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向来与《水经注》一道被人们誉为中国北朝散文著作的双壁。《水经注》是一部以记载水道为主的地理性质的著作，而《洛阳伽蓝记》则是以记佛寺为纲的具有文化与文学价值的历史文献。所以，在介绍这部书之前，有必要简单谈谈当时佛教发展与佛寺修建的有关情况。

　　印度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汉明帝在洛阳建立白马寺，经过魏晋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繁衍和佛寺的众多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江南春》中的名句，为我们约略勾画出当时南朝佛寺的兴旺景象，而当时北朝寺之多则更为惊人。北魏信佛以建功德求福祉为主要特征，早在5世纪初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便已在云冈大量修建庙宇，雕塑佛像。太和十八年（494年），魏孝文帝为摆脱鲜卑贵族保守思想的影响，加强对中原人民的统治，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并以此为契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大量积累，佛教寺院更是大规模兴建起来。据史书载，到公元536年东魏分裂、孝静帝迂都邺城前，全国僧尼已达二百万，佛寺多达三万余所，仅洛阳城内外就有佛寺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寺夺民居，三分且一”。

　　北魏统治者兴建那么多寺院，大多尽一切财力物力而为之。一方面，它们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庄严富丽的建筑物与风景优美的园林；另一方面，它们的建成又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反映，是北魏中后期社会生活的侧影。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北魏中后期佛教的兴盛，寺院的大量兴建，是跟孝文帝改革带来的经济繁荣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北魏统治阶级内部爆发了尖锐矛盾，从建义元年（528年）起连续发生大规模战乱以后，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佛寺建筑也就萧条衰落了。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炫之（有的书中“杨”误作“羊”，也有写作“阳”的，都不可作为依据），《魏书》、《北史》均不立传，生平事迹不甚可考，有的说他曾任北齐期城郡太守，也有的说他官至秘书监，都不知道确否。不过从本书本卷首署名及卷中自述来看，作者曾任北魏抚军司马，担任过奉朝请，并且亲身经历了北魏中后期的全盛与变乱。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年），杨炫之因有事重经洛阳，看到“城郭崩毁，官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见《洛阳伽蓝记》原序），昔日金碧辉煌、鳞次栉比的寺院宫观都成了鸟兽出没之所与牧童野老往返之地，于是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之余，写下了《洛阳伽蓝记》一书。伽蓝，梵文Samgharama（僧伽蓝摩）音译的略称，意思是“众园”或“僧院”，即佛教寺院。他之所以写这部书，不单是为了记录北魏佛教全盛时期的概貌，也是为了记叙当时社会的富庶，追溯祸乱的由来，悲慨繁华的消失。因此，这绝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北魏佛寺的书，而且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史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活、文化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很有价值。

　　当然，正如其书所显示的，作者的记述是以洛阳的寺院为纲而展开的。全书共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五卷。作者先从城内开始，由里及外，并且表列门名，兼记远近市里、官署、道路、桥梁、时人第宅与名胜古迹。全书记载了洛阳大大小小八十多所寺院（按，此指洛阳城内外寺院，《闻义里》篇中所记西域寺院不包括在内）。记寺院先记立寺人、立寺时间、寺院方位，再记建筑经构、周围环境并其兴废沿革。市里、官署、道路、桥梁、时人第宅及名胜古迹等也多交待其地理位置，有的还兼记遗闻佚事。这些记载都是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根据它我们完全可以正确地绘出一张北魏时期京城洛阳地理图。而且，作者特别对那些较大的寺院建筑作了详细的描绘渲染。这些描写既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有立体的，也有平面的；有单个的建筑，也有综合的建筑群。它不仅使我们领略到了一千多年前那宏丽优美的宗教建筑艺术，更使我们通过它想见到北魏盛时佛教的繁荣兴旺景象。书中对《永宁寺》宝塔的描写，对《瑶光寺》中西游园的描写，对冲觉寺寺塔佛殿的描写，以及景林寺、河间寺园林的描写等就是很好例证。至于书中所写景明寺四月八日的法会，更是把人们带入一个动态的宗教氛围之中，使我们看到了当时从皇帝到王公大臣，从僧侣到庶民百姓，其信佛达到何等狂热的地步！

　　《洛阳伽蓝记》在记录北魏寺院的盛况时，还叙述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永宁寺》中就曾提到后来被尊为中国禅宗始祖的波斯国菩提达摩曾经到过洛阳，法云寺专门记载了乌场国沙门昙摩罗在洛阳收徒授法之事，而《永明寺》则集中反映了当时外国僧人来华盛况。当时住在永明寺里的异国沙门有三千多人，他们当中最远的西至罗马帝国，南至今天的马来半岛，甚至一些“世不与中国交通”的国家的僧人也来了。北魏佛教的发展，不仅吸引佛徒东来，也引起了僧侣西行求法的要求。卷五《闻义里》就是一篇专门记载沙门惠生与敦煌人宋云往西域求取佛经的文字。宋云与惠生往西域求法在晋法显后而在唐玄类以前，沿途经历凡二十七国，历时两年多，是中国佛教史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伽蓝记》中的记载为我们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