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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论述价格理论的，其内容大部分讨论最终产品价格，其余部分讨论分配理论。本书重点讨论最终产品定价的理由是，分配理论是定价理论的一种特殊情况，其内容是生产要素的定价。因此，解释产品市场价格的原理，也同样是解释要素市场价格的原理。 经济学的涵义：经济理论 经济学是关于某个特定的社会如何处理它的经济问题的科学。凡是要用不充足的手段去达到各种各样目标的时候，就存在着经济问题。如果手段是充足的，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天堂。如果手段是稀缺的，但目标是单一的，那么如何运用手段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解决它不涉及价值判断，而只涉及各种物质和技术关系的知识。例如，假定给予一定数量可使用的钢铁和劳动力，等等，以制造一个最大马力的发动机。这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只需要工程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另一种情况是，把目标改为制造一个“最好”的发动机，这个“最好”的含义不仅包括马力，而且包括重量、体积，等等，这个要求就不再是单一的了。不论有多少单纯的物质和技术知识都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为，这些知识不能告诉我们牺牲多少马力以节省一定的重量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包含价值判断的经济问题。 这种经济问题的概念是非常广义的，超出了通常认为的经济学的范围。例如，按照这种概念，一个人决定如何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也是在处理经济问题。其实严格地说，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是纯技术性的。甚至在上述的例子中，工程师在制造发动机时也会有不同的目标，也要考虑其它事情，如设法使自己的工作比较愉快，等等，这些问题将影响他在解决技术问题时的努力程度。这种经济问题的概念在以下意义上也是广义的，即它既包括了鲁宾逊式经济中的问题，也包括了落后的农业经济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经济问题。 按照我们的定义，经济学并不包括全部的经济问题。它是社会科学，因此它主要注重那些其解决涉及不同个人之间的合作及相互影响的经济问题，只有当单个人的行为对其他人有一定的意义或影响其他人时，经济学才关心涉及单个人的问题。更进一步讲，它不涉及抽象的经济问题，只涉及一个特定社会如何解决它的经济问题。就形式而言，无论是在鲁宾逊式的经济中，还是在落后的农业经济中，无论是在共产主义式的现代工业社会中，还是在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问题是相同的。但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却运用了不同的制度上的安排，去解决它们的经济问题。因此，就需要有不同的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不同流派，来服务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事实上，不同流派之间终归有许多共同点，只不过这些共同点不能事先得到，这正是经济科学的结论之一。 我们的经济学定义可以看作是对经济问题非常广义的定义和对应用问题具体性的相反愿望的一种折衷。 经济学的这种定义如何使经济学与其它研究学科区分开来呢？ 强调“不同”的目的，就引入了价值判断，从而把经济学与技术和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后者仅涉及单一目的和稀缺资源的关系。接受给定的一些目的，就使经济学与心理学区别开来，后者研究偏好的形成，也把经济学与伦理学区别开来，伦理学是研究偏好评价的。 最困难的是把经济学和政治学区别开。当然，政治学所研究的那种政治制度是一个特定的社会使用稀缺的手段来达到各种目的的方式。哈罗德·拉斯韦尔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名叫《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把这本书标题中的政治学用经济学来代替，这书名同样是恰如其分的，而这本书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或可看一了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是对人类日常生活事务的研究，它考查个人和社会行为中与满足生存的物质需求品的获得和使用有非常紧密联系的那一部分行为。在艾·马歇尔时代的英国，这个定义可能很适用。但在今天，当政府在获得和使用“满足生存的物质需求品”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时，这一定义亦未使经济学和政治学区别开。 更重要的是，马歇尔的定义意味着这两种学科根本的不同在于所追求的目标的性质上，经济学涉及“物质需求”，而政治学涉及“非物质需求”。但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标准。经济学在论述资源之用于艺术、文学、戏剧、教育和其它一些“非物质”需求品方面与论述它们之用于物质需求品方面可以同样有所作为。很显然，政府的农业政策也涉及到“物质”需求。 较为令人满意的标准是研究其辑织方式，经济学主要涉及购买与销售的市场机制在组织资源使用方面的作用；政治学主要涉及行政命令机制，这些命令可能来自权力机构或来自直接投票。但是，这种划分也远不能令人满意。经济学对不同命令所导致的结果也有许多意见要发表；政治学则不得不研究政府对市场组织的干预。 现在，划定两者之间的界线所遇到的困难已经有了结果。自从60年代初期以来，在这两门学科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之一是运用经济方法分析政治组织。两门学科的融合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功绩，唐斯、达尔、施蒂格勒、布坎南、塔洛克，是最著名的学者中的几个。 四个经济部门 现在回到我给定的经济学定义中对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的强调上来，用以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组织上的不同，可通过分析我们自己的社会加以说明。人们可以认为我们的社会包括四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是一个概念上不同的组织：政府部门、家庭部门、非盈利部门以及市场部门。 家庭部门在每个社会中，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苏联，全部资源中的大部分，可能在一半以上，都是用于家庭部门，在所有社会中，主要的资源是人的生产能力，或如其最终被称呼的人力资本，我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不是消耗在通过市场或根据政府机构的命令来组织的生产性活动上，而是消耗在家庭的各种活动中。此外，大部分的物质资本，从拥有的房屋、厨房设备到衣服，都被家庭部门所利用。使用这类资源大都不会产生什么社会问题，至少对经济学而言是不会的。然而，在家庭部门和市场部门之间存在许多相互的影响。 重要的相互影响之一是因许多活动转入或转出居民户所引起。这种变动影响了作为衡量经济增长尺度的国民收入评估的可靠性，此外还有其他影响。例如平均就业时间的稳步减少就意味着测得的国民收入低估了总产出的增长，因为它未包括增加闲暇时间的价值。另一方面，许多生产活动的转移，如做饭和洗衣从居民户转移到市场，则起着相反的影响。 在最近几十年，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分析来解释在传统上被经济学领域所排斥的家庭活动。加里·贝克尔在这方面开拓性的工作特别值得一提。 在一个居民户中运行的组织原理类似于一个集体主义社会——中央集权制社会中所运用的组织原理。其主要区别在于参加到一个居民户中对一个成年人来讲是自愿的，但即使这种区别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不存在的。 政府部门在美国和大多数其它西方国家，政府部门显然正在迅速地扩大。在美国，州、县和联邦政府的开支增加迅速，政府支出占国民净产值的比重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基本稳定时期（除了几次主要战争时期之外）之后，从1929年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增加到1940年的20％、再到1950年伪23％、1960年的30％、1970年的35％。这些数字在一些方面夸大了政府的作用，在另一些方面则相反。说它夸大，是由于大量的开支只是把资源的控制权从一些人手中转到另一些人手中（如福利开支），而不是直接利用资源（如建筑高速公路）。说它缩小，政府的一些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行为可能只涉及微不足道的开支（如进口限额、最低工资率、国际商会、反托拉斯）。 由于相当一部分政府活动是通过市场或通过冲击市场实现的，故政府部门的扩张并未降低本书论述的价格理论的实际意义。其实，这种价格理论已被证明不仅与美国式“混合经济”中的政府部门有联系，而且也和苏联的被认为是完全的政府经济有联系。实际上，尽管这样一种经济在基本组织理论上是中央集权的，但所有这种经济都已经认识到必须广泛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 非盈利部门在美国，四个经济部门中，非盈利部门最小。它包括像大学、教堂、博物馆、非盈利医院等机构，还包括相互保险公司、互济储蓄银行、合伙杂货店。非盈利部门的特征是，这些机构的主管人行使权力不像通常的所有者的代理人或国家代表，倒像是一个机构（如大学或教堂）或自由结合团体的受托人（如保险公司的投保人）。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成立非盈利机构是一种逃税的手段。无论如何，非盈利部门主要是通过市场从事活动的，至少在西方国家是如此。 市场部门市场部门与所有其它的部门相交叉。市场部门的基本原则是，为组织资源的使用而进行买与卖。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个人之间合作的实现，完全通过自愿的交换。它的最简单的形式似乎如同鲁宾逊·格鲁索斯的联合体，是一种由大量单个居民户组成的经济。每一个居民户使用它所掌握的资源生产产品和劳务并用来换取他人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当然，交换的条件是交易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这就使得居民户可以通过为其它人生产产品和劳务来间接地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生产产品和劳务直接满足自己的需求。当然，采用这种间接方式的内在动力在于通过劳动分工和职能专门化有可能增加生产。既然居民户总是有各种不同的方法直接为自己生产，除非交换是有利可图的，否则它不需要进行交换。因此，双方合作的实现是不带有强迫性质的。 如果基本生产单位是居民户，职能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就不会深入展开。在一个现代社会，我们已经走得更远了。我们引入了企业，它作为个人之间的媒介，在发扬劳务提供者和产品出售者的双重作用中，我们还引入了货币，它促进了交换并避免了物物交换，从而使买与卖的行为分离成两部分。 引入企业和货币并不改变市场体系的基本原则，但使市场体系的理论复杂化了，这种复杂性是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主要课题。一个更为根本的变化是市场部门同其它部门，特别是同政府部门混合在一起。价格理论最微妙和最有趣的应用多是涉及到对各种政府干预产生影响的分析。 苏联和美国可以视为是企业货币交换经济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居民户部门以外的大部分资源由企业使用，企业用货币购买资源以便使用，同时企业通过出卖产品换取货币来分配大部分产品。苏联和美国的根本区别是，苏联的企业几乎全部是公共的或政府的，美国的企业大多数是私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剩余收入的接受者——即有权利接受或要求支付销售收入与购买资源的支出之间差额的人——在苏联是国家，在美国可以说是私人。 我所强调的企业特征上的不同与经常被认为是关键的差别不一样，后者认为在美国“财产是私有的”，在苏联“财产是公有的”。在这两个国家，广义地规定以包括人的生产能力在内的大部分财产都为私人所有，在下述方面的区别也是不存在的，即：包括企业管理者在内的个人，在美国依照私人的利益行事，在苏联依照国家的利益行事。从相当狭窄的利益定义看，这两个国家私人的行为都依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不同的是，最终剩余收入接受者的性质改变着与各种活动有关的奖励和惩罚，因而调节着人们依照自己的利益做些什么。用戏剧性的方式表述：美国和苏联的工厂经理都要考虑因管理失败被解雇的可能性，但苏联的经理还必须考虑被枪毙的可能性。 私人企业交换经济之间也存在许多不同。就价格理论的意义而言，关键的不同可能是成立一个企业所需满足的条件不同，一个极端是成立一个企业要政府许可，这种许可不完全是一种形式（例如，美国的银行业、动力业和许多其它产业要政府许可）。另一个极端是任何人成立一个企业是自由的，不专门需要政府批准（例如，美国的零售商业、制造业等等，不需要政府批准）。 此处自由企业的自由概念应该理解为有成立企业的自由，而不是企业家有可用自己的企业做任何事的自由，也不包括阻止别人成立企业的自由。 经济理论的划分 经济学有时划分为两部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前者论述如何解决经济问题，后者论述应该如何解决经济问题。例如，价格管制或租金管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实证经济学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些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能否满足人们的需要，则是规范经济学的问题。这本书单纯论述实证经济学。 实证经济学主要划分为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货币理论论述一般价格水平，总产量和总就业的周期波动和其他波动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价格理论论述不同用途上的资源配置，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的相对价格。划分这两个主要理论分支不是由先验的考虑而决定的，而是反映了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普遍认识——这种普遍认识至少经历了两个世纪——即认为，决定价格水平和经济活动水平的要素与决定相对价格和资源配置的要素有较大差别。当然，这两类要素也互相交叉，但在大多数问题上，这种交叉被视作是如此之小，以致于可以被忽略。 已经形成的专业术语把货币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把价格理论称为微观经济学。这种习惯用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导致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即货币理论关心大事，价格理论关心小事。这两个理论分支都主要注重研究大事：如，货币理论研究“一般价格水平”；价格理论研究小麦或铜的“相对价格”。同样它们也研究小事以加深它们对大事的理解：如，货币理论研究单个货币持有者对现金余额的需求；价格理论研究单个居民户对面包或咖啡具的需求。 本书全部是论述价格理论的。 经济理论像所有理论一样，可以从两方面去观察，既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语言或存储系统，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整套真实的、经验命题。就前一种意义上的理论而言，需要提出的有关问题是关于它的有用性，而不是关于它是否正确。供求的相互作用决定价格这一命题，仅仅是建立一种有效用的存储系统的企图，在这一系统中，任何影响价格的力量都可简单地归结到“需求”或“供给”的标题之下。反过来，有用的存储系统将依赖于这一客观事实，即能影响需求的力量一览表是否含有少量的与能影响供给的力量一览表一样的因素，作为一组客观命题的经济理论在原则上是可以检验的，因为它常试图具有预见性。需求曲线的定义是作为“语言的理论”，可是，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陈述则是作为客观经济命题的理论。它具有经验上可观察的结果，而需求曲线的定义则做不到这一点。作为语言性的理论恰巧同马歇尔所说的作为分析的发动机相吻合。作为语言的理论，其目的在于构造一种语言，它将在阐明思想和便于发现客观命题两方面都最富有成果。 价格体系的运行 如奈特在他的《经济组织》一书中指出，经济问题可以细分为五种相互关联的问题。每个社会必须制定一些规则以处理这五种问题： （1）确定各种标准； （2）组织生产； （3）分配产品； （4）经济的维持和发展； （5）在短时期内调整消费以适应生产。 不言而喻，只有两种基本组织原则：中央集权机构（命令）和市场（自愿交换）可用于处理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或任何国家中的不同部门所使用的大多数现实的复杂形态概出于这两种原则的变化多端的组合。 关于指令性经济纯粹理想模式的特殊性质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种经济仿佛像一个军队，其首领发布命令，通过一个僵硬的等级制度逐级向下传达，并且命令中规定了最下级步兵的每个行动细节。在这一过程中，奈特的五种问题将全部得到解决。但是，在任何一个拥有相当数目人员和面临各种复杂问题的社会或组织中，上述比喻很容易导致失误。用纯粹命令的方式管理一个社会和组织，是完全不可能的。身处中央的人无法得到如此指挥所需的情报，或不可能具备下达和执行如此详细指令的能力。用通常的方式来比喻，人们在劳资纠纷中广泛采用的策略是朝资方“摔出”，或“怠工”，即只按规章条例行事。这种作法最终导致停产。因此，实际上“命令”总是要靠自愿合作做补充。 纯粹理想的自由企业货币交换经济模式需要更多的加以讨论，说明不同种类的价格怎样发挥关键作用以解决五种问题中的每一种。 不同目标的存在，就意味着一定存在某种方法来评价这些目标，以及协调社会中不同人对各种目标有争议的评价。在自由企业交换经济中，这项工作是通过投票完成的，即在市场上用金钱进行投票。在现实中它是一个有效的、比例协调的表达体制，允许社会中每一个团体根据它的金钱选票的多少来表达它的愿望。自由企业交换经济中的各个成员的投票通过价格来表现，这种价格反过来又揭示了这个社会的各项标准。 各项桥准确定以后，必须有若干机制把这些价值和选择转化为生产活动，生产的组织必须在产业之内和产业之间进行。这一点，需要通过价格体系，依靠两级价格即产品价格和资源或生产要素价格的相互作用来实现。与生产产品的成本相关的产品价格，决定着资源在产业之间的分配；资源的相对价格决定着生产产业之内要素的配合。 每个社会都必须提出将总产品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的某种办法。在自由企业交换经济中，这项工作由价格体系来完成，这种社会中的个人分别拥有用于生产的资源。他们通过在市场上按某一价格出售这些资源的服务而获得对产品的要求权。任何人的总需求取决于他所拥有资源的数量和他所出卖这些资源的服务的价格。因而，要素价格或单位时间内单位资源的收益与资源所有权的分配一起，决定了总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 价格作为路标，指示出哪里最需要资源，此外，价格还激励人们沿着这些路标前进。运用要素价格分配产品能使其它价格即产品价格发挥制定标准和组织生产的功能，这种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集体主义国家试图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时，由于要把价格的传递信息、组织生产的功能与产品的分配分割开，就引起了许多麻烦。 上述第（1）到第（3）个问题涉及到调整生产以适应消费的问题。一个静态社会的成员所必须考虑的仅有的一些经济问题就是组织现有的资源并用已知的方式加以利用资源。然而，一个动态社会的成员还面临着影响资源数量和改变资源利用方式的问题。当然，这就是第（4）个问题，经济的维持和发展的问题。自由企业交换经济用以解决这个问题的相关价格是利率，利率能对资本所有者提供刺激，促使他们保持其资本或增加资本。在任何短时期内，产品数量相对固定，必然有某种方法调整消费以适应生产，并将有限的消费品配给潜在的消费者。这种配给可以根据偏好、贿赂和机遇进行，也可能借助于价格来进行，但无论依据哪种方式都必须完成这一配给过程。当人们被允许随意出价购买商品时，价格将调整到这样一种水平，这时人们期望依市场价格购买的数量，与可利用的数量是相等的。 总而言之，价格在解决上述五种问题上可做三类事情：传递信息；给资源使用者提供激励使其接受信息的引导；给资源所有者提供激励使其遵循这些信息。 进行上述这种简要的论述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难题：过分的简单化和证明问题陈述令人费解的危险。价格体系所解决的是一种极端复杂的问题，它涉及整个地球亿万人活动的合作和他们对瞬息万变的情况做出的及时调整。价格体系是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极其绝妙和复杂的设计。人们对世界的漫不经心的观察往往导致了对问题的复杂性和对解决这些问题的价格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这是因为，在价格体系运行的范围内，我们很难意识到它的活动。只有当某些事情出了差错时，我们才注意到它的复杂性。当然，一个概括的论述也必然会引起简单化、只强调重点以及忽略一些不重要的细节。 在对前面论述的价格体系进行任何规范性的评价时，有几个要点必须记住。首先，此论述暗含地假定了在将消费者的需求转换成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存在着有效的竞争，并假定人们改变其收入仅是通过对资源的使用，而不是通过阻碍价格体系的运行，人们有竞争的自由，但没有联合的自由。其次，控制的力量是金钱形态的需求；投票的结果与个人所拥有的金钱成比例。这不是明显“公平的”。应该注意到，根本的不平等是资源所有权上的不平等。市场发挥的基本作用是决定每单位资源的收益，没有理由相信市场会扩大在资源所有权上的不平等。进一步说，任何既定程度的不平等，在讲求地位和注重传统的经济中，比在存有较多机会改变资源所有权的市场经济中更为严重得多。从历史上看，在一个不依靠自由市场的经济中，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已经存在，而且几乎肯定比在市场经济中要大。 每一个现实社会都运用着两种理想模式的混合体，尽管这种混合体在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有较大的差别。命令的成分可能用各种方式并在各个层次上引入。例如，制定烟草税就把命令的成分引到标准的调整当中，使烟草的成本比从纯技术角度决定的成本相对于其它商品而言更高；国际商会的铁路营运规则将命令成分引入了生产的组织；福利开支和所得税将命令成分引入了产品的分配。 这些都是通过明显的政治渠道引入命令成分的例子。但是也有的命令成分是由于为利益指定受益人和为成本指定责任人产生的困难而引入的。例如，在庇古介绍的典型案例中说，如果我的烟囱冒出的烟弄脏了你的房子，而你要求我补偿你这一强加于你的费用，这一点又不可行，于是命令成分就被引入了。实际上，你正在支付我的房子的供暖费用的一部分。如果得到适当补偿，你可能会乐意这样做。但是，事实上，你这样做不是出自于自愿交换，而是由于我处在一种“命令”你的地位。必须强调指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这个例子只不过阐明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未对其所引起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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