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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必然呼唤战略，国际竞争必然呼唤国际先争战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有必要思考21世纪的中国发展战略，或更准确地说是国际竞争战略 ●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前要问题还不是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而是怎样生存下去，怎样避免发生内乱 ●20年来，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深揭狠批平均主义，但却没有一天不是靠年均主义来维持社会稳定，并在稳定中实现经济增长的 ●中国能首先成功地实现从资源消耗到资源节的型的特变，这对于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增强中国资源节约型方品的竞争力都人有益处 ●倡导以个人利益作为核心动力构造新的科研体制，从而推动科技创新，这个思路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科技体制的根本动力只能来自民族凝聚力，个人物质利益动力不能作为第二位的 ●就业优先，资源节约，发展战略产业，为科技和教育事业重新注入灵魂，这是中国21世纪国际竞争战略相互关联的四个要点。就战略态势而言，这仍然是属于守势战略。我认为，守势战略将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战略姿态 时光飞逝，21世纪转瞬即临。人们都在翘首盼望着新的世纪为人类带来新的梦想和希望，虽然也有人担心着世界末日的来临。而现实却可能既不那么浪漫，又不那么恐怖，它将一如既往地随着时钟的滴答声把今天生活中的希望、问题和矛盾带进21世纪。如果不是“千年虫”发作，到期的合同还是得履行，欠人的债务还是得还，该出生的自然会出生，该死的也只好去见阎王，有钱人仍然是有钱人，穷人仍然是穷人，强国依然富得流油，弱国还会揭不开锅。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可能还是有些不同。因为恰恰是在这个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选择。一种选择是甘心情愿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最大的“外围”，与最大的“中心”国家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像美国与皮诺切特的智利那样；另一种选择是在重新整合国内力量的基础上，想办法与中心周旋，寻找进击的可能性。很显然，如果我们并不认为第一种选择应该成为现实的话，我们就需要使第二种选择成为人们思考和争议的对象。必须承认，尽管党的文件和政府决议给国人展示了由小康而中等发达国家的远景，但是由于改革在深层奉行“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因而从总体上仍然缺乏全局性、长远性的思考。一段时间以来，甚至谁要从全局、长远的角度对零敲碎打的改革措施提出问题，谁就是阻碍了“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谁就有僵化保守之嫌。这样，表面上第一种选择好像是深思熟虑的战略，实际上是现实逻辑的自然伸展。因此，现在再来瞻前顾后地讨论第二种选择，应该说也还不完全是马后炮。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前期可以回避的矛盾已经积累得不容再回避了。摸了20年以后，人们也逐渐看清楚河流的水性以及河对岸的地形了，故客观上具备了讨论发展战略的条件。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个常见的误解。我们常常看到企业这样制定“战略目标”：今年产值10亿，利税1亿，职工人数500人，3年后产值要达到产值100亿，利税15亿，职工人数达到1000人，盖3栋职工住宅楼，等等。事实上，这充其量只能叫长远计划，甚至只是一厢情愿的承诺，与战略则毫不相干。当我们谈到战略时，实际上首先要有敌我概念，比如企业战略，首先要清楚有哪些竞争对手，这些对手的实力如何，强弱点在何处，自己有哪些优势，哪些劣势，怎样扬长避短，削弱对手，壮大自己，哪些对手可以联合，哪些对手首先需要对付，怎样形成战略意志，怎样调动战略手段，是否拥有战略后备资源等等。打败了对手，自然就占据了更多的市场份额，有了份额就可以保证利润增长和规模的扩大，就像军队打了胜仗一样，兵也多了，将也众了，地盘也广了。反之，如果打了败仗，一切就都成泡影。从这个角度看，上述企业“战略目标”就只是挂在天上的一个“馅饼”，给职工心理充饥罢了。当然，从更深层次讲，如此“战略目标”也和我们长期的计划经济思维有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需要考虑竞争，只需要考虑资源是否足够就可以了。问题是，现在已经是竞争经济了，而且不仅有国内竞争，更有国际竞争，甚至国内市场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舞台了，再也不能遵循计划经济下的目标制定思维了。竞争必然呼唤战略，国际竞争必然呼唤国际竞争战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有必要思考21世纪的中国发展战略，或更准确地说是国际竞争战略。 从理论上说，考虑国际竞争战略首先得认清我们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位置，此知彼也；同时也得认清中国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此知己也。由于前文已经多处论及彼、己双方的特点和力量对比，这里就直接切入战略设计本身了。 轮廓地说，21世纪的中国国际竞争战略是否应有以下要点：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大意是，打仗首先要考虑的是不会被敌方打败，然后才有可能捕捉打败敌方的机会。不被打败取决于自己，打败敌人取决于敌方情况。这就是说，当我们考虑国际竞争战略时，首先要考虑到最坏的情形，谋求立于不败之地。 实际上，今日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在国际竟争中获胜，而是怎样生存下去，怎样避免发生内乱。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外部势力将很容易趁机插手，或者扶植中国内部买办政治势力，或者利用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将中国切成若干块。而要避免发生内乱，最重要的是防止两极分化势头继续发展，避免更多城镇工人失业下岗，保证9亿农民基本的温饱生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就是要从效率优先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就业优先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倡导“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也就是说，中国的事情还得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事情就是这样矛盾，20年来，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深揭狠批“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但却没有一天不是靠平均主义来维持社会稳定，并在稳定中实现经济增长的。其中，农村的分田到户是最大的平均主义。很显然，分田到户的标准不是生产效率，而是按人头分配，是平均主义。事实上，正是由于农村的平均主义限制了两极分化程度，束缚了四五亿农村劳动力，这才可以为城市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提供空间。但是，城市通过裁减农民工缓解下岗压力，把就业压力转嫁到农村，就进一步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的封建主义和平均主义恰恰是城市资本主义的巨大的劳动力蓄水库。 如果看不到这一根本现实，盲目地以为中国可以彻底实现“效率优先”原则，放任以利润率最大化来配置资源，让资本原则操纵这一切，那么不仅工人失业率还将继续上升，更严重的是农村将释放出高达2亿～4亿的劳动力（根据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这一天的到来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翻车”之时。 市场经济内在地是“效率优先”的，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如果又倡导“效率优先”，必然意味着资本原则畅行无阻。正因为如此，甚至西方经济学家也很少倡导“效率优先”——这根本不需要倡导，市场经济自动就按照这一原则运行；而总是提倡“公平优先”，以便为政府调节市场竞争的负面后果提供理论依据。 也有人看到了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占有量更少的现实，认识到彻底的资本原则的可怕后果。但是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常常是鸵鸟式的，他们不是去面对这个现实，承认市场竞争逻辑的内在问题，而是拼命地诅咒中国众多的人口，因为它妨碍了市场经济神话的传播。更有甚者，他们把中国人多的原因归结为“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由此把人多的罪过推到毛泽东身上。 这里我们忍不住想说几句公道话。不错，是新中国的成立导致了1950年以后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在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老百姓看来，这首先是生活和健康水平提高的结果。旧中国人口倒是长期维持在4亿人左右，但那是由于大规模战争、疾病和饥饿抵消了奇高的人口出生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营养状况迅速改善，城乡卫生防疫制度和城乡合作医疗制度的得以建立，广大劳动者缺医少药的情况得到根本改变，使得婴幼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人口平均年龄大幅度提高，这才有新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因此，如果有人非要把人口增长说成是毛泽东干的坏事的话，我们就要说，这首先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 其次，毛泽东是不是鼓励多生多育呢？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并不是。早在5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首先提出来要节制生育问题，只是没有来得及形成完整的计划生育政策。不错，毛泽东是说过“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但这话是说给那些隔洋看笑话、以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的艾奇逊们听的，并不是制定人口政策的依据。否则，中国今天的人口就将远不止12亿，也许是20亿。 第三，中国今天人口数量庞大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五千年来，随着土地单位产量的增加和垦植面积的扩大，中国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基本上保持了人口与粮食总产量同步增长的态势，这使得到1949年时中国的人口数量达到4亿。基数庞大，而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又主张多子多福，加之计划生育的技术手段的落后，控制人口的难度便可想而知。这一点，今天有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作后盾的计生干部们体会最深。事实上，即使厉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20年来人口的增长数量仍然高达5亿左右。 第四，不要忘记，正是共产党毛泽东留下的这个基本社会制度使70年代末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特别是在1980～1985年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得最快。但随着近年来农村基层政权的削弱，包产到户的普遍推行，农民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大为降低，计生干部逐渐落入“要钱还是要命”的难堪境地，有的甚至成了“拿命（生育指标）换钱”的“活阎王”，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则在日益强烈的对抗中减弱。 第五，对那些崇尚自由市场的人来说，克林顿夫人希拉里提醒得好，在市场理念中，生育是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如果坚持市场理念，那么就不要说计划生育政策如何执行了，这项政策本身就将失去合理依据。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自由竞争理念的问题，原来自由还意味着自由地膨胀和自由地毁灭。实际上马尔萨斯倒是真诚的自由竞争理念的信奉者，但是那要以战争、饥饿、瘟疫消灭人口作为补充。也就是说，自由竞争从本质上是最不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关于这一点，事实上无论亚当·斯密还是马尔萨斯从没有否认过，因为他们所推演的逻辑体系从根本上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有谁曾见“狼”尊重过“羊”权呢？ 更为可笑的是，某些市场理念的信奉者以市场标准来取舍衡量一切，于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就成了隐性失业。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经济生活看作是人类互相帮助、分工合作的生产体系，不以资本的效率来衡量的话，“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就是不存在失业。事实上，比如说80年代以前的工人，他们并没有感到什么“隐性失业”，但城市下岗工人却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显性失业”。事实上，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如果不是现行的资本逻辑主宰一切，而是按人的需要与可能来合理分工的话，那么世界上每人每周只劳动一天，就可以过上丰衣足食、丰富多彩的生活。如果以这种标准来衡量的话，世界各国特别是外围国家如此严重的失业恰恰是市场经济的罪过。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向那些诅咒人口阻碍了经济发展的人问一声：究竟是经济为人服务？还是人为经济服务？ 闲话少说。就业优先型的经济增长怎样操作呢？这种增长模式会不会与市场经济发生冲突，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呢？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凯恩斯说得最清楚。他有一个极端就业优先的模型，那就是挖地洞再埋上，创造就业机会。实际上，我们今天沸沸扬扬的所谓启动内需之说，正是就业优先的思路之一。我们知道，扩大内需，启动增长，这并不是认为市场完美无缺的新古典学派的概念，而是认为市场有缺陷的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当然，中国政府并不需要去用财政赤字挖地洞，而是可以用财政赤字建大量的公共工程，特别是从搞黄河大西线调水工程入手，大规模开发西部，以从根本上缓解东部地区口密集、资源贫乏所引发的一系列内向发展的困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执行就业优先的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巨大的潜力。 温铁军先生在倡及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一节详述）时，实际提到的解决措施却正是就业优先型经济增长所要求的。他说： 可行的取向目前看有两个：一是调整区域差别，改变爱晖/腾冲线两侧明显的资源一人口的不平衡；二是调整城乡差别，逐渐把自给自足的9亿农村人口的一半改变为市场消费人口，以此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调整中，我们可以修改1985年以来在“梯度发展理论”指导下形成的资源。“资本、资源。”人口的不平衡：爱晖/腾冲线以西拥有我国资源70％～80％，人口仅占20％～30％；以东则只有20％～30％的资源，人口和资本却占70％～80％。 这个区域不平衡如果不改变，我国东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必然依赖海外市场和国际资本，也就必然使中国受制于人。而如果能够大规模启动西部资源开发，就既可以缩短对新疆和西藏的战略补给线，改变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又体现反贫困的人道主义精神，符合改善人权状况的要求。更何况这完全属于国内调整，不至于引起国际争议。 从近年来我国决策的影响因素看，实施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大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在东部的短期利益可能受损、反对意见增加的压力下，能否坚持符合国家总体利益的经济政策。 具体调整中，我们可以利用中央政府仍然对国内部门垄断的大资本有控制权利的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引导过剩的国家金融资本与过剩的民间劳动力投向中西部，在国家主导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如西线“南水北调”工程）中，实行“以工代赈、以工换地”的政策，带动河北、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等省人口多资源少地区的农村过剩人口向西部流动，启动西部资源经济向资本经济的转化。 当然，由于就业优先型经济增长要求相应地加大政府宏观调控和决策的能力，加大公共工程的投资力度，因此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所有这些公共工程的资金运用必须是有效的。如果说，用中华民族的大局观念来增强对政府官员的内在激励，并且严惩腐败，都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话，那么就业优先型经济增长的确与计划经济时代有相通之处。但是，这将是中华民族生存下去，发展起来的唯一依托，我们只能选择严厉反腐的路线，这也是所谓重新整合国内力量的起点。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被经济人化，那么的确是长痛不如短痛，晚死不如早死了。 除人口以外，中国崛起的另一项重大限制是资源。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源耗竭型的，从工业革命开始才短短两百多年时间，世界上的主要资源就都已经见了底，按这种速度，未来一百年内如无技术上的根本突破，资源争夺战必将愈演愈烈，石油、土地、森林、水、甚至空气都可能成为争夺对象。在欧美等国开始大量消耗资源的现代化进程时，它们可以完全不顾及资源的限制，像美国在本世纪30年代祸及全国2/3土地的沙尘暴就是森林资源遭到大规模毁灭后的产物，更何况这些强国还可以把整个世界作为本国的资源库。而中国本身的资源不够丰富，无论是石油还是土地、森林、水都经不起大规模的消耗，又缺乏在世界各地获取资源的能力，则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必然提前遇到极限，从而使强国梦成为泡影。关于这个问题，最近温铁军先生在中经网上以《重新认识中国的发展问题》为题作了精彩的论述： 1．中国粗放经济的高增长 中国事实上已经有了47年以西方工业化为榜样的增长。大多数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也都表现出经济高增长。我国属于大量占用、消耗资源的粗放型增长。如果继续过去习惯的方式、进一步追求数量型增长，就必然在国内资源稀缺的压力下转向世界产品、原料和资本市场，当然就不得不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而受到必须从发展中国家实物经济增长中攫取利润才能存活的国际大资本的制约。 这显然是发展战略本身造成的结果，不是主观上是否愿意投向国际资本集团的问题，当然也就不是什么意识形态问题，更谈不上“卖国求荣”。 2．粗放型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必然增加，导致对海外市场依赖 8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重申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两个转变，但事实上没有做到。近20年来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反而低于过去的水平。单位GDP耗能与日本相比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占32％，“七五”时期反而降到24％，“八五”、“九五”以来也没有明显变化。 而且，由于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力的城乡对立的二元体制压抑了城市化进程，以及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的政府垄断、带动第三产业的能力有限，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困难，资源消耗必然增加。其中石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在80年代只有2.4％，而90年代上升到10％以上。可见，粗放型经济增长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制度现象。 如果用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资源产品消耗的增长速度外推到2010年，估计需要消耗10亿吨原油和3.5亿吨粗钢。这必然增加海外进口，依赖国际市场。据预测，到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顶多维持在1.5亿吨，铁矿石产量顶多达到4亿吨，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此外，我国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宣布禁止森林采伐，如果能够实行，木材进口将从现在每年约3000万立方米的水平上提高至少1倍。下世纪初我国人均占有粮食需要达到450公斤，需求总量将达到6.3亿吨，而耕地面积到2010年将减少到13亿亩，粮食总产量即使超过5.5亿吨，每年也需要有数千万吨粮食进口。 3．经济粗放增长中的进出口惯性及其影响 我国人均资源稀缺。铁、铝、铜、锌等矿产资源储量比重，都低于国土面积比重，石油储量比重甚至还不到国土比重的40％。如果按人均水平计算，更是排到世界80位以后。 中国在70年代末期初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的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社会化交换。这使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成为历史的必然，甚至因此形成了经济增长对外向型经济依赖促使进出口必须不断增加的“惯性”。近20年的增长与过去比最大之不同在于国际化程度。因为这20年正是国际金融资本过剩、寻找投资机会，以及日本在亚洲推行产业转移战略的阶段。到“八五”期末中国经济的外向度已经超过45％。 一旦中国的生存和经济发展依赖世界市场，其影响绝非以往能比。现在发生的挑战已经表明：中国经济能否通过国际贸易保证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子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 因为，如果中国石油进口达到8亿吨，就要买走世界全部出口量的60％。如果中国粮食进口在2004年达到这次与美国谈判中的配额2250万吨，也要占目前世界贸易量2亿吨的1/8。世界每年的铁矿石出口量只有2亿吨，中国下世纪初叶经济增长的需求量甚至超过了世界的全部出口。这种需求如果真的发生，不仅将会引起世界初级产品供求不断趋于紧张，而且迫使中国更多地依赖南海以及马六甲海峡等易于被控制的黄金水道，甚至会激化中国南海等热点地区的冲突，给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介入干预以机会。 1998年初，我国已经对国际社会宣布到本世纪末需要增加约1万亿美元投资。此外据测算，中国到2010年仅为支付8亿吨石油进口，就需要3000亿美元以上，加上各种矿产和农产品等其他进口，外汇需求将达到7500亿美元。即使我们能够像最近10年不断维持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也要求在未来15年内，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12％左右。姑且不论实现这个年平均增长率的困难有多大，如果未来世界贸易增长率为5％，而中国真达到12％，到2010年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会上升到18％，这将会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国际社会确实会因此引发新的格局调整。因此，中国在下个世纪如果继续大力发展出口外向型经济，不仅将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也必然极大地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甚至可能导致更多国家防范中国…… 合理的决策讨论应该是把邓小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我国“人口与资源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讨论，实事求是地转向我国已经向世界承诺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人们在享受高增长带来的现代化消费的时候，连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还尚且不习惯，更遑论“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如果既不打算受制于人，又不可能与人对抗，如果真的不做两个极端的战略选择，那么就只能另辟蹊径。失去中国人在世纪之交的最后选择机会，我们将无以立足。 这就充分地论证了中国采用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 但是，如果这一必要性成立的话，另一个世纪难题就立刻摆到了中国面前。根据市场逻辑，如果要在世界市场上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必须有丰富廉价的资源作后盾，而这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消耗；如果中国采用资源节约型技术路线，势必增加生产成本，从而削弱国际市场竞争力。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决定采取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资源节约型线路，则必须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限制国际市场竞争逻辑的展开。 资源耗竭是个全球性问题，西方许多有识之士也在忧心忡忡地展望着资源冲突的到来，寻求着摆脱无限消耗资源的途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能首先成功地实现从资源消耗到资源节约型的转变，那么这对于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增强中国资源节约型商品的竞争力都大有益处。世界历史表明，越是处在文明中心，其制度的刚性就越大，可变性就越小，因而历史的新的生长点常常出现在成熟文明的外围。例如资本主义就不是出现在作为封建文明中心的中国，而是出现在混战连绵、贫穷落后的欧洲。同样，我们也许可以期望，西方文明的中心地带将很难跳出资源耗竭型的路子，创新有可能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发生。 有人可能会说，从技术上讲，中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怎么可能是中国首先成为资源节约型经济呢？这里的奥秘在于，中国的GDP主要由初加工产品、低附加值产品构成，这些产品都是高能耗、低价值的，而欧美GDP则主要由高附加值产品和金融、信息等高赢利的服务业构成，它们都是低能耗、高价值的。例如皮革行业，中国每年出口大量的生皮和低档皮，经意大利技术加工后就变成高档皮，能耗和污染都留给了中国，利润则给了意大利。又如，一架“波音747”飞机价格数亿美元，其中就可能有来自中国生产的铝锭和粗钢，但是中国得出口数百万吨粗钢或铝锭才能换回这架飞机。首钢或宝钢的工人们都能告诉你这意味着多大的能耗和污染，山西大同的工人更能告诉你每一度电要消耗多少煤。从这个角度看，表面上美国自身所耗的能源和矿产并不那么多，但是它却攫取了能源和矿产所生成的大部分高级产品和巨额利润。在全球化视野中，我们甚至完全可以说，整个世界资源（包括第三世界的全部劳动力以及他们消费的资源）都在为美欧日服务。因此，说西方文明是资源耗竭型文明一点都不为过。如果搞清楚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中国单位产值能耗高首先是与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所处的外围地位分不开的。只要中国不摆脱这个地位，中国就不可能成为资源节约型的国度。但是，如果中国考虑摆脱这个地位，形成自主的经济结构和体系的话，至少将为通向资源节约型经济打开通道。 其次，资源节约型经济需要在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两个层次上都做出重大调整。如果在生产什么上没有根本调整，生产技术层的调整总是有限度的。比如汽车产业，当我们选定了以小汽车作为未来城市交通的主要工具时，那么无论生产技术如何改进，资源利用率如何提高，都会需要大量钢材、橡胶、石油和各种金属，需要大量的水泥、土地，都会造成大面积的空气污染。但如果选择以地铁、轻轨列车、公共汽车和自行车混合构成的公共交通体系，加以尽量使人们的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靠近，则资源压力就会得到极大减轻，而交通质量（安全性、快捷性、方便性、舒适性）也会得到极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因此改善（每天不需要在路上花费二三个小时时间）。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说明资源节约型经济首先将在生产什么上考虑节约，这正是中国有可能成为资源节约型经济示范国的根本原因。 第三，目前由于中国的生产技术落后，即使生产同样品质的产品其能耗也比较高。但正因为如此，中国降低资源消耗的空间也就更大。诚如温铁军先生所言，事实上，“近20年来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反而低于过去的水平。单位GDP耗能与日本相比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单位GDP能耗是与生产规模的大小从而技术先进性相联系的，80年代初，无论是钢铁、石油还是化工、机械，都是国有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以钢铁业为例，全国基本上是以大型钢铁厂为骨干，地方中型钢铁厂为补充的局面，但是后来许多乡镇企业纷纷涉足钢铁行业，事实上掀起了第二次大炼钢铁的热潮，许多著名亿元村如天津的大邱庄、河北唐山的半壁店等都是在这次热潮中发财致富的。但是乡镇企业所使用的往往是国有企业淘汰的五六十年代的设备，技术落后，生产条件极为恶劣，能耗和污染都很大，但它们靠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灵活的推销手段硬是把劣质钢材推向了市场。这不但为今后中国的大批建筑埋下了坍塌的祸根，也使中国的技术经济指标不进反退。可以说，尽管乡镇企业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农民致富问题上功不可没，但它确实使中国经济进一步深陷到高耗能、高污染的歧途上去。因此，如果选择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势必要从全局的高度重新调整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功能，寻找既能继续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出路，又能减少资源消耗的新途径。可以设想，如果乡镇企业更加注重做好农副产品深加工的文章，如果农村小城镇化的速度加快，如果更多地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率，走生态农业的道路，如果西部开发的设想得以实施，那么目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吸纳的。 除调整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功能外，当然也不能放松继续提高大中型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这方面的潜力也是惊人的。由于这项工作已经纳入常规视野，这里就不多说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中型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不快，与节能的经济效益不够明显有关。因此，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大资源税的征收额度，用以补贴资源节约型产品的推广。 关于走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其实国外早就有人做了很深入的研究。长期担任英国政府部门经济顾问的英籍德育学者舒马赫早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夕就发表了《小的是美好的》一书，对耗竭资源的西方文明做了深入的批判并提出了持久性经济学的新概念，舒马赫说：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智慧的中心概念是持久性。我们必须研究持久性经济学。一件事物除非能表明具有长期延续性而不致发展为荒谬，否则是没有经济意义的。朝着有限的目标求得“发展”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无限制地、普遍地得到发展。很可能像甘地所说：“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持久性与掠夺态度是不相容的，抱掠夺态度的人对“父辈作为奢侈品的东西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生活必需品”这一事实感到得意。 培养与扩大需要同智慧是对立的，同自由与和平也是对立的。每扩大一次需要就增加了对生存的恐惧。只有通过减少需要，才能有助于真正减少那些成为冲突与战争根源的压力。 持久性经济学意味着科学技术的方向有深刻的转变，它们必须敞开通向智慧之门，实际上必须在它们自身的结构中包含智慧。毒化环境或腐蚀社会结构与人类本身的科学或技术“解决方案”，不论构思多么聪颖，表面多么吸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机器不断大型化，需要集中的经济力量也不断增加，施加于环境的暴力也不断增加，这不代表进步；它们是对智慧的否定。智慧要求科学技术朝着有组织、温和、优美的新方向前进。人们经常说，和平是不可分裂的——那么，又怎能在不计后果的科学与暴力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和平呢？我们应当寻求一次技术上的革命，为我们提供能够扭转当前威胁我们全体的破坏性趋势的发明与机器。我们真正要求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方法与设备： ——价格低廉，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 ——适合于小规模应用； ——适应人类的创造需要。① 更值得重视的是，舒马赫先生对第三世界的情况十分了解，并且提出了发展“中间技术”的解决思路。舒马赫的论述简直就像是为今天的中国准备的： 几乎所有的所谓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现代经济部门，那里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与发达国家近似，但是它们还有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现代部门，那里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不仅极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处在迅速衰退的过程中。 ①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第16～1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5月 我在这里专门谈论帮助那些非现代部门人民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主张现代部门的建设性工作要中断。毫无疑问，它无论如何是要继续下去的。但这意味着我确信：除非那些生活极端贫穷和绝望的大多数人能健康地成长，或至少获得相当安定的条件，否则现代部门的一切成就就可能成为泡影。 在大部分所谓发展中国家里，穷人的典型状况是什么？他们的工作机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以至不能摆脱苦难。他们是半失业者或者全失业者，而且当他们找到临时工作时，他们的生产率也是十分低的。其中有些人有土地，但往往微乎其微。许多人没有土地，也没有任何希望得到土地。他们半失业或者全失业，于是流浪到大城市里。但是，在大城市里也没有工作给他们做，当然也没有住房。可是他们照样成群结队地拥入大城市，因为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机会似乎要比在农村大些，在农村找到工作的机会等于零。 农村地区公开的与隐蔽的失业，往往被认为是完全由于人口的增长。无疑，这是一个重要的起作用的因素。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还必须解释为什么更多的人不能做更多的工作。据说，他们之所以不能工作是白于缺少“资金”。可是，什么是“资金”？它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资金的缺乏能够解释生产率水平低，却不能解释工作机会缺乏。 无论如何，事实上大批的人没有工作或者只是间断地工作，因而他们是贫穷的不能自立的，而且绝望得背井离乡到大城市里寻找某种出路。农村的失业造成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并使城市的发展到了一种连富有社会的资源也完全为之耗尽的速度。农村失业变成城市失业。 因此，问题可以这样十分简单地提出：在仍然占总人口80％～90％（大多数情况如此）的农村和小城镇里，能够做些什么使大城市以外的经济生活健全起来呢？只有发展力量主要集中在最容易建立新企业、配备管理人员并找到保持企业运行的财源与市场的大城市里，来自这些企业的竞争就会进一步瓦解与破坏全国其它地方的非农业生产，就会在大城市以外引起更多的失业，就会进一步加速穷人向不能吸收他们的市区流动。“互相毒化的过程”是止不住的。 因此，至少有一部分重要的发展力量应当越过大城市而直接开始在衣村和小城镇地区建立“农业—工业结构”。在这方面，必须强调首先需要的是工作场所，简直是几百万个工作场所。当然，没有人会认为个人产量是不重要的，但是主要考虑的不能是最大限度提高个人产量；而必须是最大限度为失业者与半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 十分清楚，发达国家里已经兴起的现代工业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现代工业是在资金充裕、劳力短缺的社会里兴起的，因而不可能适合资金短缺、劳力充足的社会。 真正的任务可以概括为四点要求： 第一，必须在人们现在居住的地区，而主要不是在他们想要移民的大城市地区，建立工作场所； 第二，一般说来，这些工作场所建立成本必须低廉，以便大批建立而无需高不可达的投资额与进口； 第三，采用的生产方法必须比较简单，以尽量减少生产过程本身乃至组织工作中的原料供应、财务、销售等方面对高度熟练技术的要求； 第四，生产应当主要是就地取材，而且主要是供当地使用。 这四点要求，只有采取“地区”发展方法，其次是有意识地致力于发展与应用所谓“中间技术”才能满足。① ①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第115～118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5月。 由此可见，资源节约型与就业优先型两者原来是如此相辅相成，温铁军先生把两者放在一起谈也是有道理的。 就业优先和节约资源是中国在21世纪的两个基本立足点，有了这两条，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就有了稳固的根据地。但是仅有根据地，仅守住根据地，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埋头自身建设，满足于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可持续发展，而不顾及四周虎踞龙盘的险恶形势，不主动参与国际竞争，那么的确可以被称为是“闭关自守”。问题在于如何参与。是赤膊上阵呢？还是穿盔戴甲？是虚声恫吓呢？还是实力较量？是以强击弱呢？还是以弱迎强？竞争如同战争，进攻与防守缺一不可。因此，21世纪中国国际竞争战略中必然还应该有带进攻性的部分。这就是集中力量扶植战略产业。关于发展战略产业，王小强先生的《产业重组，时不我待》已经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我在这里只需择要介绍即可。 第一，关于战略产业的界定。王先生认为，除了“枪杆子”——军事工业，和“笔杆子”——文化产业之外，战略产业应该是那些关系到综合国力的提高，关系到我国今后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竞争中的国家安全和战略行动能力的产业。究竟哪些产业应该被列为战略产业，是不是通常所谓的“战略产业”如军工、石油、钢铁、重化工、造船、汽车等产业都应该是战略产业，这还有待放到开放环境中深入具体地研究。在最近的一篇《航空工业何去何从》的文章中，王先生又对战略产业作了生动的解释： 商品经济，各种物件都是商品交换，讲究的是经济效益。媒体上时常可以看到不少“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例证：有钱可以买美女，可以腐蚀干部等等。根据这个道理，只要有了足够的钱，就可以买飞机。中国民航的波音、空中客车不全是买来的吗？一步到位现代化，何必费尽心机自己从头来过呢？问题是到了一定的层面，“鬼”就不讲经济效益了。买波音、买空中客车不仅可以，而且多多益善；买得越多，你自己的大飞机就越造不出来。但是，要买美国F-16、英国“鹞式”或者法国“幻影”战机，就给多少钱都不卖了，一架也不卖；而且淘汰了，砸成碎铜烂铁也不卖；而且要弄出“考克斯报告”的轩然大波，慎防有人零打碎敲地偷着买；而且是只卖台湾，不卖大陆。图的是“国家安全”——打你的时候，希望能像轰炸南斯拉夫一般如入无人之境。要不，怎么理解有钱不赚的市场经济呢？所以，在挨打不挨打这个层面上，“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哲学是不灵光的。 什么是“战略产业”？有钱买不来和不是简单以赚钱为目的的产业，才是战略产业。所以，个体户开饭馆的哲学是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没钱不干——干别的赚钱的买卖去了；讲究的是经济效益。战略产业的发展原则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赢利是进一步发展的手段，不是目的。70年代初，为了打破美国大客机的垄断，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一国没有条件，四国联合起来创造条件也要上，经过25年不盈利的艰苦奋斗，形成今天可以与波音一搏的实力，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最好案例。① ①空中客车1970年建立，开始是德、法两国组成；1971年西班牙加入，1979年英国加入。当时四国的航空工业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法国现在还是国有企业；英国宇航虽然“私有化”了，75％是军工生产，政府始终保持“金股”。 第二，如何扶植战略产业。王先生力倡，要实现产业重组。他指出，世界趋势是企业的公司化、大型化、国际化。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兼并几乎成为美国企业的主要成长方式。1988年美国企业兼并2752起，交易金额高达2638亿美元。进入90年代后，美国企业兼并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包括五角大楼迫使麦道被波音兼并，以与欧洲空中客车竞争。就连以兼并困难著称的日本，近年来，迫于国际竞争压力和抢占东亚市场的需要，也在推动各行各业大企业的兼并，此起彼伏，惊心动魄。 中国产业的根本问题不在于重新走一个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从总量上看，我国的钢铁、煤炭、石油、化工、建材、彩电等产业均可与各发达国家匹敌，但是我国任何一家单独企业的规模都不足以与跨国公司抗衡。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部门既是政府部门，也是大托拉斯，割断这种技术联系，分散的单位往往不能成为独立生存的企业，自负盈亏。从经济激励上讲，鼓励自负盈亏有利于调动各层的积极性；但从技术联系上讲，又需要加强各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如共同承担高昂的研究与发展费用等，协凋对跨国公司的行动等。怎么办呢？就应当使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与产业重组相结合。 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在于，一方面，国内同行企业的重组遇到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老大难问题，另一方面却是跨国公司插手甚至领导中国企业的重组，使中国企业服从跨国公司国际分工的需要。形象地说，从以计划为纽带的企业集团，向以产权为纽带的企业集团的转轨，就像是从“包办婚姻”到“重组家庭”，中间有个“自由恋爱”阶段。“如果在‘自由恋爱’阶段插进一批有钱有势的大鼻子，‘恋爱’的结果就不得而知了。我国报刊上关于‘好女先嫁’——当然是先嫁外国人——的讨论，说明问题的严重。”① ①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第三，怎样实现产业重组。王先生认为，应该利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的优势，以政府的直接参与，促成特大企业的形成。他说： 从民族大义出发，需要运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在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应该面对的现实是，世界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都不是靠约科书上说的市场机制成长起来的，都离不开政府的组织、干预、扶持和保护。譬如，美国在成为超级大国之前，关税保护一直远远高于欧洲各国。以李斯特保护理论为基础的卡特尔，形成政府支持的寡头垄断，是大企业成长和整合的温床。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如德国的Bayerr、巴斯夫、Hoechst，英国的ICI、美国的杜邦、瑞典的Basle AG（由Ciba、Geigy和Sandoz合并组成）等等，都直接是卡特尔的产物。日本的财团（从Zaibatsu到Keiretsu），韩国的企业集团（Chaebol），众所周知，更是政府组织、扶持乃至直接指挥的产物。在现代企业大型化、跨国化的浪潮中，政府的作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从各国政府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制裁，跨国公司们纷纷携带巨额软贷款来华推销产品，我们都能直接感受到。…… 直到90年代，西欧各国政府对制造业按平均每个职工计算的补贴，远远大于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譬如，1990～1994年，在意大利，平均每一个在制造业就业的职工得到政府3000美元补贴。由此可见，大企业的成长，不是放任自流的市场机制的自然产物。中国现存“企业”之间的产业重组，是中央政府理直气壮的特殊任务。 强调政府行政手段的作用，不意味着简单地恢复传统的计划体制。传统的计划体制，建立之初，包含了生产单位之间的技术联系。可是，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动态发展，企业生存需要的越来越丰富的技术和经济联系，被部门和地区的行政条块所分割。从产品链条上说，譬如，杜邦可以从石油、炼油一直搞到化纤、塑料和医药。可是，我们的石油归石油部，炼油归中石化，化纤归纺织部，塑料归化工部，医药归轻工部和医药管理局……再加上地方行政部门的切割，完整的生产体系只好化整为零。从经济链条上说，通用电力、西门子发电设备销售成功的重要保证，是雄厚而灵活的金融安排。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打的更是一场金融（银行）、商业（综合商社）、房地产和制造业、“海、陆、空”多兵种混成协同行动的立体战争。中国企业制度的现代化，在考虑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的同时，需要重点研究的是现有“企业”跨产品、跨地区、跨行业的产业整合。在我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与大型化、跨国化的现代企业制度接轨，要做无比繁重的重组工作。在开放的环境中，重大战略产业的重新组合，时不我待。① ①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第35～3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这就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战略产业，更需要以政府的力量扶植战略产业，使中国“大而弱”的产业模式重组为“大而强”的产业模式，以便捏成拳头，从而以国内市场为根据地，去赢得国际竞争的胜利。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产业重组，时不我待》全书，相信其中丰富的资料和透彻的说理会让人有所收获的。 这里我想对国防工业问题稍作补充。无论怎样分类，国防工业恐怕都是战略产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国防工业将仍属于防御型国防工业，但其中也隐含着进攻性，那就是一方面削弱敌国的侵略意愿，另一方面利用国防工业提高科技水平，增强民用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方面，美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战”以后，美国在一般工业上（如汽车、半导体等）渐渐失去竞争优势，但在国防工业和高附加价值工业上则仍然保持绝对领先地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波音公司。今天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耀武扬威，并不是美国的经济有多强大，而是美国的军事工业十分强大。事实上，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高技术工业群，如民用飞机、商用卫星以及卫星发射业、核电业、造船业以及通讯和计算机产业等，已经成为美国经济优势所在，其高额垄断利润是美国近年来所谓“新经济”的主要依托。截至1992年，全国约有1/3的企业在不同程度上与军火生产有关；军工生产占全部工业生产的比重已高达20％。在全部工程师和科学家中，有40％是在从事与军事有关的研究。军事工业雇佣的工人占美国制造业雇佣工人总数的1/5。①不仅如此，军事工业本身也已经从花钱的工业变为赚钱的工业。在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和军火商的通力合作下，美国已经接近垄断世界军火市场的地位，把俄罗斯挤出军火市场不说，连欧盟也叫苦不迭。更有甚者，为了增加军火利润，不让庞大的军事工业设备闲置，美国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不放过任何一次挑起战争的机会，只要战争一起，这个军事工业综合体就兴旺发达，这反过来又将刺激其追求更大的高额利润的胃口。可以说，这个军事工业综合体已经成了美国霸权主义的祸根。我们当然不是要学习美国的霸权。但是，它的确告诉我们发展国防工业所带来的连带效应。事实上，国防工业是补贴高技术产业成长的秘密通道，也是减轻企业创新风险的主要机制。支持国防工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增强军力国威，还可以增加我们在WTO问题上的回旋余地。 ①阮宗泽：《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新动向》，《国际问题研究》1992年第3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军转民。但是，当美国B-2飞机轰炸了中国大使馆以后，国人吃惊地发现，中国军工生产和科研水平都出现了严重萎缩。技术人才大面积流失，80年代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又纷纷逃离国企，逃离军工，甚至高级技师也无人接班、断了香火。许多军工企业的军事生产线长期尘封，一年也许只是象征性地生产一二发子弹、炮弹。在此次北约侵南战争中，美国的空中力量发挥着主要作用，因此中国航空工业也突然间备受各界关注起来。但是，目前航空工业却处境艰难。1979年时，非航空产品只占航空工业总销售额的7.5％，而到1997年，航空产品的销售额却下降到了不足1/5。从产值上说，现在的航空工业总公司已经成为一家生产从摩托车、汽车、大客车到烟草机械、医疗器械、洗衣机、电冰箱的超级杂货生产车间。歼击机的生产数量比80年代初下降了一半还多，是70年代中期的1/6。比生产军机数量下降更严重的问题是技术力量的萎缩和流失。如果航空工业军转民是从军机转民机的话，即使现在战斗机生产得少一些，也不会导致技术力量的流失，可惜的是没有出现这种转机。改革开放后，民航事业大发展，本来为中国航空工业军转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腾飞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包括纯粹人为的原因，这个机会没有抓住。1985年，中国第一种自行研制的喷气式100座客机“运十”胎死腹中，在多次试飞成功后，却被莫名其妙地进了博物馆。加上国人崇洋心切，波音、麦道等公司攻势凌厉，庞大的民航客机市场终于拱手让人。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仅没有正视从80年代以来军事工业在内追（军转民）外压（民用产品受国际竞争的打压）的情况下日渐萎缩的现实，反而把军工能力削弱的原因归咎于缺乏竞争。最近五个军工行业分别一分为二，每个行业都有一个A集团，一个B集团，希望在A、B两个集团的竞争中发展军事工业。就在国际上军工集团不断合并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军工集团却不但不走产业重组道路，反而越拆越小！ 看一看欧洲是怎样和美国竞争的吧！1970年以前，欧洲各国各有各的大型民机公司，甚至一国有几家、十几家。但是在大洋彼岸波音的竞争下，欧洲各国民机公司均因市场狭小而告亏损，纷纷败下阵来。在这种情况下，法德两国有远见的航空界人士不甘将巨型飞机的巨额垄断利润连同技术和军事优势统统交给美国，谋划集结全欧洲的航空技术和财力，搞欧洲的大型民航客机。1970年法德两家成立空中客车公司，开始了漫长的向波音挑战的旅程，1971年西班牙加入，1979年英国加入。在此后长达25年的时间里，尽管四国政府不断给予财政补贴，空中客车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全力以赴，新型飞机一架接一架上天，但在波音公司竞争性定价策略的打压下，公司仍一直亏损。直到1300多架空客交付使用后，波音公司才被迫承认空中客车公司的存在，不再继续使用低价倾销策略逼迫空客退出竞争。因为那时波音公司的账单上首次出现了亏损，它不得不意识到有欧洲各国政府力量支持的空中客车公司是不可战胜的。于是，两家公司握手言和，共同提高飞机价格，共同垄断市场。 看来，我们不但要向美国学习保护主义，还得向欧洲学习团结一致。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那些死抱着竞争理念不放的斯密信徒们才能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现实。 如果说就业优先和资源节约是“未谋进，先谋退”，而发展战略产业是进攻性的部分的话，那么教育和科技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关键环节。因为无论是攻还是守，如果没有出色的科技力量作后盾，都是一句空话。而要造就一支能立足中国的科技精英队伍，以及一大批能在中国土地上研制和普及“资源节约型技术”或“中间技术”的人才，又非优秀的教育不行。 谈到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在战略产业的关键技术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3个问题要回答：第一是能不能发展，第二是发展什么，第三是怎么发展。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却相互关联的回答。一种是乐观论，认为中国科学技术本来就发展得很好，不存在能不能发展的问题。我们今天有了移动电话、互联网，出门坐波音、空客和高速列车，用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开国产的小汽车，程控交换机也已经可以出口，联想计算机更是打败了所有外国名牌成为国人的骄傲。我们今天拥有两院院士，数百所重点大学，数以十万计的博导、教授、高工和各行各业的专家，我们也已经能做到“一箭三星”，已经有实力研制航空母舰。因此，不必为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担忧，该干什么干什么，有人会操心的。这种论调虽然肤浅，但常常出现在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业绩报告中，出现在给中小学生作的报告中，出现在新闻媒体的浅层报道中，因此也不可小瞧其影响。例如，有人常举联想公司作为民族高科技产业的成功典范，说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并非一无是处，就是这种乐观论的体现。这真是让人不知从何说起。其实，虽然联想销售的是不折不扣的计算机，属于高科技产业，但是只有那些在高科技产业中掌握了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才是高赢利的。如果只是为该产业提供配套服务，如生产机箱、电源等，或者甚至只是把别人的东西组装起来，该企业很可能是低利润的，也是与高技术无缘的。联想公司的总经理柳传志自己就承认，联想公司无非是INTEL、MICROSOFT等大公司的中国组装销售处，技术含量并不高。尽管年销售额高达100多亿元，但其销售利润率则不到2％，甚至比普通一家超级市场的销售利润率都低。怪不得比尔·盖茨带着“维纳斯计划”来到深圳后，联想公司赶着跑去捧场，因为又有一样过硬的东西可以销售了。 另一种则是悲观论，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实在太大，根本不可能赶上。在开放程度很大的市场上，与其费很大的代价去赶超，不如承认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别赶了，直接买别人的产品就可以了。这些年来我们不是什么样的高技术产品都有了吗？冰箱、彩电、高保真音响、微波炉、模糊控制洗衣机、高性能轿车、计算机、复印机、传真机、移动电话，哪一样是我们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呢？我们不也好好的吗？要是都靠自主研制开发，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呢？更何况，你有赶超战略，他有雁形战略。一旦发达国家利用技术领先优势堵塞赶超技术的市场发展机会，那么我们就更惨了；既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经费和人力、物力，又不能形成市场化生产，产生不了利润，回收不了投资，不能形成良性循环，最后还得低头认输，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考虑科技出路时，与这两种观点相对应的，则是技术“速胜论”和技术“投降论”。前者根本是井底之谈，不值一驳，但是它使人丧失紧迫感；后者倒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却又丧失了信心。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速胜论”者一遇到“投降论”者的反驳，马上就六神无主，认同“投降论”；而“投降论”者为了顺利地推行投降政策，也需要以“速胜论”作掩护。在摧毁我国科技力量上，两者的作用可谓异曲同工。 我们的回答是“持久战”。中国能不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能。但是需要在科技力量激励机制上有一个深刻的转变，需要有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也许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一些。我一直深信，中国人是世界上智力最优秀的民族或民族之一。这既是因为中国在五千年前就有了老子、庄子、孔子这样远非苏格拉底、柏拉图可以企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光辉的辩证思维浸染了整个中华文明，使中国人变得格外聪明智慧；也是因为这100多年来一大批中国人在掌握和运用牛顿、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上的出色成就。近些年来，中国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竞赛中经常名列前茅，甚至包揽奖项，更是中国人智力出众的佐证。其次，我们曾经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短短30多年时间里，相继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人造卫星，建立起了独立的核工业、航天工业、航空工业、船舶工业；在生物技术上，我们早在1965年就人工合成了胰岛素，在70年代大规模改良了水稻品种，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这些成就是在发达国家实行严格技术封锁条件下搞成的，而且中间还有多次政治运动的干扰。这足以说明，如果有一个适当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中国的科技创新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最近国人纷纷以通讯产业新崛起的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四大公司为自豪。然而有意思的是，第一台万门程控交换机的设计师邬江兴竟然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的解放军军官。邬江兴虽然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但是激励邬江兴没日没夜刻苦钻研的并不是市场逻辑，而恰恰是军队里老式的爱国主义情怀加上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他的成长道路与其说体现了今天文凭社会的成就，不如说体现了老式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边学边干的力量，体现了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技术创新路子的力量。从邬江兴身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市场逻辑所不能解释的神奇力量呢？是不是可以感受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巨大潜力呢？我以为是可以的。 如果“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得到解决，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发展什么”。科学技术其实也是有方向性的，这一点舒马赫先生已经作了很好的论述。我们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应该服务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国际竞争战略，一方面要面向战略产业的发展，在高精尖技术上不断突破；另一方面要面向就业优先和资源节约，研制出更多的“中间技术”、“节能技术”和“清洁技术”，并且有一个使技术得以低成本推广的机制——不能照搬西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①——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生产，服务于大众，同时兼顾研制者或研制群体的个人权益。例如在中国汽车市场上，相对于轿车来说，低档的农用车就是“中间技术”。农用车虽然在各种技术指标上都明显不如轿车，但是买得起、用得起，很受农民欢迎。我们欣喜地看到，农用车无论在外观上还是性能上都越来越好，但价格却并没有随之上涨。农用车行业的集中度不高，这既缩短了产销距离，又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互助合作性质。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跨国公司根本就不把农用车放在眼里，反而给农用车企业的发展留出了充足的空间。 ①事实上，西方也在反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合理性。最近，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Eben Moglen发表了题为“自由软件和知识产权之死”的文章，就对知识产权的内在矛盾进行了批评。见http：//old.law.columbia.edu/my-pubs/anarehism.himl. 第三就是怎样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十几年来的思路一直是鼓励竞争，倡导以个人利益作为核心动力构造新的科研体制，从而推动科技创新。但是这个思路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根本的问题是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企业都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撑这一思路。简单地说，在美国的大学或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年薪可以高达7万～8万美元甚至更多。那么中国的研究机构能否支付哪怕1/10水平的薪水呢？如果不能的话，合乎情理的结果便是最出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到美国工作，留下美国看不上的人在国内混饭吃。同样，通用汽车公司、IMB公司、MICROSOFT公司、杜邦公司们都可以用很高的薪水把中国冒出来的一流人才吸引到它们的实验室工作。这些公司之所以支付得起如此高昂的薪水，因为它们高科技产品在全世界行销，有无限庞大的市场和利润作后盾。而中国同类公司却只能龟缩在本国市场，甚至在国内市场上也遭到跨国公司的挤压，越挤压利润越低，利润越低就越没有能力支付高薪水，最终被淘汰出市场。这就是企业竞争中的人才选择机制，也是促使企业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核心环节。 事实正是如此，十几年来大批智力精英流向欧美，客观上进一步增强了跨国公司的科技优势，削弱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能力。在这方面，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名牌高校和科研机构感受最深。许多本科生一上大学就开始准备TOFEL、GRE，万一本科阶段考不上，毕业以后继续努力，有的甚至放弃上研和工作机会一门心思上“托班”、“寄班”。中科院的各大院所也一样，导师纷纷抱怨学生心思不在研究课题上。事实上，首选出国、其次外企几乎已经成为“有抱负”学生的思维定势。《大学生》杂志曾发表文章说，高校新一代学生的留学心态已经由80年代前期的学成报国，转变为以留学为人生“寄托”。学生如此，教师和资深研究人员也一样。越是在本学科出名的学者，收到的访问邀请也就越多，很多就顺水推舟定居美国。二流的研究人员则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但是作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和技术服务人员还是够格的。这样发展的结果是，科研队伍老化的老化，流失的流失，活力尽损。虽然表面上教授、研究员的数量迅猛增长，学术杂志也依然一期一期地照出不误，但大都缺乏真才实学，既无创见，也少实际内容，多是东拼西凑的浆糊作品，据此评出的则是福利教授、住房研究员——更何况评职称本身就是一门重要的关系学。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思路不仅导致了精英人才的大面积流失，而且也使少数留下的精英人才难以发挥其才华。倒退100年，像爱迪生、爱因斯坦那样的发明家和科学家还可以单枪匹马地搞研究，今天再这样做就只能是低水平重复了。科学研究应该在战略产业的关键技术上做文章，这就需要科学家和工程师群体的协同攻关。但是，随着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利益单位越分越细，集中力量协同攻关的组织难度大大增加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科技个体户，在低水平上大量重复前人和别人做过的课题。然后请一批同行专家，开个鉴定会，好吃好喝好招待，于是“国际水平”诞生了，“国际领先水平”诞生了。但这种文字游戏究竟对于提高我国的科研实力，增强我国工业的竞争力又有什么意义呢？多年来，我们一直喊要加快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问题是，大量的科技成果实际上只是银样蜡枪头，甚至有的一开始就注定只能为档案室增加负担，你让它怎么转化为生产力呢？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如果真有什么具有市场前景或提高生产效率的科技成果，还会不能转化成生产力吗？ 遗憾的是，尽管这一思路实际上已经碰了壁，但是有人依然对此情有独钟，还在把科技人才的流失、科研水平的下降归结为待遇不够。最近吵吵嚷嚷的所谓“特聘教授制度”就是这一思路的继续。所谓“特聘教授制度”就是每名特聘教授在工资外每年享受10万元的岗位津贴，计划岗位总数约为300个～500个。10万元，在中国人看来也许不少，但与美国同等人才的收入水平相比，还不一定能到1/10。想凭区区10万元网罗一流人才，恐怕只是一厢情愿，而希望这一流人才能像钱学森当年那样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则更难实现。然而最糟糕的事情正在这里，10万元不一定能激励少数特聘教授，却一定会沉重地打击中国数以万计的教授、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乃至整个知识界已经少得可怜的国家意识。一个大国的科学技术的崛起，仅靠少到如此可怜的几位智力精英的、有合同期限的（5年）、有限度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据说，特聘基金是李嘉诚先生出的，不花财政部的钱，不会影响其他教授的待遇，何乐而不受呢？此言差矣。李先生的好意我们固可钦佩，但论者以夫妻店的狭隘眼光来看待国家科技事业的大局，怎能不误国呢？ 问题很清楚，中国科技体制的根本动力只能来自民族凝聚力，个人物质利益动力只能作为第二位的。如果这一点能够做到，则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大批涌现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时间还可能不需要太长。 那么，怎样才能使中华民族重新获得民族凝聚力呢？在很多人看来，这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我也认为这很困难，但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当然，也不敢绝望。因为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又将回到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时代，就像目前的俄罗斯一样。为了避免这种梦魇般的结局，我们还是想争取每一线可能。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将着重讨论这一最重大的问题。在本节中，我想光谈一点浅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因为高等教育与科技力量的关系最密切。 从数量上看，中国这十几年来的高等教育应该说是大发展时期，招生数量每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99年更是猛增61％，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已经成为城市青年的基本需要。从教育手段上看，从电化教育到多媒体教育到网络教育，至少在品种上与发达国家保持了同步。与此同时，则是教育设施的改善和教师待遇的提高，虽然这方面比较慢一些，但相对的进步是绝不可否认的。现在在各种职业社会地位调查榜上，高校教师常常名列前茅。然而，与这些现象上的进步相比，教育目标却越来越含糊，教育思想也越来越刻板僵化，因而教育效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 失败首先表现在学生对核心科技知识的冷落上。80年代初期，社会上流行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到80年代中后期，热点就开始转向管理、财会、外贸、法律类专业；到90年代以后，财会、经贸、法律类专业渐趋饱和，但仍然吸引着智力上最优秀的学生去报考，与此同时，则是经久不衰的计算机语言、外语热。许多考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人惊奇地发现，所有的考试其实都是考外语，专业知识只需要临时抱一下佛脚、参加一下复习班就可以，只有外语是硬碰硬的。相反，水利、地质、农林、机械、材料以及物理、数学等最需要一流智力和创造力的专业则常常只能招到中下等生源。说到底，计算机语言和外语都是人造符号系统，它们只是有助于学习和交流科学技术，却不能代替科学技术本身。我相信，波音公司、洛克希德公司、杜邦、IBM公司、贝尔实验室的核心专家群都是富于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创新动手能力的人，而不是仅会计算机语言（研究计算机软硬件的专家除外）的人。中国科技力量的崛起不是靠学会计算机和外语，与外国人能顺利交流就可以实现的，核心技术只能依靠中国的专家群自己研究开发。以前某个军工部门曾经就有过这种幻想，以为靠一些伶牙俐齿的美国通就能把美国技术交流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改进战斗机的电子性能。然而，当中国痴痴迷迷地将本国最好的战斗机送到了美国，美国却只是借机彻底搞清楚了中国飞机的性能参数和设计、制造实力，然后借口“八九风波”中止了技术合作。在考克斯报告发表的今天，我们可以知道，把美国先进的雷达和电子设备装到中国战斗机上，这根本就是某些中国人的一厢情愿。 更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未被吸引到“热门专业”的高智商学生，如北大、清华等校的数学、物理、生化等专业的学生则流向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等欧美名牌学校，成为美国全球人才战略的俘虏。事实上，美国本国学生更是很少热衷于数理化，上层人士的子弟常常修习企业管理、国际政治、法律、财会等专业，以继承父业掌控全球经济。美国中小学教学质量之低劣已经成为其统治精英的一块心病。好在美国有钱，可以从中国、印度、南韩、巴西、阿根廷、埃及等第三世界国家吸引高智商学生，以巩固其技术优势。 失败也表现在教学过程中。韩愈曾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然而，今天的高校教师别说是争取达到韩愈的境界，甚至连这个概念都没有。虽然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但是与出国留学相比，与到外企当白领相比，与社会上某些权力部门和热门职业相比，教师的待遇仍然是不高的。更何况，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福利房的价格也越来越高，远远超过一名普通教师的承受能力，教师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养家糊口的问题，只好忙于到处揽项目、搞科研、到处讲课，虽然这些事情可能与提高国家科技力量或国民素质关系不大，但却和个人收益关系巨大。其结果是，对于越来越多的教师来说，讲课就是挣钱，和生产线上的工人没什么区别。更要命的是，工人的工作绩效有明确的考核标准和检查制度，谁的工作不好马上会在产品质量和数量上反映出来，其工资和岗位就可能不保。而教师的工作绩效却常常无从考察。事实上，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所国内高校，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大多数高校，对教师的讲课质量有充分的约束和监督。唯一的硬性要求是必须按课表讲课，只要教师到了课堂上，一切问题就仿佛都不存在了。因此，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教师的课堂行为便向成本最小化方向发展，越来越随心所欲、不负责任。我讲我的，你听你的，讲得对不对天晓得，听得懂不懂你知道。这样的教师虽然误人子弟，却还不害人子弟。更糟糕的教师不但追求成本最小化，还追求收益最大化，比如花钱就能给高分，花钱就能变不及格为及格等等。有一句校园顺口溜说得好：“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当神圣的课堂变成老师和学生间的猫和老鼠游戏的场所时，怎么谈得上教学质量呢？事实上，甚至连新上任的教育部长都不得不承认教育质量在滑坡。许多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告诉我，回顾四年大学生活，他不是感到充实和留恋，而是时光的虚度。上大学固然学了很多知识，但却没有学到思想，学完就忘。一个典型的大学生是“上课记笔记，复习背笔记，考试抄笔记，考完全忘记”。不仅教的方面有问题，学的方面问题也很大。由于受社会浮躁气氛的影响，新的“读书无用论”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学生对学习的态度。基础课教师普遍感到，学生越来越不求甚解。以往一些难题总是能激起部分学生的钻研兴趣，而今有这种兴趣的学生却日见稀少。以往学生的课余生活仍然是以学为主，而今则被跳舞、社交、玩电脑游戏、看带色录像所占据。一方面是不好好教，一方面是不认真学，最后就是相互走过场。学生是混个文凭了事，教师则是混口饭吃作罢。 因此可以说，十几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失去灵魂的庞大躯体。这一事实可以作双重理解，第一是对现行高等教育感到失望，从而对发展独立科技力量感到失望。第二种理解也在失望，但同时他们还看到，一旦这个庞大的躯体被重新注入灵魂，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立刻可以转化为科技事业的强大源头。从“五·八”事件时教师和学生的表现来看，这第二种可能是存在的。 就业优先，资源节约，发展战略产业，为科技和教育事业重新注入灵魂，这是我所考虑到的21世纪国际竞争战略相互关联的四个要点。就战略态势而言，这仍然是属于守势战略。我认为，守势战略将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战略姿态。这既是由我们的弱势地位决定的，也是由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哲学决定的。与西方文明以武力征服世界不同，中华民族的崛起从根本上必须依靠文化上的优势。孙子早就告诉过我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只要中国的道路能解决西方文明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华民族就能征服整个世界的人心，从而以真正富强、民主、文明的姿态屹立在东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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