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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来源于为事业的成功而奋斗，而事业成功的首要前提是立志，立下远大而实际的志向。远大的志向，是人的生命之光，是人的精神动力。 人类历史表明人类要生存和发展，达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的目的，就需要归助于某种精神力量的鼓舞和指导，这种精神力量之一就是远大志向。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这里的志，是大志，是雄心壮志，是崇高的理想。 所谓大志，应该是人们在实践过程逐步形成的人生奋斗目标，它应该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设计和预见。志向是人们追求中的目标，奋斗中的理想。离开了追求和奋斗，就无所谓志向。远大志向，总是同未来相联系的，是对未来可能的构想、预想和追求。但这种构想、预想，不同于毫无根据的空想。正确的志向具有现实可能性，经过努力能够转化为现实性的东西。空想由于不是建立在事物的客观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因而是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它不可能转化为现实。 立志和幸福是紧密联系的。每个人毕生都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如何生活才是幸福？一个人只要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他就会把远大志向的实现，视为人生的价值和幸福。因此，卡耐基认为，远大志向是对幸福的憧憬、向往和追求，幸福是远大志向的实现。志向的实现是令人神往的，是幸福的，而对志向的追求则能唤起人们的极大热忱，获得精神上的充实感，这本身也是一种幸福。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追求和实现远大的奋斗目标，甘愿承担艰难困苦，他们以苦为乐，乐在苦中。而那些没有远大志向的人，浑浑噩噩的生活，白白地浪费自己的一生。在他们的生活中也许没有多大的痛苦，然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幸福。 确立远大的志向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正确的志向，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追求和愿望，另一方面反映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和可能趋势。因此，志向是一种指向未来的价值目标。 志向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它能够激发人们的意志和激情，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励人们以积极、主动、顽强的精神投身于生活，对人生抱有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乐观态度。 志向，是人生前进的目标和导航的灯塔，是鼓舞人们去努力拼搏的动力。因此，立志对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南宋哲学家朱熹说：“大丈夫不可无气概”，“立志不坚，终不济事”。他在批评当时庸俗的社会风尚时，说道： “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不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北宋文学家苏轼指出：“天下未有其志而无其事者，亦未有无其志而有其事者。事因志立，立志则事成。”“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为：“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太，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事业的成功。人苟有正确的志向，地位虽小，未尝无大事业之成功。”“青年应立志作大事，不可立志作大官。” 立志、工作、成功，这是人类活动的三大环节，是事业发展的规律。卡耐基说得好，立志是踏入事业的大门开始，勤于工作是登堂入室的旅程，这旅程的尽头就有成功在等待着你。因此，立志是事业成功的首要前提和第一关键。卡耐基还曾说：“朝着一定目标走去是‘志’，一鼓作气中途不停止是‘气’，两者合起来就是志气。一切事业的成败都取决于此。” 他深刻地说明了立志与事业成功的内在联系。俄国的一些著名作家对立志和理想的重要作用作了生动的阐述。托尔斯泰指出：“理想是指路明星。没有理想，就没有方向，而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人的活动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我们青年人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树立崇高的志向和远大的理想，对于一生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崇高的志向和远大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是鼓舞我们战胜艰难困苦的精神力量。 立志要立正确的标准。从志向的性质和层次来说，志向有正确的和错误的，高级的和低级的；从时间上来说，有长期的、远大的、正确的、具体的；从内容上来说，有社会的、阶级的、集体的和个人的。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崇高的志向，抛弃错误的、庸俗的志向，并且把长期的志向和近期的志向、社会的志向和个人的志向结合起来。正确的志向可以引导人们走上充实而闪光的人生道路；错误的志向则会将人们引进利己、狭隘的人生死胡同。在当今时代，对于我们来说，正确而崇高的志向的标准应该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违背这一标准的，就是错误的志向。我们的青年之所以要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当前要树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理想，就是因为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代表人民意志的正确理想。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崇高而远大的志向。他在中学毕业时，写下了一篇感人肺腑的作文。这篇文章对我们的青年朋友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我们摘录了以下几段：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证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优秀的科学家总是把献身于科学、造福于人类作为自己的崇高志向。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鼓舞着他们战胜了重要困难，铸造了他们的形象。现代原子物理学的奠基人、放射性元素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年轻时不仅生活极为困难，就连试验用的原料也非常缺乏，实验室是一间不蔽风雨的破棚子。正当她在科研攻关的关键时刻，同她一起进行镭元素研究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不幸身亡。这个意外沉重的打击，使她悲痛万分，但实现崇高理想的决心使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她以顽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科学实验。在她丈夫遇难四年后，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并完成了《放射性论》这一科学巨著，为科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我是世界的公民，应为人类而生”的誓言，坚持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诺言。在试制炸药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多次爆炸，他虽然被炸得遍体鳞伤，但是也丝毫没有动摇他“为人类而生”的崇高志向。诺贝尔的一生是献身于科学的一生，造福于人类的一生。 在我国历史上，那些民族英雄、人民英雄都是具有远大志向的人。夏禹为了治水，九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秦国李冰父子为了解决成都盆地的洪涝灾害，带领百姓治水，克服了无数困难，建成了闻名于世的都江堰。汉代民族英雄霍去病，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长期驻守在边关，坚持抵御匈奴的侵略，在戎马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当击退了匈奴的入侵，汉武帝准备给他大盖府第以酬报他的功绩时，他却说：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离别妻母，转战疆场，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最后和自己的儿子岳云一起牺牲在风波亭上。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坚持抵御英国列强的侵略，和清朝腐朽势力抗争直至被充军到新疆后，仍不灰心，一直没有忘记外国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并在边疆和当地百姓一起修水利，栽葡萄，为人民造福。 解决欲望不能满足的问题，消除它们的有害影响，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全面地、恰当地认识自我，适时地调整自我，培养多方面的、高尚的情趣，提高自己诸多方面的素质、能力，学会自我控制，从而从不幸、悲痛中解脱出来，从低级趣味中解脱出来，做一个人应当做的、可以做的而自己又有能力做的工作。当得了伟人、强人、能人，就努力去当，当不了不必挣扎着去当，做一个实实在在、平平凡凡的普通人，甚至可退它几步，或者来一个变换，另找自己的立足之地，以便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专长，例如从科研界转到商界等。 如果人们能对人生在世应做和能做什么，对人的使命等等有一个相对合理、深刻的认识，如果人们能科学地或者较为科学地鉴别、区分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欲望，那么当人们能够从事自己喜爱并能充分发挥自己专长的活动、事业，而且又多方面地培育了自己的兴趣，使自己的各个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具有丰富的个性，这个时候，其人生便会过得相当充实、有意义、人们就会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有人认为，人类不可能根本改变人生的悲剧主旋律。应当承认，在欲望的升华、个性的全面发展中，始终存在这样一个事实： 欲望不断满足而又不断地再生、新生，不可能有欲望的完全满足。这当然是事实，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然而，只要人们能相对灵活地不断调整自我，就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并享受幸福，在内心的自我感受上也能经常地有舒畅、愉悦、激昂向上的感觉。千百年来，但人们并不终年处于忧愁之中，幸福、光明、快乐、乐观的一面在人生中总是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与时俱进。 把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分为5个层次的马斯洛，讲到高级需要，即友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高级需要的满足所带来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这种化快乐比低级需要的满足带来的快乐更有价值。他说：“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具有有益于公众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越高级，就越少自私。饥饿是以我为中心的，它唯一的满足方式就是让它得到满足。但是，对爱以及尊重的追求，却必然涉及他人，而且涉及到他人的满足。已得到足够的基本满足继而求爱和尊重（而不仅仅是寻求食物和安全）的人们，倾向于发展诸如忠诚、友爱以及公民意识等品质，并成为更好的父母、夫妇、教师、公仆等等。”“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安全需要的满足最多只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无论如何它们都不能产生像爱的满足那样的幸福的狂热与心醉神迷，或宁静、高尚等效果。”马斯洛这两段话，讲的都很精彩。它从心理学的角度证明，灵魂的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 心灵的快乐就是精神的快乐，是精神追求的满足。感官快乐离不开外界事物对感官的刺激，因而它对外界事物有极大的依赖性。心灵的快乐则是依赖于人自身的修养，来自主体对真善美的追求，来自自身的创造与奋斗。人的正当的感官需求，当然是人的价值的内容之一。但是，人的灵魂的快乐比起感官快乐更有价值。感官的快乐不仅是短暂的、而且过度的感官快乐会给人带来痛苦，会扰乱人的灵魂；而心灵的快乐是久远的，心灵的快乐在于追求生活得更像一个人，也就是使人的价值更加得到充分发挥。心灵的快乐与理想、与未来的目标，是紧密相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学上把快乐分为结果的快乐与目标的快乐，心灵的快乐中许多都属于目标快乐。确立一个目标，为之奋斗，为贡献自己的目标因而精神上感到充实、满足。萧伯纳曾经说：“人生的真正快乐在于： 服务于你自己认为是伟大的目的；在你被扔到垃圾堆上以前，完全奋斗的力量；成为大自然的一个力量，而不是当一个过分自私自利的行尸走肉。”萧伯纳说的这种真正的快乐，就是精神追求的快乐。追求精神快乐，是引导、促使人奋发向上的强大精神动力。 灵魂的快乐高于感官的快乐，只有灵魂的快乐、心灵的快乐，才能称之为幸福。 天地不万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了易过。幸生其间者，不可不知有生之乐，不可不怀虚生之忧。—— 《菜根谭》天地是万古长存的，但人活在这世界的机会，却只有一次！即使得享高龄，也只不过百岁而已，何况，日子一天天地飞逝，转眼大限便将到来。因此，有幸生存在这世界上，就要体认生命的意义，切勿虚度这短暂的一生。 陶渊明有一首“杂诗”，现抄于下：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分散逐风转，此己非常身；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陶渊明是东晋时代的人，由于时局动荡不安，遂使老庄哲学得以普及，一般人感于人生无常，而在思想上，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陶渊明的诗即可略见一斑。 他感叹人生像路边的尘土般，随风飘浮不定！既然大家同降生于这无常的世间，就该像手足般相亲相爱，也就是《论语·颜渊篇》中所谓：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也何患乎无兄弟也？” 因此，大家应该有乐同享，只要我有一斗酒，就会呼朋唤友，共饮一番！ 年轻时的活力充沛，一生只会出现一次；同样的，在一天当中，宝贵的早晨，也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应当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人生中，像亲兄弟一般和睦相处，共同寻求生活的乐趣！ 休息并不是浪费生命，它能够让你在清醒的时候做更多有价值、有效率的事。 疲劳容易使人产生忧虑，或者至少会使你较容易产生忧虑。任何一个还在学校里学医的学生都会告诉你，疲劳会减低你对忧虑和恐惧等等感觉的抵抗力，所以防止疲劳也就可以防止忧虑。 何西林曾说：“休息并不是绝对什么事都不做；休息就是个修补。”在短短的一点休息时间里，就能有很强的修补能力，即使只打五分钟的瞌睡，也有助于防止疲劳。棒球名将马克告诉过我，每次出赛之前无论如何他得睡一个午觉，哪怕只睡五分钟，也能够在比赛时赛完全场，并且一点也不感到劳累。 爱迪生认为他无穷的精力和耐力，都来自于他能随时想睡就睡的习惯。 当亨利过八十岁的大寿之前不久，有人曾问他秘决是什么。他说：“能坐下的时候我绝不站着，能躺下的时候我绝不坐着。” 所以要防止疲劳和忧虑，重要的一条就是：常常休息，在你感到疲倦以前就休息。 什么心理因素会影响到坐着不动而又垂头丧气的工作者，是什么使他们疲劳呢？是快乐？是满足吗？不是的，绝不是这样！而是烦闷、懊恨，一种不受欣赏的感觉，一种无用的感觉，太过匆忙、焦急、忧患——这些都是使那坐着工作的人精疲力尽的心理因素，使他容易感冒，减少他的工作成绩，而且会让他回家的时候还感到神经性的头痛。不错，我们这所以感到疲劳，是因为我们的情绪使我们的的身体紧张。 为什么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也会产生这些不必要的紧张呢？何西林说：“我发现主要的原因……是几乎所有的工人都相信愈是困难的工作，愈是要有一种用力的感觉，否则做出来的成绩就不够好。”所以我们一集中精神就皱起了眉头，耸起了肩膀，要所有的肌肉都来“用力”。事实上这对我们的思考，根本没有丝毫帮助。 碰到这种精神上的疲劳，应该怎么办呢？要放松！放松！ 再放松！要学会在工作里放松。 这很容易吗？你恐怕得把你做了一辈子的习惯都改过来。 可是花这种力气是值得的，因为这样可以使你的生活起根本性的变化。威廉·詹姆士在他那篇题为《论放松情绪》的文章里说：“美国人过度紧张、坐立不安、着急以及紧张痛苦的表情……是种坏习惯，不折不扣的坏习惯。”紧张是一种习惯，放松也是一种习惯，只有去除坏习惯，养成好习惯，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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