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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在历史的神秘法则面前感到困惑：为什么许多声威赫赫的庞大帝国逐渐衰亡或毁于一旦？为什么许多蛰居蛮荒默默无闻的民族崛然兴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灿烂的文化？众所周知，一度威震西方的罗马帝国竟败于散居的蛮族部落之手，终于从历史上消失；号称东方巨龙的中华帝国也不止一次地被它视为蛮夷的蒙满部族或穷乡僻壤的贫苦农民所灭亡。在中东与美洲也不乏同样的例子：印第安文化的灭亡，甚至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被西班牙的特遣舰队征服之前，就曾多次被不知名的部落夺取了王位，帝国内原有的繁华城市与壮丽的金字塔早已被夷为废墟。南美洲的安达斯山区，或吴哥窟和世界其他文化的遭遇也大同小异。希腊古代的伟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总结当时希腊城邦兴衰史时曾经指出：“繁华都市的衰亡与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结论：好景从来不久长。”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伟大的成就往往由最卑贱无名的部落所创造。登上地中海文化高峰的并非庞大的埃及帝国而是先前无人知晓的爱奥尼亚半岛上的居民。征服辉煌的希腊城邦帝国的罗马人，原来也是不受重视的蛮族。19世纪主宰全世界的西方基督教国家，脱胎于落后与混乱的中世纪欧洲社会，当时它们甚至无力抵御回教徒、马扎尔人与北欧海盗的侵略。而在西欧境内，领导西方进步潮流的往往又是那些地处边远而过去十分落后的国家：17世纪欧洲发展的中心在荷兰北部诸省，该地一向贫困落后，而且长期受西班牙的统治；18世纪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最初在英国兴起，而不是发生在当时最富贵豪华的法兰西。到19世纪后半叶，达到帝国兴盛顶点的英国却不得不将深入进行工业革命的领袖地位转让于过去一直处于沉睡之中的德国与遥远的美洲前殖民地——美国。 不幸的是，流行的历史书籍对于这些国家与人民兴衰的原因都语焉不详。如果我们有可能简单地用“弱肉强食”的逻辑来解释古代帝国崩溃原因的话，就不会有那样多与此相反的“神秘”兴衰史引起历史学家长期不断地探索了。由历史学家过去所描绘的种种重大历史事件的材料中，与其说给出了直接的结论，倒不如说仅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素材。然而，由近年来所发现的新的定量化证据，或由已经证实的理论中作出了新的结论，我们发现它们与广为流传的历史上国家兴衰的事实相互呼应，这样就有可能以更准确的方式提出问题和按更合理的步骤来分析事实，从而有系统地对历史事件进行考察。正是基于这种新的证据与方法，我们进行以下的分析。 在上一世纪的经济发展史中，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都有不少国家兴衰的实例。这些历史初看上去不像古代历史传说中的那样富于戏剧性，但其神秘程度并不逊色，而且其兴衰的周期往往更为短促。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德国与日本的经济业已完全崩溃，背景不同的各国经济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这两个一贫如洗的战败国恐怕连维持最起码的生存都不容易，更不用 奢谈什么“发展”了。然而，却出现了众所周知的经济奇迹：西德与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很快就置身于世界最兴旺发达的国家之列。这两个战败国的经济不仅在短期内重建并恢复到它们战前的收入水平，而且甚至更加迅速地进一步发展并超越了过去的水平。西方国家内普遍存在着的所谓“滞胀”症，即通货膨胀与高度失业并存的现象，在西德与日本国内总的说来也并不那样突出。 本世纪内也有国家衰落的例子。大英帝国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代表。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速度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实际上，自19世纪最后20年以来，英国的经济增长率已落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之后。目前英国的人均收入低于大部分西欧国家。至少在过去10年间，英国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均高于与之可比的发达国家如西德及日本。英国经济的这种增长迟缓与其他方面的困境使得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对所谓“英国病”议论纷纷。 在美国国内，也同时可以发现各地区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别。与美国其他地区及外部世界相比，东北部与旧时中西部各州，特别是其中的大城市业已衰落不堪。纽约与克里夫兰市经济的濒临破产，就是这些最早工业化地区收入普遍减少与居民外流的突出代表。与此相反，美国的西部地区与南部地区在最近几十年间迅速发展。迄今未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说明这种时运逆转现象。人们可能认为，上述兴衰的事例的成因已经在分析经济增长要素的文献中得到说明。诚然，这些著作都是十分令人信服的；例如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关于资本积累、技术发展等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论述，而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与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则作出了巨大努力以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定量估计。然而，不论这类分析如何精细、巧妙与实用，都未能说明发展的最终根源。它们并未能解答什么是造成储蓄与投资的动力？以及为什么在某一国或某一时期内的资金积累与技术创新比在另一国或另一时期更多？简而言之，这些论著中并未追溯到造成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打个比喻说，它们追溯到江河源头的小溪与湖泊，但没有解释注入这些源头的雨水是怎样生成的。同时，它们也没有说明经济发展的渠道是如何被堵塞的——即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何受到阻碍。 然而，这类分析经济增长要素的文献却有助于揭示迅速发展的经济中的若干奥秘。它们阐明了在近代社会中，资本积累的重要程度虽然不及“技术进步”，但仍然是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为技术进步的作用往往需要通过投资于新设备才能实现，而且促进经济增长的许多技术革新的实现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改造投资。对于一国经济政策的任何不信任，特别是对该国政治或军事稳定性的任何怀疑，都会增加对投资的疑虑，从而减少那些促进生产的投资。当然，投资者往往倾向于故意夸大公共政策稳定性对投资环境的作用，从而争取获得特殊的政治优待；但也不能否认投资安全感对于增加投资以及投资类别的影响。事实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一致公认：凡有碍或有损于投资行为的任何事件甚至猜疑都会导致国民收入的下降。因此，在政局不稳定或经常遭受外来侵略的情况下，任何社会的增产性投资的以及经济的增长率就会低于稳定情况下的相应增长率。在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下，资金的外流与长期收益投资的减少甚为明显，而储蓄也将集中于购买易于转移的非生产性货物，如黄金等等。 有鉴于此，法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高速增长就变得令人难解了。其中的原因还不仅在于法国在大战中是一个战败国并且被德军所占领，而且还在于：法国在过去两个世纪内曾经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刻与持久的多次革命，法兰西宪法像期刊似地不断翻新，而且曾四次全部或部分地被外国军队所占领。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法国曾濒临武装革命的边缘，再加上对组成人民阵线政府的恐惶，引起了部分资金的外流。然而，尽管有这样异乎寻常的连续不断的政治动乱与外来侵略，为什么1970年法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明显地高于英国，并与西德并驾齐驱，仅仅比美国低四分之一呢？（此处采用石油危机前1970年的数据，以期较准确地调整各国生活费用比价上的差别，从而便于进行各国实际收入的比较。） 法国、西德、意大利与比、荷、卢六国于1957年组成了欧洲共同市场。自此之后，该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十分令人注目。由表1．1可见，它们的经济增长明显地高于未经受军事侵略与政治动乱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合王国与美国。在这六个欧洲共同体的发起国中，有几个在共同体建立后的60年代中发展速度比建立前的1950年更高；虽然此时经济恢复时期业已结束，有些国家甚至赶上了原先较稳定的国家水准。因此，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揭开欧洲共同体六国经济为何能够高速发展之谜。
注：数据取自联合国统计局编《1969及1978年各国国家账务统计年鉴》分别于1970及1979年于纽约出版。 a 1952－1960b．1963－1970c．1970－1976 d．1953－1960e.1970－1977f．1951－1960 g．1970－1977h．1952－1960i．1954－1960 J．1960－1968k．在此期限内新西兰的统计数据未与“大洋洲”的统计数据分开。 19世纪中，也有一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事例，对此历史上从未作出满意的解释。美国独立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在短短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并拥有最高的人均国民收入。另一方面，在19世纪之初，虽然联合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德语国家仍然十分贫穷，但在创立关税同盟与建立帝国之后，德国发展得十分迅速，并于1914年超过了英国。19世纪中叶，日本还是一个赤贫的国家，并在西方国家的炮舰政策下饱受屈辱；然而，就在1867－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短短半个世纪内，它就成为世界上除欧美以外的唯一工业强国。因此，本书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三个国家在19世纪各国经济发展中表现如此突出？ 更往前追溯，可以发现：在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西欧的部分地区曾发生过商业革命与较大幅度的经济增长（指总量的增长，不一定是人均收入）；随后，在18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荷兰北部诸省在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之后，经济也有很大的增长。英国与法国中央集权的王室，在剥夺了中世纪享受相当大程度自给的诸侯领地、庄园与城市的权力后，废除了各种地方杂税与禁令，从而扫除了全国统一市场的障碍，使得它们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总而言之，由于如上所述的经济发展，使西欧在19世纪完全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愚昧地位，一跃而登上主宰整个世界的宝座。 西欧的崛起无疑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部分原因已在许多历史书籍中阐述过。但试图用单一因素来解释这种史实是极不明智的。常见的解释并没有给出完整的令人信服的答案，更不能用于说明荷兰、英国与法国为何在商业革命中迅速发展、以及为何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等这一类带有特殊性的问题。显然这些书籍的论述中遗漏了某种重要因素。因此，在本书内提出的又一个问题就是：通常对发展原因的解释中忽视了什么重要因素？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忽略了什么非常重要的因素，以致于通常无法获得令人信服与满意的答案？ 还有一些似乎与上述经济兴衰无关的问题，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推导出答案。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非自愿失业”，而且有时（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波及到大部分劳动人口之中？经济界之外的专家们可能认为这一问题早已有了答案，但绝大多数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迄今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在3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Keynes）对失业与衰退提出过脍炙人口的理论，但时至今日，甚至最著名的支持凯恩斯主义与反对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他的理论无论看上去如何引人入胜，实际上却包含了一些与事实不尽相符的个人或企业行为的假设。换句话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即有关总体经济行为的理论）并无坚实的微观经济理论（即关于特定市场或范畴内个体决策者的行为理论）的基础。非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学派”与“理性预期均衡学派”对于个体行为的假设是合理的，但却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不接受这种理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怀疑该理论所作的“自愿失业”假设能否成立。本书将首次阐明：即使在某种经济中的所有决策人均按其最大利益进行决策，仍然会发生非自愿失业或严重经济衰退。只要我们懂得了由深思熟虑的个人行为如何会导致非自愿失业，显然就可以解释过去难于设想的情况，即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即近年来所谓的“滞胀”现象。 大致与经济学家中流传“滞胀”这个不吉祥词汇的同时，许多政治学家开始使用另一个令人烦恼的字眼“失控”来描述当前社会的某种行为。“失控”一词是在英国希思政府试图以政府权威干预矿工罢工并遭到失败之后，由不少英国政治家首次使用的。在美国也用同一名词描述导致纽约市破产的政治局面。“失控”还用于政府当局无法使用其权力推行既定计划的情况。甚至像卡特政府那样，执政党在众参两院内均占大多数席位，也难逃噩运。在美国对“失控”问题的关注往往表现为处理政治问题上的片面性以及美国政党纪律性缺乏与影响力的减弱。因此，本书的次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某些现代社会带有一定程度的失控性？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政府控制其社会的能力远远不如过去那样有效？ 还有一些问题必须等待我们作出了大部分的分析之后才能解释清楚，因而此处只能简单地提及。其中之一可称为“头重脚轻”的社会，这是由于大城市内经济巨头与名门望族的权力过大所造成的。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在经济不发达而政治也不稳定的国家内，同时由此引起收入的极端不平等分配。 最后一个主要问题与前述问题有所不同。由于它涉及充满矛盾与含混不清的概念，因此要花费较长的篇幅才能把问题解释清楚。简而言之，似乎可以直截了当地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某一国家内或某一时期内阶级结构比另一国家与另一时期内更加明显与固定？但这种提问方式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因为“阶级”一词有时用来指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不同的人群，几乎与“等收入阶层’与“教育水准”成为同义语，而此处所强调的问题则与此不同，它至少涉及社会各阶层间的对立性与排他性，或不同人群中机遇的不同与价值观念上的对抗。在英国，对阶级的理解往往就是如此，因而本书内提出的模型可以很好地阐明英国阶级结构演变的主要原因。如果有人不相信社会阶级划分会僵化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他们最好想一想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它剥夺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参加某些活动的权利。这种对比肯定会使他们改变自己不相信社会阶级划分会达到僵化程度的观点。如上述阶级理论一样，本书用于阐明其他问题的一些理论，恰好也能用来很好地解释印度的种姓制度问题。 对于本书提出的上述许多问题，曾经有过种种答案，其中有些甚至在民间传说中早已出现过。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家飞速成长的问题，情况更是如此。例如，日本与西德战后经济的突飞猛进，一般往往归因于战争对原有工厂及设备的破坏，从而重建过程中普遍采用了最新的技术。同样，有时将其归因于该两国人民的秉性特别勤奋，而将英国的滞后归因于其人民特别贪图“英国式”的安逸。 也许是由于英国过去很长时期内经济发展速率特别高，对其经济得失的这类肤浅的解释特别流行。近年来英国经济增长的迟缓往往归因于其工会力量过于强大及固执，或归因于其工人阶级拒绝变革及不合作的态度，或归因于其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另外一些学者则指责英国的企业家缺乏进取心理和革新精神；保守思想和轻商风气使最优秀和最博学的人才脱离企业界；以及英国统治阶级盲目追求国家“荣誉”而将财富浪费在发展“协和式”飞机这类愚蠢事务上的癖好等等。大多数这样肤浅的解释都来自对英国某一阶级的所谓特殊气质以及其僵化的阶级制度的不恰当的夸张。 这些肤浅的解释并不像稻草人那样容易推翻。与此相反，作者认为其中有一些解释是部分正确的，从而应当努力为某些肤浅的答案找出理论上的根据。在此必须首先明确一点，即上述解释仅仅是主观的臆想，而肤浅的解释不可能是理由充分的。 这种理由不充分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一般未能用范围充分宽广的数据或事实来校验其正确程度。实际上，每个国家、地区、历史时期与个人都在许多方面具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因此，用某种特殊属性来解释异常高或异常低的增长率，就无法辨明隐含于其中的因果关系。只有英国有伦敦大钟而只有德国人吃泡菜，但决不能把英国的低速发展归因于大钟而德国的高速发展归因于泡菜。除非这种因果关系能解释大量现象的起源，或者它们由某种普遍适用理论的逻辑严格地推导而得到，否则用它们来解释历史事件就正像用英国的大钟和德国的泡菜来解释历史事件那样贻笑大方。有时甚至仅由一个样本的统计结果就归结到该国的某种特殊属性，然后用它来解释某一现象；这无异于掷出两枚骰子恰好出现两个幺点就下结论说掷出任何两枚骰子都必然出现一对“蛇眼”一样地可笑。在某些情况下，仅仅考虑某一国家的某种特殊属性时，还会产生另一种不公正性：这种属性在该国不同地区表现程度极不相同，而且其他属性的影响有时更为显著，从而使原来的论点缺乏说服力。这正是许多较好的历史学专著所作种种结论的通病。正因如此，只有能够确切地说明大量的各种历史现象的理论，才是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论。 必须谨慎对待这类肤浅解释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历史事件的结果为已知时，历史学家能够使用任意数量的材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总可以编造出别人难以驳倒的某种“解释”的。甚至当他找不到任何特殊属性来充当其解释的根据时，总可以从丰富多彩的复杂现实世界中找出不同结果的不同原因的。任何两个国家、两段历史时期或两次重大历史事件都会具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点，从而可以找出几乎无数的材料来说明其中原因，由此得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解释。然而，除非构成这些解释的不同因素在其他情况下也能适用，否则又回到前面指出的只根据单一样本的数据就进行推理的老矛盾中。正因为很容易找出一种或几种属性来解释某一件人类或社会的现象，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一种判别真伪的原则，即对历史规律的任何解释必须适用于两个以上的事件才算成立。 对历史事件这种肤浅解释的缺点的严重性可以很形象地用作者幼年时看过的一本杂志中一组照片作比喻。在那本杂志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照片中有几个是罪犯而另几人则为最可尊敬的名人，要求读者先进行猜测然后再翻阅书后的答案。结果，我和朋友们都没有猜对——我仿佛还记得，照片里有一个看上去最贼头贼脑的人，竟然是一位最有名的作家！然而，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查对了答案之后，就会使人恍然大悟：原来照片里看到的那对鬼鬼祟祟的眼神与狡猾的面容竟然是引导我们犯错误的一个陷阱！ 让我们进一步设想，如果在这些照片的答案中，还列举了所有这些人的童年经历与家谱。那么，是否就更容易分析其中罪犯的犯罪原因呢？这一个罪犯是由于对他父亲严厉而冷漠态度的反抗，而另一个罪犯则因没有父亲而得不到管束，而第三个则由于受到母亲的溺爱。当然，另外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可能也正好有一位严厉而冷漠的父亲，但他却并不因此而产生仇恨；还可以发现，那一位成功的艺术家幼年丧父，却由母亲的溺爱获得了灵感，如此等等。只要一个人有了与众不同的表现，不论是犯罪或是有伟大的成就，总会有人根据他的这种或那种特点作出非常肯定的心理学解释。有时几个不同的专家会对同一事件在事后给出几种不同的解释；但很少有人能够在事前预言某人会有何种突出表现。因此，作者认为，对于历史事件的某些历史的及心理的解释，正如以上所述对已知罪犯的照片所作面貌特征解释同样地不可信。 鉴于这种肤浅解释方法的局限性，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何每个国家或时代的历史往往过一段时间之后又要重写，而且每次都能编出不同的故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发现了新的历史材料、对某些问题有了新的兴趣或发展了新的分析方法；但另一部分则应归因于：如果对历史的解释不限篇幅，同时对选择答案的原则又毫无规定，则历史学家尽可以编出无数逼真的故事，而按其偏好挑选他认为最合理的解释。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可以写出一本又一本的绘声绘色的巨著，但其中哪一本都给不出最终的答案，同时也没有对历史的因果关系增添什么新的见解。 如果有一种解释能适用于许多历史现象——即这种解释具有“权威性”——而且简明扼要，则可以认为此种解释比较可信。由于目前取得信息与储存信息的代价高昂，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种解释愈简洁愈好；自中世纪以来，奥克汉“剃刀原则”——即在论据中应将所有不必要的假设与复杂性全部剔除－－对于哲学家、数学家与自然科学家都完全适用。不过当论据的简洁性与权威性同时成立时，该论据极可能也是真实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果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既有权威性又十分简明扼要，就不可能只根据一两个独特属性就能解释已知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简明的解释说明了许多历史事实——即其权威性很高——则此种解释的成功决不可能归因于偶然的巧合。正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他自己的《物种起源》第六版内所述： “不能设想一种错误的理论能够像自然选择理论这样成功地解释上述几大类事实。最近有人反对说：这种推论是不可靠的；但这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用以判断是非的准则，而且也常为最伟大的自然哲学家所采用。”’ 一种理论的说服力不取决于它能够解释多少件事实，而在于它能说明差别多大的不同类型的事实。达尔文的理论解释了大至鲸鱼小至细菌这样千差万别的生物起源与演化规律，这就使它比只能解释某种蚊类（哪怕有数以百万计的蚊虫）的理论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如果一种理论能解释差别很大的各种事实，则其具有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19世纪的科学方法论述家）所谓的“统一性”。休厄尔争辩说：“据我所知，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例子说明凡具有这种‘统一性’的理论在以后被发现是虚伪的。” 此外，还必须保证这种理论不能仅仅由于找到少数几个与之相符的例子就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也可能有另外一些例子与该理论相矛盾。由于一般不可能考察所有的事例，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将全部事例分类，首先考察某一类中的全部事例。这样至少可以排除在这一类事件中选取事例的偏见。但也有可能在所考察的一类事件中正好有其他的因素起主导作用；因此必须同时考察其他各类事件作为校核。如果真正能做到选择事件时不带偏见，更不是先有结论再去找理由，而且所选的事例在类型上差别很大，数量也足够多，则能够解释所有这些事件的理论很可能是正确无误的。 因此之故，读者对本书内提出的论点也不应当仅仅根据它们似乎可信并且与读者所熟知的事实相符合就轻易地接受。有许多过去流行的理论，看上去似乎很正确，广大公众也曾经深信不疑，但最后却仍然证明是错误的。所以，希望读者在肯定了本书内的论点能解释不同范畴内的大量事实之后，而且确信其中不包含本书作者为了自圆其说而自觉或不自觉地编造一些假设或“原因”，然后再相信这些论据的正确性。（事实上，我在提出这些论点时，也不知道它们能解释哪些历史事实；因此除了对我非常了解的读者之外，都不应对我盲目信任，而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判断这些论点是否正确，否则无法直接或间接地检验这些论点。） 最后，读者还应该鉴别本书所提出的理论与历史事实是否纯属巧合。 为了使读者不致误解作者在此提出的高标准是否有点过分，作者应该指出：任何有识之士在检验其他的理论时也将会采用同样的高标准。这些理论一般都是对有争议历史现象的肤浅解释，它们往往过分强调某国家、某地区或某历史时期的一些特殊文化或民族特点。总而言之，这类就事论事的解释一般都不免失之繁琐；即使理论本身并无错误，它们也不能触及事物的本质，不能说明最主要原因的由来，更不能据此提出改善局面的正确政策。 虽然我们主张只有既能解释许多不同种类的事实而又简明扼要的理论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但这并不表明我们认为采用一种理论就能解释所有的事物，甚至不一定能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事物。在认识论中从来不认为正确的解释必定是唯一的解释。有时一种完全正确的解释只能说明问题的某一部分（甚至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使我想起在飞机上写下这一段落时，听到驾驶员向乘客宣布的如下一句话。他说飞机对地面的相对速度取决于风速及风向。这句话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远远不够全面：决定相对速度的更重要因素是飞机的类型（如采用喷气发动机还是活塞引擎等）、油门的大小，等等。 作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强调这一点，因为阅读本书初稿的某些读者非常赞赏本书提出理论的简单明了，从而认为其他人提出的理论全都是错误的，或者误认为本书的理论已能解释这类事实的所有方面。事实上，作者并不企图在本书中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唯一的或完满无缺的解释，甚至对本书内所分析的具体事例也是如此。作者的希望最多不过是像福尔摩斯那样从一只不吠的狗身上去寻找线索：即对整个历史的理解提供一把钥匙。 由于作者所提出的并非唯一的理论，因此不能采用众所周知的检验方法。在方法学的讨论中，一般认为必须发现一种或几种事实或现象（或者实验结果）与已确立的理论相悖，才能推翻该理论。然而，对于包含多种因素的现象而言，除非能进行非常完善的实验，并在其中确信并非由于实验的缺陷而是由于理论的错误才导致与理论相悖的结果，否则就无法用否定性的实验来证明该理论的谬误。鉴于在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中难以进行如此完善的实验，对历史事件更无法用实验进行模拟，而且无论自然界与历史本身更不可能提供与科学实验相似的理想环境，因而企图对某一理论作出绝对肯定与否定的结论是毫无意义的。有些哲学家与科学家曾经告诉作者：即使在物理学与自然科学中，有些理论也并不因为一次实验的负结果而被否定，而往往有待于观察到一系列的相反现象，并有了更好的新理论作为替代时，旧的理论才会失效。这样，要判断任何一种理论或假说，就必须弄清哪些现象会增加否定该理论的概率，哪些现象又能增加肯定该理论的概率。在以下两章内所阐述的理论正是如此：即使很难预见到何种事实可能会否定这一理论，也可以明确看到某些事实是否会对这一理论提出疑问，或需要观察到何种类型的事实才足以证明该理论的谬误。 鉴于历史事件包含许多因素，也可以设想：用于证明本书内所提出理论的那些历史事实，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由于其他原因发生的。也可能是由于其他许多原因的巧合，产生了本书理论所预言的复杂现象。然而，本书提出的理论是如此全面与有力，同时又如此简明扼要，所以发生上述情况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但仍不应忽视这种可能性。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可能使一种错误的理论被误认为是正确的，或一种正确的理论被误认为是错误的；因此，当理论只有一种证明时是缺乏说服力的，更不可能是全面的。本书中所提出理论的某些证明不够有力，读者可能会认为由于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但由于所有用作检验的历史事实都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因此总体看来，其说服力远大于单独的证明。譬如说，我们早晨醒来看见窗外有一两片土地发白，可能不会想到究竟是什么原因；如果发现每一个树枝上和每一片土地都白茫茫一片，则肯定会想到是昨夜下了雪。 下面我们将进入全书最重要的一章，其中将阐明本书全部结论所依据的逻辑，从而使读者可以理解全书的脉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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