革命一次成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这一点，很多人都不清楚。有时，太过追求梦想，反而使自己变得很STUPID。我和碧云在一起，我一心只想结婚，而这个要求，我是无法说出来的，因为，我连她是不是喜欢我都不知道，她从未说过。我感觉出她根本不是为了要婚姻才和我在一起，而是要一个人在她的身边。她了解我为了什么跟她在一起，而我却不了解她，这很可怕。所以，我永远都是被动的，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 我打断他的话：“她给了你那么多，难道这不是喜欢？” “假如说，养着我就是喜欢，那未免有点太简单，也许，她喜欢用供养男人来安慰自己，或者满足自己的某种心态。我也确实难以了解到她的用意。我是很感激她所给予我的，但是，她太约束我，我所有的衣食住行，都是她一手管理，甚至连内衣内裤，也要她指定牌子才行。在这方面，她从不吝啬。因为她有个怪癖，她喜欢看男人穿得抢眼，如果我穿的不是她喜欢的风格，再贵的衣服，她都会丢进垃圾桶。只要是我用的，她都会给的，可是我不舒服，因为我要迎合她。她是不会为了我而迁就自己、改变自己的，而我必须要这么做。她凭感觉需要我，而我因目的才需要她。” 我想起那次在台北八大画廊的事，在那不久，我辞去了画廊的工作。由于功课和工作繁忙，和老板一家的来往也减少了。他告诉我碧云原来在那家画廊中有一半股份，后来全部撤走，自己开业，并且雇用心细手巧、基本功扎实的画家和八大画廊竞争。我老板听说碧云有一个很大的订单，单缺人手，因此决定与碧云的画廊合作一笔生意，是将仿名画挂毯出口日本。这笔生意很大，双方相当感兴趣。那天定好下午在画廊见面商定签约之事，可是老板夫妇躲开了。当晚，我老板告诉碧云说不准备合作了。她才发觉不妙，马上打电话给日本方面，那边说，下午已经与八大画廊签了约。碧云深感自己上了当，愤怒不已，才让他打电话给我，想挖我老板的墙脚，把两个将才搬走。并让他把我给搞到手，以便了解八大画廊的生意情况，伺机报复……。 餐馆的灯比较暗，更显得他的脸苍白。我听完他的坦白，不禁一脸苦笑．我捡了甜点上的一颗樱桃丢进酒杯，轻轻晃着，樱桃在杯中上下翻动。为了不再提我与他的事，我寻找着问题，继续问他：“为什么后来离开碧云呢？” 这个问题可能太敏感，他想了许久才回答我：“长期伪装自己，精神承受不了。对我来说‘性革命’不会成功，而我也付出了代价。当一个人从幻想中解脱出来，就不想再继续浪费时光了。所以，我要走。她说我可以住在她另外的公寓里，如果我愿意。我谢绝了，我要重新起步，怎么可能还带着沉重的包袱？”他很激动，半天无语，一口气喝光了一杯冰水。“我们从小接受国民党的教育，学会了‘为了光复大陆而当兵’；‘为了党国而歌唱’。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原因，有个为什么。假如找不到原因，不是神经病就是共匪。到了自由国度，这种观念还是去除不掉。总是太多的目的和为什么，太少的自我意识和感觉。结果处处碰壁，毁了自己。” 他的话使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事，有一次，我不高兴，把家里的一只波斯猫从二楼阳台扔到了楼下，被邻居看到，并告诉了我母亲。那只猫是她的心肝宝贝，母亲自然不会放过我，她一手抱着猫，一手掐着腰，质问我：“……你竟然欺负不会讲话的猫，到底为什么让你不高兴？”我流着泪，跺着脚，声嘶力竭地喊道：“我怎么知道，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啪”——母亲一巴掌打在我脸上，“神经病！”。不过，从此母亲知道她有这么个“神经病”的女儿，也就不再多问“为什么”了。我感到很幸运：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在美国，我更多的是用“不知道为什么”来解释生活中的悲、愁、欢、乐，而没有像他那样清楚“为什么”。 “后来，你有去看她吗？”我很同情那个为了他而留在美国的老女人。“去过两次，她变得很神经质。在我离开不久，纽约的画廊生意竞争更激烈了，而她是个好强的人，她不肯认输，但是她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心情越急躁，她就越控制不了局面。最后，原本挺不住的一些小画廊，靠着沉稳的经营步骤和精细制作，赢得了一宗宗大笔生意，并且挖走了她那里唯一的中国画家。那个人是碧云画廊的顶梁柱，他的离去，对她的画廊来说是致命的一击。终于，这个投资几百万，才开张三年的画廊倒闭了。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她搬回台湾之前，我把她送我的十五万元钱还给了她。这不是我需要的。我对她说，我找到了我该走的路，还给她这笔钱再上路，更轻松些。” “那你的生活要比原来苦多了。能承受吗？”我知道大多数人来美国的生活都是越过越好，但还是为他有些担心。“当然，开始不习惯，不过，我认为这样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吧。屈辱都承受了，这又算什么呢？” 其实，在纽约，甚至在美国．有许多些和他一样为“性革命”而付出代价、希望却落空的人，男的女的都有。如果我有机会，我也会做，起码不用住在这破公寓栖身。 后来他又失踪了，有人说他在纽约读不下去书了，又搞上了一个旧金山画廊的女老板；也有人说他回台北了，有人在东区的"风流一代"牛郎夜总会见过他；还有人说他去大陆了，在上海的一家女人俱乐部任经理……，总之，台北画廊继续卖他的画，而他也继续卖他自己…… (选自美国《达拉斯新闻》报1998年8月7日副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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