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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来，作为一个职业经济学家，我一直对一种明显自相矛盾的状况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一方面，相对价格理论的基本原理极其简单，甚至明晰到令人苦恼的程度：一种商品相对于另一种商品的价格较高，则抑制该商品的消费而鼓励其生产，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任何一件商品的成本就是为得到它所须放弃的东西，个人将试图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支出他们的收入，即在一个项目上额外支出一元钱将得到和在任何其他项目上额外支出一元钱同样的满足，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在那些没有专门受过经济理论方面的系统教育的人当中，很少有人会觉得这些原理是显而易见的、非常自然的，至于能够把它们正确应用于具体问题的人就更少了。 关于上述第二个命题，在一些大众新闻媒介、甚至在一些理应属于深奥复杂的出版物上刊登的关于经济问题的文章中，我再三地见到人们在分析问题时关于该命题所犯的一些简单的错误。我指的是那些简单的谬误，而不是指那些因偏见或是为了维护某种特殊利益所犯的错误。作为一种经历，在经济理论方面接受了训练，可以使人获得一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这对于那些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来说，仅仅是偶然才会无师自通的。 上述那种矛盾的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问题分析上的一些通病的根源之一，我想就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正确的东西，对于个人来说通常恰恰相反。试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你去一个自由市场购买一种不是配给的、而是可以随意买到的产品时，例如卷心菜，典型的情况是该产品有一个标价，根据这一标价，你想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对你来说，该产品的价格是固定的，数量则是可变的。然而，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情况正相反。在你买卷心菜的那一天，或者实际是在卷心菜的整个种植季节，市场上的卷心菜数量是相对固定的。如果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突然兴起一股抢购卷心菜的风潮，使得在起初的标价水平上，消费者要求购买两倍于可以买到的数量，那么，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显然，价格将上涨。如果这一风潮仅局限于一个市场，其他市场上的卷心菜就会一拥而入以获高价之利。但是，假定这一风潮遍及全国。那么，卷心菜的数量即使能增加的话也是杯水车薪。就整个市场来说，数量是固定的，价格则可变。对于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是如此，对于范围十分广泛的其他经济问题也是如此。 经济理论的构造像数学的构造一样具有美学的感染力。它是一种和谐完满而又深奥复杂的整体，向人们提出了许多智力上的难题。但是，本书在其自身的范围内并不试图把经济理论表述为一种纯粹抽象的数学构造，用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话说，而是想把它当作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的发动机”，当作一种工具，用来解释运用和分配稀缺资源以满足各种不同需求方面不断变化的情况。 从这一观点来看，经济理论像物理理论一样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说的，它是关于“一个特定的社会如何解决其经济问题的……对于每种社会都需要有一种不同的经济学或经济学中的一个不同章节。” 在几十年观察和研究各种社会——原始的、欠发达的、高度发达的；市场导向的或中央控制的，民主的、封建的、寡头政治的、独裁的、社会主义的——的过程中，我的一个观点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印证，即我在上述引文之后所说的一句话是站得住脚的：“实际上各个章节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但是这些共同点不能事先得到，毋宁说它们是经济科学的结论之一。” 每个社会，实际上每个由个人组成的利益相连的群体都相信，它自身是独一无二的，它的问题也是只有它才经历过的。就生活的某些方面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经济学来说，我发现其中在各个方面的共同之处远比独特之处多得多。同样的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正如人们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它们，但其经济内容却完全相同一样。可以解决问题或加重问题的措施的选择范围是相同的，而且是有限的，人们犯同样的错误，也取得同样的成功，这些都是在表面上很不一样的条件下进行的。 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把下面这句话作为他的一本书的引语：“多寓于一，一寓于多”，这正是经济理论的力量和吸引力所在。它赋予经济学家以理论上的工具，可以用来识别决定一个单独事件的诸多不同的力量，在表面繁纷各异的情况中找出共同的因素，从一个经济问题的若干互不相关的特点中分离出最本质的东西，以及预测——不是精确地、也不是从数量上着手，而是从提供情报的角度进行——用以解决该问题的措施的种种后果。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的书能够出中文版我是多么高兴啊！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没有几个国家比中国面临着更大的经济上的挑战，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在改善这么多人的日常命运时具有如此之大的潜在能力。每一个怀有善意的观察者都必定会祝愿中国能够很好地迎接挑战并发挥其潜力。我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够对实现这一结果有所贡献。 米尔顿·弗里德曼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1889午8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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