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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被淘汰是个正在进行时而不是将来对，在某些行业甚至接近完成时。 ●一个靠别人的骨骼来支撑自己躯体的人是不健全的，一个靠别国的装备工业装备起来的国民经济体系是依附型的。如果急于放弃国家平预，那么中国装备工业必死无疑。 ●应该说，虽然就业优先的农业战略不利于加快农业市场化步伐，不符合市场竞争的原则，但却是对全体中国老百姓的长远利益负责的战略。 ●中国电信体现了落后国家“有保护地开放”的理会，给了我们一个“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的唯一希望。 ●腐败是跨国公司在华的天然盟友。正是借助了腐败的力量，跨国公司才有可能夺回它们在1949年对失去的中国。 ●不难发现，某一声业被淘汰的程度恰好与该声业的开放程度成正比。而且淘汰的模式过程总是很相似：先淘汰该行业中的名牌企业，占领市场制高点，把中同企业挤到量大利薄的低档商品市场了事。 ●那些20年来有所成长的产业则恰好得益于国家保护，而且保护得最强的产业成长得最快。即使如此，这些产业仍未强大到足以与跨国公司单打独斗的地步。 看了第一部分以后，一些读者可能会感到某种危机感；另一些读者却可能会不以为然：中国真的那么落后吗？真的会被全面淘汰吗？你是不是在夸大其辞，危言耸听？照你这么说，引进外资就是挤占中国市场，就是搞垮民族经济，就会造成工人的失业，那我们干脆关起门来得了，还要改革开放干什么？加入WTO无非是深化改革开放，健全市场机制，促进中国企业进一步增强竞争力，更好地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而已。 事情到底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中国企业被淘汰是一个正在进行时而不是个将来时，在某些行业甚至接近完成时。为了实践开放理念，中国不断收缩保护的范围，减少保护的程度。总的来说，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如农业、重化工业、汽车及家电行业保护程度高一些，而食品加工业和轻工业保护程度低一些。 一般认为，食品加工业和轻工业技术含量较低，实现赶超战略比较容易，与外国同行可以一拼，鲶鱼效应①可以比较明显，符合首批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条件。 ①厉以宁先生的得意之喻：从前充氧设备不发达，长途贩运鱼苗常有大量死亡，损失惨重。后来有人在槽中放入鲶鱼，为了避开鲶鱼吞食，所有的鱼苗都本能地快速游戈，这样，它们就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氧气，死亡率反而大大降低。“鲶鱼效应”说明，强大的竞争对手，往往能激发出弱者的生存潜力。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些行业。 饮料并不是什么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万一发生战争，我们并不会因为缺少可口可乐而不能上前线。但是这个行业在经济上却是很重要的、可以有高利润的行业。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还都能记得，80年代，中国饮料行业北京有“北冰洋”，上海有“正广和”，广州则崛起了“健力宝”，四川还出生了“天府可乐”，全国各地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地方名牌饮料。这些饮料厂为地方和国家财政做出了很大贡献，容纳了大量的职工就业，并且这些企业的高额利润还能使工人的收入和福利不断提高。如原天津市饮料厂，1983年工厂迁址改建，投产当年即实现产值约2400万元，税利达530万元。但是，这个行业命运不佳，不仅没在国家保护之列，而且事实上还被列为开放示范行业，每一轮开放的让步都有饮料行业的份。1981年可口可乐第一家瓶装厂在北京市丰台区落户，打响了世界饮料业巨无霸向中国饮料市场进军的第一枪；1983年，珠海可口可乐灌装厂设立；1986年，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成立；1987年，天津津美饮料有限公司成立，到1992年，可口可乐已建立合资企业13家。1992年以后，可口可乐加快扩张速度，1994年初与原轻工业部签署合作备忘录，可口可乐公司可在今后5年里再发展10家瓶装厂，至1996年，这10家企业已多数建成，从此，可口可乐公司完成了覆盖全国的目标。1996年，可口可乐在中国实际销售饮料150多万吨，占市场份额的1/3，初步实现了对中国饮料市场的占领。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打击下，各地原来的饮料名牌纷纷落马，有“水淹七军”之称，这被洋水淹掉的七军是：北京北冰洋食品厂，天津山海关汽水厂，上海正广和汽水厂，武汉饮料二厂，广州亚洲汽水厂，沈阳八王寺汽水厂，重庆天府可乐集团公司。1987年，这七大饮料厂加健力宝公司联合向国家请求“保护民族饮料”，国务院也曾下文件规定外国饮料企业不得在中国再建新厂。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民族饮料企业被淘汰的步伐。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开足马力生产，用巨额的广告开支树立品牌形象，不断压缩国产饮料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空间。在中国饮料企业苦苦挣扎的时候，“两乐”伸出了合资的“援手”，于是这些本国饮料企业纷纷投入到“两乐”的怀抱，中国国内饮料市场成了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国际竞争的又一个战场。 ①吴越涛、张海涛编着：《外资能否并吞中国》，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王志乐：《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1月。 为什么饮料业会如此迅速地沦入他人之手呢？看一看可口可乐在天津的攻势就可以明了事情的底细：“可口可乐与天津津美合资的天津可口可乐，1990年投入运营；1994年产量为80年代的10倍，1990年的2.5倍。可乐的价格比当地杂牌饮料高50％。可是，质量好，推销更不遗余力。1994年天津可乐用900万元推销9万吨产品，平均100万元1万吨。就这份推销功夫，当地雨后春笋式的杂牌饮料就无法望其项背。4年时间，雨过天晴。天津90％的市场被可口可乐占领。”①可口可乐在全球500家最大企业中排名第201位（1998年《财富》杂志），1997年销售额达189亿美元，其中广告费高达50亿美元，利润则为41亿美元，利润排名居第15位。由于可口可乐的存在，饮料业成了进入难度非常大的一个行业。剑桥大学嘉丁管理学院彼得·诺兰教授对此作过精彩的分析： ①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第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下面是摩根·斯坦利的数据，表示不同行业需要多少年才能建立起大型企业集团。 行业 年数 行业 年数 航空航天 23 化工 7 仪器 16 宾馆 7 消费品 14 零售 7 纸、包装品 12 汽车 6 药品、医疗器械 11 交通 7 建筑 10 保险 6 银行、金融机构 9 钢铁 6 电力 9 轮胎 5 能源 9 科研 4 采矿 8 时装 2 大众传播 8 通讯 2 比如时装业，只要有一定的资源，就可能很快实现赶超。在钢铁行业和汽车行业，只要你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强大的实力，6年就可以成长起来，实现赶超。化学领域7年左右。煤矿8年。银行和金融服务不能很确定，也可能30～50年。医药时间更长，因为要开发新产品，提高研究发展能力。纸业和包装业，看起来很容易，实际上赶超起来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个行业是资本密集程度很高的，而且需要很高的技术。消费品行业这个现象很奇怪，谁都能造，为什么需要14年时间赶超？我们只要看看娃哈哈、健力宝，他们会告诉你答案，回答就是可口可乐。可口可乐每年花50亿美元来维护自己的形象，用了100年时间。这些公司非常难赶超，因为它占据了我们的头脑，占据了人们心目中的地位。① ①高粱：《中英大企业重组与发展战略研讨会纪要》，第2页，《产业论坛》1998年第19期。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国家保护，单纯的竞争力量对比就决定了任何国家的饮料企业都无法与可口可乐竞争。 从这个角度看，健力宝公司所取得的业绩就非常可贵，在“两乐”的挤压下，1996年健力宝公司仍能销售70万吨，高于百事可乐的50万吨。但是健力宝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李志强对此并不乐观：我们目前的销售额暂时多于百事可乐，但很快就要落后于它，因为百事可乐在中国投资了许多分厂及基础设施，尚未启动；我个人对中国饮料市场前景不太乐观，国内名牌企业缺乏国家的有力扶持，还长期受资金问题的困扰。1998年健力宝40个亿的产值，按比例应得到10亿元流动资金，但只得到了3000万元。健力宝的海外融资渠道一直受到限制，但目前，健力宝取得了重大的资金突破，法国几家银行联合其他国家10多家银行无任何附加条件贷给健力宝5500万美金。 一个是在中国市场上苦苦挣扎的饮料业鱼苗，“5500万美金”就称得上重大资金突破，另一个是遍布全球的饮料业鲨鱼，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广告投入。这分明是一场现代版的乞丐与龙王比宝。结局也许有三种，最好的情况是国家对“两乐”有所限制，对健力宝有所扶持，健力宝还能苦撑危局；其次是健力宝俯首就擒，被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兼并、控股，改姓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第三种情况最惨，健力宝拼死一搏，仍被迫破产。无论如何，都产生不了那位大经济学家所称的“鲶鱼效应”，而只有“鲨鱼效应”。 和饮料工业一样，啤酒工业也是最先被抛向国际竞争的国内工业，或最先混入鲶鱼的鱼苗箱，而其结局也与饮料工业一样。 ①李巧宁：《中国啤酒行业报告》，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究开发部，1998年11月27日。 啤酒行业是我国整个饮料酒工业中发展最快的，目前其产量在我国饮料酒中占最大比重。经历了80年代以来高速增长的时期后，目前其发展速度正在逐步减慢，预计将来会呈稳步增长态势。到1995年，我国啤酒产量已高达1546万吨，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应该说，中国啤酒市场的快速成长是中国啤酒厂商不遗余力培养的结果。在我国，啤酒的消费经历了不习惯——习惯——喜欢的过程。面对需求迅速增长的市场，啤酒行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一时间各地纷纷上马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啤酒厂，1990～1997年，我国啤酒生产厂家从几十家增加到五六百家，啤酒产量也得到了迅猛增长。然而这也正是问题所在，众多的小规模啤酒企业角逐在庞大的啤酒市场上，一场混战在所难免。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啤酒业巨头们趁机插足，大有席卷中国啤酒市场之势。在巨头们的猛烈攻势下，国内啤酒厂商纷纷缴械投降。 怎么能不投降呢？1995年我国啤酒生产厂家617家，1996年减少为589家，1997年更降至550家，品牌1500多个，平均产量3.43万吨。1997年产量排在前10位的厂家产量仅占全国产量的17.5％，其市场占有率不足20％，其中产量排名第一的燕京啤酒集团1997年的市场占有率仅是3.86％，品牌、市场都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化、分割化特征。而国外同行则是另一番景象：美国前7大啤酒生产商市场占有率高达95％，其中第一大公司安赫泽一布希公司就占了48.2％的份额，其生产的百威啤酒1996年全球销量达1060万吨旧本前四大啤酒生产商更是占据了国内99％的市场，其中第一大公司麒麟公司占市场份额的43％，第二大朝日啤酒达34.4％。据荷兰Rabltank银行发表的市场研究报告透露：1996年，排名世界前5名的啤酒生产厂商已占全球27％的市场份额，仅百威一家就达10％左右，在这份报告中所列世界销量最大的20家啤酒公司中，没有一家中国企业。 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啤酒大集团均在中国找到了合作伙伴。据中国酿酒轻工业协会啤酒分会统计，1997年，我国中外合资外方控股企业的啤酒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0.8％，其中28个外国品牌啤酒产量66.2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3.6％。目前我国年产5万吨以上的啤酒企业72％有合资背景，在产量、销售额、利税额3项指标最大的前20家企业中，合资企业均居近半数。据统计资料显示：1994～1996年这3年啤酒行业资本金中，外方资本金的比重依次为19.7％、37.5％和45％，呈逐年上升趋势。“洋啤酒”主要在我国高档啤酒市场上抢占先机并占有一席之地，如北京中高档啤酒市场上就集中了贝克、百威、生力、嘉士伯等众多洋品牌。 北京的8家啤酒厂中，除了占有北京市场份额60％的“燕京”啤酒还不愿合资外，其他各家均已落入外方控制，美国亚洲战略投资公司控制了北京五星啤酒公司60％的股份；上海五家啤酒厂也已全部合资，“光明”、“上海”、“天鹅”等著名品牌从上海市场消失。美国AB公司兼并了武汉中德啤酒公司，生产百威啤酒旧本朝日啤酒公司在杭州合资建厂，同时取得了北京啤酒厂和烟台啤酒厂的控股权；英国的巴斯公司取得了吉林金斯伯啤酒公司55％的股份；法国公司则取得了“豪门”啤酒的控股权；丹麦嘉士伯公司买下了广东惠州的啤酒厂…… 这些国际啤酒业巨头进入中国市场有许多共同特点。首先是时机选择得好。90年代中期，这时啤酒市场已经培养成熟，而国内啤酒厂商却正在价格战中打得头破血流，大大小小的啤酒无不感到资金匮乏，难以为继，纷纷考虑借助国际啤酒商的力量来打败竞争对手，或者仅仅是卖个好价钱，以便体面地退出竞争。这就使啤酒业的跨国公司得以用帮助中国啤酒厂商的面目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国啤酒市场。其次是对象选择得好。这些国际啤酒巨头们都是挑中国知名的啤酒企业作为合资伙伴，这样，既可以减少未来的竞争对手，又可以借助现有的市场销售渠道。这就是占领市场制高点战略，居高临下，便可视中国啤酒市场如囊中之物。 在一片合资声中，只有“燕京”、“青岛”、“珠江”、“钱江”四家啤酒企业还有勇气苦守民族啤酒业的阵地。钱啤集团总裁黄伟成认为，钱啤正处在十字路口，中国啤酒行业，甚至中国整个的民族工业都正处在十字路口。现在的压力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竞争的对手不是越来越弱，而是越来越强。国内企业要生存下去，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坚守阵地，要么临阵易帜。黄伟成是有勇气面临外国企业挑战的，但是应该看到，风险也是很大的。企业保卫战毕竟和反侵略战争有所区别。企业竞争的核心是利润，而反侵略战争的核心是生存与尊严。企业在竞争中如果连连亏损的话，只好临阵易帜，被对手收编，这是市场行为，谁也不好说什么；而反侵略战争则没有投降之说，直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杆枪（按市场术语即不断亏损，直到分文皆无）也得打下去。因此，如果中国啤酒企业顶不住国际啤酒巨头的广告攻势和倾销压力，只能是退出竞争。 为了给那些“鲶鱼理论”的鼓吹者和崇尚者提个醒，我们不妨把1998年5月啤酒业的广告费用排名抄录如下，看看混进鱼苗箱的究竟是“鲶鱼”还是“鲨鱼”。 排名商品 费用（万元） 1威乐啤酒 618 2莱克啤酒 344 3生力啤酒 283 4力波啤酒 235 5富仕达啤酒 207 6舒波乐啤酒 184 7燕京啤酒 150 8嘉士伯啤酒 121 9圣泉啤酒 103 10青岛啤酒 99 资料来源：《中国酒》杂志社。 洗涤剂工业几乎已经没有中国知名品牌了。1996年初，曾经火爆一时的“活力28”集团被合资，中国洗涤剂工业的龙头企业终于向外资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从此，美国“宝洁”、日本“花王”、英国“利华”和德国“汉高”四大国际民用洗涤剂公司瓜分了中国洗涤剂市场，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湖北等地的老牌日化厂纷纷被收购或控股，原有的国内著名品牌丧失殆尽。据国家科委的一项调查表明，仅以洗衣粉为例，1994年全国合资企业实际产量达55万吨，占当年全国产量的35％，1995年的比例则上升为40％，到2000年，合资企业的产量可达160万吨，占“九五”末期计划产量的60％～70％。剩下部分洗涤剂市场为众多小日化厂生产的低价低质低利润的洗涤剂，主要销向农村和边远地区。 ①吴越涛、张海涛编着：《外资能否并吞中国》，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自行车工业本是中国的强项。中国是自行车大国，也是自行车生产大国，世界40％的自行车在中国生产。但是，同样的问题摆在中国自行车工业面前，自行车厂规模小、数量多，缺乏竞争优势。自行车原有的三大品牌：永久、凤凰、飞鸽占有的市场份额偏低，各地的杂牌自行车依托地方政府支持遍地开花。进入90年代后，自行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外资乘虚而入。截止1996年，我国共有自行车整车厂300多家，其中“三资”企业60多家，零部件生产企业600多家，“三资”企业160多家。“三资”企业的整车生产能力已达年产1500万辆。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国外也尚未形成数家自行车生产商垄断市场的局面。本来中国自行车工业完全有可能依托国内市场，通过竞争形成数家年产量上千万的自行车集团，从而为改进生产技术、形成品牌效益、联合夺取国外市场奠定基础。但是，在盲目崇外心理的作用下，中国的大自行车厂商缺乏长远眼光，自行矮化，自己引进外资，建立新厂新牌与自己竞争。最典型的是上海凤凰和台湾捷安特投资1200万美元成立“巨凤”自行车有限公司，设计年产120万辆“巨凤”车；上海永久和美国、台湾厂商合作投资1亿3千万人民币成立“永胜公司”，一期工程设计年产100万辆“永胜”车。这分明是自杀性行为，是鱼苗自己钻进了鲶鱼的肚子。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轻工行业是服装业。中国是服装生产大国，服装企业不计其数。不算那些作坊式的企业，正儿八经的服装企业也达4400多家，年产服装80亿件，其中一半以上供出口。然而，服装大国并不等于服装强国。中国出口服装的平均单价仅为3.2美元，外商用如此低廉的价格收购了中国的出口服装，然后打上自己的商标在欧美等国的超级市场以10倍以上的价格出售。中国服装市场上的外国名牌大多是这样生产出来的，皮尔·卡丹、金利来、鳄鱼、花花公子、佐丹奴、真维斯、彪马都是国人艳羡的服装名牌，这些服装巨头们所做的无非是设计式样、选好面料、监控质量、维护广告形象，就可以稳赚高达生产成本十倍的利润。中国的服装鱼苗们到哪里去了呢？成了鲶鱼的细胞和器官了。 造纸工业的情况依然可以用“大而弱”来概括。目前国内纸和纸板产量居世界第三位（美国第一、日本第二），1996年全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2600余万吨。但是如此规模的造纸总量并没有发育出几家可以与世界级的造纸大企业比肩的生产厂家，企业平均生产规模太小。据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全国造纸厂总数达11025家，其中年产万吨以上的只有1187家，占11％；万吨以下小厂达9835家，占总数的89％；而万吨以下的小厂中，5千吨以下小厂达9141家，占总数的83％。规模过小意味着诸多问题：产品结构不合理、劳动生产率极低、产品质量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等。而世界发达国家造纸厂平均规模为14万吨/年，产品质量好，生产成本低，可以基本实现零污染，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①李扬：《中国造纸行业》，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究开发部，1998年12月7日。 以新闻纸为例，该产品一直是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品种。是纸产品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品种，市场潜力十分巨大。我国目前新闻纸年需求量约为100万吨。1995年生产能力为85万吨，产量80万吨，其中国家九家重点新闻纸厂完成72万吨，占90％。发达国家新闻纸生产规模一般为100万吨，而中国最大的新闻纸企业生产规模仅为15万吨。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也比较落后，以纸机车速为例，吉林石岘造纸厂9号机每分钟为700米，已是国内最好水平，而国外先进水平可达1700米～1800米/分以上。 因此，毫不奇怪，当造纸工业放松保护以后，必然面临外国造纸巨头的严重威胁。为表达中国加入WTO的诚意，1996年初我国再度降低关税后，新闻纸的关税降至15％。同年，我国进口纸张即大幅增长，共进口各类纸和纸板450万吨，占全国总量的近20％。比1995年增长48.38％，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其中新闻纸增长最快，进口额达35.63万吨，比上年增加6.56倍，为国产同种纸的42％。 1997年这一趋势有增无减，1997年我国进口纸和纸板552.43万吨，比上年增长22.9％，用外汇28.27亿美元。所进口品种，除卷烟纸和生活用纸进口量有所减少外，其余品种进口量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其中进口增幅在25％以上的品种有：新闻纸、轻量涂布纸、铜版纸、牛皮纸及纸袋纸、未涂布白纸板、瓦楞原纸等。此外，纸浆和废纸进口量也有所增加。 由于进口纸张品种多、数量大、来势迅猛、涉及面广，使国内纸张市场急剧变化，并迅速出现市场疲软、需求减少、价格下跌、销售不畅、收款困难的被动局面，导致许多造纸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甚至出现严重的亏损。据国家轻工业局1997年对全国24个省市的统计，亏损额达8.25亿元，同比增亏22.04％，亏损面为40.56％，同比扩大5.12个百分点；利税合计31.08亿元，同比减少13.8％，其中盈亏相抵后的利润为8.53亿元，同比下降32.4％。24个省市中有12个省市是亏损的。 正是在这一场实力悬殊较量中，国内纸业终于承受不住巨额亏损，请求外经贸部进行首例反倾销调查。国内新闻纸企业目前的平均生产成本为5237元/吨，而平均售价仅为5412元/吨，利润率不过3％，已无再降价的余地。而加拿大、美国、韩国的高档新闻纸到岸价仅为5300元左右，对我国纸业的损害十分明显。1997年，国内累计生产新闻纸73万吨，同比减少19％，但库存量增加。不少厂家下半年停产。 由于1997年的大量进口，使许多报社库存量极大，1998年上半年主要是消化这一部分存量，因此1998年度中期企业经营状况并无明显改观。短期内需求量不可能有太大的增长。1997年的订货会上，有15万吨新闻纸没有销路，就是10万吨指令性新闻纸生产任务，也只签订出4.5万吨合同，尚有5.5万吨未落实。 在国内新闻纸企业全线崩溃的压力下，外经贸部不得不于1997年4月1日起将新闻纸进口关税提高至20％。1997年10月1日起，对新闻纸进口关税实施滑准税率，即价格上涨，关税下调，价格下降，关税增加。此后，新闻纸进口已有明显减少，在未实施滑准税率前的1月～9月共进口新闻纸37万吨，平均每月迸口4万多吨。而10月～12月共进口8万吨，平均每月不到4万吨。若裁定倾销成立，则会进一步减少进口量，从而缓解国内企业的困难处境。 但是，实行滑准税率只是暂时缓解了国内造纸企业的困境。更为严重的是，在开放理念的支配下，外资得以享受“两免三减”的优惠待遇在中国建立大型造纸企业。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几年来，全国造纸企业利用外资总额约为16亿美元，其中：借用外国资金约6.2亿美元，占39％；外商投资约9.8亿美元，占61％，主要涉及100多个大中型合资合作经营项目。可新增生产能力120万吨。印尼“金光集团”进军中国纸业的手笔尤其令人震撼，该集团1995年开始在中国进行造纸业的战略性投资，其建厂的设计规模最小控制在60万吨水平。如其中已经中国政府批准的三家纸厂，宁波一家140万吨（一期工程40万吨），镇江一家135万吨；海南一家60万吨。其造林的计划规模仅与广东清远、韶关两地的合作协议就达1100万亩，并已于1995年开始实施①。一旦此类纸业巨头的纸品开始上市，滑准税率还能保护国内造纸业吗？ ①中国纸业发展战略课题组：《中国急需实施重组纸业的国家战略》，《产业论坛》1998年第21期。 ①陈辉：《医药行业报告：主报告》，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究开发部，1998年10月19日。 近年来，我国医药行业以年均20％的速度持续增长，1997年工业总产值达1400亿元，但是整个行业却仍呈散、乱、小状态。目前，我国医药工业企业有5396家。其中国家特大型企业4家，大型企业177家，中型企业548家。化学制药厂约2200家，76％属于小型企业，中药厂700多家，大部分属于小型企业。企业平均总资产规模1817万元，平均实收资本规模40万元，平均净资产规模达600万元，平均职工数300人～400人。产品结构很不合理，难以形成有竞争力的规模经济优势，大型制药企业甚少，即便有些企业号称是大型或特大型，其经济规模也远不能与世界制药大公司相比，如1995年排名第50位的日本制药公司销售额为10亿美元，而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华北制药集团和哈尔滨制药集团大约也只相当于它的25％，在国际上排在200名以后。国际上前100名制药企业销售额占世界药品市场营销总额的80％以上，中国制药工业的企业组织结构与产品结构，很难参与国际制药市场竞争。况且很多国有制药企业技术落后，品种陈旧，设备老化，生产能力闲置，造成经济效益不断下降，销售利税率从80年代中期的18％下降到目前的10％左右，亏损率一直在40％左右。 更严重的问题是，医药行业是技术高度密集的行业，而我国制药业的科研开发能力差，仿制多，科研经费少。一些大型的国际医药企业一般将年销售额的15％以上用于新药的研制开发，而我国大医药企业大大低于这个比例，仅在0.7％左右，而且有下降的趋势。上海三维制药公司1994年和1995年的科研经费只有900万元、1300万元人民币，华北制药厂近两年提取的科研经费只有1500万元，至于其他小的制药企业的科研经费就更少了。 我国医药工业最近几年来基本上走仿制的道路。据国家医药管理局有关人士透露，我国每年能仿制30种～40种国际新药，每种新药的花费只有50万～300万元之间，只相当于国外新药开发费的千分之一。我国曾在1987年设立了新药研究基金，10年来新药基金不过5000万元，这与国外的巨额科研经费相比，相差很大。仅1996年我国生产的两千多个药物中，97.4％是仿制国外的产品。一旦加入世贸组织，仿制道路很可能再也走不下去了。国外一些大公司已开始要求我国的仿制品支付每种4亿～10亿美元的赔款，这几乎是宣判了我国制药企业的死刑。 正是上述极为悬殊的竞争实力对比决定了我国必须实行对医药行业的保护。然而遗憾的是，1992年以来，医药行业的管理部门似乎忘记了这一必要性，一再降低关税，使进口药品比80年代成倍的增长。至1995年时，我国进口药品的金额已超过7亿美元，再加上最近几年走私洋药数量惊人，据估算，目前进口和走私的药品已占我国国内医药市场的22％左右，并且有上升的趋势。据统计，在北京市场上进口药品的占有率曾一时达到41％，合资药18％，国产药所占比率下降为41％；上海市场进口药品占33％，合资药品占23％。可见，进口药和合资药已占领了国内市场的很大的份额。我国的民族医药工业已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1996年全国医药企业的亏损面达38.50％，其中化学制药业达38.4％，医疗器械类企业亏损达33.83％，中成药业达40.20％。整个医疗行业的负债率在1996年已达67％。 更要命的问题在于，即使中国再度提高关税，加强打击走私的力度，我国医药企业处境也很难有多大的改善了。因为，90年代以来，独资和独资制药企业的数量在迅猛增长。从1980～1990年的10年间，医药行业的“三资”企业仅100家左右，然而1992年底就发展到566家，到1996年底则已达到1500家，总投资额达45亿美元。据最新统计，1996年末，投资于药剂制造类的外资企业数已愈870多家，占全部独立核算医药工业企业的近16％，比我国全部外资企业数占全部工业企业总数的0.81％的比例要高出17倍；完成工业总产值190亿元，占同行业工业总产值的近15％。不仅如此，凡是被外方控股的企业多数是规模较大，经营状况较好的大中型企业。在我国外经贸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1995～1996年全国最大500家外商投资企业中，14家医药企业榜上有名，但其中有13家被外方控股。我国医药行业中外商投资规模最大的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就是由比利时出资52％、中方出资48％成立的，外方理所当然地拥有企业的控股权。 外资来到中国的目的很明确，即占领中国医药市场。从外资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来看，他们的投资主要是属于市场开发型投资，而不是出口导向型投资，即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占领中国市场。在全国最大的500家外资企业榜上有名的12家医药企业的销售中，出口额所占比重很小，其中排在第60位的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的出口额930万元，占其总销售额的120469万元的0.7％。 上述材料已足以说明，一旦过早失去国家保护，中国的企业是否会被淘汰。事实上，有的行业已经被淘汰，有的正在被淘汰。这里所列举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其实已几乎全军覆没的行业还有很多，如化妆品业，美国宝洁公司，英国联合利华、旁氏，德国威娜等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已稳居市场制高点；照明灯具业，该行业中最好的企业均已被合资，如上海亚明被荷兰飞利浦控股60％，上海家宝被美方控股60％；中国人引以自豪的陶瓷工业也不能幸免，企业规模小，污染大，技术落后，抵不过外资的侵入，仅香港李肇峰一家即在大陆建合资企业30余家，美国在中国有4家合资企业，均控股达66％；玻璃行业，全国五大排头企业中三家早已被合资，其余各家也纷纷谋求“靓女先嫁”；轮胎业，1992～1993年出现合资高潮，至今大部分龙头企业均已被合资，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外方控股；电梯业，天津奥的斯、上海三菱、中国迅达等几家合资企业已垄断了中国市场，且这几家企业均已由外方控股。至于中国原本没有的行业自然更与中国无缘，程控交换机和移动通讯业几乎全部被外资占领，新近兴起的东信手机等是采用进口机芯组装而成，计算机行业的老大联想公司实际上不过是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的经销商。 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民族企业面临生存威胁，而是民族企业已经被淘汰得差不多了。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不断增大，下岗职工不断增多，正是民族企业被逐步淘汰的产物。那么，那些迄今为止还受着保护的农业、汽车业、化工和造纸业、电信业、商业、金融保险业，这些事关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主权的行业已经成熟到可以与跨国公司“平等竞争”的地步了吗？ 某些权威人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积累的经验，使我们对加入WTO的条件所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提高了监管能力和承受能力。 显而易见，这里的监管能力是指对银行和货币的监管，而承受能力则指中国产业可以承受外国竞争的能力。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让我们来逐一探讨。 装备工业是装备工业的工业，其性质与重工业相似但又有所区别。过去一般称车、铣、刨、磨、钳为工作母机，是制造机械的机械，工作母机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一国工业实力的强弱。随着电子技术、材料技术的发展，随着生产线技术的发展，装备工业的定义也进一步扩展。笼统地说，可以把装备工业等同于生产线设计制造技术和成套设备技术。如果一个国家希望成为世界一流强国，没有装备工业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把国民经济体系比喻成人的话，装备工业则是人的骨骼体系，一个靠别人的骨骼来支撑自己躯体的人是不健全的，一个靠别国的装备工业装备起来的国民经济体系是依附型的。如果中国能生产大量服装，但服装机械是引进的；如果中国是纺织品大国，但纺织机械是引进的；如果中国电视机产量世界第一，但电视机生产线是引进的；如果中国发电量直追欧美，但发电设备是引进的；如果中国的水泥产量世界第一，但水泥生产设备是外国引进的；……那么，中国的工业还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一旦国家有难，外国阻断对中国的零配件供应，中国的企业还能生存下去吗？不仅如此，装备工业还是个高技术、高附加值行业，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据有关部门对成套设备、电子器件、计算机零件、汽车及其零配件、通讯设备、飞机和船舶等七大类产品的测算结果，成套设备的附加值率高达73％，在七类产品中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最高。”①正因为如此，装备工业历来受到老一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50年代的万吨水压机的研制成功曾经让整个民族为之振奋、为之欢呼。 ①马洪、王梦奎主编：《中国发展研究》，第44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5月。 尽管有前30多年装备工业的飞速进步，但由于起点过低，到80年代初时，中国装备工业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然而，这时装备工业却开始面临外国优势装备工业的竞争而停步不前了。出于部门和地方利益的需要，许多新开工项目和重大技术改造项目不再愿意使用国产装备，而像新兴工业如洗衣机、彩电、冰箱、空调等行业更是从一开始就大规模、重复引进国外生产线。本国装备工业订单日益减少，利润日益压缩，连生存都成为问题，根本谈不上有多少资金去进行大规模的科研开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了。 据1990～1996年的统计，每年进口的机械设备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购置费的2/3左右，1995年高达72％。 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1995年底，3200多种主要工业生产设备中，国产设备仅占52.4％，进口设备占47.6％，与1985年相比，进口设备的比重增加了29.4个百分点。90年代以来，进口的纺织、电子和印刷设备超出同期国产设备的好几倍，有些甚至高达上千倍，几乎全部是进口设备。 一些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对进口设备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目前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的70％要靠进口；数控机床、纺织机械、大型工程机械、胶印设备等高新技术机械设备市场的70％以上被进口产品占领；机械行业的设备进口额从1990年的163.6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430.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21.4％。① ①马洪、王梦奎主编：《中国发展研究》，第42～43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5月。 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东北重工业基地衰落的原因，看到了东北各大城市下岗职工何以徘徊街头无所着落的理由，也看到了西北、西南、中南地区机械工业、军事工业摇摇欲坠的身影。 那么，中国装备工业果真只能被淘汰吗？答案是，如果不但不加强对装备工业的保护，而且更急于放弃国家干预，急于放手让奄奄一息的民族装备工业与跨国巨头竞争的话，那么中国装备工业必死无疑。“目前，全国有机电企业10多万家，平均资产占有2000万元，设备老化，效率逐年下降。……企业规模偏小，缺乏竞争力。整个机械行业前10家的市场份额集中度只有7.8％，而美国同行业前10家的市场份额集中度为58.4％，日本为53.4％。”这完全是鸡蛋和石头的力量对比。对此，任何还有点头脑的人怎么能产生“公平竞争”的幻觉呢？怎么会认为我国的装备工业已经具备了承受能力呢？ 相反，如果承认我国装备工业总体落后的面貌，从寻求国家独立和强大的长远战略出发，给予一段较长时期的切实有效的保护，并动用国家行政力量加以调整重组的话，那么我国装备工业未必就会全军覆没，甚至完全有可能异军突起。在这方面，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发展史都可以供我们借鉴，详见后达章节。 汽车工业被确定为21世纪中国的支柱产业，长期以来关税高达200％以上，目前汽车关税仍高达80％～100％。公众感受到的实际关税甚至更高，据说一辆高档皇冠车在香港只售10多万港币，而国内售价却高达40多万人民币。这关税岂不是高上了天吗？不仅如此，政府规定，外方在汽车行业的合资企业的控股比例不得超过50％。在历次“入世”谈判中，中方一直要求将汽车工业作为幼稚工业予以保护。凡此种种，均可见中国保护汽车工业的苦心孤诣。 正是在保护政策的支持下，跨国公司不得不与中国汽车企业合资建厂，并转让某些非关键技术，中国汽车工业的水平也才有所提高。最典型的是中美合资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84年，当时开放程度十分有限，中美双方还都很谨慎。对于美方来说，这是测试中国开放决心和程度的一个试验场，对于中方来说，利用外资而不被外资利用的意识也很强。因此，仅谈判到签字就历时4年，出席签字仪式的双方代表级别很高，中方最高官员是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长陈慕华，美方则是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协议带有明显的试探性，美方没有坚持控股权，仅占股本的31.35％，其股本构成一半为专有技术和工业产权，另一半为现金。 从十几年合资的情况看，我方学习了先进的吉普车制造技术，提高了国产化率，并且始终按股权多数享有决策权和半数以上利润，基本达到了利用外资而不被外资利用的目的，所缺憾者，仍未能掌握独立设计和技术创新的能力，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美国技术后面跑，一旦被美方甩掉，则技术上的停顿就难以避免。在这个项目中，美方主要的收获是盈利，盈利的主要渠道是企业分红和出售散件所得的利润，且其出售散件的利润大于分红所得。但是，美方对这样一种格局是心有不甘的，1995年美方提出要求增加股本比例至50％，中方未予明确答复。这成为北京吉普车有限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按规定，到2003年合同期满，如果中方不同意美方控股，则美方很可能以撤资相威胁，而这时中方已经离不开美方的技术喂奶了。如果中方同意美方控股，则又偏离了设立合资企业，发展拥有自主开发能力的本国汽车工业的初衷。如果考虑到十几年后对于外资全方位开放的气氛越来越浓，那么可以预料，北京吉普车厂很难避免成为克莱斯勒公司全球化生产的车间之一，成为克莱斯勒公司大举进攻中国吉普车市场的桥头堡。这样，克莱斯勒公司也就实现了合资时的战略意图。到那时候，我们很可能不得不承认，北京汽车公司的引进外资战略失败了。 应该说，北京吉普车有限公司还是中国汽车行业中最为成功的合资案例。恐怕正是由于中方的谨慎态度，美国福特至今没有与中国汽车企业合资，通用汽车公司直至最近才在上海合资生产别克轿车。克莱斯勒吃第一只螃蟹的示范效应被德国大众（桑塔纳），法国标致（广州标致）、雪铁龙（神龙富康），日本日产（天津夏利）、铃木（长安奥托）、意大利依维柯等巨头们所分享。而这些巨头们可不像克莱斯勒公司那样被中方束缚住手脚，它们是在中国以引进外资为荣的气氛中进来的，遇到的是几乎不设防的中方企业，它们在合资企业中往往控制着技术、销售、零配件采购、财务等实质性大权，从而享有事实上的经营权。 《中国外资》1997年第一期刊载了吴法成的文章《中国汽车工业应如何利用外资？》，文章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合资战略做了精彩的分析： 第一，要充分认清汽车跨国公司不利于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合资战略 世界汽车跨国公司的实质是垄断资本和扩张占领市场。他们来中国合资建厂，是看上中国具有广阔汽车市场和丰富廉价劳动力这两大优势，挟其资本、技术、产品的绝对优势，利用中国高关税和进口数量限制的保护下，占据中国汽车市场和获取高额利润，而绝无意愿和你合作开发可以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产品来同他们自己抢市场。所以，他们在投资策略上，不是一下子大量投入，追求迅速形成合理的有效生产规模，而是有限投入，形成组装能力，尽量延长进口散件组装时间，大量进口散件，正是外方大量获利的主要手段。在技术转让策略上，是提供已过时或即将过时的产品和技术，不是提供当代最先进技术和最新产品；是提供产品、设备和加工工艺，引进直接生产技术，不愿提供产品设计开发技术，甚至设置障碍，阻挠中方掌握产品设计开发技术、增强中国自主开发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在商标策略上，是通过合资合作方式，使用跨国公司商标或使用跨国公司商标与中国著名商标企业的组合商标，这样，跨国公司可以牵制住现在和未来中国强劲竞争对手，又可以控制产品商标权，还可以稳稳占领中国著名企业商标原有的市场阵地。在市场策略上，既无意提高合资产品的进口替代能力，去挡住进口，更不愿意提高合资产品的返销和出口竞争能力，去和他们自己争夺国际市场。最终是想在合资企业中取得资本、技术、产品、市场的控制权和垄断，以达到长期占据中国汽车大市场的战略目的。 第二，要高度认识和重视我国汽车工业利用外资的主要问题 1．合资项目的选定。项目选定的原则是：国内空白，还不能生产的品种和短缺的高新技术；国内能生产但供货质量不高，大批量供货不足的品种；影响汽车产品性能的关键品种；符合我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不至于损害我国自己优势和独立自主权、有发展后劲的项目。避免重复合资、多国多车型多品种多系列合资，导致生产厂点多、水平低、规模小，又造成整车车型和零部件的品种、规格、系列五花八门，给汽车零部件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和整车、零部件的国产化、大批量生产以及自主研究和设计开发新产品带来难度。 2．合资对象的选择。对象的选择，应特别注重对方有没有合作诚意，技术水平是否先进适用，能不能带来现代化管理经验，有没有经济实力。有少数合资企业所以办得不理想不成功或者失败，首要原因就是对象选择失误或被皮包公司欺骗。 3．单项合资项目利用外资的数量、规模和建设周期问题。合资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弥补资金不足，尽快增强企业的经济规模和竞争实力。然而，许多合资企业都未能如期如愿以偿。比如，德国大众公司出于不同目的，在捷克一下投入近32亿美元，购买斯科达汽车厂，建成25万～30万辆生产能力，以加强它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而开始在中国直接投资总共不到2亿美元，无论是上海桑塔纳还是一汽高尔夫、捷达，都未达到合理的有效生产规模，显然，他们是想利用中国的贸易保护来占据中国市场。 其他轿车合资项目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再从232家左右的汽车零部件三资企业投资规模构成来分析，外商协议金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仅占零部件引进外资项目的4％，小于100万美元项目占22％，100万～1000万美元项目占74％，其中大型项目数量很少。多数项目目前还都没有达到最低经济规模，建设周期长的问题也相当普遍。 4．合资企业的控制权问题。外商或跨国公司投资一般是选择好的企业并力争控股，以控制合资企业。从我国一些轿车合资项目来分析，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东风公司、北京切诺基、广州标致等合资企业多数是由中方控股，中方原也指望通过合资尽快实现国产化，增强自己的开发能力。但是外方一般都控制着技术、财务的权力，而且要求由外方人员主管销售，经营权的争夺相当激烈，产品权和设计开发权牢牢地掌握在外方手中。由于进口散件是外方获利的主要手段，合资生产的外方产品，都要经过漫长的CKD过程。因此国产化自然要受到外方的严加控制，有许多零部件，即使中方有验证条件，外方也要节外生枝，坚持到国外验证。一个验证周期，往往就要延长一年多的时间，大大增加了国产化的难度，影响了国产化的进度，产品成本也相应大幅度增加。目前，我国引进和合资的轿车项目，国产化周期一般都在10年以上，而当今跨国公司开发新产品新车型的周期是3年左右，等到我们引进产品实现国产化，产品已是落后产品，又需搞第二次引进，付出巨额费用，我们处于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一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 5．合资商标、品牌的使用和归属问题。我国汽车工业合资企业的商标品牌有四种情况，一是以我为主，使用我国企业的商标；二是以新商标为主，双方共创一个新的商标；三是以合为主，使用中方和外商的组合商标，如上海大众、一汽大众；四是以外方为主，使用外方的商标。前两种比较理想，可以通过合资，借外方的名牌产品，创出我国自己的名牌，占据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又可以“借船出海”，开拓国际市场，但这不容易为外方所接受，为数并不多。后一种使用外国名牌，不仅削弱中国对自己的消费市场的主宰地位，有损中国的民族精神，而且中方将不能积累自己的无形资产，甚至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都将归属到外方的名下，到头来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第三种含有中方和外方的商标，是目前汽车工业比较普遍使用的组合商标，但是我们自己的头脑要清楚，外方在这种组合商标中仍掌握着合资企业的商标权，产品的改进和更新不经过外方的同意，中方是寸步难行的。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对合资企业实行控制，关键就在于产品商标权在他们手中。 6．合资产品的市场方向问题。由于目前我国汽车工业是弱势又是世界潜力最大的汽车市场的特殊性，以市场换资金、换技术，克服弱性，强化自己，是需要的，现在许多合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外方以商标权为名，不允许其先进总成装在中国企业有竞争力的产品上；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没有返销率或出口率，合资的产品不能进入外方已占有的国际市场，即使外方答应返销和出口，价格也压得很低，返销和出口很难。多年来，我国的合资企业中还没有一个有较大批量的轿车或其他汽车、客车出口。 7．合资企业和原有企业及相关企业的关系问题。我国许多企业指望通过合资途径，对原有企业从技术到管理进行全面改造，以增强企业活力和实力，并带动相关企业的发展。然而外商决不是“送子观音”，他们不愿意投资于技术老化、设备陈旧、产品滞销的企业，总是利用我们的优惠政策和条件，选择国内同行业中有一定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厂房设备比较好的企业合资；或者把我们企业中比较“精华”的部分分离出去进行合资，有的甚至只同一个分厂、一个车间合资，只挑走好的技术、管理人员和青年工人，而把企业的债务、富裕人员和离退休职工等包袱全部留给原有业，结果，使这些企业的元气和优势受损和减弱，而陷于更困难的境地。 8．合资企业的效益和利税达标问题。合资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互利，优势互补，达到资产增值，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我们允许外商利用我国劳动力和市场的优势，我们也要利用外方资金、技术、管理的优势，决不是单方面被利用和让利。但是，许多合资企业普遍存在着“高进”、“低出”的不等价交换行为，外商采用高价的技术、设备参股，或廉价收购参股，以增大其在合资企业中的投资份额，为从利润分配中多获份额创造条件，而中方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由于在合资中不做评估或低评、漏评而大量流失，减少了投资参股和分利的份额；合资企业还高价从外方进口散件、原料，低价出口返销合资产品，从而使利润单方面转移到外方手里。这种不等价交换实行的利润转移，往往造成一些合资企业的利润效益减少或虚假亏损，即使中方的利润受损，也使国家的税收流失。 看来，中国把发展本国汽车工业的梦想寄托在引进外资身上，的确是打错了主意。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问题是散、乱、小，正如造纸工业或医药工业等各行各业一样。你看，整车厂100多家，改装厂5000多家，汽车厂数量之多居世界之冠，汽车产量却仅占世界的2％，不是典型的散、乱、小吗？有人又进而认为，这种散乱小状况是200％的高关税保护造成的，因此，其结论就是把高关税降下来，促成国内市场加速集中。但是问题在于，即使是在这种散乱小状况下，中国汽车工业也已经集中到少数几家合资企业手里了，目前除桑塔纳、夏利、奥迪、奥拓、富康等几家合资企业尚有赢利空间外，其他众多汽车企业正处于苦苦挣扎之中，随着汽车价格战的进一步持续，这些企业的破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1999年5月11日，《经济参考报》以《汽车业在国际舞台仍“有戏可唱”》为题指出，面对竞争，中国汽车业不会“全军覆没”，一批大型集团将应运而生。文章认为： 从汽车品种上看，即使现在就加入WTO，中型卡车、微型客车等也是有竞争力的，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是轿车，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像桑塔纳轿车，去年年产量已达23万辆，普通型化油器车现在也就卖11万多元，业内人士估计，其卖8万多元也可能会赢利；又如奥拓轿车，现在基本型价格不足5万元，再过两年，卖到三四万多元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就表明，经过几年的保护期，中国相当一部分汽车产品从价格上看也是有竞争力的，况且其品牌已深入人心，除此之外还有完整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网络。当然，加入WTO后，中国目前近120家汽车厂中绝大多数将受到冲击，它们将停产、转业、破产甚至倒闭，现在最好的命运是被国内大的汽车集团兼并，这也正是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希望看到的。据统计，去年中国共生产汽车162.78万辆，其中前14家的产量占到91.2％，汽车工业生产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按理，其余100多家汽车厂早该被大的汽车集团兼并，国家“九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实施大集团战略，推进汽车行业的兼并重组，但由于行业、地域及所有制方面的限制，这一进展近几年非常缓慢，加入WTO可能会成为推进国内汽车行业集团化进程的契机，迫于形势的压力，一些中小汽车厂会主动向上汽、一汽和东风等大型汽车集团靠拢，使国内汽车行业再经过几年的发展，出现3～4家年产超过百万辆的特大型汽车企业集团。 果真如此，当然是中国汽车业的幸事。然而这里有三个问题没有论及。首先，这些将逐渐垄断中国轿车市场的企业是中国的汽车企业吗？回答很难是肯定的。据说，在美国单方面公布中国所承诺的汽车关税下调幅度以后，跑到外经贸部去抗议的居然是这些合资企业的外方。他们振振有词地说，早知道你的汽车关税要降低到25％，我还到中国来搞什么合资企业？直接向中国出口汽车就可以了。我在本国的汽车生产线开工率不足80％，为什么要到中国来搞重复建设？其次，年产百万辆的汽车能否算是特大型汽车企业？我国汽车业界往往认为汽车业的规模经济在30万辆以上，因此年产百万辆就好像是特大型汽车企业了。然而在年产能力上千万的通用、丰田等汽车公司面前，这一数字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1994年福特公司开发出三款所谓“世界车”，花了60亿美元，如果只卖30万～50万辆，每辆汽车摊到一两万美元的设计成本，这车谁买得起？①可见，在研究与开发（R&D）经费已成为主要生产成本的时代，汽车业竞争的规模经济已经远远超出了30万辆的概念。在国际汽车业巨头可以畅通无阻地介入中国国内汽车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把百万辆级作为特大型汽车企业来对待，岂不是真正的夜郎自大吗？第三，更为一厢情愿的是，在国际通货紧缩和国内内需不足相互推波助澜的背景下，三四年后中国小汽车市场的容量能否达到三四百万辆，容得下三四家百万辆级的小汽车企业？ ①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第1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在这些问题得不到肯定回答以前，自我安慰地认为“中国汽车不会全军覆没”是有害的。这种论调往好里说是自我麻醉，往坏里说是以中国人的面目诱导中国汽车业放弃必要的戒备，“自投罗网”。 话又说回来，既然中国汽车业已经被合资企业垄断，既然高关税保护的是大众和通用的利润，我们实在不必为中国汽车业的关税大幅下调而担忧。汽车工业已经落入罗网之中，犯得着为卷入罗网的程度问题而激动吗？当然，还是有一点点必要的，至少关税下调会加速众多小汽车企业的破产，会增加失业的人数，他们毕竟还都是中国老百姓。 农业更是长期以来受到国家政策重中之重的严格保护。迄今为止，中国人口的3/4仍然生活在农村，农业依然是9亿农村人口的主要谋生手段。农业兴旺则农村兴旺，农村稳定则国家稳定。无农不稳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因此，当朱镕基总理重申以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时，城市居民并没有因不得不购买高价粮食而抱怨，也没有人以纳税人的名义出来反对。如果说在20世纪末叶的世界上，还有未被市场经济彻底征服的广大地域的话，就是中国农村了。尽管中国的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这一成就却不是靠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取得的。中国农业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最低的产业，粮食商品率仅为35％左右。2亿农业劳动力将有限的耕地分割成无数小块，在小块土地上进行着半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的产物，却很难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农业。对于保障广大农村人口的基本生存条件来说，这种生产方式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以追逐利润的市场眼光来看，这种模式却有着重大缺陷，因为这是一种就业优先，而不是效率优先的模式，不符合利润最大化原则。形象地说，中国农业是典型的3个人的活5个人干、甚至1个人的活10个人干、100个人干的部门，是人浮于事最严重的部门。 不妨比较一下，美国农业人口仅占2％，一个美国农民能养活98个本国人和34个其他国家的人，耕作的土地动辄以百公顷为单位计算。在200多年以前，美国也是以小农场为主的小农经济模式。所不同的是，美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并没有稳定下来，而是不断向着上地集中的方向发展。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农场主不断兼并小农场，通过一轮轮的经济危机迫使大量中小农场主破产，或者成为大农场主的雇工，或者流入城市寻找工作。至1930年时，美国农业的集中化程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全国600万个农场中占一半的大农场生产了经济作物总产量的89％，而另一半则只占11％，小农场主的平均收入不到200美元，处境十分艰难。“二战”以后，美国农业技术又有进一步发展，从50年代的物理农业（即以机械化和电力化为主要特征）发展到六七十年代的化学农业（即靠大量投入化肥、农药），以及80年代以来依靠生物遗传工程技术的飞速进展的生物一生态农业，与此相应，农业集中程度更是发展到惊人的程度。兼并了无数小农场和集物理、化学、生物和生态农业于一身的美国大农场在世界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从战后的多数年份看，美国一国的粮食出口就占世界粮食贸易额的40％～50％左右。美粮所到之处，连欧洲的大农场都无力招架，更不用说拉美和非洲的小国了。为与美国农场争夺市场，欧洲各国政府无不对农业进行高额补贴。欧共体补贴金额占欧共体总预算的60％左右，每年约为400亿美元左右。其他各主要农业出口大国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也是靠大量补助才能分享到世界粮食出口市场的份额，而且这些国家的农业也是大农场为市场而生产，技术水平与美国相差无几。把高度集中化、高度技术化、高度石油化和高度商品化的欧美发达国家农业，和极度细化、低度技术化、低度石油化、低度商品化的中国农业相比较，任何略有头脑的人都会懂得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有多弱。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可以套用一个格式，“农业大国，又是农业弱国”。中国农业常常以7％的土地养活22％的人口而自豪，这的确是奇迹。但是也不要忘记，多少土地养活多少人的概念是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按需分配的思想，而市场经济的核心概念却是竞争、集中、效率，并不管养活多少人。阿根廷的农业比较发达，对外竞争力很强，但被大农场淘汰的大量中小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涌入城市，造成了阿根廷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在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无法提升，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上，其中营养不良、食不裹腹者大有人在。人多地少，人太多地太少，这是中国农业完全市场化所面临的根本困境。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在农业市场化的过程中，也曾经面临过相似的问题。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羊吃人”运动实际上就是农业市场化运动，当市场上羊毛紧俏价格上涨时，大量农田、草场都被用来放羊，原来在小块土地上耕作的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城市，在城市则遭到“血腥立法”的残酷压榨，并且拖累得城市手工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下降。为了缓和市场化带来农民破产、失业的社会危机，社会舆论纷纷鼓励这些陷入绝境的农民变卖家产，漂洋过海，冒着生命危险（因为当时航海技术落后，海难频繁）到新大陆谋生，从而使市场化过程得以继续进行。美国农业的市场化过程也面临过人多地少的压力，但这不是因为美国天然地人多地少，而是技术的进步使本来不多的人口在本来很辽阔的土地上显得多余了。但是，由于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很快，特别是到19世纪末期以后，美国逐渐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有足够的能力吸纳被大农场排斥出来的农民，因此，这个压力很容易被消化了。 从本质上讲，中国农业的分散落后状况和汽车工业、家电业、日用化工品业等各行各业散乱差现象是一致的，即都是处于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的演进过程之中，而发达国家是正在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区域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演进，如微软对微机操作系统的垄断，Intel公司对芯片的垄断，波音公司对大型客机市场的垄断等都是全球性垄断的典型。与工业相比，中国农业上的竞争和淘汰才刚刚开始，而且由于人多地少，农业政策“五十年不变”，这一过程还人为地受到了抑制。人多地少这对根本矛盾使中国农业的长远发展战略难以确定。有的专家强调向美国模式学习，加速农业现代化；有的则强调保障农村就业优先，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里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使农村成为吸纳工业化过程所释放的不稳定力量的海洋。与这两种长远战略相应，前者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土地向种地能手集中”，把农业劳动力释放到工业和城市中来；后者强调发挥计划的作用，“土地承包政策五十年不变”，通过农业保护价收购劣质土地上生产的高成本农业产品，不让那部分落后的农民被淘汰。20年来，农业政策组合运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战略，在宏观上以后者为主，在微观上则适当鼓励前者，形成了农业生产在保护中成长的渐进路线。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反复强调“五十年不变”，强调保护价收购粮食，这实际上是逐渐更加明确自觉地采用了就业优先的农业政策，以缓冲城市失业率上升带来的就业压力。读者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被城市辞退的农民工，或从破了产的乡镇企业中退出的农民工回到家里无地可种的话，他们是否会平和地接受城市优先录用下岗职工的政策。 应该说，虽然就业优先的农业战略不利于加快农业市场化步伐，不符合市场竞争的原则，但却是对全体中国老百姓的长远利益负责的战略。不仅如此，考虑到在今后5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人多地少这一基本矛盾都难以根本上解决，这一战略就不能被当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应该作为基本国策来坚持。然而，正当我们为政府选择了这一负责任的农业战略而感到欣慰时，却突然又准备将这个半自给自足的农业快速推向国际市场，让数亿农业人口在缺乏国内整合的前提下，分散地面对数千家大农场或数百家农业跨国公司的竞争。1998年4月，中美双方签署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协议签署后，各方人士对协议将会产生的影响作了种种分析。总的来看，这些分析大部分是技术性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认真考虑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农业竞争力的根本差别和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有意思的是，多数学者都承认农业协议带来的短期冲击难以避免，这些冲击既具体又现实；但却往往一厢情愿地认为，从长远来看，加入WTO对中国农业发展有利，虽然怎么有利法并不十分清楚。 《南方日报》专访温思美教授的文章《农业开放，是挑战是机遇？》典型地表达了这种看法。文章写道： 《中美农业合作协议》的签订，意味着中国将向具有极强竞争力的国外农产品进一步开放。这对有着8亿农民的中国来说利弊如何？我省农业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记者为此专访了华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温思美教授及有关部门。 短期内，国外农产品将对我省市场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在某些领域甚至十分严峻。但从总体上看，从中长期看，广东农业还是有一定承受力的。 温思美认为，由于我国农业规模小，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农村制度建设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进入WTO后，农业竞争力受到严峻考验。国外质量好、价格廉的农产品肯定会对国内农业生产形成强有力的冲击，有些农产品所受到的冲击甚至可能是巨大的，农民的收入也可能因此受到不小的影响。具体来说，粮食生产会受到直接的冲击，对于广东这样原来粮食生产在国内就没有竞争优势的省份来讲，冲击会更大一些。此外，我省的柑桔、牛肉、猪肉等产品都会遭受十分严峻的考验。但是，中国拥有12多亿人口，农产品市场规模庞大，而且全国人口与消费水平还在不断增长，农产品市场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大，抵御国外冲击的能力也大，不会像一些小国家，市场容量小，国外农产品一冲即垮。从产品价格看，尽管国内不少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但总体而言，国内农产品价格仍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关键是品质和加工包装水平较差，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会提高。从长远看，加入WTO将推进我国农业国际化进程，使我国能在国际大市场里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有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温思美指出，从长远看，加入WTO对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助推作用。具体来说，有六方面潜在的好处：——加入WTO，意味着向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制度靠拢，这将有利于加快我国农业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 ——由于面临全世界范围的挑战，我国将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实现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 ——有利于创造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通过利用WTO的多边谈判机制，为扩大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创造有利条件。 ——加入WTO后，意味着我国真正回到一个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可享受100多个缔约国无条件的多边最惠国待遇，从而改变目前我国出口对某些国家市场依赖过大的局面。 ——有利于我国分享WTO的经济贸易信息资料，从而制定符合国际经济格局和现实的宏观经济政策。 ——进入WTO后，随着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可以排除许多限制壁垒，进一步加快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发展我国农业的步伐。 但是，如果从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竞争力差，农业战略必须优先考虑就业的角度来看，这六方面潜在的好处都值得质疑。纳入市场经济轨道，和实现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从根本上来说都与就业优先的农业战略相冲突；如果农业竞争力差，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并不能扩大农产品的出口；如果农产品出口不能扩大，则所谓改变对某些国家市场依赖过大的局面就失去了重要意义；如果我们根本就认识不到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竞争力的巨大差距——这并不需要分享WTO的信息资料，任何对国际竞争格局有清醒认识的人都知道——则所谓制定符合国际经济格局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根本是缘木求鱼。最后一条更是值得推敲，所谓加快利用外资来发展我国农业，其实是加快让外资来整合中国农业，让外资来兼并中国农村的土地，从而进一步增强外资企业占领我国农业市场的能力。一句话，温教授所谓的“农业国际化进程”实际上是让中国农业加速破产，让跨国农业公司掌握农业命脉的进程。毫无疑问，这的确是完成“中国农业的国际化”的一条捷径，也有助于农业的现代化。剩下的问题只是，这条捷径是不是有利于9亿中国农民，是不是有利于12亿中国老百姓，而如此农业现代化还是不是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与温思美教授的看法相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主任陈锡文对《中美农业合作协议》的评价就显得谨慎一些。陈锡文先生首先澄清了三个普遍存在的误解： 一是以为中国加入WTO一揽子计划就等于中美农业协定这是不正确的。二是以为中国以前未从美国进口过小麦，这不符合事实，其实以前也从美国进口小麦，只不过是从防治病害的角度禁止美国西北七州小麦向我出口，现在由于检测、加工处理技术手段提高而解除了这一禁忌。三是有人看到境外公布的关于中国加入WTO一揽子农业协定中粮食、油类等产品的进口配额而担心我国每年按规定都要进口那么多。其实配额只是一种市场准入规则，表明配额之内的进口不能采取高关税，但具体能否进、进口的数量、品种和价格等则要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并取决于商业谈判行为的结果。以我国现有的进口量来说，目前境外公布的配额并不算低，但这并不表明我国每年都要进口那么多，这要取决于我国国内的需要。 谈到协议的影响时，陈锡文认为 我国加入WTO，具体到农业问题，情况确实比较复杂。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农业有2个较为明显的弱点：一是人多地少，相对来说劳动生产率较低，成本较高，产品的竞争能力不强，农业的经营规模不可能快速扩大，这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弱点；二是整体农业科技水平、物质基础装备水平较低，农产品品种的更新换代和品质提高的速度不快，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农产品品种和品质上具有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不是很多。如果在这两方面都不具备优势或处于劣势的话，一体化经济形势下农业承受的压力将会很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又是技术手段比较落后的部门，同时还涉及到如此众多人口的就业问题，其本身的敏感性不言而喻。 遗憾的是，陈先生没有往下展开这两个弱点的重大意义，而是转到农业协议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上去： 此次签署《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对改善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意义非常大。中美之间的贸易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顺差和逆差的问题；二是长期以来美国借口避免军备扩散而禁止向中国出售高科技产品问题，其结果也造成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难于缩小；三是农产品问题。美国是一个农产品生产大国，其农产品出口量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的农场主和农产品商人一直在寻求扩大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出口，这次《中美农业合作协议》中提到的3个品种也是在中美农产品贸易中一直争论较大、斗争较尖锐的3个品种。解决了这3个农产品品种的问题对于合理解决中美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将有很大好处；相反亦然，解决了中美农产品之间的贸易摩擦，对于改善中美之间的整个贸易交往意义也非常重大。 陈先生紧接着就协议的一些短期的、枝节性的问题作了辩护性的评论。他说： WTO一揽子计划中关于农产品进出口问题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关税的总水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承诺在加入该组织5年后关税总水平降到17％，而且对每一个具体品种都做出具体承诺的降幅。二是配额问题，即在低关税条件下粮、棉、油大宗产品中的每一品种所允许的进口量。农产品中中国认可的配额一旦为美国人所接受，其他国家的问题就不大。三是配额的分配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要求对配额的分配要考虑到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各占多少配额都有要求，以此来避免政府决定一切的局面。 今年以内中国完全有可能加入WTO，届时农业将不可避免地承受较大的压力。 1996年10月，中国时任总理李鹏赴意大利罗马参加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期间，曾承诺中国粮食自给率将保持在95％以上，这就是说有5％的粮食可以考虑进口。目前我国粮食产量已达5亿吨左右，5％即为2500万吨，这就比境外公布的2180万吨的配额要大。因此，即使我们承诺进口的配额也不会形成很大的冲击。若中国再实施地区调整和品种结构调整，并通过进出口调剂，问题将更易得到解决。 目前有人担心中国粮食放开进口后，国际价格低会对国内粮食生产产生很大压力，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辨证地看。首先粮价是在不断变动的，我国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粮价上涨；用国际市场的粮价变化来调节国内的粮食市场和储备量。中国进口粮食多了当然会带动国际粮价上涨；而国际市场粮价的上涨，也会使国际粮食产量增加，价格又会随之降下来。我们不是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吃饭问题，但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国，在利用国际粮食市场方面拥有非常大的主动权，关键是要灵活调控，要把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充分利用起来。近年来，国际市场粮价如此低廉与我国的粮食进口关系非常密切。1995、1996年中国大批量进口粮食引致国外大批量生产粮食，而1998年我国又处于粮食净出口状况，从而也致使国际粮价大幅度下降。粮价问题还涉及到汇率问题，汇率一变，国内外的粮食比价也会跟着变，因此不能一成不变地看待国际市场上目前的低粮价。 这些分析都比较实事求是。问题在于，陈先生没有强调的是，根据协议，“中国将依照WTO的标准承担取消所有数量限制的义务。对于特别敏感的商品，中国将采取关税率配额制度（在此制度下，进口额低于配给水平，则征收低额税，通常为1％～3％；进口额高于配给水平，则征收高额税）。这一制度可有力地刺激国有企业以国际市场价格购买大部分商品。”也就是说，农业协议的要害不仅在于增加配额数量，更重要的是在五六年以后将取消配额限制，在于关税率降低到比大多数美国贸易伙伴更低的程度。 另一个问题是，协议规定，“若国有企业不能购买其分配到的配给份额，其剩余份额将重新分配给私营者。”也就是说，中国已经不能再用国营贸易公司空置配额的方式来限制进口美国农产品，这实际上否定了陈先生前面的说法：配额“并不表明我国每年都要进口那么多，这要取决于我国国内的需要”。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温铁军研究员的分析则较为冷峻。他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分析了协议的影响 从积极方面看： 一是对城市消费者有利。我们最近3年因为粮食大丰收不进口国外的硬质小麦，消费者反映面包一切就掉渣，挂面下锅容易烂。这是因为国内食品市场上使用低面筋度的软质小麦的加工品在质量上确实有点问题 二是在加入WTO之后有利于国内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增加出口，80年代我国的农产品出口还是以土地资源型的基本农产品为主；90年代以来则明显改变为以水产品、蔬菜果品和部分畜牧产品为主，并且多数年份尚且能够维持30亿～40亿美元的小额顺差。因此从长期看，除了粮食、棉花、油料等基本农产品外，我国的非资源型农产品还是有出口竞争力的。 三是在没有其他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和平条件下，增加进口大量占用资源的基本农产品，有利于土地资源短缺的沿海发达地区进行农业结构调整。 四是有利于深化中国正在进行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消极方面看： 首先是国内拟通过粮食出口削减已经超过2000万公斤的仓储看来已不可能。其次是不利于国内稳定粮食生产的长期政策。其三是在国内粮食价格受进口压力下降的情况下，中西部传统农区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收入会受到影响。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研究，国际市场粮食价格18年来基本上是下降趋势；而我国则相反，除了1989～1991年和近两年情况比较特殊，20年来大多数年份粮食价格是上升的；并且1979～1982年和1994～1996年曾经两次大幅度提价。前者可以认为是对计划经济时期长期推行剪刀差、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的临时性补偿；而后者则是在农业比较效益低的情况下，以价格隐含的补贴来稳定农民的粮食生产。 统计资料表明，国内粮食价格自1993年下半年以后，长期在“天花板价格”之上运行（其中仅1994年上半年因外汇改革本币贬值而在3个月～4个月的短期内略低于国际价格），个别时段的个别品种国内价格比美国高约1倍。这又造成我国连年丰收后已经涨库的粮食，如果不补贴就难以出口。 更值得注意的是，温先生还特别分析了协议对粮食生产结构的影响： 首先看国内市场，我国小麦生产在国家一向以追求产量为目标的政策和统一制定价格的作用下，难以调整品种品质结构、实行优质优价。所以基本上以生产面筋度含量不到30％的软麦为主。面筋度含量超过35％的硬麦所占比例上不去，至今仅占小麦总产量的20％以下。而进口小麦不仅价格低于国内20％以上，而且都是面筋度含量高的优质小麦，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同样，我国东北玉米主产区的玉米含水量高、运输困难也一向是老大难问题。可以认为，美国（包括加、澳及其他欧洲粮食出口大国）的小麦、玉米确实有优势，能够比较容易地占领国内市场。 其次是粮食安全战略的考虑。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下农业人口仍然处于半自给自足状态，粮食产量中只有35％是商品粮，每年约为1.6亿～1.8亿吨。因此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不能以总产量作为基数，而应该以商品粮为基数。以往多数年份小麦的进口数量一般都在1000万吨左右，占全部商品粮的6％～8％。与美国的双边协议小麦930万吨就占了几乎全部常年进口，以商品粮计算约达8％。再加上玉米720万吨，大米530万吨；仅美国一家这三种主粮就占了我国商品粮消费的20％以上。因此，不能低估这个协议对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影响。 其三从理论上看，我国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中，农民对活劳动成本不计算，所以农民收入就是对农业剩余的分配，也就是地租分配。我国粮食这种资源型产品缺乏贸易竞争力根本在于地租量太小，因为土地面积越大地租就越多。中国农村户均土地面积仅0.4公顷的细小规模农业，能够在粮食生产上得到的剩余本来就微乎其微；显然不能与美国平均数百公顷、农业剩余上千倍于我的大规模农场竞争。因此，中美之间的粮食贸易属于典型的不平等竞争。 这就把话说到最深处了：典型的不平等竞争。那么，为什么要签订这个竞争的协议呢？后续谈判该如何看待呢？温先生认为，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美国在贸易谈判背后隐含的政治目的不会改变 根据近来国内公开的和互联网上发表的资料分析，认为不仅这次农产品贸易协议对国内的影响应该重视，而且拟于本月开始的后续谈判如何进行更值得关注。因为美国的根本目的不会改变。“克林顿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在这个贸易组织中的成员资格不是关系到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全球一体化问题。它将使中国进入一个法律框架，迫使它根据西方式的贸易法律行事。它将使市场极大地开放，从而及早地使得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到外国思想的影响”。① ①New York Times，April，10，1999. 中国既然在农产品贸易上已经做出了重大让步，美国本来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让步。而美国不仅始终没有在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上正式签字，反而“现在坚持这样的要求：即使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也应该让美国有权对中国实行单方面贸易制裁”（参考消息，1999年4月13日）。这让我们很难相信美国会“坚定”地支持中国加入WTO。有鉴于此，中方当引以为戒，至少要以我国已经做的让步为谈判条件，在金融、保险等问题产业，以及其他仍然维持部门垄断、本来应先向国人开放的领域中尽可能少让步。否则，即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难以避免被人家“单赢”。 2．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地位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过度膨胀、就业问题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加入以资本大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来保护资本对全世界统治利益的世贸组织？加入之后的利弊，利大还是弊大？本来就是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应该认真讨论的问题。 我们不应该忘记近代史上美国农产品依托“美麦贷款”和“美棉贷款”大举进军中国、把我国的小农经济打得一败涂地的教训。有西方学者指出，让中国按照美国的条件加入WTO，好比是让尚未长大的稚童，按照美国定下的拳台裁决规则，与美国泰森一类的拳王较量。考虑到这个农业协议的让步，是为了在其他领域得利，是以农业让步为交换条件，在国家财政依存的国有经济特别是金融部门市场开放上增加谈判地位，那么我们不妨借用这个比喻再引申一下：即使不是让尚未长大的稚童，而是让中国的武术冠军——国有企业上去打，倘若必须按照美国制定的规则比赛，也难有胜算。 3．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准备 中国在70年代完成了初步工业化之后，由于已经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遵循经济规律通过改革开放参与国际交换。20年来已经在一般贸易中位列世界10强，因此有必要加入世贸组织．但是在加入之前和准备期间，我国需要先“练好内功”。首先，要把单纯追求增长转变为以促进就业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来。 我国世纪之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过度膨胀和劳动力严重过剩。据美国高盛亚洲研究部最近的模拟测算，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贸易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增加，对我国GDP每年的潜在贡献为0.5％～0.6％。国家信息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的就业弹性到“八五”时期仅为0.108，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致只能吸纳60万人就业；随着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更小。因此，0.5个百分点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转变增长方式更重要。对于本世纪末剩余劳动力将超过2亿的人口大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转变旧的经济增长方式中不断刺激资本增密的机制，形成促进就业的经济增长机制，否则既有可能在纳尔逊提出“增长的陷阶”中无法自拔；也有可能过分依赖大量贸易拉动经济增长而不得不受制于人。 其次，在对国际资本开放之前先要对国内开放 我国现在按照重置价计算的国有房地产和工商业资产仍然有超过10万亿元之多。由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解体过程中没有及时进行产权改革，而使过去的全民所有制逐渐演变为部门垄断。与其放开资本市场让外国金融资本凭借其庞大的资本力量吞噬我国这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部门垄断资本，不如抓紧进行对国内公众有利的产权改革，尤其应该按照15大精神鼓励有利于劳动者根据他们的贡献分配他们剩余价值形成的资产的改革，尽快实现国有资产的社会化占有。只有在加入WTO之前让民有民营经济获得“国民待遇”先行进入国内资本市场、并且对应增加货币发行，从而使国民经济总量在近期成倍提高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参与竞争的可能。① ①陈锡文及温铁军的观点均见中经网（www.cei.gov.cn）：《专家纵论＜中美农业合作协议＞》。 我基本赞同温先生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温先生这样的冷峻分析也有许多地方没有触及。在温先生第一点积极评价中，我们看到了消费者逻辑的运用；第二点积极评价认为，非资源型农产品还是有竞争力的。但是需要补充的是，即使非资源型农产品如畜牧、水产品等，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是有限的。以畜牧业为例，畜牧业已经不是简单的饲料转换工业了，而是涉及到品种改良、疾病预防和治疗等生物和医学工程的高技术产业了。在拥有大批生物和医学科学家的跨国畜牧业公司面前，中国畜牧业能否真正具备竞争力还是个问号。第三点积极评价谈到有利于土地资源短缺地区调整产业结构，这诚然是不错的。问题在于，沿海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一直在进行中，90年代以来日益发展的北粮南调趋势就是最好的说明。一旦沿海地区不再吸收中西部和华北、东北的粮食，转而靠进口粮食调整产业结构，那么产粮区的农民又到哪里诉苦呢？第四点积极评价谈到有利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如果孤立地以国内眼光看，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据此来实现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可能简单地只是打破国营粮食系统的垄断地位，而必然是从国内垄断性的粮食流通体制一步跨到国际粮食的大流通、大循环体制，以跨国粮食巨头的垄断来代替国内粮食系统的垄断。这样的流通体制改革必然强迫中国农业不顾一切地走加速市场化的道路，背离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温先生不仅在影响评价上留了情面，在提出的对策上也留了情面。应该说，“以促进就业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抓住了中国农业人多地少的主要矛盾，而“对国际资本开放之前先要对国内开放”则抓住了对外经济政策要害，不仅对农业适用，对各行各业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只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即使“先对国内开放”，“进行对国内公众有利的产权改革”，也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利用后发优势，在农业以及其他各行各业上形成可以与跨国公司较量的实力。事实上，正如在其他行业一样，中国农业面临的现实并非只是学者们在书斋里的逻辑推演，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农业遭到境外强势农业打击的进程已经开始了。早在90年代初期，就曾因进口羊毛过多，导致国产羊毛积压2～3年，内蒙古等地牧民年均收入减少210元，迫使政府加强对羊毛及其他农产品的进口及走私的控制力度。为了争取早日加入WTO，近几年未，外经贸部谈判代表们一再减让农业关税、撤除非关税限制，水果等非主要农产品的保护首当其冲遭到削减。结果，外国农产品长驱直入，迅速抢占了高档农产品市场，据海关统计，1996年以来我国食用植物油净进口50多亿公斤，约占国内年需求总量的50％。豆粕进口更是惊人，从1995年的1000吨猛增至1997年的360万吨，增长3500倍；1998年，仅一季度即进口豆粕不少于200万吨。辽宁省粮油企业反映，进口原料加工，每公斤油成本为1.75元，而从黑龙江省来料加工，每公斤成本要1.9元，无论从价格还是质量上进口原料均占尽优势。由于豆粕和植物油的大量进口，全国上千家油脂企业陷入了困境，据辽宁省粮食局介绍，全省40多家油脂企业开工率不到1/3，负债28亿元，1.5万名油脂工人大部分失业。湖南、湖北等粮食产区原来年均凋往沿海地区40多亿公斤稻米，但由于沿海地区进日粮食，近3年年均只调出10多亿公斤。进口的泰国米、澳洲米不仅抢占缺粮区市场，更直逼产粮区市场，长沙等大城市米市的1/3为泰国米所占领。广东省的一些粮商反映，进口大米每斤至少比国内低1角左右。结果，粮食产区仓库爆满，仅湖南一省目前库存粮食即达180多亿斤，粮食企业亏损严重，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湖南全省累计亏损近100亿元。①1998年，湖南被迫削减定购数量和价格，造成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下降多达31元。②棉花遭受的压力更大，当前国产棉花价格大大高于国际市场，而国外进料加工低价棉却大量涌入，造成国内棉花涨库，棉农欠收。水果遭受的冲击也不小。据海关统计，1996年我国进口各类水果65万吨，金额近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72％和134.9％，1997年则上升到76万吨。据东北地区较大的水果批发市场鞍山四方台市场总经理介绍，这里的香蕉年交易量10万多公斤，其中进口香蕉占了6万多公斤，国产香蕉已基本被挤出国内市场。③ ①《中国经济时报》3月23日文：《优势产业何以成包袱？》 ②刘国光等主编：《中国经济前景分析——1999年春季报告》，第6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 ③除标明外，本段资料均来自曾华国、孙一曲：《国家危机》，第328～33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8年10月 这些都是协议签订前的情况。协议签订后将会怎样呢？我们不妨看一看《中美农业合作协议》签署前后的关税对照表（见下页）。 可以预料，如果此协议正式生效，则中国农业将面临有史以 来最严峻的挑战。 产品 现行关税率 协议关税率 备注 大豆 114％ 3％ 无数量限制 酒 65％ 20％ 牛肉 45％ 12％ 猪肉 20％ 12％ 鸡肉 20％ 10％ 柑橘 40％ 12％ 苹果 30％ 10％ 杏仁 30％ 10％ 乳酪 50％ 12％ 冰淇淋 45％ 19％ 大麦 91.2％ 9％ 豆粕 25％ ≤50％ 无数量限制 注：另外目前国家还对以上产品征收13％～17％的增值税，但增价税以后也可能被取消 资料来源：《中粮信息快报》；《中国海关报关实用手册》；国家计委管理的一般配额和登记商品目录。① ①：方奕涛、戴锦辉：《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香港传真No.99～18。 中国承诺准备加入乌拉圭回合中三个主要的多边协议：信息技术协议、基础电信协议、金融服务协议。具体到基础电信协议，中国将实行根据成本定价的竞争调控原则，允许外国公司进入中国电信市场，享有互联互通权利，实现信息产品零关税，政府将只是充当裁判中外电信公司“公平竞争”的角色。中国还同意技术中立方案，即外国电信公司有任意选择技术来提供电信服务的权利，允许外国公司在全部电信业中占49％的投资，并且在4年内允许外国投资在附加值和寻呼业中拥有50％的所有权。这就是说，中国电信业将面临跨国电信公司的充分竞争，冲击在所难免。问题在于，冲击有多大，会不会到被冲垮的地步？中国电信产业能否经受住这轮冲击而提高竞争力？ 事实上，电信业是改革开放以来受保护程度最高的产业，也是假定至今仍按计划经济模式运行的少数产业之一。尽管近年有关部门有意扶植中国联通向中国电信挑战，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电信市场的竞争度，但从总体上讲，中国电信仍然对电信市场保持着高度的政府垄断。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在政府的保护下，占据着绝对垄断地位的中国电信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邓英淘等有一段给人印象深刻的陈述①： ①邓英淘、杨志坚：《中国电信产业近期发展的重点应在哪里》，《产业论坛》1998年第2期。 目前，全国基础传输网中，省际、省内光缆干线的总长度达到11.7万波长公里，本地电话网光缆总长度达6.7万波长公里。与此同时，数字微波线路57.6万波长公里，国内国际卫星地面站33个。基础网中光缆网、微波网、卫星网互为辅助、备用。全国县市以上城市均已进入长途自动交换网，交换机总容量已突破1亿门。在国际光缆建设方面，已建有欧亚光缆系统的中国部分，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国际光缆，中日、中韩海底电缆，环球光缆的中国近岸部分和欧亚海底电缆的相应部分。与之建立直达电路的国家和地区总数已达62个（73个通讯公司）。我国的电信网在规模容量上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网。 在这样一个光缆为基干、辅以微波和卫星通信的网上，除了基本的电报、电话业务之外，还开通了无线移动电话网，寻呼机漫游业务，数据通讯网，No.7信号网，数字同步网，计算机互联网，200、300号业务，公共传真存储转发网以及会议电视业务。我国99.5％的局用交换机实现程控交换，各省均已使用数字同步网设备。我国的电信网不仅规模容量大，而且技术层次高、网络结构合理，集话音、数据、图像通信为一体，能较好满足社会各界对电信多样化需求。 平心而论，每一个普通中国公民都感到了中国电信的这一不凡业绩。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与五年、十年前相比，通话质量有了根本改变，无论是长话还是市话，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地区，话音都十分清晰，而且接通率很高，除非对方占线，信号很少在中间环节被阻断。手机、漫游寻呼、传真、互联网都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开通，除联通手机和部分城市的小寻呼台质量有问题，互联网的速度比较慢以外，这些新增电信消费品种的技术质量都已经和发达国家一样。媒体所抱怨的普通电话的装机等待时间和装机费用也已大幅下调。完全可以说，中国老百姓所享受的电信服务无论在品种、质量、价格诸方面都与十几年前有了天壤之别。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垄断地位的存在，电信才没有陷入到“大而弱”模式中去。如果中国电信整体对外竞争，那么最强大的对手也得正眼相看。用王小强博士的话说：“具备了与世界上任何最大的电信公司周旋和拼搏一场的强大实力。”不错，美国人享受到的电信服务质量更好，价格也更低，与美国AT&T相比，中国电信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一差距，以及相应地如何缩小这一差距。有人认为，中国电信目前存在的问题症结是缺乏竞争，只要引入竞争，甚至是引入国际电信巨头的竞争，中国电信就能很快降低价格，改善服务，中国老百姓就能得到最大的实惠。早引入早好，晚引入晚好，不引入不好。应该说，由于中国十几年来的舆论培养了竞争万能论，从竞争角度解释电信服务的差距是很自然的。问题是，按照竞争逻辑，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有中国电信。在1949年以前，中国各大城市里享受的电信服务是和世界基本同步的。早在电话诞生不久，爱立信等今天的电信业巨头就开始登陆中国，慈禧太后的寝宫里就装上了电话机。此后，从人工交换到自动交换，从电话机的品质到通话质量，中国城市的有钱人就一直仰赖跨国公司在中国竞争的恩赐，享受着世界一流的电信服务。当然，那时候没有中国电信，电信服务也只是一小部分城市达官贵人的特权。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西方封锁技术，中国人被迫依靠自己的技术搞电信建设。虽然电话线开始铺向每一个村庄，但却基本上是落后的手摇式电话，转接成功率低，通话质量也比较差。正是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电信开始了艰难的迈进。虽然在前30年中国政府的精力主要放在重化工业的友展上，但是也走完了西方电话历史上前50多年走过的路。改革开放后，由于西方国家不再对中国进行完全技术封锁，电信业得以在高度保护下引进技术和设备，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和投资，用短短十几年的功夫追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电信业的飞速发展，是弱小工业在有保护的开放下取得成功的典范，也是落后国家不陷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的成功典范。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在这50年间的任何时候引入外国电信公司的充分竞争的话，中国电信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在中国的所有行业中，电信业可能是最接近“拜改革开放成就之赐，我们必能承受这类冲击”的标准的行业。甚至可以说，中国电信体现了落后国家“有保护地开放”的理念，给了我们一个“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的唯一希望。 但这也正是跨国电信巨头们最害怕的。正如富国俱乐部不希望有新的伙伴加入其中一样，跨国电信巨头们也不希望有新的伙伴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如果不把中国电信拆散，AT&T进军中国电信市场就不会那么顺利。而中国电信有了国内市场的依托，就有可能吸引并造就一流的技术人才，与AT&T在南美市场、中东市场、北非市场较量。从这个意义上，是中国老百姓交的初装费支持了中国电信的崛起，给了中国电信以与国际巨头们较量的力量。这正如中国老百姓用国际市场1倍～2倍的高价购买小汽车支持本国汽车产业的崛起一样。遗憾的是，本国汽车产业悄悄改了姓，更遗憾的是，连改了姓的汽车产业都可能无以生存下去——要早知道这个结果的话，这20多年来汽车行业的高额关税还有什么意义呢？中国老百姓的高额购车费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当我们从电信和汽车产业的历史和前景的角度考虑问题时，就会觉得，真正应该受讨伐的不是电话初装费，而是汽车的高关税。当然，如果中国电信从现在起被肢解成若干部分，失去国家政策的保护，完全按西方的规则“游戏”，独立地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大压力，从而被一一收编的话，那么电话的初装费也会失去意义。 由此更进一步，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的汽车业高关税没有受到舆论的打压？而偏偏是有意义的电信初装费会成为过街老鼠呢？这其间的奥秘，可能只有从跨国公司角度才看得清楚。汽车的高关税的一大部分已经通过技术转让费、转移定价费以及正常利润分配落人到了德国大众、法国雪铁龙、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手中，而且中国汽车业的主导权也已经很难说是属于中国人。而电信的初装费却只有中国电信能享受，跨国电信公司们只能眼看着中国电信实力的壮大。因此，跨国公司们开始关心中国老百姓的腰包了，它们的某些代言人开始巧妙地借用业已形成的竞争万能论来攻击中国电信，必欲拆之而后快。 我们这样分析并不是意味着中国电信的初装费就不可商榷，也不是意味着中国电信的服务质量不可挑剔，而是说要仔细地权衡利弊得失，不要干拣了芝麻丢西瓜的傻事。中国电信如何进一步发展，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老百姓，并能有实力进军其他国家的电信市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大课题，绝不是竞争万能论就能解决的问题。即使说前些年中国电信的初装费是合理的，也有一个合理的程度问题：究竟是要不要5000元？或许2000元也够了？究竟有多少初装费成了中国电信职工高收入的来源，或甚至进了某些官员的私囊？这些可能才是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参与讨论的问题。不要忘了，中国电信的垄断是政府以公用事业名义进行的垄断。既然是政府垄断，公众就有权了解每一份公民义务的用途，就有权了解中国电信的成本构成和支出项目，就可以讨论电信的定价标准和策略，就像人大有权了解财政部的开支情况和确定税收标准一样。如果是私人垄断——跨国公司垄断，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如果撇开对政府垄断进行监督、调节的可能性——这才是民主的体现，一味地崇尚自由竞争理念，把中国电信大卸八块，那么中国电信市场实际上只有一条出路：用跨国公司的垄断取代中国电信的政府垄断。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公众对政府垄断和私人垄断不加区分？甚至潜意识中更欢迎跨国公司的私人垄断呢？这不能不怪公共政策辩论的缺乏。如果政府垄断变成部门和地方垄断，如果政府垄断不受公共政策辩论的监督，那么政府垄断的确有可能成为腐败的滋生地，的确有可能遭到公众的唾弃。事实上，在这一场中国电信的辩论中，之所以竞争万能论的观点会深得人心，还因为公众已经从政策设计层面把腐败因素考虑在内，因而采取了一种两害相权取其重的非理性态度，“宁要跨国公司也不要腐败”。 由此可见，腐败是跨国公司在华的天然盟友。正是借助了腐败的力量，跨国公司才有可能装扮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才有可能肢解中国各行各业，重新统治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夺回它们在1949年时失去的中国。 从中国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的选择是，既不要腐败，也不要跨国公司，我们需要的是开放和保护的结合，国内垄断和国际竞争的结合；我们需要的是在报纸、杂志、电视、电台上对政府垄断行业进行公共政策辩论，用公共政策辩论的力量重新凝聚人心，抑制腐败，迎接跨国公司的挑战。事实上，从1998年初开始的有关中国电信的公共政策辩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这一效果：中国电信于1999年初下调了初装费，降低了互联网的接入费，并且将按专业将中国电信一分为三。当然，并不是说公共政策的辩论的每一步都指向价格下降，老百姓得实惠，也不是每一次公共政策辩论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都能产生正确的影响。这正如美国经常是宁愿不赚钱、宁愿减少工作岗位，也要限制对华技术出口一样，也正如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常常有失误一样。但只要公共政策辩论是以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为指向的，就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民主、繁荣、富强。 然而，很遗憾，这样一种宽松、民主的公共政策辩论的气候尚未形成，而中国电信也还没有做好迎接国际竞争的思想和物质准备，一定程度上还受竞争万能论影响，还在“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怪圈中打转转。不仅如此，事实上中国电信还没能真正成为政府垄断部门，而更多地是地方垄断部门——中国电信在各地方的单位往往是地方政府小金库的重要来源，因而，中国电信还没有真正整合成一个如臂使指的整体。这将使中国电信在面临高度整体化、计划化的跨国公司的威胁时，很难捏成一个坚实的拳头。 中国的金融业是迄今为止仍以国有为主体的行业。据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对金融业加强了监控，金融业的承受已经增强。可以承受到什么程度呢？按照中美双边协议，中国同意在加入WTO后的2年内，许可美国银行经营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许可美国银行经营中国居民个人的人民币业务。 众所周知，中国银行体系面临着严重的呆坏账问题，1999年中央确定的少数几件大事之一就是严防金融风险。1997年时，美国美林证券公司曾称，中国的银行已经在技术上破产了。根据它们的估计，中国银行体系的呆坏账率（即呆坏账占全部未偿还贷款的比率）高达25％，约为16600亿元人民币。这一比率在亚洲乃至全球都是惊人的。泰国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呆坏账率仅为7％。如果让银行净资产（约为3000多亿）来冲抵呆坏账的话，则需要五倍于现在净资产的钱。也就是说，如果储户从银行挤提存款的话，银行破产五次的资格都有了。一时间，各方媒体纷纷指责美林证券公司故作惊人语，制造什么“中国崩溃论”。1999年人代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公布，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的呆账约占全部贷款的2.9％，此外呆滞贷款中还有一部分需要注销的贷款，两者相加不会超过10％。针对美林证券公司的数字，戴相龙指出，中国的不良贷款概念与外国不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包括三部分：贷款到期未还的为逾期贷款，逾期两年以上的贷款为呆滞贷款，而需要核销的贷款才是呆账贷款。 1999年4月，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其使命是解决建设银行高达2000亿元的不良资产。建行是四大银行中不良资产最少的。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政府已经注销了银行近1000亿元的呆账，1998年又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充抵银行资本金。在这种情况下，建行公布的不良贷款仍高达2000多亿元，可见情况之严重。 为什么中国银行体系会积累这么多坏账？1999年初，中央举办了省部级领导金融问题研究班，到会讲话的领导人认为，1992年到1993年中国的经济过热，实际上就是金融危机。1993年的基建投资从上年的5500亿元猛增到1 亿元，到处是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股票热、圈地热。这些钱大部分是银行违规贷款，贷款搞房地产，贷款搞开发区，贷款炒股票。在泡沫经济的上升阶段，银行和项目当事人都指望着各种商品的价格越来越高，可以赚大钱；当泡沫破裂后，所有这些贷款全都压死在项目、股票上。全国仅积压房地产7000多万平方米，就造成银行不良贷款5000亿元左右。加之当时利息较高，积累至今，不良贷款更加膨胀。 不仅泡沫经济造成大量不良贷款，即使在平时情况下，由于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银行信贷员和某些地方部门、干部子弟相互勾结，搞了大量“首长工程”、“胡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即使是负责的领导干部，也常常因为不掌握市场经济的规律，盲目决策投资，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这些工程贷款或者根本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或者是资金效益低下，亏损严重。但不管贷款能否回收，工程是否见效益，参与项目的大大小小人物都能论功行赏，从中受益。 此外，随着企业改制的开展，一些地方政府又“卖字当头，逃在其中”，借改革之名破银行之产。更有意思的是，这还一度被当做经验私下或公开授受。据工商银行统计，几年来企业通过改制已逃废的债务高达1000多亿元。为此，中央三令五申，仍屡禁不止。这是可以想见的，因为把银行的钱当作唐僧肉，能吃就吃，能割就割，能贷到款的就是大爷，这是十几年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的中国金融体系最奇特的风景线。由此，在一些人眼里，逃废银行债务又算得了什么呢？ 银行体系的严重问题事实上已经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按常理说，这会动摇储户对银行的信心，发生挤提事件。然而，虽然个别地区的确出现了挤提行为，但就全国范围而言，银行的存款不仅没有减小，反而不断增长，甚至在银行连连降息的情况下，存款仍然源源不断地送进银行。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这四大银行都是国有银行，建国50年以来银行树立了极高的信誉度，以至老百姓常常把银行的信誉和政府的信誉联系在一起。虽然从商业运营的角度看，这四大商业银行都景况不佳，形象不好，但政府仍然在老百姓中享有权威。人们很难设想政府会让这些银行破产。这个原因可以解释绝大部分小中储户的心态。第二是，存款无处可逃。如果四大国有银行不可信的话，像招商银行、民生银行这样的半官半民或民营银行也很难相信，更何况民营银行的商业网点远远不如国有银行发达。而兑换成外币又没有通畅的渠道，如果大量人民币拥向狭窄的黑市通道的话，势必造成人民币黑市汇率暴跌。如果这时国内人民币仍未动摇的话，这就将意味着以极低的汇率换成美元者吃亏上当。因此，对于资讯发达，资金雄厚的大户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真正难题是手持人民币无处可逃。据信，占储户人数20％的大户已占存款总量的80％，因此他们反应会特别灵敏。 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资银行挟着其雄厚的实力、更加良好的信誉进入中国金融市场，那么等于为消息灵通的大户们找到了一条出逃的生路。一旦20％以上的存款逃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外资银行，那四大商业银行的崩溃之日就临近了。这恰恰就是泰国危机时的国民心态和集体抛售泰铢行为。 以上简要地勾勒了若干产业面临的竞争形势。不难发现，某一产业被淘汰的程度恰好与该产业的开放程度成正比。而且淘汰的模式过程总是很相似：先淘汰该行业中的名牌企业，占领市场制高点，从高档商品开始，逐渐向中档商品发展，控制产品一半以上的销量和80％左右的产量，把中国企业挤到量大利薄的低档商品市场了事。与中国整行整业逐渐失去保护相比，欧美市场的保护主义神经就敏感多了。中国向欧美市场出口商品总是定位在发达国家市场的低端和不发达国家市场的低端——不发达国家市场的高端同样被跨国巨头们所把持，而且绝没有什么“农村包围城市”的野心。但是，当中国商品对某一市场的出口开始谈得上占多少比例的市场份额时，欧美各国的反倾销机制便开始启动。 不难发现，那些20年来有所成长的产业则恰好得益于国家保护，而且保护得最强的产业成长得最快。即使如此，这些产业仍未强大到足以与跨国公司单打独斗的地步。特别是，由于大多数产业还处于竞争集中的过程中，总体上仍呈现“大而弱”的特点。即使电信这样高度集中的产业，由于其思路不是迎接国际竞争，而是如何拆得更散、更小，竞争能力也无法与国际垄断集团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设想中国企业无保护地接受国际市场的竞争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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