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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中取莲


  认识孙超这人,会使人有个冲动——老想给他写传记,因为太精彩。其实说传记还不太对,传记嫌平面,孙超的生平适合编成话本,有说有唱有板有眼一路演绎下去(或演义下去),这,先从三代前说起吧。
  轰然一声,三进大屋的第一进炸成平地。
  接着,第二进也倒了。
  那是中日战争的年代,地点则在自古以来一直和“战争”连在一起的徐州城。
  一家人都逃光了,只剩下一位老妇人不动如山,端坐在第三进堂屋里。有个日本军人直走坦为,看见她夷然自若地抽着水烟袋,啪哒——啪哒——,日本人刚入城,是这片沦陷区的新主人,但她是这所屋子的主人,一向就是。现在屋子虽炸了,但主人还是主人。她不打算站起身来。
  日本军人心虚了,他恭恭敬敬的放了一些东西在桌上,是罐头,沦陷区最实惠的礼物。老妇人用大袖一拂,所有的罐头砰砰然全落在地上。
  依照当时战胜军人的气焰,此刻洗劫全家,亦无不可,但那军人走开了,走到藏书的地方,拿了几本书就走了。
  那老妇人是孙超的奶奶。
  她把全家赶走,说:“逃得愈远愈好。”可是她自己却留了下来,只凭一口气,跟整个日本军比强。
  逃难的孙超和母亲冲散了,母亲炸死,父亲也回了老家。开始自己流浪的那一年,他八岁。等胜利还乡,他十六岁,在徐州女师附小读了二年半,又开始第二次的飘徙,平生最拿得出手的资历,大约就是流浪吧!
  “绝不拿别人的东西!”
  从小离家,但从来没遭过人白眼,只因家里规矩大,教得严,看到别人有好东西,规定先把手背到背后才准看,绝对不去碰一下。这简单而彻底的训练使孙超成为一介不取的人。而且,日后艺术上也一空依傍,绝不捡现成的便宜,他永远只取属于自己的东西。
  出来的时候是当兵,难的是二十年刻板严苛的军旅生活适应。那些年最大的慰藉就是读书,读极硬的书。
  记得有一本书罗光著的《中国哲学史》,订价四十元,当年他的月薪十八元,他便去替人打毛衣(奇怪,一个大男人竟会织毛衣),三个月以后才存够买书的钱。
  有一年,岁暮,有位中学老师邀他到家里去吃饭。他从清泉岗出发到台中市赴宴。绕着主人的屋子走了几圈,伸出的手几度缩回,竟不敢按铃,篱内的温暖家居图,不是这身二尺半可以撞进去的吧?严重的自尊心和自卑感交战后,她终于爽约了。
  回部队的车子晚上才有,他竟不知该去哪里。逛着逛着,他很自然的走进书店,老板娘站近他,眼睛盯着他不放,她怀疑这年轻的大兵是来偷书的,她的疑虑不算太错,他的确没钱买书,只因店里有光,书里有知识的闸门,而当晚他无处可去。出身于有钱有势有根底的家庭,几度受过这种侮辱,他夺门而出。
  去哪里呢?无百是另一家书店。
  第二家书店是客家人开的,他们暗暗的用以为别人听不懂的客家话说:“那个兵,看样子要偷书。”他惊怒欲绝,放回书,冲出店门,把自己投身在十二月的冷风声。
  总不能再到第三家书店去受凌辱吧?他踉啮在华灯四射的小城里。
  忽然,他听到歌声,前面是一所教堂,门口站着一个外国牧师,红润的脸,亲和的微笑,看到这个年轻的兵,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伸手延客说:
  “请进。”
  他走了进去,诗班正唱着巴哈的弥撒曲,他忽然大恸,跪倒圣坛前,泪下如雨,再也站不起来。礼拜的人陆续离去,他仍跪在那里哭,善解人意的牧师远远站着,等他哭,所有的人早走光了,但一腔的委屈和压抑的泪却是流不完的啊。牧师耐心地等着,他走的时候,牧师和他握手,说:“下回再来。”
  曾经,在战时,炸弹炸死前前后后的人,他却幸运的捡回了自己的生命。
  而这一个圣诞夜,在一颗心几乎被痛苦扼死之际,一个微笑一声请进,使他及时重新觅得自己的心,这番惊险,其实也等于捡得一命啊!
  “那一刹那,我只有一个感觉,我这才又是‘人’了。我重新有了人的尊严,所谓人间的平等,大概只有向宗教世界里才找得到吧?”他没有再去教堂,但宗教的柔和宽敬在他的创作里如泉源般一一涌现。
  退役后,拿了七千元。
  做什么好叱?真正想做的是念书,但钱不够,他跑到三张犁养鸡,透过“鸡生蛋,蛋生鸡”的原理,他希望为自己筹得“三万元教育基金”放在银行里,每月拿三百元利息省吃俭用,也就可以念书了。
  他忘了一件事,养鸡可以嫌钱却也可以赔钱,他不幸属于后者。
  为了投考艺专,仅读了二年半书而没有报考资格的他,只好制造假证件。他用肥皂、自己刻印,他这件罕见的罪行也被识破,主事人一眼看穿,是上天见怜吧,那人拿起笔来批了几个字:“姑念该生,有志向学,准予报名。”他欣喜欲狂,捧着批示,心里想:
  “我不是违法的了,我现在是合法的了!”
  大专联考后不久,他到摊子上吃了碗阳春面,然后,就真正的一文不名了。他去找赵老理由。
  “赵老师,我没钱了……”
  “没钱?哈哈,”赵老师朗声大笑,“没钱,那算啥?”
  天气热,他把席子铺在地上,两人一起身着聊天:
  “孙超,我说没钱,我来问你,你卖过血没有?”
  “卖血?没有。”
  “哈哈,连血也没卖过,那还不叫真没钱呢!”
  赵老师为他找了工读的机会,但他真正受益而不能忘的还是那不在乎的大乎:
  “哈哈,没钱?没钱算个啥!”
  果真,那个当年离开面摊后就一文不剩的退役兵便这样活过来了。二十多年后,坐在淡水三芝乡的小山头上占地百坪(地坪相当于四平方公尺或三十六平方尺)的房子里和你说这番话,等于同时让你看“预言”以及“预言的印证”。在部队的那段日子,他学了两项绝活,其一是射击,其二是针炙,两者都是准确精密的艺术。这两项本事也让他获益不少,作为“神射手”,他的刻板的军旅生活稍获一些弹性特权,让他有一点点余裕来作“自己”。第二项本领让他因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
  孙超似乎是一个对准确精密着迷的人,在这世上的百行百业里,如果有什么是比陶艺家更适合他当的,那就是“圣贤”这一行了。两者都是讲究唯精唯一的事业。迷上结晶釉以后,他守在窑门口,竟像圣贤守住一颗心似的慎重,虽然窑外有仪器表,窑摧有探测,锥,两者都可以知道温度,但都不是最精准的办法,最精准的办法还是靠目测。有一次,看得忘形,竟致瓦斯中毒,全身高烧到四十一度,上荣总医院躺了两个礼拜。等身体好了,他依然时时刻刻去看窑,只是改良通风设备,并且加买了防毒面具和眼睛的防护镜。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无意间打听另一位朋友的近况。
  “他呀,他不成的,上帝不帮他的忙。”朋友是四川人,口才极好。
  “为什么?”孙超一向实心眼,不知一个人为什么遭天遗弃。
  “因为他变来变去嘛——结果上帝也搞不清楚他要干啥子!”
  朋友说的只是一句笑话。他听了,却如受棒喝,一个人如不能本分务实,今天东明天西,连上帝也弄糊涂了,要帮也无从帮起!
  他于是更专心的守住他的窑,以及心爱结晶釉。
  第一次碰陶,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在艺专读书选的是雕塑,而陶艺只是美工科的专利),地时他在故宫博物院的科技室,和宋龙飞先生一起兴致勃勃的去做黑陶、彩陶……买了许多书,累积了许多资料,对于陶瓷这种“窑门没打开之前,完全不敢肯定”的刁钻性格,他深深折服了。面对艺术加科学的双重难题,他变得斗志昂扬起来。生平喜欢困难的东西,像二十岁的时候,读那本胡适的《古代哲学史》,便是一场硬战。自己没有基础,没有时间,更没有老师,唯一的信念是反正中国字是认识的,人家写都写出来了,我难道看也看不懂吗,于是把书塞在口袋里,演习或训练途上停车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不懂就查字典,一本书看了半年,总算生吞活剥咽下去了,懂不懂不敢说,但至少以后看类似的书就不再觉得困难了。
  醉心于寻根究底,醉心于百分之百的投入,日子原来也就这样过下去了,不料有一天忽然后山山崩,整个科技室都埋在土里,他拨开水泥砸碎后的屋顶钢筋爬出来,再次捡回了一条命。所有精心收藏的书,所有曾经爱恋的资料全埋掉了,三个助手也死,还记得一位助手在里面急急哀哀叫着:“孙先生啊!孙先生啊!快啊!”
  生命原来是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啊!经此一劫,他决心要作最无情的割舍,把其他都抛开,只专心致意弄一种结晶釉吧!
  日本人有时把陶瓷艺术叫成“炎艺术”,让人看了不免一惊。世上的艺术,有些真的是要经千度的火来煅,万分的情来炼,才能成形成吕的啊!陶瓷艺术就是这一种。陶是奇怪的东西,既可以是小儿无心的玩捏,也可以是一生探之不尽、究之不大学问。看来人也是大化或工或拙的塑吧?否则为什么人也是如此单纯又如此复杂的个体?为什么人也是探针指测不明,形制规范不尽,釉彩淋漓不定的一种艺术?人本身也是一种成于水、成于火、且复受煎熬于火的成品吧?
  艺术理论上有人颇以为作品因个人的境遇而有悲喜,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莫里哀一生穷愁潦倒,最后死在舞台上,却是喜剧圣手。莫扎特贫病交加,英年早逝,其乐章却华美流畅,如天际朝霞,花溪春水,浑不知人间有忧愁。有的人是奇怪的战士,受创愈重,流血愈多,他愈刻意掩藏怆痛,只让你看、也只许你看他的微笑。孙超似乎也是这种人,看到他的结晶釉,清澈美丽,透明处是雪,艳异时似紫水晶原矿,令人想起云母,想起冰河,想起菲薄匀整的细胞切片图。我虽因性情所趋,一向比较偏好质木素朴之美,也不得不承认孙超所经营的精致无暇的艺术,这种精纯唯美,几乎可以解释为一种赌气。命运,你要给我砂砾吗?好,我就报之以珍珠。命运陷我于窑火吗?我就偏偏生出火中莲花。一只陶皿,是大悲痛大磨难大创痕之余的定慧。那些一度经火的器皿,此刻已凉如古玉,婉似霜花。经过火——但不要让你看到烟熏火燎之气,经过火——但只容别人看到沉静收剑的光华。
  我说到哪里了?是孙超的半生?还是他的火中取莲的结晶釉?我自己也弄不分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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