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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现美洲以来，其银矿出产物的市场就在逐渐扩大……欧洲大部分都有很大进步…I 东印度是美洲银矿产物的另一市场……该市场所吸收的银量日有增加……尤其在中国和印度斯坦，贵金属的价值……比欧洲高得多，迄今仍是如此……综合这些理由，贵金属由欧洲运往印度，以前一直极为有利，现今仍极为有利。在那里没有什么别的物品能够获得（比贵金属）更好的价钱……因为在中国以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用10盎斯，至多12盎斯白银就能购得1盎斯黄金；在欧洲则需要用14kg15盎斯。……新大陆的白银看来就是以这种方式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相隔遥远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白银的买卖为媒介。 亚当·斯密 1．世界货币的生产与交换 自远古时期就有了一个非洲一欧亚范围的金银市场。14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就指出：“如果在马格里布和伊夫里基亚发生了货币短缺，那么在斯拉夫人和欧洲基督教国家就不缺少货币。如果在埃及和叙利亚发生了货币短缺，那么在印度和中国就不缺少货币。……这种东西……经常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通过哥伦布及其追随者的航海活动，西班牙人又使加勒比海地区的黄金加入到这个市场中。1545年和1548年在秘鲁（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先后发现银矿，由此美洲白银开始涌入这个市场。这些新增的白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60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对亚洲各个部分产生了影响。例如，在1621年，一位葡萄牙商人在一篇关于白银的论文中指出，它“在全世界到处流荡，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近年来，人们对白银如何周游世界作了概述： 对远东贸易的一般方式是，用开往中国的商船转运欧洲或墨西哥出口的白银，在中国用白银交换黄金和商品，然后把这些东西再输入到印度，用这种收入再购买运回欧洲的货物。 事实上，美洲白银几乎无所不在。从波士顿到哈瓦那，从塞维利亚到安特卫普，从摩尔曼斯克到亚历山大港，从君士坦丁堡到科罗曼德尔，从澳门到广州，从长崎到马尼拉，商人们都使用西班牙比索或里亚尔作为标准的交换媒介；这些商人甚至对千里之外的波托西、利马、墨西哥以及印度群岛某些地方铸造的银币的纯度都了如指掌。 因此，“没有人怀疑有一个白银的世界市场。问题在于如何描述它的模式”（Flynn1991：337）。亚当·斯密指出：“秘鲁的白银价格…肯定不仅对欧洲银矿出产的白银价格有影响，而且对中国银矿出产的白银价格有某种影响”（〔177611937：168）。他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此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用了64负的篇幅来论述“过去四个世纪的银价变动”，而且还在书中其他章节多处讨论它的影响。 本书第2章概述了全球世界市场的存在和运作。货币、尤其银币是其循环系统中流通的血液，润滑着生产与交换的轴轮。任何一种货币都既是价值存储器，又是各种货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各种面值和纯度的货币都可以相互兑换或套利，也可以换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货币之间的套利兑换性以及它们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性，也使得实际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场真正地运转起来！ （1）全球大赌场的微观和宏观吸引力 或许我们有必要首先考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种货币会在世界各地流动，它在什么时候流到什么地方，为什么在原产地会生产这种货币。我们在后面一节将考察货币周游全球的世界性后果。在第2章里，针对“货币向何处流动，为什么”这一问题所作的“回答”是，在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只要人们想从下一个环节进口，而又没有足够的出口来补偿时，他们就会用货币来对贸易赤字进行“结算’。但是，这种回答至少留下了三个问题没有回答：（1）既然有些人没有足够的出口商品来补偿，他们为什么还要进口商品？（2）为什么另外一些人在出口他们生产的商品时不要其他商品，而要对方用货币来偿付？（3）为什么在原产地会生产这种货币？要知道，生产、运输、保管、铸造和交换这种货币，毕竟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物资以及金钱本身。 最后一个问题最容易回答，而这个答案又能引导着我们回答其他两个问题。人们之所以制造这种货币，是因为它（无论采取白银、黄金、铜、贝壳等等任何形式）当时是、现在依然是与其他东西一样的商品，生产、销售和买卖货币与生产、销售和买卖其他商品一样能够产生利润，甚至更容易，更有利！当然，要想赚取利润，生产、运输等等的成本必须低于预期的销售价格。情况通常如此，除非白银的供给增加得太多或太快，迫使其销售价格跌到生产成本之下。西班牙（美洲）生产者和其他生产者有时也遇到这种情况。这时，他们就不得不寻找技术手段或其他手段来降低生产成本或减少产量和供应量，直至价格重新上升到足以弥补成本的水平。黄金、铜、贝壳、纺织品、食品以及其他各种商品也都是这样。 一旦这种货币被生产出来，它就能够按照一定的利润来出售，它的价格会高一些——相对其他商品而言，无论后者是某种其他形式的货币还是别的什么。因为货币的价格基本上是由当地的和世界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它就会从供给相对较大的地方流到相对较低的地方。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银价格会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价格会高一些，这就吸引着白银从一地流向另一地。因此，正是私人企业或公共（国家）生产者对利润的追求，使得货币从此地的低价市场流向波地的高价市场，当低价市场在本地，而高价市场在别的地方的时候尤其如此——多么像在周游世界。 这当时是大贸易公司和国家政府的一项业务，而且往往是一项主要业务。当然，这也是银行家、高利贷者的一项主要业务，还往往是商人、消费者、甚至所有人的一项业务。在矿藏丰富的地方，尤其在美洲，白银的供给价格较低，而在越远的地方乃至地球另一面的亚洲，价格越高。这也就是为什么银币主要是绕着地球向东旅行，远抵亚洲。当然，它也向西流动，先跨越太平洋，再从日本跨越中国海。再有，这也是欧洲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业务，因为他们在兴旺的亚洲市场上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出售，尤其是由于他们本国的生产不具有竞争能力。除了欧洲从美洲殖民地获得的白银之外，亚洲人也不想买欧洲别的东西。 这种货币的套利兑换具有悠久的历史，在美洲被纳入世界经济后不久就变成了世界范围的活动。下面我们对此作一些具体的说明。从11世纪到16世纪，在宋代、元代以及明代大部分时期，金属货币的主要流向是，银和钢从中国流向日本，黄金从日本流向中国。由于自16世纪以后供求关系的变化，这种流动基本上发生了逆转，日本成为白银的一个主要出口国，后来又成为铜的重要出口国，同时成为黄金的进口国。在中国，金银的比价从1600年前后的1：8上涨到该世纪中期和末期的1：10（即黄金升值，白银贬值），到18世纪末则翻了一番，达到1：20（Yang1952：48）。但是，拿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金银比价通常是比较低的，有时要低出许多，而白银价格则要高出许多。正如全汉界在1969年发表的讨论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论文中所解释的： 从1592年到17世纪初，在用黄金兑换白银的比价是1：5．5到1：7，而西班牙的兑换比价是1：12．5到1：14。由此表明，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银价的两倍。 西班牙人佩德罗·德·贝扎早在1609年就注意到这种情况。他指出，二者之间的套汇可以产生75％到80％的利润卜。nGlahn1996a：435）。 在16世纪90年代，日本的金银比价是1：10，印度莫卧尔帝国的金银比价是1：9（FlynnandGiraldez1994：76）。只要中国的黄金价格比较低，而白银价格又几乎高出一倍，白银就会被吸引到中国去交换黄金，中国就会出口黄金。下文引述的欧洲贸易公司发言人的言论证实，中国是他们的黄金来源之一。众所周知，自16世纪起，葡萄牙与荷兰中间商先后在这种中日贸易中表现得极其活跃，并从中谋取了大量利润和贵金属。1600年前后的一份葡萄牙商业文件显示，在中国沿海的葡属澳门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利润高达45％。 欧洲人用这些利润来支持他们在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地与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贸易。他们的商人和贸易公司，尤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都把参与黄金一白银一铜之间的套利活动作为他们在世界范围的商业交易活动的主要和基本内容之一。当然。他们也用这些贵金属来买卖其他各种商品，也与亚洲人一样在亚洲的世界各地进行这些商品的交易。 铜钱是亚洲大部分地区日常使用的最主要、最广泛的通货，但是它逐渐部分地被白银所取代。因此，这里至少有一个三种贵金属并存的世界市场，但这个世界市场实际上主要建立在银本位的基础上。更确切地说，由于白银的世界供给飞速增长以及白银相对于黄金和铜（以及其他货币商品）的价格的相应下跌，从而使得银本位逐渐地在世界市场经济中得以确立。 由于主要产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银的世界供给迅速增加，也就导致了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格下跌。但是，金银比价在各地因供求关系不同而各不相同。银和铜的比价也是如此——铜主要用于铸造币值较小的钱币。金银铜三种贵金属以及多种贵金属和商品的套利交换扩展到全世界各地。这种套利交换也包括了贝壳、纺织品和其他交换媒介以及贱金属，如铅、锡和铁。 贝壳作为货币在非洲的奴隶贸易中有很大的需求。在印度许多地方，贝壳与“巴达姆”（badam，一种不能吃的波斯硬果）也被民众广泛使用，与铜币争夺地盘。在印度和中国的许多地方，由于开采铜和铸造铜币的成本比开采白银和铸造银币，甚至比开采黄金和铸造金币的成本还要昂贵，因此当铜短缺时或铸币成本太高时，在最偏远的市场上，贝壳就取代了铜币。但是，当非洲奴隶贸易（后来是棕榈油贸易）扩大，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贝壳，流向印度的贝壳就越来越少了。在一些小额交易中，铜币重新取代了贝壳。 实际上，本书中的一些问题也与“低贱”的贝壳相关。西非早就使用贝壳，伊本·巴图塔曾报道它们在14世纪与黄金的交换价值。到17世纪，它们兑换黄金的价值下跌了；可能是由于它们的供给增加得太快，超过了黄金的供给。先是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把大量的贝壳运到西非。贝壳的兴衰与奴隶贸易的兴衰是同步的。贝壳的生产中心在马尔代夫，印度人和英国人在那里进行买卖。贝壳从马尔代夫运出有两条路线。一是运到孟加拉，一是运到锡兰，然后被当作压舱物分别装上欧洲商船，主要运往英国与荷兰。它们再从英国与荷兰转运到西非和西南非洲，用于购买奴隶。1732年，约翰·巴多门ohnBardot）就指出： 每英担贝壳的价格忽高忽低，完全取决于是否碰上欧洲的几个商业民族……把货物运到几内亚和安哥拉海岸去购买奴隶或其他非洲产品，……也相应地取决于去几内亚的欧洲冒险家是否有机会获得这些贝壳，以及当时在英国或荷兰恰好有多少贝壳。 因此，贝壳的价格不仅反映了欧洲和非洲的供求变化，也反映了最初在出产地马尔代夫岛屿以及在南亚和东亚“消费”地区的供求变化。 另外一个18世纪的观察家抱怨说：“原先用120英担贝壳就能买到一船五六百黑人；但是这种暴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绝不会有用少于12或14英担购买一船奴隶的便宜事了”。再有，一个在西非的商人抱怨说，购买一个奴隶的价格从100磅贝壳上涨到136磅，从12支枪上涨到16支枪，从5包巴西烟草上涨到7包，从25匹亚麻布上涨到36匹，从一桶（约40升）法国白兰地上涨到一桶半，从15磅火药上涨到150磅。不仅贝壳出现通货膨胀，而且商品的相对价格也发生了变化，其中白兰地和火药的相对价格显然膨胀得最快！ 在奴隶贸易最高潮的18世纪，有记录的进口贝壳达到2，600万磅或者说100亿个，平均每10年为200万到300万磅，实际上是100万到500万磅不等（HagendornandJohnson1986：58－62）。因此，正如滚林（1993：143）指出的，甚至低贱的贝壳也与印度洋和大西洋以及邻近的地区和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和事件密切相关。因为它们都是单一的全球市场的组成部分，而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着价格。这些有差异的和波动的世界价格甚至是用贝壳，或者是在贝壳与金属通货（其中最重要的是铜钱）或其他通货之间，或者是在货币与其他商品之间来换算和“平衡”的。 柏林还指出，货币不过是另一种商品，但它的支出仅仅是为了抵消贸易赤字。不，货币也是与其他商品一样的名副其实的商品，正是对货币的需求才使市场上供应商品和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成为可能。因此，这种套利兑换的普遍实践本身已经反映了——或者有助于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场。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1：341）说：“‘世界市场’实际上是分散在全球的一系列相互联系和相互重叠的地区市场”，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过是同义反复，因为这些“市场”就是相互重叠和相互联系的。 但是，这种货币是为什么和如何推动世界旋转的？为什么每一个人——的确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得到这种货币，以至于推动了它的价格上扬，而且在亚洲、尤其在中国，人们要保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货币？原因在于，个人、公司和政府能够用货币来购买其他商品，包括资金属，如黄金和白银。无论在个人和商号的微观层次上，还是在地方、地区、“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宏观层次上，货币都润滑着制造业、农业、贸易、国家开支等等的机制，也润滑着制造和操作这种机制的那些人的手。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概莫能外。也就是说，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当然，无论在哪里，更多的需求只会刺激更多的供给。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生产能力或者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性。 本书的观点是，这种扩张是可能的，而且确实发生了，尤其在亚洲许多地方。否则，亚洲人就不可能对外国和本地货币产生更多的需求，不可能通过提供商品以及其他货币来购买更多的外国和本地货币。如果商品供给不能扩张，那么商品需求的扩大就会通过所谓的通货膨胀而使现有的商品价格上涨——就不会有进口原产地新货币的额外需求！也就是说，新的银、铜货币，乃至以这种货币为依托的补充信贷，使得世界经济、地区经济、“民族”经济和许多地方经济中的生产，即统一的全球经济中的许多部分的生产越来越货币化，从而也刺激了这些生产。 许多人已经论证了这一观点中的宏观供给方面。他们强调，生产和（或）出口货币，乃是为了弥补贸易平衡中的赤字。伯杯（1993，1994）以及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则特别强调这一观点中的宏观需求方面，认为这种货币实际上润滑着生产和贸易的运转机制，而不仅是“在美洲挖出来，又埋在亚洲”。与之相辅相成的微观供求论证是，个人生产者和公司乃至公共生产者和贸易者都因各自的利润追求而必须在全世界的宏观供求货币化或润滑过程中各尽其责。柏林的著作（198），柏林和吉拉尔德兹的著作（199。）特别强调了这一方面；用林也认为：“一种以需求为中心的架构包容了供给问题；也就是说，它确立了一个更广泛、更有包容性，因而也更复杂的经验现象的范围，因为一种充分的解释必须考虑所有这些经验现象”（Perlin1994：95）。 这些论证综合起来，在这里支撑着我的主要论点：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它有自己的结构和动力。在1400－1800年的全球发展中，货币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这个全球大赌场中，货币周游世界各地，推动着世界转动，它不断大量地供应着血液，润滑着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运转机制。 (2)在全球大赌场中的交易和赌博 西属美洲和日本是贵金属的主要出口地。欧洲、奥斯曼帝国、波斯和印度也是出口地，但是它们基本上（而不是全部）出口它们进口得来的资金属。 非洲和东南亚生产和出口黄金。中国生产的铜钱主要用于国内，但也出口到东南亚和其他地方。中国也生产和向日本等地出口黄金。自17世纪中期，日本大概是世界上主要的铜出口国。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日常小额交易主要使用铜钱。亚洲人与欧洲人一样对这种货币生意投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等方面的“精力”和注意力。因为这种生意往往比其他生意更有利可图。生产和出口作为货币的白银、黄金、铜和锡等的主要地区和一些次要地区，彼此之间进行套利交换。表3．1对这些地区作了归纳。 由此可见，白银的主要生产者和出口者是西属美洲和日本；黄金的主要生产者是非洲、西属美洲和东南亚。实际上，世界经济当时是建立在银本位基础上的，当然黄金和铜乃至锡和贝壳也可以互相兑换。奥斯曼帝国、明代中国和印度都用大量的白银来支撑它们各自的通货体系，但说到底，这些通货体系是由美洲以及日本矿山的巨大而低廉的产出来维系的。 与以前一千年以来的情况一样，黄金主要从东向西通过中亚流向南亚，而这与白银从西向东的流向正好相反。在印度次大陆，黄金流向南方，白银流向北方。二者不仅彼此兑换，而且也用于换取其他商品，当然也换取当地的、尤其是外来进口的钱币以及其他形式的通货。这种套利活动不仅是威尼斯人以及后来的西班牙人、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大生意，而且是奥斯曼人、波斯人、次大陆各地的印度人、东南亚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大生意。人们生产出贵金属和铸币，然后往往再绕半个地球长距离地运送它们。这些金属有时是被一次性运送，但更经常的是经过一系列环节来转运。贵金属以及一些贱金属的锭块和铸币也与其他商品一样被买卖，从而产生利润。利润又转化为或投入到其他商品中，这其中也包括其他的通货、工资、奴隶和其他“形式”的劳动。 特帕斯科（1983）描述了白银的连锁运动： 由于在卡斯蒂利亚购买了制造品，白银就从西班牙流向英国、法国和低地国家也西班牙比索从英国、法国、比利时与荷兰港口装船，经过波罗的海或摩尔曼斯克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或俄国，用于购买皮毛。在俄国…（白银）顶着东南方向，沿伏尔加河，经过里海到波斯，善从波斯或从陆上或从海上到亚洲。西属美洲的白银也从西班牙流经地中海，再向东从陆上商路或海上商路到黎凡糊。印度获得白银的途径有三条，或者通过自苏伊士出发、经红海、下印度洋的海上运输，或者通过从地中海东端出发、在陆地上经过土耳其和波斯到黑海、最后下印度洋的路线，或者直接从欧洲出发走达伽马发现的统好望角的航海路线。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商船也使用后一种方式把西属美洲的财宝直接运到亚洲各个港口来换取亚洲产品。美洲白银抵达东方的最后一种，也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途径是，从阿卡普尔科到马尼拉的太平洋路线。 17世纪初，西属美洲的白银开始或者经过西亚或者绕好望角抵达印度。莫卧尔帝国是用白银来管理和维持其财政的。它的货币铸造和流通严重地依赖从外国流入的白银。其中大部分追根溯源是出自美洲，经过欧洲和黎凡特，再沿着波斯湾或红海路线抵达印度。也有一些产自奥斯曼帝国领地或萨菲王朝统治的波斯。大部分白银不是从绕好望角的海上路线运来的，而是由从埃及、黎凡特、土耳其和俄国出发的商队经由红海或波斯湾运来的。在当时印度最重要的港口苏拉特，大贸易公司（它们绝不是唯一的供应者）提供了来自西方的白银的一半。其中不少于30％是绕好望角运来的，大部分是经由红海、波斯湾和陆地（包括从俄国）运来的。1643年一1644年，一半以上的白银是经由红海与波斯湾运来的。另外有20％是从日本经由台湾而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用白银换取黄金。白银也从中亚流人旁遮普，也可能从西藏、四川、云南和缅甸流入孟加拉。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从印度以东地区用白银购买黄金。黄金也从西亚、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尤其是东南亚流向印度，尤其流向次大陆的南方。然而，印度仅仅是世界白银的第二大“秘窖”，因为印度必须再向东出口一些白银，尤其是把它们再转给中国。 第2章论证了白银从印度向东南亚和中国的转运。但是，约翰·理查兹认为，向东运送的莫卧尔银币很快就以增值的东南亚黄金作为回报。具体地说，按照理查兹的观点，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萨菲波斯帝国不同，莫卧尔帝国能够出口足够的商品来支付它的进口，因此它无须有货币的净出口。相反，倒是有货币的净进口来增加它自身的供给。 从1640年到1700年，由于印度人和其他亚洲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洲际和亚洲内部的贸易和货币运输，欧洲人的份额从一半减少到1／50。但是，1715年，在“银荒”本来就很严重的时候，一支运载金银的西班牙船队遭遇加勒比飓风而覆没，于是，“经济冲击波从各个方面震撼着印度”。有关1640年前后严重的“银荒”的各种解释和证据，将在第5章进行考察。 （3）数字游戏 货币的世界存量和流动及其扩展变化，是自亚历山大·冯·洪堡和汉密尔顿勋爵以来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对此作了许多估算和修正，将来可能还会不断地重新估算。我们在这里木可能对这些估算加以评述，更不可能再作新的估算。幸好，我们无须做这些工作就可以研究其中一部分货币是如何润滑着世界主要地区的商业之轮以及如何影响着它们之间的关系。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曾估计，1500年时，欧洲有大约3，600吨黄金存量和37，000吨白银存量。雷乔杜里和哈比布调低了这些数字，认为在1500年时整个旧世界有3，600吨黄金和35，000吨白银。沃德·巴雷特（1990）在对1450年到1800年的世界金银流动情况进行总结时，考察了以前的各种估算（亚历山大·冯·洪堡、汉密尔顿勋爵、阿道夫·索埃特比尔、米歇尔·莫里诺、斯利施特·范巴思以及本书参考书目中列举的奈夫、阿特曼、特帕斯科、科巴塔、山村和神木等人所作的各种估算），得出的结论是，从1493年到1800年，全世界85％的白银和70％的黄金都出自美洲。 白银 如果不考虑不同时间的波动情况，根据巴雷特的估算，美洲的白银产量迅速增长，16世纪总计约为17，000吨，平均年产量为170吨。17世纪平均年产量上升到420吨，总产量为42，000吨，其中大约31，000吨输人到欧洲，公共帐户占大约1／4，私人帐户占3／4（TePaske1983）。欧洲又把40％，即12，000吨以上的白银运到亚洲，其中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分别直接输送了4，000吨到5，000吨。此外，还有6，000吨输出到波罗的海地区，有5，000吨输出到黎凡特，这两个地区留下一部分后把另外一部分继续向东输出到亚洲。18世纪，美洲白银总产量为74，000吨，平均年产量为740吨。其中52，000吨输入到欧洲，另外40％，即20，000吨以上运到亚洲。 因此，按照巴雷特的这些估算，在17世纪和18世纪，美洲生产的白银大约有70％输入到欧洲，其中40％又转运到亚洲。特帕斯科（1983）估计，美洲自己存留的白银比例要更高一些，有时要高很多，而且还不断增多。从一种世界金融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只不过意味着美洲的白银生产、管理和安全保卫的实际成本要高得多。但是，柏林和其他一些学者则提示，没有输出到欧洲的白银大部分没有留在美洲，而是从太平洋运往亚洲。 因此，按照巴雷特的估算，从1545年到1800年，美洲出产了13．3万吨白银，其中大约75％，即10万吨输出到欧洲。而欧洲输入的白银有32％（即美洲总产量的24％），即3．2万吨输出到亚洲。但是，向亚洲的输出实际上只是从1600年前后开始的，在此之后亚洲的白银进口大约占欧洲输入的白银的40％。按照这种算法，在这整个时期，欧洲获得了6．8万吨，美洲存留了3．3万吨，还有一些白银埋葬在大海里。但是，正如我们下面要指出的，美洲“存留”的白银还有一部分直接从太平洋运到亚洲。 美洲的白银生产在16世纪给世界白银存量增加了17，000吨，或者说增加了一半，到1700年在新的基数上又增加了80o，即42，000吨，到1800年又增加了近80O，即74，000吨。这就意味着，世界白银存量从1500年的大约35，000吨增加到1800年的168，000吨，几乎增加了4倍。但是，按照巴雷特的观点，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其他地方出产的占世界总量15％的白银。正如我们下面要指出的，这部分白银大多产自日本。 阿图尔·阿特曼（1986：78）也根据各种资料作了估算，得出的两个世纪的总数稍有不同。阿特曼使用的数字是以当时的荷兰元为单位。根据他的附录上的说明，l荷兰元一25克白银，100万荷兰元一25吨（2500万克）白银。阿特曼估计，美洲在17世纪大约出产了1300万荷兰元（相当于32，000吨，或每年325吨）白银，18世纪出产了3000万荷兰元（相当于75，000吨，或每年750吨）白银。他估计，其中大约75％运到欧洲，欧洲输入的白银有60％以上（与巴雷特估计的40％不同）被转手输出。如果我们采纳两种估算的平均数，那么至少有一半而且越来越多的美洲白银被运到东方。在这一半美洲白银中，又有一半以上直接运到南亚和东亚，有20％以上转运到波罗的海，另外20％转运到利凡特和西亚——其中又有一部分继续向东流动（Attman1981：77）。因此，根据阿特曼的估算，美洲白银流到亚洲的总量和份额要高得多，具体地说，不是我们根据巴雷特的估算（1990）而得出的大约32，000吨，而是48，000吨。 但是，至少还有3，000多吨，即平均每年有15吨白银是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以及更早一些时候从秘鲁用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到马尼拉。几乎所有这些白银都又转运到中国。这种跨太平洋运送的白银本来会更多一些。从1610年到1640年，平均每年大约20吨，但是在以后的20年里减少到每年不到10吨。阿特韦尔也提到，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平均每年143吨，仅1597年一年就有345吨。但是，彼埃尔·肖努估计，多达25％的美洲白银直接走太平洋航线。全汉果则估计，17世纪时这种方式运送的白银多达每年50吨（与波罗的海航线一样多），当然，这些白银最终都流入中国。 跨太平洋的白银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走私活动，因此没有记录，具体数字也无法搞清。为了维持垄断利益，西班牙王室极力限制直接跨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因此其中有一部分就成为没有记录的走私活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柏林和吉拉尔德兹认为，跨太平洋运送的白银总数始终被低估了。这也就意味着，在特帕斯科所说的没有从大西洋运走的美洲白银中，有许多实际上并没有存留在美洲，而是从太平洋运走了。因此，柏林认为，跨太平洋运送的白银数量有时可能相当于通过欧洲流向中国的白银数量。柏林主要使用全汉果的估算数字，即每年200万比索或50吨白银，这个数字是前面提到的15吨的数字的三倍多。阿特韦尔根据一个中文资料得出的估算是，每年57吨到86吨。但是，柏林也提出，“每年跨越太平洋的白银是否超过500万比索（125吨）？确有证据支持如此之高的数字”。因此，他认为，在17世纪，跨太平洋贸易并没有像跨大西洋贸易那样衰落（FlynnandGiraldez1994：81－82）。 亚洲的白银供应大户是日本。从1560年到1600年，它每年生产和供应50吨白银，从1600年到1640年，每年生产和供应150吨到190吨，最高峰的1603年为200吨。里德根据几种估算用表格方式显示，从1620年到1640年，每年为130吨，在17世纪40年代下降到每年70吨，50年代下降到每年50吨，到60年代下降到每年40吨。冯格拉汗所作的估算是，从1550年到1645年的近一百年内，总产量将近4，000吨，并援引山村和神木的大约8，000吨的估算数字。为了适应白银需求和价格的上涨，日本引进朝鲜的技师和技术。由此，在1560年到1640年的80年间，日本成为一个主要的世界白银生产国和出口国。此后，一般认为，日本的白银生产下降了，而铜的产量和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但是，据油田（199）所报道的近年日本研究成果和冯格拉汗（1996a）所引用的数据显示，日本的白银出口至少延续到18世纪中期。 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出口到中国的白银数量比从太平洋上运来的美洲白银多3倍到10倍，平均为6倍到7倍。』总之，从1560年到1640年，欧洲从美洲获得19，000吨白银（巴雷特的估算），另外有1，000吨以上白银从太平洋上运走，而日本的白银出口就多达8，000吨或9，000吨。也就是说，在28，000吨的总量中，日本就提供了8000吨或9，000吨，将近30％。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5：202）认为，这个比例在高峰时达到30％到40％。 有几个学者（Flynn1991）提出假设：如果没有日本对世界白银流动、尤其是流向中国作出重要贡献，那么这个世界（包括欧洲）将会怎样。或者，如果没有美洲的白银及其与日本的竞争，日本是否能够借助自己在世界白银市场上的一种更强有力的地位来进行对中国和东南亚的经济和（或）政治征服？欧洲人由于没有支付手段很可能被排斥在世界贸易之外。上述两种情况无论发生哪一种，或者两种情况同时发生，都会使世界历史完全成为另外一种样子。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赞同山村和神木（1983：356）的要求：“早就应该对这个时期日本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角色重新进行认真的考察了。”因此，从这种世界金融的角度看，把日本或中国说成是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的种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由于中国还获得了世界白银供给中十分隐秘的一部分，因此最终流入中国的世界白银的数量和份额应该比以上种种估算要高得多。里德（199：27）估算的数字是，在1601年一1640年这段时间，东亚共获得大约6，000吨白银，平均每年150吨，其中有4，500吨出自日本。几乎所有的白银最终流入中国。在1641年一1670年这段时间，总供给下降到2，400吨，平均每年80吨，其中大约1，600吨，即平均每年53吨出自日本。 这样，根据巴雷特的估算，从1600年到1800年，亚洲大陆至少吸收了经欧洲转手的美洲白银32，000吨，经马尼拉转手的3，000吨以及来自日本的大约10，000吨。总数至少为45，000吨。按照阿特曼的估算，欧洲转运到亚洲的白银的比例更高，那么，亚洲应该直接从欧洲获得52，000吨白银，另外还有从大西洋转经波罗的海和利凡特而获得的白银以及从跨太平洋海运获得的白银。这些加起来，多达68，000吨，占1500年到1800年有记载的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但是，亚洲（日本除外）也自产白银，尤其在小亚、波斯和中亚。其中也有一部分转移到中国。另外，云南和中国其他地区也自产一些白银。 因此，中国获得和使用了世界白银供给的一个十分巨大的份额。大量白银来自日本，有一些白银是从太平洋上经马尼拉而获得的，有一些是从美洲经欧洲、黎凡特、西亚痛亚和东南亚转到中国，也有一些是直接或间接从中亚获得湖。根据里德（1993：27）的不完全估计，欧洲商人供应的白银，大约占1610年一1630年中国白银进口的14％，占1630年一1660年中国白银进口的10％，17世纪60年代中国白银进口的40％。肖努曾经估计，美洲白银的1／3最终流入中国，另有1／3流入印度和奥斯曼帝国（转引自Adshead1993）。魏斐德（1986：3）认为，可能有一半美洲白银最终流入中国。 地图3．l主要是把巴雷特和阿特曼的估算加以平衡，示意性地表现世界各地的白银生产和流动，这幅地图显示，美洲在16世纪生产了17，000吨白银，几乎都运到欧洲。该图显示，美洲在问世纪和18世纪分别生产了对，000吨和巧，000吨，各有27，000吨和54，000吨运到欧洲，两个世纪合计81，000吨。在欧洲获得的白银中，大约一半（39，000吨）又转手到亚洲，其中17世纪为13，000吨，18世纪为26，000吨。这些白银最终主要流入中国。另外，有3，000吨到10，000吨，甚至可能高达25，000吨白银是从美洲直接通过太平洋运到亚洲；而这些白银的绝大多数也最终流入中国。此外，日本至少生产了9，000吨白银，也被中国所吸收。因此，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可能还通过马尼拉获得了10，000吨甚至更多的白银，另外还从亚洲大陆上的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自身获得一些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自1600年起为120，000吨，自1545年起为137，000吨）的一半。 冯格拉汗（1996a）独立地作出一种新的估算。他使用了现存的白银运输资料；在没有这种资料的环节，他把中国出口总值的80％折算成白银进口，以吨作为计算单位。他得出的中国进口白银总数，包括日本、美洲（经马尼拉中转）和印度洋等各种来源（但不包括亚洲陆地来源），从1550年到1600年大约为2，200吨，从1550年到1645年近一百年间为7，200吨。第二时期以及整个时期的估算数字比山村和神木的数字低20％到30％，其部分原因也许在于，冯格拉汗使用了商品出口数字，并且把这些数字按照固定的80％的比例加以折算。而这种估算方法的可靠性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白银供给一直在增加，从而使白银与其他商品的比价下跌。因此，使用固定的商品与白银的折算率，就会低估因购买这些商品而支付给中国的白银数量。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冯格拉汗的估算低于其他人。对于冯格拉汗这部著作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我的另一篇文章（1998）。 综合上述一些有关白银生产和转移的估算，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了30，000吨，日本大约生产了8，000吨，总计38，000吨。如果减去留在美洲以及在转运中流失了的难以确定的一部分，最终流入中国的7，000吨到10，000吨的确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也就是说，即使按照冯格拉汗的保守估算，中国也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1／4到1／3。这个份额依然高于欧洲、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分别占有的份额，更不用说非洲和中亚占有的份额了。（尽管还有一些也通过中亚流入中国，但是有关这后两个地区的资料较少。） 黄金 16世纪，向世界市场供应黄金的是加勒比海、墨西哥以及安第斯山脉地区原有的和新开的金矿。自1690年到18世纪中期，巴西的密纳斯吉拉斯掀起一股黄金热潮。但是，正如巴雷特指出的，美洲之外也生产了大约30％的黄金。与1500年的以前几个世纪一样，大宗的黄金出自非虬主要出自西非。非洲在16世纪大约出口了50吨黄金，在17世纪出口了近100吨黄金，几乎平均每年亚吨。 18世纪，这种黄金出口下降到60吨，到该世纪末就不再出口了（Barrett1983：247；Curtin1983：240，250）。 其余的黄金供给来自努比亚。努比亚的黄金经埃及出口到君主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或者经埃塞俄比亚出口到埃及、红海和印度。津巴布韦在一千年间一直是世界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产量在15世纪达到1吨的顶峰。奥斯曼帝国也出产黄金，并接受来自巴尔干、鲁梅利亚、克里米亚、高加索和乌拉尔山的黄金（但白银的数量更多）。东南亚各地也生产和出口黄金，如云南、缅甸、马来亚、泰国、占婆（越南）以及一些岛屿，尤其是苏门答腊。东南亚的黄金有一部分向北流到东亚，一部分向西流到南亚。中国也生产黄金，在1400年一1800年期间的许多时候出口黄金换取白银。 信贷 金属通货既通用又稀缺，这就刺激了“信贷前所未有的扩展：借贷、抵押、债券、信用证、银票以及可转让证券，这一切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代替了贵金属”（Parker1974：531）。但是，与其他时空中的情况一样，信贷的规模也是随着作为其后盾的金属通货与金银的盈缺而扩大和紧缩。政治家尤其希望用信贷和纸币来取代短缺的硬通货。但是，这种短缺也使得或允许放贷人提高放贷利率，因而也限制了信贷的实际数量。当时与今天一样，人们通常用硬通货（金属货币）来谋取纸币和贷款。 但是，金银主要是用来做公司借贷的担保：所有的公司以州印度国家的贸易都建立在印度银行家的信誉上。如果“印度公司”没有收到金银，它的本来不稳的信誉就会崩溃，人们就不能做任何买卖。……为了获得贷款和承兑他们的汇票，商人就必须从国外汇来金银。金银不仅被用来做印度境内票据业务的担保，而且也是印度与中东之间票据业务的担保。常常可以见到，商人从喀拉拉和古吉拉特开出在穆哈和亚丁结算的汇票，从苏拉特开出在班德孔结算的汇票——班德孔是波斯湾的主要金融中。但是，这种票据业务依赖于中东稳定的硬币来源。 当金银缺乏时，就会妨碍着古吉拉特土地税的征集滩村的借贷利率就会上涨，从苏拉特开出的用于在布尔汉布尔或阿赫迈达巴德支取土地税的汇票的贴现率也会提高。因为土地税和贵族的‘封地’收入也基本上是通过票据汇寄的。（Barendse1997：chap．6） 如果说我们很难作出或得到有关金属货币的可靠估算，那么甚至可以说，我们绝不可能准确地了解信贷是如何润滑着商业、投资和生产的运转的——实际上它们本身就以各种形式产生信贷。但是，信贷肯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直接的资料极其罕见，但是有关正400年一1800年这一时期的情况，至少可以在第二手文献中寻觅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1740年一1745年，在英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为抵偿进口而付出的出口支付中，汇票占大约20％（商品和资金属占80％）（Steensgaard1990c：14）。许多汇票，包括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汇票，是在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上结算。这些公司本身也在亚洲金融市场上大量借债，以此来筹措他们出口商品所需的资金。在亚洲，靛育种植者或咖啡商获得的贷款通常长达12个月，纺织品进货贷款通常为三四个月.第4章在考察市场和金融机制时将进一步讨论信贷的作用。 2．赢家如何使用他们的金钱？ 总之，他们是像寓言中所说那样把金钱囤积起来，还是把它花掉，如果是花掉，那么花在什么上？ (1)囤积说 对于从小受从大卫·休漠和亚当·斯密到今天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西方传统熏陶的读者来说，有必要重新考察这样一种说法：“在西方挖出钱来，仅仅是为了再埋在东方。”金德尔伯格在《消费者和囤积者》一书中写道：“这就使我们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传统观念认为，印度和中国的囤积现象反映了金融技术的欠缺，另一些人则认为印度人和中国人像欧洲人一样大量地使用贵金属，H者孰是孰非？”（Kindleberger1989：3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德尔伯格考察了许多不同的资料。有些资料显示，欧洲也有一些囤积现象。还有许多资料显示，亚洲也有大量的“消费”现象。然而，尽管分析的结果是相反的，金德尔伯格还是不愿意放弃传统说法： 鉴于（印度川这种对黄金的迷恋，我们很难接受专家们——乔杜里、确林和理查兹——的观点：印度没有囤积黄金的强烈偏好，却需要进口白银来当作货币使用…我们很难接受专家们的论点：东方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 我倒是觉得很难接受金德尔伯格的怀疑立场，因为这种立场的一部分依据在于，他认为，印度从来不把黄金当作货币使用。而这种说法至少不适用于印度南部。再有，虽然是说铜钱，但是，这种货币具有“一种惊人的流通速度和范围。在铸造出来以后的一年时间里就从该帝国的边远省份进入心脏地区。这是莫卧尔体制的一个惊人特征”，而这也与“认为普通钱币只是在周边地区流通的习惯想法”相抵待（Richardz1987：6—7） 金德尔伯格还认为：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白银到了中国就止步了。…即使这些（有关黄金在中国主要不作为货币使用的）资料被认带有道听途说、奇闻轶事的色彩，但是根据这些资料也很难赞同专家们的结论；中国贪求白银主要是由于货币化的程度很高，说中国比其他国家囤积更多的白银的论调是值得商榷的。货币化的程度很高，尤其在税收方面… 尽管金德尔伯格这位金融史专家竭力维护囤积论的陈年老调（包括援引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报刊上的许多奇闻轶事），但是，他既提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也举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反驳“主张东方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的专家”。 或许更惊人的是，沃勒斯坦（1980：108－9）近年也对囤积论老调作出呼应。他不仅写道：“进入亚洲（和俄国）的硬币和金银基本上用于‘囤积和首饰’，在很长时间里，‘贸易的平衡’（如果不把白银当作商品看待的话）始终是入超，基本上是互惠的。”（用单引号括起来的文字出自1963年的一部著作。）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接下来写道：“这两个事实恰恰表明，东印度群岛始终处于欧洲的世界经济之外。……（这就是）某个世界体系与其外围地区之间的贸易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的贸易的区别。”我是在双重意义上用“惊人’这个词。首先，沃勒斯坦的引文本身就足以提醒我们注意他的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视野和理论的局限性。正如我早已用冗长的篇幅所论证的（Frank1994，1995），这种局限性使他和另一些人不能考虑真实的世界。奥姆·普拉卡什（1995：8－9）也指出：沃勒斯坦认为，白银涌入欧洲有利于投资扩张和资本主义扩张，但是白银涌入亚洲只不过是为贵族服务，起装饰作用；沃勒斯坦的这种说法既缺乏理论依据，也没有坚实的实证基础。 另外还令人吃惊的是，沃勒斯坦的欧洲眼罩看来使他无视和曲解史料，因为那些史料会摧毁他的理论的基础。与沃勒斯坦的解释相反，世界范围的货币向亚洲和俄国的流动恰恰表明，亚洲和俄国与欧洲和美洲一样，是同一个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 （2）货币计量学中的通货膨胀和生产 美洲金银（主要是白银）以及日本白银和铜的注入，造成了新的流动形态和信贷形态。这反过来又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出现明显的、甚至急剧的增长。这种增长满足了新的货币需求。这件‘拉动”因素推动了中国、印度、东南亚和西亚（包括波斯）的工业发展。乔杜里指出： 亚洲两大帝国的经济受益于与西方经济关系的发展。金银的大量涌入……仅仅是收入和就业增长的一个标志。纺织品的出口把印度沿海省份变成重要工业区，由（东印度）公司进口的金银直接进入流通领域，成为购买出口商品的支付手段。（Chaudhuri1978：462） 经济学家最喜欢用的一个公式是费雪方程式：MV一PT。它的意思是，货币（Money）数量乘以流通速度（Velocity）等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Price）乘以其生产和销售的交易量（Transactic）。货币计量学设定，如果货币数量增加，而流通速度和交易量不变，那么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应该随着货币的增加而相应地上涨。汉密尔顿等人注意到，在16世纪，新的美洲货币进入欧洲，于是价格上涨了。这被称作“价格革命”。人们一直在争论，新增的货币量是否真的像汉密尔顿所计算的那么多，是否货币的流通速度也发生了变化，生产和交易量究竟增加了多少，对这些事件的发生起了多大作用，总之，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欧洲的价格上涨，以及价格实际上涨了多少，是在什么时候上涨的。杰克·戈德斯通（1991a，b）考察了许多人的观点，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断：欧洲（除西班牙之外）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人口和需求的增长导致的，而不是由新的美洲货币供应造成的。 这场争论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亚洲，首先是因为一部分美洲货币又离开了欧洲，其次是因为这部分货币进入亚洲并因此而增加了那里的货币供应量。所以问题就变成新的美洲货币和（或）人口增长是否也造成了亚洲的通货膨胀。 新增的货币对印度物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阿齐扎·哈桑（1994）认为，白银进口确实导致了通货膨胀。按照她的估算，从1592年到1639年，当白银大量涌入时，流通领域的白银增加了两倍。她的推论是，由于生产不可能跟上这种速度，物价肯定会上涨。她在考察了几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后，得出结论：虽然“我们几乎找不到大众消费品价格的资料”，但可以肯定确实发生了通货膨胀。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哈比布等人至少部分地赞同这种说法。 但是，布伦宁（198）对这种说法，即17世纪的印度也与早些时候的欧洲一样遇到了“价格革命”，提出挑战。他认为，虽然在17世纪20年代、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都有过短暂的价格上涨，但是从总体上看，物价在其他时期一直相当稳定，在整个17世纪，物价仅有很小的涨幅。实际上，在该世纪中期的物价上涨之后，在1670年白银进口开始加快以后，物价是稳定的。布伦宁（1983：493）提出：“本地的强劲发展影响了区域的货币历史”，但是他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解释。然而，甚至哈比布也不愿讨论“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如果发生了，原因何在”： 要想澄清17世纪的白银‘膨胀”对莫卧尔王朝统治下的印度经济结构的影响这一问题，要看我们是否能够确定支付行为是用何种铸币在何时进行的。连带的问题是，大量白银流入这个国家是否不仅扩充了原有的存量，而且还引起了与这种存量增加大体相当的价格水平的上涨（或白银的贬值）。 哈比布本人倾向于另外的解释。用白银衡量，物价并没有随着白银供应的增加而上涨，用更常用的铜币衡量，物价和工资根本没有上涨。随着白银变得越来越多，它相对于铜的价值下降了，在17世纪逐渐取代了铜，成为交换媒介。再者，由于铜被用来制造铜炮，对铜的需求增加了。另外，哈比布强调，白银的流入也使它与黄金的比价下跌了。卢比的价值相对于白银和黄金确实下跌了，相对于铜的价值先是上升，后来也下跌了。‘农产品价格与白银价格的早期趋势显然是一致的”（Habib1963a：89）。 这种论证和分析进一步动摇了印度曾发生通货膨胀的说法，因为物价更多地反映了白银作为一种商品（用黄金和铜的通货来衡量的商品）的贬值，而不是反映了所有商品的普遍的因通货膨胀引起的价格上涨。因此，普拉卡什（1995：13）指出：“过去20年的大量研究成果……一致否定了物价普遍上涨的可能性。”勒内·巴伦德斯（1997）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研究也表明，印度没有出现普遍的因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或工资上涨。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1994）对贵金属价格作了最系统的研究。他考察了以往的论著和资料，尤其是有关孟加拉、苏拉特、默苏利柏德姆和阿格拉等地的论著和资料。他也得出结论说： 总的来看，印度的资料显示，物价上涨至多是个别现象，仅限于个别地区和个别商品。……价格革命的论断还不能得到证实。……经验资料不能支持这种假设。……实际上……有一种下降趋势。 另外，苏布拉马尼亚姆也考察了有关奥斯曼帝国的类似争论，并得出同样的结论。他的结论吸收了戈德斯通（1991a）的观点：人口增长推动物价上涨。戈德斯通在另一篇文章中（1991b）也认为，通货膨胀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除了17世纪中期外，中国实际上没有通货膨胀。其理由是，产出和流通速度的增长吸收了货币供应的增长。他还怀疑，由于欧洲存在着用银制器皿夸富的消费，因此可能有大量的白银被囤积，至少是被封存起来。当然，他也把通货膨胀归因于人口增长。（我们在第5章还会讨论这些问题。） 中国的情况也一样。生产和人口都增长了，但新增的货币并没有使物价的上涨速度大大地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马克斯以及他与沈春生发现，甚至在高度货币化的中国南方，除了个别短暂的米价飞涨时期外，在许多世纪里，米价的上涨是与人口增长紧密相关的，而其他商品的价格则倾向于下降。另外，他们引用了其他学者的成果来证明：“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物价昂贵时减少生育，在物价便宜时增加生育。”因此，“如果说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根据经济形势来调节他们的生育，那么人口的增长……很可能是对经济增长中的重大进展的一个直接反应。”虽然他们谈的是18世纪和19世纪，但这个结论也同样适用于前几个世纪。 关于亚洲是否有普遍的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作为考察的总结，我们应该赞同苏布拉马尼亚姆的观点： 鉴于用主要的金属货币来衡量，南亚和西亚不存在物价的普遍飞涨（至少按照西欧通货膨胀的比率来看），因此，很显然，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应该基本上被产出的变化速率以及相反的货币收入周转率抵消了。 “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在印度南方没有通货膨胀（Subrahmanyam1990a：349），正如理查德·伊顿强调的，在孟加拉也没有通货膨胀。我们在后面还要论证，中国也没有持续的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从费雪方程式MV＝PT的角度看，史料显示，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新增的美洲和日本货币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引起物价的暴涨。相反，亚洲由于新增了货币，造成了生产和交易的增长，并且通过经济的更广泛的商品化而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人们会说，相对于其人口和经济规模而言，欧洲不仅从其经济体周围获得了，而且甚至保留了比面积更广大、人口更众多的亚洲更多的新货币。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欧洲经济比亚洲经济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但是，这种推理并不足以动摇我们的论点：新增的货币促成了亚洲的生产增长和人口更大的增长。我们对这一点将在第4章和第6章加以论述。 再者，如果戈德斯通（1991a，b）的论点是正确的，即人口的增长比货币供应的增长更能推动物价上涨，那么物价也应该上涨。但是，正如我们在第2章指出的和在第4章将要论证的，亚洲，尤其中国的人口增长比欧洲快得多，数量也大得多。然而，实际的价格革命却基本上限于欧洲。这种现象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推论：新的美洲和日本货币的大量涌入，刺激了亚洲比欧洲更大的生产和人口增长。另外，也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这种货币的涌入是如何刺激了亚洲的生产、拓殖和人口的扩张。 (3)货币对拓殖和生产扩张的促进 上述有关物价的史实和讨论支持了我们的论点：货币的涌入在亚洲既刺激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也刺激了商品生产的供给。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些直接的史实。 印度 在孟加拉和比哈尔被莫卧尔帝国征服和兼并后，它们是生产扩张最明显的地区（Richards1987：5）。实际上，从1657年到1714年，虽然有大量的白银从国外流入，但与印度其他地区相比，孟加拉的物价比较低，而且一直比较稳定（Prakash1994：V－165）。普拉卡什从货币计量学的角度尝试了几种可能的解释。如果货币供应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引起物价的相应上涨，那么其原因应该是，货币供应的流通速度是随着经济的逐渐货币化而增快了，生产的总量增加了。普拉卡什的结论是，虽然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可以部分地抵消货币供应的增长，生产也应该通过更好地利用已有的能力或改善资源配置而增长。但是，普拉卡什似乎没有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而且是概率极高的可能性：由于动用了更多的资源，生产能力和生产本身都扩大了，因此生产也提高了。他估算，孟加拉纺织业的工人数量增加到一百万，其中只有不超过10％的工人从事英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产品的生产（Prakash1994：vii －175，197）。因此，生产的扩张应该主要归因于亚洲人经营的内销市场和出口市场实现了某种结合。在正本清源的探索中，最近普拉卡什（1995：13）把原因归结为人口的增长和“产出、收入和就业的大幅度净增长。产出的增长必将引起对货币需求的增长”。但是，他把这些因素看作是出口增长的伴随物，甚至在这段论述里他依然把“对货币的需求”看作是产出增长的派生结果。 另外，在莫卧尔帝国衰落和马拉塔人取得地区统治权后，“货币的使用遍及马哈拉施特拉的各个阶层，取代了实物交换；其次……所有的农村居民都被一个由货币、信贷和市场交易组成的网络卷入更广大的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Richards1987：11）。这是理查兹在评述怕林（1987，1993）的研究成果时的结论。而柏林本人总结说：“简言之，文献（对私人和政府有关基层地方经济生活的报道的详细而冗长的研究）显示，在这个社会里，货币化已经有比较显著的发展（触及到比较多的民众），与我们所知道的早期殖民时代的情况形成明显的反差”（Perhn1993：178－189）。柏林在另一篇文章（198：75）中谈得更具体了： 乡林…不仅参与当地的货币市场交易，而且也对农业劳动、手工业生产、当兵和家庭服务等按日或按月支付货币工资。我以为，钢与贝壳的进口恰恰显示了这种活跃的。高度货币化的地方市场中心的存在。……同样重要的是，这也证明这种货和‘交往”也把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与次大陆其他地区连成一气，因而也与国际范围的各种事件和联系连成一气。……但是，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也很重要，即确实存在着可以对此进行验证的文献，而这些文献却受到不可思议的忽视。 但是，柏林（1983：78）也指出：“相比之下，早期殖民统治导致了货币活动的大幅缩减。”格罗弗（1994：252）也指出：“自英国殖民主义登陆，印度的商业生活与17世纪相比明显地恶化了。” 问题在于，货币是如何促进了——实际上也拓展了——农业，润滑了制造业的运转机制，当然也推动了贸易向更大的范围发展和深入到“维持生存的”农民中间。用凯恩斯的术语说，新的支付手段造成了亚洲自身市场上的新的需求，因此也会造成更多的生产。 伊顿（1993）考察了在孟加拉为了种植棉花和生产供应纺织业工人的粮食而毁林开荒时伊斯兰教是如何随之而传播的。16世纪以及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由于孟加拉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一再扩大，人们对边疆地区进行开发。不过，这种活动，包括最初开垦丛林（与今天在亚马逊丛林的做法一样），得到“许多中间商的资助，他们实际上是资本投机商或古典的包税人”（Eaton1993：22）。国外白银的涌人造成了货币供给的扩大。他们则把这种供给传送到孟加拉的内地乃至边疆。 但是，孟加拉的边疆仅仅是随着（如果不是由于）新货币的涌入而得到开发的最新区域，而绝不是唯一得到开发的区域。在这段较长的时间里，不仅在德干高原地区，而且甚至在恒河流域，许多广阔地带都有大量农民定居；在古吉拉特，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密集，新的村庄如雨后春笋，填补了旧村庄之间的空隙。正如汉布利在（剑桥印度经济史种指出的，这也是各种层次的城镇（从小市镇到阿格拉这样的大城镇）加速发展的时期。…傍遮普变成纺织品生产的一个重要中。c，它的产品远销到中东、波斯和中亚。……汉布利最近指出，广世纪和18世纪的城市发展是与纺织品生产的发展紧密相联的。纺织品生产的发展，棉花和染料的种植、分配和加工，以及供应生产者和商人的食品的生产和分配都是被新货币的大量涌入刺激起来的。白银的涌入及其造成的旺盛需求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因为它们刺激了供给的同步增长。“延长的16世纪”的周期性扩张始于1400年前后，一直持续到18世纪。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将要论述的，根本不存在“17世纪危机”。 中国 自16世纪中期起，白银注入中国经济所造成的经济扩张更为壮观。明代经济越来越在银本位的基础上货币化，并且至少到17世纪20年代一直在飞速扩张。只是在17世纪中期，由于气候、人口、经济、政治的综合危机和明、清政权的交替，这种扩张才暂时被打断（详见第5章）。但是，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并且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又继续扩张。 白银和贸易的刺激作用及其引起的经济扩张在中国南方尤为显著。这里仅需对中国南方的商业化和经济上的理性选择作一点浮光掠影的提示：马克斯（1997a）引述了当时一位总督的论断：“交易皆用白银，白银流通全省。”商人们向农民预付定金（这种资本大概也直接或间接来自出口换得的进口白银），日后收取他们的农产品（Marks1997a）。马克斯作了一系列概括性的描述。其中有两段特别能说明问题： 白银流回中国（作为出口的回报）。……到1600年，这种贸易造成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白银流入从宁波到广州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对丝绸的旺盛需求引发了土地使用方式的重大变化……（另外）到1700年大约一半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低处种植桑树、棉花、甘蔗和水稻，高处种植玉米和红薯）。 南洋所需求的中国制品主要是在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生产的和在帝国其他中心收购的。出口贸易的增长对岭南农业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它要经过原棉输入的环节。这里的农民不种棉花而种植甘蔗，用加工制成的蔗糖换取华中和华北的棉花。大部分棉花经过纺织加工再出口到南洋。这样，由于对棉纺织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就推动了甘蔗逐渐取代水稻（占用原有的水田，而种植棉花则需要开垦其他类型的土地）……没有导致（也不需要）另外开垦土地来种植供市场销售的甘蔗，这样就缩减了珠江三角洲及邻近地区的水稻产量，从而增加了市场对稻米的需求。对丝绸的需求增加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水稻田被非食品类经济作物挤占的情况。 也就是说，“农民在回应商业刺激时把原有的水稻田改种甘蔗或桑树，而不是开垦新的土地来种植经济作物（如棉花）”（Marks1997a），这乃是在经济上的理性选择，而且完全适应了市场机制。本书第4章将更详细地考察这种进程的制度机制。 因此，华南地区的进程与孟加拉的情况十分类似。农业和定居区域的边界是随着它们的商业化而扩张的，而这种商业化则是在外界需求的刺激下发生的。这种外界需求也造成了当地的需求和供给。后者则是由于从境外流入新的货币而得到金融方面的支持。 亚洲其他地区 里德（1993）依据文献资料证明，在东南亚的大陆和岛屿也发生了类似的进程。另外，东南亚大陆地区研究专家维克多·利伯曼谈到16世纪和17世纪的情况时写道： 国内不断累积的大量需求，定居区域向生产独特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边疆地区的扩展，促进了国内的交换，体现在地方市场的繁衍，各省之间互补性的增强以及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包括）“资本”文化在农村的弥散和某些地方性资本运用方式的渗透。海外贸易、火器的使用和金银的输入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强化和改变着这些进程… 18世纪，大陆地区的人口增长、土地复耕和关键部门的商业交换要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要么加快了速度。这些进展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外界的需求——这在泰国和越南南部表现得最明显……另一方面来自类似于1680年以前的内部力量的格局。 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这个时期，白银和铜的生产迅速扩张，从而支持了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建筑业、城市化、商业和商业化的超常增长（除了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第5章将考察这20年的气候反常和金融与经济困难。）。一位16世纪的学者指出：“甚至几乎每一个农夫和乡巴佬……都经手大量的金银”（转引自Atwell1990：667）。这种说法看起来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其他同时代人的记载也印证了这种趋势。这些记载都显示，甚至他们在一生中就眼见着当时的日本在货币化、商业化和经济增长方面都显著地跃上一个更高的水平。另外，池田间996）也引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证实，欧洲人的贸易活动——欧洲人只不过带来了货币——促进了亚洲范围内的生产和迁徙，从而促进了亚洲内的贸易活动。 在胡里·伊斯拉莫格鲁一伊南（198）主编的（奥斯曼帝国与世界经济）一书中，许多学者谈到通货膨胀；但是只有一位学者，即穆拉特·齐扎卡对此作了专门的研究。而他的研究结论似乎不能证实其他人所谓的通货膨胀的说法，倒是能够证实我的基本观点：在亚洲，与其说价格上涨，不如说生产高涨。齐扎卡证明，这种“供给方面”的生产和人口扩张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领地上也是明显可见的。他对1550年到1650年布尔萨丝织业的价格作了细致的研究。他发现，在这个时期的前半期价格确实急剧上涨，但仅限于生丝，但是到了17世纪，虽然欧洲的白银一直持续不断地流入，价格却又稳定下来。在这段时期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丝织品价格则明显地始终保持稳定（Cizakca1987：249－251）。齐扎卡本人的“解释……和结论”是，最初生丝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欧洲需求的增长，新的白银供给使得欧洲人也能从土耳其购买生丝了。欧洲的这种需求很可能在欧洲的“17世纪危机”时期衰退了。另一方面，齐扎卡在解释“丝织品价格涨幅较小”的原因时认为：“价格上涨被丝织品供应的大幅增加阻滞了……（尤其是）由于境内的各种发展，例如传统的城乡工业的扩张，丝织品的境内供应也可能增加了”。 总之，各种迹象显示，新的货币供给，尤其是来自美洲和日本的货币供给，刺激了亚洲许多地区的生产，支持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我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对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的经济扩张、波斯萨菲帝国的经济扩张、当然还有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和移民作出类似的解释。斯廷斯加尔德（1990c：18ff）的发现也值得重视。他认为，16世纪晚期欧亚大陆主要国家，日本、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法国和西班牙，面对超常的财政困境，几乎不约而同地进行了财政改革。他认为，导致这种“巧合”的唯一共同的因素是，货币供给量突然增加了，尽管（与此相关的？）人口和生产增长也可能是一些因素。另外，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会看到，这种经济扩张在整个17世纪持续进行，并延续到18世纪。 另外一个发现对于质疑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和解释这个时期的发展情况则十分重要。那就是，各种迹象显示，欧洲人输入到亚洲的美洲货币刺激了亚洲许多地区的生产和支持了那些地方的人口增长，其作用大于美洲货币在欧洲的作用。这个结论至少可以用两个发现加以证实。第一个发现是，新增的货币驱使欧洲的物价上涨高于亚洲，而在亚洲，虽然新增的货币引起购买力的增长，但生产也能与之同步增长。人们对于这一发现所能提出的唯一反驳是，流入欧洲的人均货币多于亚洲。但是，本书第4章对人口、生产、贸易和技术所作的比较可能有助于抵消这种意见。 第二个发现也能有助于抵消这种反驳意见，进而证实当时的亚洲继续优于欧洲这一命题：我们将在第6章里看到，亚洲人口的增长比欧洲要快得多，亚洲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了6％，而欧洲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基本不变（大约为20％）。1750年，虽然亚洲人口还不到世界总人口的66O，但生产总值却是世界生产总值的80％（见第4章和第6章）。这就意味着亚洲人具有比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更大的生产能力。这与本章的论点是一致的：正是因为亚洲各地的经济比欧洲经济更灵活，生产能力更强，因此新增的货币能够刺激亚洲的生产比欧洲的生产有更大的发展。下一章将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论证这个命题。 ------------------ 图书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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