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诏新历载六十甲子。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杨文鉴请于新历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监苗守信等议，以为无所稽据，不可行用。帝曰：“支干相承，虽止六十，傥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得见所生之岁，不亦善乎”因诏新历以百二十甲子为限自此始。
仁宗朝司天论月蚀分刻。皇五年，知制诰王洙言：“据司天监李用晦等状，十一月望，月蚀十分，七历并同。复圆在昼，不辨刻，惟验起亏时刻：内，《宣明》算在丑正二刻，《仪天》丑正三刻，《应天》、《干元》寅初一刻后，《大衍》、《景福》寅初二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惟《大衍》、《景福》稍近。然《景福》算景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强，而《崇天》、《干元》、《宣明》不食，后果不食。《大衍历》算唐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日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历》议云：‘假令理历者因开元二食，曲变交限以就之，则所协甚少而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为密。缘历算日交月食，诸历互有疏密，不可常准的。盖月日岂不少有盈亏，亦变常不定，历象必无全密。所谓天道远而人道迩，古来撰历名贤，如太史公、洛下闳、刘歆、张衡、杜预、刘绰、李淳风、僧一行等尚不能穷究，况用晦等浅学，止依古法推步，难为指定日月所食疏密。又据编修《唐书》官刘羲叟状：据历官等称参校诸历，互有疏密，及称止依古法推步，不敢指定历准的参定者。古圣人历象之意，止于恭授人时，虽则豫考定交会，不必Ｏ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变，理非可尽。设谓必可尽耶，则先儒不容自为疏阔。又《大衍》等七历所差不多，法数大同而小异，亦是递相因藉，乘除积累，渐失毫厘。且辰刻更筹，惟据漏刻，或微有迟速，未必独是历差。按隋《历志》，日月食既有起讫早晚，亦或变常进退，于正见前后十三刻半内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变常，未为乖谬。又一行于开元中治历，以《大衍》及李淳风《麟德》、刘绰《皇极》三历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课第一，所中才二十二，《麟德》得五，《皇极》得十。以一行聪明博达，时谓圣人，宜考古今，尚未能尽，如淳风辈，益以疏远。况圣明《崇天历》法颁用逾三十年，诞布海内，熟民耳目，方将施之无穷，兼所差无几，不可偶缘天变，议改移。诘其本原，盖亦出于《大衍》。其《景福》历行于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循用。”诏仍用《崇天历》法。
英宗治平元年三月，赐新历名曰《明天》，命翰林学士承旨王序之。初，上即位，司天监奏《崇天历》五星之行及诸气节有差，诏判司天监周琮等七人同造新历。历成，而中官舒易简、监生石道、李遘各献其所造历。诏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子监直讲刘详定。周琮等所造最密，乃用其历。迁琮等各两官，赐物有差。然琮等历后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夺所得官。
天文官李自正上《星变图》，且言月与太白俱犯昴，当有边兵大起。上谓辅臣曰：“阴阳占候之说，或中或否。纣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兴，盛衰之理，何其异也由是言之，王者当祗畏天道，要在人事应之如何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