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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春以来，我国加快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脚步。4月份，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与加拿大，在绝大多数问题上与美国达成了一致。不巧的是，朱镕基总理回国不久，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国人议论纷纷，把加入WTO与轰炸南联盟两件事情联系起来，认为美国对我方的要求过于苛刻，体现了美国西化、分化中国的一贯立场，因此不宜急切以美国的条件加入WTO。6月初，外经贸部领导表示：“反正双方尚未签订任何协议，中国当然能收回所有承诺。” 中国应不应加入WTO？以何种方式加入？这是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津津乐道的一个热门话题。基本的意见是，中国不但应该加入WTO，而且应该及早加入，即使作一定的让步和牺牲也是值得的。加入WTO可以降低消费品价格，可以使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锻炼成长，有利于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有利于打破一些部门的垄断，加速与国际接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当然也总是有一些忧虑和担心：中国的幼稚行业能否经受得住国际竞争，是否会因此增加失业，加速与国际接轨是否会失掉中国特色？ 当然，这些可能还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考虑到的问题。就着眼于改革开放大局的经济学家来说，加入WTO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甚至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们认为，加入WTO固然有风险，会使一部分国有企业面临困境。但这并不能成为放慢加入WTO脚步的理由，相反，由于国有企业已经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主要障碍，成为攻坚战的对象，因此只有加快进入WTO的脚步，来激发国有企业的竞争活力，加速国有企业向市场机制转轨，从而迎接WTO的挑战。这一主张被概括为：加速改革，迎接入世。 无论是担心WTO的市场原则会冲击国内企业，还是主张尽快全面地引入市场机制，这些都只是学者们的议论。政府考虑问题恐怕应该要务实得多。例如，就在最新一轮中美谈判期间，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就在《粤港信息日报》（1999．11．12）上撰文批评了两方面的意见，他说：“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就等于立即全面开放市场，就等于我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这些顾虑是对世贸组织不了解所造成的。比如‘入世’对石油化工行业有较大冲击，几十万油田工人的就业问题会受到影响。根据分析，现在我国石油的生产成本比较高，1998年我国生产一桶原油的平均成本是13.3美元，国际上平均是8.98美元一桶，中东地区是2美元左右一桶，国际上原油的价格、成本比我国低得多。所以，‘入世’后外国石油一进来，我们大庆油田等全都会垮。其实，我国‘入世’并不等于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为我们并不是全面开放市场，如果实行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我国的原油也好，其他产品的价格也好，均应该和国际价格并轨。但是，我们在参加世贸组织谈判过程中，从没有谈过价格并轨的问题。相反，我们还让世贸组织各个成员承诺允许我国保留对涉及国计民生的石油、粮、棉、油、糖、电力、电力供应等实行国家指定价格，所以不存在价格并轨的问题。因此，不会出现几十万油田工人失业。” 但是，与政府务实的态度相比，经济学界却基本为“加速改革，迎接入关”的声音所主导，弥漫着一种不顾一切代价加入WTO的气氛。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边WTO协议签署以后，这些朋友们就一厢情愿地按自己的主张来解释协议，甚至不考虑协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种情况是令人深思的。由此，我想到一些更基本的问题。中国精通WTO规则的人并不多，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究竟加入WTO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好处，也没有多少人能说得那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公众却对WTO情有独钟，为什么？我看，这恐怕是与市场机制的理念有关。虽然WTO规则中承认各国贸易保护的需要，承认各国贸易保护措施的现实，但是却追求逐渐撤除各国的保护设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贸易和投资的完全自由化，以构造一个完整的世界市场的运行机制。也就是说，WTO的灵魂是自由贸易学说，是市场能够自动实现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学说。正是由于市场万能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中国公众对WTO大多采取了友好的、不设防的态度。当然，许多人不仅是出于对市场理念的崇拜，更是考虑国外的小汽车、高档服装。水果的诱人价格。 中美签署双边WTO协议后，应该说就扫清了中国加入WTO路上的最大障碍，剩下的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到这个时候，再来谈论以何种代价、在何时进入WTO问题恐怕就已经不合时宜了。实际上，作为一名学者，即使是在协议签署以前谈类似的问题也并非适宜，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是政府领导人和谈判代表。但是，加入WTO的影响涉及到千家万户，众多的新闻工作者在宣传解释WTO，加入以后又会有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与WTO规则及有关各国打交道，因此，如果我们在基本理念上过于乐观的话，是很容易吃亏上当的。美国是WTO的盟主，也是自由贸易理念的倡导者，但美国最近二十多年来的表现却被国际上公认为是在执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它动不动以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用特别301条款制裁其他国家，动不动提出反倾销起诉，强迫日本和欧盟自动限制对美出口，以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这是与WTO“贸易相关投资准则”相违背的。如果看到这一基本事实的话，那么我认为，只要中国搞市场经济，只要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都有必要对市场万能论、竞争万能论作一些修正，才能使自己在激烈复杂的竞争中看清自己的方位，不至于在稀里糊涂中被淘汰。 是以浪漫主义的、一厢情愿的心态？还是以平和的、实事求是的心态？这涉及到两种有着根本区别的对待WTO的态度。美国实际上很希望中国早日加入WTO，美国的主流政治家认为，这样就可以把中国纳入它所控制的经济轨道，实现西化中国的目标。这是美国的根本利益。但是美国并没有因为看到这一根本利益而放宽对中国的入会条件，放弃短期利益；相反，美国利用自己的主动地位，把入会条件提得高高的，实际上要中国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加入WTO，撤除中国对幼稚工业的保护，弱化中国的金融主权，以便最大限度地占领中国市场，控制中国经济主权，加快中国西化进程。相应地，如果中国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处理WTO谈判，也应该是这样：一方面，认识谋求加入WTO，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寻求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很弱小，还需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撤除保护，因此抬高谈判价码。什么时候、什么行业中国具备了入会的条件，就在那个时候，那个行业放松保护，承诺WTO规则。这样，以缓压急，以静制动，既可以争取对我最有利的入会条件，又可以了解国际贸易规则和运作内幕，还可以缓和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我的敌意，放松其戒备，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加入WTO以后，则不一定对WTO规则惟命是从，而是视我国的实际需要加以利用。这也是龙永图同志在上述文章中主张的策略，即“允许但不批准”。他说：“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承诺了某一件事情，再没有别的办法来对承诺的这件事情采取任何措施。大家应该看到承诺的东西背后有其他相应的机制和措施来制约，这一点很重要。例如，我们承诺两年以后在12个城市允许外国保险公司进入，有些同志说这步子太大了。不过，请注意‘允许’这个词，允许不一定要你去，还要批准嘛，这差别太大了。美国人从来不讲‘不允许’，但是很多事情做起来就是‘不允许’；美国人从来不讲美国的各个地方不允许向外国人开放，但我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在美国申请开设分行，申请了10年都没有批准。‘允许’并不等于一定要批准。所以，两年以后，外国保险公司在12个城市取得经营的权利还要一家一家的批准。是否发放许可证还要看国家需不需要，条件合不合适。” 政府这种平和的心态需要舆论的配合。以目前市场崇拜情结主导的舆论，恐怕不但不能为政府谈判提供支撑，反而会在市场浪漫主义的幻想中，帮助美国达到其战略和战术目标。因此，作为对市场持现实主义态度的学者，虽然我赞成政府的决策，但是却觉得有必要多讨论一些加入WTO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市场浪漫主义多加以分析，以便人们更加清醒地研究加入WTO的应变对策，使加入WTO真正成为促进我国企业竞争力崛起的契机。 所谓市场浪漫主义，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的合称，其核心理念是“看不见的手”，即认为每一个人最大限度地追逐个人利益，会自动地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理念推广到国际范围，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即国际间放任自由的贸易可以自动实现各国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理念体现在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预期上，即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会经历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早发达的为先进，尚不发达的为落后。一句话，市场浪漫主义把经济的发展完全寄托在市场机制上，否定任何国家干预的合理性。1992年以后，中国各地大搞开发区，以三减两免的超国民待遇吸弓阶资流入，同时又一再降低关税，就是市场浪漫主义的充分体现。然而，现实的结果却是，外资和进口商品迅速占领了中国各行业市场的高附加价值部分，若干行业完全被外资控制，由此，国有企业和其他民族本国利润来源枯竭，亏损面上升，银行呆坏账率急剧上升，大量企业濒临破产、倒闭，实际失业率大幅度提高，严重威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稳定。 与市场浪漫主义相反，市场现实主义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市场现实主义也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曰“竞争论”，即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而竞争则是遵循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正反馈逻辑，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其结果是弱肉强食。二曰贸易保护论，竞争论运用到国际经济关系上，即认为完全的自由贸易实际上是有利于强国的主张，因此提倡弱国应该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态度，充分利用关税、配额及其他非关税措施来保护本国市场不被外国货占领，在保护中发展生产力，待具备国际竞争力时，再逐渐取消保护措施。三曰“中心—外围论”，竞争论运用在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预期上，认为弱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走向发达，相反，如果完全听任市场竞争支配一切，则很可能形成弱者依附于强者的“中心—外围”的国际经济格局，使弱者受剥削、受控制的地位永久化。与市场浪漫主义把自由贸易的世界当作大同世界相反，“中心—外围论”确认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正是这样一种由强者和弱者构成的“中心—外围”秩序。 事实上，所谓“外围”正是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到的“附庸国”的含义。邓小平同志认为“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联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①这是十分清醒的论断。我们应该承认，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各行各业都缺乏足够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如果不加保护地参与国际经济，必然遭到国际垄断资本的优势力量的毁灭性打击。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经济往来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和平，在觥筹交错、彬彬有礼的谈判中，蕴含着资本、技术、品牌等的激烈较量，其中的攻守谋略并不亚于战争。经济竞争的结果虽然不像战争一样尸横遍野、满目疮痍，却同样会造成生产资源的巨大破坏、失业大军流落街头和厂房、土地、城池乃至国家权力易主。君不见，日本商政两界的巨头们正在高兴地谈论吗？当年用武力没有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今天三菱、丰田、东芝公司用商品、技术和资本建立起来了。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界的新自由主义者难以否认的常识，“中心—外围”秩序的存在和巩固从根本上窒息了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使不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基地、初级产品加工地、廉价劳动力库、污染转嫁场和商品倾销地，而发达国家则得以攫取绝大部分剩余价值，享受“知识经济”的高贵与舒适。 那么，弱者是不是就一定成为强者的食物呢？国际经济秩序是否能改变呢？这就要看处于弱者地位的国家如何应战了。事实上，社会主义正是不发达国家摆脱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改造“中心—外围”秩序，谋求独立自主的发展的根本选择。我们过去常常说，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而从国际经济秩序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同时正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弱者的格言是团结。今天，在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中国不得不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打交道的情况下，要保证中国不沦为发达国家的“外围”或“附庸”，唯一的办法是尽可能以中国整体参与国际竞争的可能性，争取通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成为可以完全开放地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强国。 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为此，我认为，纯粹市场经济是以原子式个人主义作为动力的，从本质上来说不利于团结，因此中国必须对市场机制有所保留，特别是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各种非关税壁垒等措施。也就是说，对市场经济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贯彻“三个有利于”原则，对我有利的就用，对我不利的就搁置，而不是持市场浪漫主义态度，以为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能使中国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如果作为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的中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位置，以适当方式团结起来，那么中国仍然有可能打一场以弱胜强、由弱到强的国际经济持久战。在我们最终赢得这场经济战争时，中国不但已经在WTO体系中成长起来，甚至有可能主导WTO。 以上是本书的基本观点，其章节分布如下： 第一部分针对赞成尽快加入WTO的市场浪漫主义理由作了分析。作者认为，老百姓有双重身份，一是消费者，二是生产者，要花钱（消费者）首先要挣钱（生产者）。虽然老百姓作为消费者可以从加入WTO中受益，买到廉价外国商品，但是作为生产者，却可能不得不承受降低工资的压力。孰益孰损，其关键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如果企业的竟争力弱，则加入WTO可能会造成大量企业破产，从而造成大量失业，并压低总工资水平，从而使老百姓受害。反之，才有可能受益。有的人认为加入WTO可以引进外来力量打破政府垄断，促进竞争。但作者却认为，政府垄断固然有可能被打破，但代之而起的不一定是自由竞争，而可能是外国大公司的垄断。因为，经过数百年的竞争和淘汰以后，今天已经是全球数百家跨国公司垄断或寡占全球市场的时代。 第二部分紧接着选择若干行业分析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作者认为，中国企业从总体上说仍缺乏国际竞争力。虽然中国若干行业的总产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是企业数量多，技术含量低，生产规模小，呈“大而弱”模式，任何一个独立核算的企业均不能与跨国公司相竞争。在那些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由于早就撤除了保护，因此大多面临全行业被外资收购、兼并，或者亏损严重的局面。即使在那些国家给予重点保护的行业，由于保护力度的逐渐减弱，被淘汰出局或面临淘汰危险的企业也越来越现实。因此，客观情况并不是中国企业在实战中增强了竞争力，而是在实战中败下阵来。即使少数企业开始形成较强的竞争力，仍不足以对付跨国公司的挑战。 作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迟迟不能走出通货紧缩的局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收效均不明显，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各行业遭到了跨国公司的有力竞争。因此，从货币和财政的扩张政策中受益最多的是外资企业，而包袱却由国家财政背负，金融风险由中国的银行体系承担。不仅如此，中国近几年失业的大量增长，也与中国企业在竞争中纷纷被淘汰出局有关。这些情况实际上是明摆着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仍然那么欢迎跨国公司的投资呢？这就是为市场浪漫主义的理念所惑了。 第三部分对市场浪漫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逐一进行了剖析。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要害在于，他认为利己动机可以促成分工和财富的增长，因此利己动机能自动达成利他效果。然而，在我们看来，利己动机固然可以促成分工合作，但由于合作各方力量的不平衡，合作的成果为强势方占有，并进而增强了强势方的力量，造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后果，使强者可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对弱者进行压榨和剥夺，也使弱者不得不周期性地铤而走险，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使人与人的战争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因而并不能自动达成利他效果。因此，所谓“看不见的手”其实是把强者的利益普遍化为全体人的利益，是为强者所作的精致辩护。李嘉图“比较优势论”的问题也在这里，他没能指出，在各国间经济力量的不平衡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将导致财富和生产技术集中到生产率高的国家。从方法论上讲，斯密和李嘉图的根本缺陷在于静态地观察问题。至于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则根本是无视各国密切的经济联系的理论，无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现实的一厢情愿的理论。说得更透彻些，是诱导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心战武器。如果说一定要把各国的经济发展比喻为飞机的话，那么更真实的情况是，这些飞机不是飞行在不同航线上互不干扰的民航班机，而是相互攻击的战斗机。先飞起来的战斗机用密集火力摧毁后起飞机的驾驶舱（本国立场的智力精英）和发动机（资金、技术和市场），并将后起飞机的油厢（地矿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挂到自己的机身下，以保证自己的“持续增长”。遗憾的是，这三个理论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话语结构，而且也成为普通干部和百姓的思维定式。不仅在对西方无批判性的学者中流行，即使在有着鲜明中国立场的学者中，也有一部分看不清楚市场浪漫主义实质的。康晓光先生的《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说流行的市场浪漫主义存在很大问题的话，那么应该怎样理解市场经济呢？第四部分由破而立，阐述了市场现实主义。作者指出，在弱肉强食的市场上，鼓吹市场能自动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是强者拆除弱者自我保护屏障，加速吞并弱者的一个战略武器。目前，市场浪漫主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国家战略的制定，表现为把无战略当作战略，把中国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加入世贸上。但是，如果中国采取市场现实主义态度，应该怎么办呢？ 第五部分探讨了中国的国际经济持久战战略。作者认为，由于中国人口多、资源少，又不能外向扩张，因此竞争战略首先要注意防止自己的弱点成为强者攻击的突破口。为此，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经济结构的二元化还将在一段时间里存在，在农业等部门仍保持劳动力密集型的技术路线以吸纳大量劳动力，在国防和国际经济技术竞争的前沿则采取技术突进型路线以争取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具体地说，这项战略可能有四个要点：（1）就业优先；（2）资源节约；（3）集中力量扶植战略产业；（4）为科技和教育事业重铸灵魂。毫无疑问，这样一项国际竞争战略必然是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 第六部分试图回答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是否合乎时宜。作者认为，与流行的观感相反，世纪之交的国际经济趋势恰恰不是自由贸易，而是贸易保护。理由是，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世界经济正处于大萧条的前夕，各大经济区域都加强了贸易保护，特别是经济竞争力相对衰落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手法也越来越强硬。实际上，所谓全球化，更多地是竞争区域化的表现，与其说是全球性组织在接管国家权力，不如说是区域性组织将剥夺国家主权。作者分析了认为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观点，认为，实际上全球化分四个层次，一是人类各群体交往日益密切的全球化；二是私有制社会的全球化；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化；四是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化。第一个层次的全球化的确是不可逆转的，即使原子弹毁灭了全人类，这也是人类交往越来越密切的一种可能的结果。而第四个层次的全球化实际上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以后就已经开始了逆转进程。这样说来，所谓全球化时代如何如何之类的问题就显得空洞、含混了。由此，作者认为，在这个世纪之交，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 在分析了国际经济环境以后，第七部分考虑了实行独立的国际经济竞争战略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空间。作者认为，认识当今国际局势，最重要的是认清美国的霸权战略。美国经济力量相对衰落，但政治和军事力量却一极独大，由此造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性。在美国全球战略格局中，中国事实上被认定为实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主要障碍，因此，中国每一步和平发展的设想都与美国的战略相冲突。但是，中国也并不是只能束手就擒，由于美国的战略潜在地与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利益相冲突，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外交空间来执行独立的内政外交政策。 结束语中，作者针对那种认为中国已经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观点，认为中国还是大有希望的。而解决腐败的关键则在于通过展开公共政策辩论来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蔓延。有了这个前提，中国就可能坚持独立的国家利益，执行独立的内外政策，寻求真正的发展和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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