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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中国人，香港曾经是压在他们心上的一块“病”，中国满目疮痍、备受欺侮的现代史，就是从香港开篇的。然而，在某个国门锁闭、万马齐啥的时候，香港又曾经是人们心上的一个梦：香港的繁华和现代化，诱使着人们睁开久被蒙住而有些晕眩的眼睛，去张望域外那个异彩纷呈又让你眼花缭乱的世界。 这是一个谜一样的香港：血淋淋从我们母体割去，却又筋脉相连地留在我们母体身边的香港；曾经只是荒芜，却又突然艳若桃花地在我们家门口烂漫起来的香港！ 因此，当读者诸君拿到这部书时，一定会感到它沉沉的分量。尽管“九七”前后，铺天盖地而来的有关香港沧桑的出版物，曾经败坏了我们的胃口；但这部作品仍能以它独特的叙说，将我们领进香港这段神秘的历史隧道，让我们充满了津津有味的阅读期待和兴致。 这个传奇般的施叔青！ 当我阅读施叔青时，我有时忍不住会想，这个出生于台湾，留学于美国，而后随着哈佛毕业的夫婿移居香港十八年，其问又不断出入台湾——大陆、东方——西方的女作家，仿佛是“上帝”的特意安排，天生就应该来写香港的。毋怪乎她自己也有这样良好的感觉：“我觉得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地方像香港这样有利于我的写作。”① ①舒非：《和施叔青谈她的香港的故事》，见《一夜游》，香港三联书店，1985。 施叔青曾经写过台湾，那是她童年经验中被打上精神分裂症现代病的一个传统的乡土世俗社会；施叔青也曾经写过美国，那是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海外中国人眼里，交织着希望的神秘感和失望的现实感的一个无法植根的异邦；当然，在这部“三部曲”之前，施叔青还写过香港，那是一个华洋杂处，最靠近大陆，却又不同于大陆的杂爻的世界。她最初目光集中在因本世纪中叶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而被迫栖落到香江岸上的那群绝处逢生的离雁。这是一个和白先勇的《台北人》相似，却又相异其志，在落寞与怀旧中仍然存有期待和自信的群落。在这从台湾、美国、再到香港的一系列创作中，施叔青显示了她多样的，各不相同却又充满了张力的艺术禀赋。一方面，她是十分感性的。她以一个女性的敏锐感觉着世界，丰满地流贯于自己笔下的人物。另一方面，她又是相当理性的。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她也做理论研究，关于东方和西方戏剧的比较，关于梨园戏、歌仔戏、南音的艺术探原，关于自己家乡鹿港古城的田野调查……这种理性，使她稔熟西方的各种时时翻新招数的文化分析理论，有意或者无意地凝合在自己的创作中，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到时下当令的后殖民主义。以致有论者要以为她的创作“有部分意图是写来给学术理论分析的”①，“已具有教科书的意义”②。这种艺术理性使本就广受西方文化儒染的施叔青的艺术观念显得现代和前卫；但从施叔青整个创作的精神底蕴分析，她又是很写实和趋近传统的。对于浸淫着地域文化的民情、习俗和风物，她有一种极具女性禀赋的细微观察；对于落寞于时代变迁的社会心灵，她有一种真诚的特殊敏感。她虽并不刻意去叙写社会问题，但她总是能从自己人物的精神底蕴中，不露声色地触及到或大或小的种种社会问题。这些都会让我们想起《红楼梦》，想起张爱玲甚或白先勇。这是一颗关注民瘼人生的文学心灵，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最可宝贵的人文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很现代很新潮的施叔青，又是很传统很具写实精神的。 ①见李小良：《否想香港》第四章《“我的香港”——施叔青的香港殖民史》。 ②王德威：《殖民世界的性与政治——评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之二〈遍山洋紫荆〉》，《读书人》1996年1月号。 感性和理性，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这一切准备着施叔青的一部大制作。 于是我们读到了“香港三部曲”。 这是一个独特的故事：一个在上个世纪末从东莞的乡下被绑卖到香港沦落为妓的不幸女人，由于种种偶然的因缘，在香港近百年崛起的历史夹缝中跌宕发迹的家族传奇。家族史小说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从来就不仅仅只是“家族”的故事。它只是借着一个家族的变迁，发迹或衰败，浓缩着一个地区、一个族群，或者放大一点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跌宕的信息和影子。事实上，当施叔青以她独特的叙述，十分感性地来讲述黄得云这个风尘女人的传奇经历时，她同时更为理性地展开着的，是交错在这个风尘女人命运中的香港历史，特别是在第一部《她的名字叫蝴蝶》。我甚至以为不应该仅仅只是以小说的眼光来看待这部作品。比起这个不幸而“幸”的风尘女人的命运，施叔青似乎更为关注香港这块殖民地的历史本身。黄得云这个不幸女人，只是偶然地跌入香港开埠初期的这段历史夹缝，却又必然地迂回于这段历史的曲折之间，从而成为施叔青用来串连这许多历史事件的一根丝线。或者反过来说，正是香港一系列历史事件，决定了迂行其间的黄得云无可选择的必然命运。1880年港督轩尼诗提出的反对华人蓄婢案，改变了她被卖做婢妾的命运，却坠入烟花间当了妓女；1892年夺去2552人生命的鼠疫和香港政府洁净局放火焚烧华人区，使黄得云在大火中逃离妓院，却成为洁净局帮办亚当·史密斯豢养的情妇，并由此有了黄家的一半白人血统的后代；而港府官员的更迭和勾心斗角，使失势的亚当迂怒于他与黄得云魔鬼般的情欲，造成黄的失宠与漂泊；瘟疫过后死里逃生的华人演戏酬神，让黄得云认识并迷恋上了终生难忘的优伶姜侠魂；1895年颁布的新住宅条令造成两万多华人的人口返乡大迁移，使黄得云也萌生了回家的念头，却又由于英国殖民者用炸开清朝大门剩下的炮弹来摧毁中环海军船坞挡路的小山，使黄得云找不到昔日的码头而梦断东莞。偶然地跌入历史之中，却又无可选择地让历史左右自己的命运，作者在行文中一再用“她没有料到……这将改写她的一生”的后设语，来感慨个人力量的渺小和对历史的无奈。小说所展示的短短四年间（1892—1896）黄得云命运的大起大落，处处都有香港的历史在。因此把这第一部看成是透过人物命运所展现的香港编年史、风俗史，也未尝不可。 当然，历时八年才最后完成的“三部曲”，随着作者创作心态的变化和处理对象的不同，三部作品各有自己不同结构方式。第一部《她的名字叫蝴蝶》是让黄得云穿行于香港历史事件之中的线性结构；第二部《遍山洋紫荆》，则更多地是以英国殖民者拓展新界的事件为中心，对香港社会生活多个侧翼的面的展开，它更接近于我们常见的那种历史小说。而到第三部《寂寞云园》，预设的“百年沧桑”的创作意图还留下来大段时间空白的压力，使作者无法再如第一、二部那样精雕细刻，只能跳过一个甲子，让黄家第四代，海外归来的黄蝶娘进入画面的中心。不过，黄蝶娘在第三部中只是一种视角，通过她的眼睛来扫视黄家三代的传奇，而并未如她的先人那样进入事件中心，推衍着家族命运的运转。昨天和今天，历史和现实压缩在同一个平面上，用一种现代的、挑剔的眼光和调侃的语调来重新发现和讲述。这里通过黄蝶娘眼里和口中讲出的历史已不是“历史”，而是一种“现实”。让黄蝶娘来收结家族的百年传奇，像是作者出于无奈的机智，却又何尝不也是作者的有意为之，用故意抹去历史深度的后现代的游戏调侃，来调整前两部过于执着历史记实的写作，让有心的读者从两者之间去寻找更深的意谓。 在黄家四代中，作者最倾心刻绘的，或者说占据黄氏家族核心的，只有黄得云一人。施叔青虽也曾着力写过黄家第三代、当了香港大法官的黄威廉，不过那是在“三部曲”之外的另外一部相关的小说《维多利亚俱乐部》里。无论黄理查，黄威廉还是黄蝶娘，他们都是黄得云某一方面性格的发展和补充；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黄得云的影子。黄得云的发迹，是香港殖民地社会特定环境的产物。作为一个被绑卖而沦落烟花的女人，她实在是“除了身体，别无所有”。但这“身体”恰恰是她在这个殖民地社会生存的本钱。在西方的后殖民论述里，性是一种象征。西方/男性/殖民者和东方/女性/被殖民，是一组对应结构。女性的被动是被殖民的象征，而男性的雄风却是殖民者权威的体现。“除了身体，身体，别无其他”的黄得云当然是个被奴役者。但小说描写她旺盛的性欲往往反客为主地成为压在她上面的男性的主宰，表现出对于殖民的瓦解和颠覆。在黄得云的无数男人中最值得玩味的是两个男人。一个是出现在《她的名字叫蝴蝶》中，最初把黄得云从妓院中带出，豢养在唐楼里的洁净局官员亚当·史密斯。这个下级军官出身，处处向往攀进上流社会，却又时时不甚得志的男人，只好从黄得云的肉体“求索片刻慰藉”。当他骑在黄得云柔若无骨、洁白如霜的身上肆意发泄时，黄得云是被压在他身下的殖民地，这是香港开埠初期——也是黄得云尚还无力对抗命运之时作为被殖民的象征。另一个是出现在《寂寞云园》中的西恩·修洛。这个贵族出身的银行大亨，无疑有着比史密斯更好的教养、地位和前途。但在风韵犹存的黄得云面前，却是个欲举不能的性无能者。如果说，青春勃发的黄得云，只能以自己的肉体给不得意的史密斯提供抚慰孤寂的安全岛，从而显出她并非完全的被动；那么到了徐娘半老，倒转来反客为主地居于对西恩的支配地位。由性的象征所潜隐的这种对殖民的颠覆，正是随着岁月的推衍所带出来的结果。它也透露出殖民主义从海盗时期的豪取强夺，到依赖绅士风度的统治，其间逐渐未落的信息。 从另一种角度分析，“别无其他”的黄得云，惟一的本钱就是自己的身体。这是她的生存方式，也是她据以立足和发展的手段。当她从一个男人身边睡到另一个男人身边，虽常常有着命运不得已的逼迫，却又是她越来越强烈意识到自己作为女人的优势的发挥。她精明、会算计，在渗和着血泪地流转于几个男人之间，适时应世地与香港开埠历史同步地培育起自己的商业意识。她就这样从别人贪婪的眼光和自己旺盛的欲火中攫取权力，积累财富，奠立起自己延续数代的黄氏家业。她是一个被奴役者，又是另外一些人的奴役者，她曾是苦难的化身，却又化身为另外一些人的苦难的播种者。她让人同情，也让人悲慨和忿恨。她只能是香港这块殖民地的攀生物。 这是一个说不完的黄得云。在施叔青的小说人物画廊中，这是一个最具时代特征，也写得最丰富、复杂的女性形象，是一个最耐得分析的典型。 当然这也是一道描不尽的香港风景。围绕黄得云人生命运的跌宕，施叔青展开了香港社会的众多侧面。这里有殖民者的上流社会，有民间的乡土世俗生活，还有在华洋之间像滑润剂一样便利着这架庞大殖民机器运转的通译、买办的“二臣”人生，更有大量引证自史料和田野调查，寻常人不易涉及的烟花娼地的妓女生涯……这一切立体地构成了香港的人生图景，《清明上河图》般地既是时代画，又是风俗谱。 历史文本不就是历史，这是人所共知的；更何况在相当程度上借助历史文本（史料、档案、调查等等）重新创作的小说文本，更只能是作家感觉中的历史，或者说是作家对于“历史”的再创作。因此，一百个作家会写出一百个香港，犹如一百个评论家，便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那样，都是不言而喻的。“九七”前后，回归热带动了一大批有关香港历史的小说创作。这是施叔青为“百年香港”所提供的一个小说文本，她独特的角度，或许将越出“历史”，表现出对于特定历史境遇中的人性关怀。而这，恰恰正是对于香港历史的更深层次的关怀，是她迥异于其他描写香港的作家的地方。 真是一个道不尽的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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