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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国内经济学界某些人士竭力排除世界经济大萧条可能性的时候，美国经济学界却开始谈论30年代大萧条的回归。即使大萧条前景真的在格林斯潘先生的“谨慎”判断下得以避免，中国也还是应该有相应的预案 ●美国一方面用GATT/WTO谈判推动别国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又用非关税壁垒、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汇率贬值保护本国市场，增强本国工业的竞争力 ●看看美国和欧盟斤斤计较到这种地步，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这次做出的让步令美国和西方惊喜不已了。 ●目前所谓的全球化准确地说是少数人的全球化。认为这种会球化进程不可逆转，并且值得全人类热烈欢迎，这只是少数人扶持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而己 ●“资本流动会球化”是对资本主义会球化的进一步限定，因而必然性最弱，被逆转的可能性最大 ●单纯就国际经济环境而言，中国不仅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搞贸易保护主义，而且，越是加入WTO，就越要注意寻找适当的贸易保护主义方式，就像美国一样 实施长远的国际竞争战略的基本前提是国家拥有经济主权，能够自主地调节内外经济政策，灵活运用保护和开放政策，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目的。这就必然与自由贸易信条相违背，也与流行的所谓全球化潮流相违背。于是，下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今天还能不能搞贸易保护？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睁大眼睛认真地打量一下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现实。事实上，正像“和平与发展”并不是世界的主流一样，“全球化”也并不是什么“不可逆转”的趋势。最值得注意的是，从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昔日黄花，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慢，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并由此引发了一轮轮动荡和危机。与本世纪初至30年代大萧条的情况相似，自70年代以来，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形成了以经济区域化（集团化）、非关税壁垒和汇率大战为特征的第三次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与同时降低关税的GATT/WTO谈判形成强烈的反差。学术界和舆论界某些人往往只看到或只愿意看到后者，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前者，因而一厢情愿或自欺欺人地一头扎进“全球化”怀抱，即使老百姓的利益将会受到根本威胁也在所不惜。 让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二战”以后西方世界经济的演进历程，找一找历史方位吧。 要理解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的形势，首先得解开“二战”以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出现及其终结之谜。 “二战”后，美国成为西方经济的火车头，在它的带动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繁荣。但从70年代初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西方世界又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低速增长（杂以不断的危机），直至今天。①正确认识这一历史现象是拨开今日世界迷雾和幻象的关键。 ①Michael Tanzer：“以工业化国家作为整体，1950～1973年总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4.4％，而1973年以后则仅为2.4％”，《经济全球化》，《每月评论》1995年9月号，第4页。 第一种流行的解释是，以原子能、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增长。对这种说法的两个关键性质疑是：第一，战后繁荣主要表现为以汽车、公路、和郊区化建筑投资的需求拉动，而这里的主要技术不是战后才有的，“一战”以前就有了汽车工业，在20年代汽车技术又得到了极大发展，但为什么汽车技术没能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反而有1929～1933年的大萧条，而且实际上萧条一直持续到“二战”全面爆发呢？第二，原子能技术的应用并没有成为一个足以影响全局的工业部门。而计算机技术大规模地应用于工商业，成为一大经济部门，以致对社会生活发生全面广泛的影响，主要是在70年代以后。但西方经济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却进入了低速增长和停滞状态，这又是为什么呢？ 第二种流行解释说，不仅是技术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更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战后西方国家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实行了福利国家政策，使生产过剩的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从而有了相当长时期的繁荣。这一解释的确有部分合理性。但是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二战”后能实行福利国家政策，搞人民资本主义，导致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在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却只维持了3年左右的短暂复苏呢？又为什么在刀年代以后这福利国家政策却有了显著逆转，以至美国从那时起实际工资水平竞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呢？为什么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政策又继承起劫贫济富的传统，以至西方各国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呢？一句话，为什么西方世界不可以用进一步扩大的福利国家政策来缓解生产过剩的停滞危机呢？ 显然，这两种主流解释都没有说到根上。 另一种非主流观点则认为，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由此而来的工业化，使战后有了数量丰富而价格低廉的资源、能源、农产品，这一点才是使世界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基本原因。我们不否认第三世界工业化进程对战后繁荣的重要意义，但绝非仅仅因为有廉价资源。70年代以后，尤其是70年代末以后，由于西方七国集团及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第三世界债务危机推行结构调整计划，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资源导向出口部门，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资源和部分初级产品的供应量，使资源对工业品的比价下降到历史最低点。这样，西方世界可以用更少的工业品去获得更大量更廉价的资源，但这也没有使西方经济走出停滞。 我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漏掉了关键性的原因，即国际经济竞争优势的转换。“二战”前，美国、日本、欧洲之间以及欧洲内部英、法、德之间经济竞争十分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过剩的危机长期难以摆脱。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方法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一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但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经济竞争缓和，促成了战后20多年的繁荣；但是，在这20多年的繁荣期内，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逐渐恢复竞争能力，并逐步从竞争劣势转变为竞争优势，而与此相应则是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衰落，“三大集团”间的经济竞争重新激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日渐严重，福利政策难以为继，大量剩余资本找不到出路，造成了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的低速增长和停滞动荡。 “二战”后，中国、东欧等大片区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对资本主义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加之欧洲和日本各国经济萧条，内部矛盾一触即发，大有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倾覆危险。对此，西方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们忧心忡忡，他们充分地意识到了西方阵营内部团结的必要性。“铁幕”一词既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诅咒，也表达了西方统治精英们内心的恐惧和团结的愿望。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向来不是由愿望来左右的。团结的必要性必须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可能性结合，才会结出真正的果实。而“二战”后的西方阵营的力量对比则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战后美国经济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这意味着它可以有限度地单方面提高成本。这使它有可能以高税收政策筹集马歇尔计划的资金及维持不断增长的军费，同时提高工人的工资搞福利国家政策，从而总体上提高美国货的成本，而无损于它的经济竞争力。对美国来说，军费增长和福利国家政策缓和了生产过剩的危机，增加了国内需求，而汽车、高速公路和郊区化运动则为国内需求的增长提供了出路。这就延缓和减轻了经济危机，使美国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世界经济持续繁荣的火车头。——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轻度发作。 竞争的缓和对欧洲和日本的复兴更是决定性的。战争刚刚结束时，由于美国商人赚钱心切，大量廉价美货潮水般地涌入欧洲和日本市场，使本来已经步履维艰的欧日企业濒临破产，失业率急剧上升，工人运动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各国政府纷纷向美国军事和行政当局发出求救警报。于是美国鼓励英镑、日元等货币贬值，允许欧洲和日本各国单方面保护本国市场，并且一改逼迫日本等国解散财阀、拆卸军事工业和重工业装备的占领政策，不再强求美国货统吃全球市场。这样，由于美国产品的相对高价位，则给欧洲和日本的成本有限上升提供了空间，提高了需求水平。加以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加速了战后重建的过程。重建的完成、需求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扩大了美国商品的出口市场，这成为战后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因素之二。 西方三大经济区域内部竞争的缓和使生产过剩危机得到重大缓解，因此经济的重新增长成为可能。但是，如果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由此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不被纳入西方资本、资源和商品的循环，西方世界的战后繁荣就会受到自然资源制约、市场容量制约和投资场所制约，其繁荣期就会大大缩短。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展开只是为发达国家的繁荣提供了更充裕的条件。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民族解放运动最终没能解放自己，反而成了西方战后长期繁荣的第三大支柱。不幸的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充当了发达国家的资源供应国，他们在跟着西方的繁荣经历了一段没有发展的增长后，又率先成为西方停滞的牺牲品。 竞争的规律是从缓和走向激烈，经过崩溃（危机）后又缓和，复又走向激烈。 事实上，美国的绝对竞争优势没有多久就丧失了。到50年代末，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明显低于欧洲和日本。由于欧洲和日本没有庞大的军费开支，加以要恢复战争创伤，社会对低工资和低工资增长的承受能力较强，因此欧洲和日本的国内需求增长低于美国，而由此导致的生产过剩可通过出口商品、输出资本来解决。这样，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成本就低于美国，从而日益成为美国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逐渐将美国从欧洲和日本的庞大市场上挤走，进而对美国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在内的市场发起进攻。 到60年代末，美国经济竞争力已经不再有总体优势，庞大的美帝国的经济基础在动摇。但这时经济领域的衰落还没有反映到政治和军事领域，美国政界、商界的头面人物还沉浸在霸权顶峰的幻想中，他们一如既往地充当世界警察，到处扑灭反抗的火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为防止“东南亚多米诺骨牌”坍塌而打的越南战争。越战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这对美国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战争期间急剧膨胀的军费，进一步抬高了美国货的价格，加剧了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衰落。 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衰落意味着美国货的市场份额缩减，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36.3％，1960年为33.7％，1965年为31.3％，1970年为30.2％，1975年为24.5％。①但美国垄断集团是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的，为了挽回局面，它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竞争力。其一是美元贬值，以1973年为标志，持续至今，其中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从1：360降低至目前的1：120左右，而其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其二是逆转福利政策。从70年代至今，美国的实际岗位工资水平没有提高，而失业率上升，并居高不下，半失业和临时工大量增加，中产阶级队伍缩小，因而美国总体工资水平下降。 ①杜厚文，朱立南主编：《世界经济学》，第4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 不仅如此，在60年代末，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也开始走向尽头。由于第三世界工业化是在西方经济体系内进行的，受到西方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直接控制，其结果是难以发展起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而只能形成进口高附加值产品尤其是奢侈品，出口初级产品的经济格局，成为西方经济的外围，因而工业化进程的空间十分有限。虽然他们也曾采用过进口替代战略，但是由于社会结构掌握在特权消费者手中，贫富分化严重，因而进口替代工业的国内市场狭小，又缺乏国际竞争力，逐渐成为高成本、低效益的工业，最终归于失败。 此后，在国际垄断资本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动下，各国民族资本家们知难而退，迎合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需要，纷纷实行起“出口导向战略”。但是这样一来，国内两极分化更加急剧发展，普通老百姓的购买力不增反降，而特权消费者则由于担心国内政局的动荡纷纷把攫取到的巨额财富存入欧美银行，造成大量资本的净外流。因而，发达国家不但相互间的贸易增速下降，对第三世界的商品输出也受到制约。这是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现实展开的生动写照——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至此，支撑美国从而整个西方经济战后繁荣的三大支柱一一坍塌，美、日、欧之间的经济竞争表面化，开始了从70年代初至今的经济停滞。 经济停滞并不是竞争停滞，相反，在停滞期，竞争更加激烈。70年代经济学界有一个流行的新术语，叫滞胀。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宏观经济或者是高失业率、低通胀，或者是低失业率、高通胀，而滞胀则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的并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特的组合呢？经济学家们曾经绞尽脑汁寻找答案。其实，如果从竞争激化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是很容易解释的。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模型是一国模型，其推广应用的大背景是各国用高关税等各种措施封锁了相互间密切的经济往来，各国经济联系弱化，因而当经济衰退时可以用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在经济过热时可以用提高利率来遏制通货膨胀趋势。但是，当各国经济联系密切，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时，一国降低利率，不但不能刺激投资回升，反而有可能导致资金外流，从而加深经济衰退；一国提高利率，不但不能对经济过热降温，反而有可能吸引大量外国短期资金流入，从而加快经济过热的脚步。 同样，70年代滞胀现象也是由于两大国际竞争因素促成的。第一，发达国家间的竞争激化，这促使各发达国家纷纷把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大量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以谋求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竞争力，同时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上升；第二，以石油危机为标志，发展中国家谋求改变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力量增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斗争加剧，从而促成了以石油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发达国家为转嫁负担，遏制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增强，便反戈一击，全面提高制成品价格。这样原材料和工业品轮番涨价，就像一国内部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一样，成为国际范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为了打破这一滞胀僵局，以美国和英国带头启动里根—撒切尔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的哲学是新自由主义，其主要特征是推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放弃福利国家政策，大幅度削减社会开支，削减税收（因此里根—撒切尔主义又被称为“劫贫济富”政策），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但是，里根—撒切尔主义还有另一面，即同时扩大需求，特别是增强军费开支。一方面削减税收，一方面扩大军费开支，钱从哪里来？实行赤字财政，用高利率吸引外国资本购买美国国债。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多重的，其影响极为深远。一言以蔽之，世界经济的增长走入了依赖美国需求增长的新阶段，而美国的需求增长却是靠大规模赤字实现的。 这是一个怪圈，各国把钱借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的经济增长，美元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大，股市越涨越高，而世界经济的总需求却越来越低迷。这种循环继续下去，唯一可能的结果是美元大幅度贬值和股市跳水，世界经济进入全面大萧条。 世界经济总需求的萎缩首先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由于美国的高利率政策，70年代贷向拉美、非洲的廉价的石油贷款一夜之间成为高息贷款，第三世界各国还本付息的负担骤然加重，1982年，墨西哥首先爆发债务危机，到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猛升至1 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 亿美元。 世界经济总需求的萎缩也出现在日本和欧洲。在扩大需求的赤字政策和增加供给的减税政策的综合刺激下，美国经济一度增长强劲，但是事实并没有像里根所想象的那样增强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反而给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场供了市场，大量来自欧洲和日本特别是日本的商品潮水般地涌进美国，严重威胁到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为了削弱日本的竞争力，1985年美国召集七国财长开会，达成了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大幅升值。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日本企业采取如下三项措施：一是将企业大量外迁，以寻求低生产成本，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二是投资欧美，收购欧美企业；三是投资日本股票、房地产市场。其中第一项使日本工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却促成了东南亚一带在80年代中后期的繁荣；第二项是基本失败，日本收购美国企业的行动遭到美国工业、金融巨头的抵制；第三项则导致日本经济的投机化、泡沫化，日经指数一路狂涨至39000点。随着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众多的银行、企业和居民债台高筑，消费者在泡沫时期高涨的购买力急剧回落，内需大幅度萎缩，经济一蹶不振。但是，伴随着内需萎缩的却是日本对外竞争力的增强。日本“六大财团”仍拥有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而工资却有大幅度下降，因此日本出口增强，进口减少，顺差增长。自1995年起日元又进一步对美元贬值，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受日元升值带动的亚洲“小龙”、“小虎”就遭了殃。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以不同方式与美元挂钩，美元贬值，泰铢、林吉特、印尼盾、港元跟着贬值，美元升值，它们跟着升值。因此，日元贬值后（即美元对日元升值），这些国家的对外竞争力受到削弱，贸易差额由顺转迹，进而积累成巨额逆差，奠定了爆发金融危机的基础。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些国家繁荣走向尽头的时候，却是它们自我感觉良好，外界也纷纷看好的时候。自我感觉良好促成了资本管制的解除，外界看好则促成了外资的大规模流入。这样，就在东南亚国家竞争力削弱，逆差加大的情况下，外资的流入却使其房市和股币异常活跃，最终导致了危机的爆发。于是，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亚洲地区整个地陷入萧条。也就是说，美国希望通过逼迫日元升值来增强世界经济需求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加速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相应的东亚内需的绝对萎缩，世界经济更进一步依赖于美国需求，依赖于美国的债市和股市。 不仅是日本，欧洲经济也持续低迷，从80年代以来，欧洲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是美国的2倍以上。在日元升值期间，美国竞争力的受益不如欧洲多；在日本泡沫经济破产后，大量日元逃往美国，购买美国国债，却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债务化和泡沫化，使美国经济的竞争力进一步受到威胁。大量外资进入使美国股市节节上涨，使美国人的购买力增强，由此美国企业开工率上升，失业率下降；同时，由于日本和欧洲内需萎缩，通货紧缩，大量廉价的亚洲和欧洲商品输入美国，压低了美国的通胀率，形成奇特的低通胀、低失业率的组合。 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一枝独秀，保持了连续8年多的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率，美国经济学界一些浅薄之士又创造出一个新名词“新经济”，为此还罗列了许多“新经济”的新特点。但是，这个“新经济”很可能不过是债务繁荣的代名词，甚至很可能是大萧条到来前的最后疯狂。 很有意思，就在国内经济学界某些人士在竭力排除世界经济大萧条可能性的时候，美国经济学界却开始谈论30年代大萧条的回归。1998年8月30日，克鲁格曼先生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不要恐慌——还不到时候》的文章，坦率地承认了这种可能： 当前这场世界金融市场的疯狂会变成全球萧条，或甚至新的大萧条吗？当然是可能的。这个故事可能会类似这样： 在今后几个星期里，被俄罗斯的崩溃弄得神经过敏的投资者准备抛售第三世界国家的货币。这些国家的政府则回应以把利率提高到30％、50％、70％的水平——稳定了它们的货币，但却把公司推向了破产，引发灾难性的银行崩溃，使经济陷入深度衰退。 这些进展对美国和欧盟的直接作用是相对不大的。但这些阴沉的消息损害了把西方股市价格推向不合理高度的愉快心情。随着股市的下跌，抵消亚洲崩溃的副作用的消费者支出也下降了。 当然，一二年内，人们渐渐会明白每个人都太小心了，而许多国家开始尽其所能刺激支出。但已经太晚了：自我强化的悲观主义已经如此深入地植入到私人部门中，以致零利率和庞大的税收削减都不足以使世界经济向前走。 当然，在文章的结束处，克鲁格曼作为西方“专业上人格正直”①的经济学权威仍然要保持人们对世界经济的信心，他说：“如果格林斯潘和他的同事们有适当的警惕，而不是认为1929年的重演不可能，那么一切都会没问题。唯一需要害怕的是缺乏害怕本身。” 最近，关于亚洲经济开始复苏的议论开始多起来了。这时，克鲁格曼又一次出来力排众议：“如果1998年夏天这个地区所感受到的已注定即将失败的感觉减弱，这完全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当你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亚洲尚未摆脱这场危机，也并不清楚如何避免下次危机。使亚洲可能出现1997～1998年大危机的所有那些脆弱因素都没有消失，而且还有充分理由认为亚洲在危机后的长期前景不如仅仅两年前那样大有希望。”② ①保罗·克鲁格曼：“支持自由贸易是专业上人格正直的标志”，《新贸易理论呼唤着新贸易政策吗？》，《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义摘》1993年第12期～1994年第1期，转引自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②保罗·克鲁格曼：《复苏？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打赌》，美国《时代》周刊6月21日。 未雨绸缪。即使大萧条前景真的在格林斯潘先生的“谨慎”判断下得以避免，中国也还是应该有相应的预案。更何况，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到来绝不是凭一两个人的判断可以避免就能避免的，就像泡沫经济的破灭是注定的一样。在这一点上，克鲁格曼先生可能面临着“专业上人格正直”与“事实上人格正直”的分裂。 纵观工业革命200多年来的历史，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争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论题。事实上真正可以称得上自由贸易的时期是很短暂的，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以贸易保护主义占主导地位，虽然理论上正好相反。一般来说，弱国虽然口头上也赞成自由贸易，但实际上总是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到弱国变强后，渐渐地主张自由贸易的力量会占上风。在世界经济的高涨时期，自由贸易容易得到响应；但在世界经济低迷和萧条时期，总是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主流。而在自由贸易得到切实推进的时期，则总是有一个超强的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身体力行自由贸易。 历史上，符合经济超强国家要求的只有过两个国家，那就是英国和美国，即使这两个国家也只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占有超强经济优势。与此相应，真正的自由贸易时期，或贸易自由化时期也只有两个，第一个时期是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个时期是“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在这两个时期前后，则分别有三次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第一次可以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算起，到1846年；第二次从19世纪70年代算起到二次大战结束；第三次则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今。 在拿破仑战争以前，自由贸易理论虽已成形，但尚未取得一统天下的地位（连主张贸易保护者都得口服）。事实上，英国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对外宣传自由贸易，但自身却奉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原材料出口，限制制成品进口，限制农产品进口，却大肆将廉价商品输往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同时厉行技术封锁，不让先进的纺织机器和工匠流出英国。英国的行为使法、德、美各国纷纷效仿，关税越筑越高，形成第一次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美国联邦财长汉密尔顿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在这次浪潮中，法、德、美各国工业实力得到初步增强，为一定程度上响应英国的自由贸易主张奠定了基础。谷物法废除，英国还先后放弃了许多工业品的关税，《航海条例》也于1849年废止。19世纪60年代，英国陆续与各国签订降低关税的双边贸易协定，特别是1860年与法国签订了英法商务条约，规定英国对法国的工业品全部免税，降低酒税，法国对从英国进口的煤、钢铁、机器、棉麻织物等减税若干，禁止输入的商品一概解除禁令，并附有最惠国待遇。此后，法国与其他国家先后签订互惠商约。这两个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走上自由贸易的道路，为欧洲开创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较为彻底的自由贸易时代。 但是这个时代不长，到19世纪70年代，托拉斯、康采恩、卡特尔等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逐渐形成并在各国取得主导地位，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它们对内保护，对外倾销，迫使英法两国逐渐收缩自由贸易政策，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更加漫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时期。 进入20世纪后，各国市场的垄断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内市场狭小，资本过剩，保护主义更是愈演愈烈，直至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一战并没有彻底解决各国在经济实力和殖民地争夺上的不平衡，也没有形成超强国家，各国经济政策仍以贸易保护为主。德国受到战争赔款法案制裁，同时却又不被允许以大规模出口来赔偿，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思路的典型反映。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国欠下了美国大量债务，成为1929年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制定了著名的《霍利—斯穆特税则》，将实际关税率提高了近50％，并开始征收报复性关税。德国则率先实行外汇管制，工农业产品关税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法国和英国也都纷纷效尤，竞相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随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经济政策服从战争需要，自然谈不上自由贸易。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取得了超强地位，开始全面放弃贸易保护主义传统。但是，这是进攻性极强的政策，因为美国货价廉物美，所向无敌。如果不是需要对付社会主义力量的威胁，美国很可能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强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开创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的时期，把世界各国都变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这将是美国统治下的“全球化”。然而冷战束缚了美国的手脚，它不得不容许盟国单方面实行贸易保护，以缓和各国社会矛盾。即使如此，只要有可能，美国就竭力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脚步，以尽早打开各国市场的大门。这一时期虽然称不上自由贸易时期，但贸易的自由度却在不断增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第二个自由贸易主张得到切实推进的时期。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重大失败是贸易自由化不断受到盟国的暗中抵制，进展过慢，以致日本、德国趁机崛起。到20世纪60年代末时，日本、德国的工业力量已经坐大，大量美元外流，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其咄咄逼人的攻势迫使美国再度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宝。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所不辞。这一方针下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美国强制日本“自愿”限制对美纺织品出口。由此，战后贸易自由化进程发生了重大转折，第三次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拉开帷幕。 如上所述，美国是第三次贸易保护主义的肇事者和动力源，奇怪的是美国同时也是尊奉自由贸易理念的GATT/WTO谈判进程的主要推动者。那么这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说透了，也很简单。美国一方面用GATT/WTO谈判推动别国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又用非关税壁垒、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汇率贬值保护本国市场，增强本国工业的竞争力。 我们先说非关税壁垒。继日本被迫实行纺织品出口自愿限制后，“紧接着受到打击的是鞋类、皮革制品、钢材、造船、汽车及家用电子产品贸易。1974年以后又增加了许多这类措施，大多数是针对纺织及服装、钢铁、汽车、摩托车、非橡胶制的鞋类、彩电及民用无线电。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与关税法案》（Trade and Tariff Act）。1988年经里根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法律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有着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近年来保护主义议案不断增加。美国的所谓‘301’、超级‘301’等条款，就是贸易保护的典型代表。”① ①任烈：《贸易保护评论与政策》，第35～36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主张自由贸易并且先后多次参加中国复关和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任泉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 从战后至本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哲学在美国发展到兴盛阶段。但是70年代以来资本在义世界发生的两次经济危机，使美国也逐渐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1974年美国通过的贸易法就是这种政策的发展。该贸易法中订有贸易保护主义条款，例如，当发现取消关税导致进口迅速增加、并给国内工业带来实质性损害时，就要恢复关税或加收反倾销税。此外，这部贸易法还规定了可以征收反补贴税。根据该贸易法301条款，总统有权决定提高关税和采取其他措施，以打开贸易伙伴的市场和通过双边谈判抵制所谓不公平贸易。自1974年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重点已经从多边贸易转向旨在消除不平等贸易而实行双边贸易的措施。接着，通过双边努力以消除纺织、钢铁、汽车工业产品方面的不平等贸易的做法，美国开始实行许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限制进口和强制别国与其签订自动出口限制协议等。 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已经体现在1974年贸易法中，因此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继续增强。1988年的“综合贸易法”则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发展到了顶点。在此期间，欧共体、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也高涨起来。 30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这种旧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70～80年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许多新特点。为了对这些新特点获得较为具体的了解和认识，下面结合美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说明。 为了改变长期以来严重失衡的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收支赤字的状况，提高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美国在80年代对外贸政策进行了全方位和多角度的调整。其特点如下： 1．在贸易政策原则上和具体行动上的矛盾。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表面上都奉行自由贸易的总原则，但在国会的压力下，他们在具体行动上却采取了许多贸易保护措施：在倡导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试图搞区域性和双边贸易安排；在呼吁用“撬棍”打开其他国家市场的同时，加强对外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设置有形和无形的壁垒。在政策调整时期，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或管理贸易同时并存。美国的情况是这样，欧共体、日本的情况也是这样，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也不例外 2．在贸易政策手段上综合运用多边贸易谈判、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及单边宣布报复制裁的措施，多管齐下。鉴于多边贸易体制已难如愿，美国把政策重点从全球多边主义为主转向双边互惠或区域集团为主。这种趋势近年日益明显。为了解决贸易摩擦，美国加强了有针对性的双边贸易谈判。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美国同时加强了寻求建立区域性贸易集团的努力。 区域性经济集团和贸易集团，是“二战”后出现的新事物，80年代以来发展步伐明显加快，现正日益成为全球性趋势。这些集团不仅涉及国际贸易，而且涉及资金、技术、服务业、人员流动以及财政、信贷、货币政策协调等许多重大问题，因此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很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欧洲统一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及亚太地区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发展。 3．在贸易原则上的退却。美国过去一直主张自由贸易，坚持总协定的多边无歧视原则。但是，随着国力日趋相对削弱，美国已经开始在贸易原则上退却，公平贸易、双边或集团互惠将成为今后贸易政策的主体。与此同时，欧共体等其他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寻求通过区域集团或次区域集团的多种贸易安排，维护双边或集团互惠。 4．单边行动日趋严厉，从消极被动保护转向主动强制性保护。依据美国贸易法案，美国可以对不符合其要求的国家和地区实行单方面的贸易制裁。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比旧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大发展。 第一，它所使用的武器不再局限于关税，而是更多地采用非关税措施。非关税措施远比关税壁垒复杂得多，种类也多得多，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等；另一类是属于间接影响贸易流量的措施，包括广告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等级、卫生标准等。 第二，新贸易保护主义所采取的措施不像关税那样具有明确性和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而是比较隐蔽，以便绕开总协定规则。 第三，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明显的歧视性。这些非关税措施都是针对特定国家的。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通过各种歧视性非关税措施使国内工业避开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又通过补贴手段促使本国产品占领其他国家的市场；因此，有人称之为“超级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泛滥极大地恶化了国际经济和贸易环境，并使总协定的原则和规则遭到严重侵蚀。许多国家担心，如果对这些情况听之任之，最终可能导致总协定的多边贸易体制全面瓦解和国际贸易全面下降。① 既然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泛滥，那么作为世界经济中并不强大，说话也不管用的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很显然，只能是以保护对保护，正如在战争环境中我们只能以战迎战一样。遗憾的是，任泉先生并没有采取这种务实的态度，而是一厢情愿地大声疾呼自由贸易，强烈批判贸易保护，要求“每个国家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采取鼓励开放贸易政策和加速结构调整，才能及时利用世界经济瞬息万变的机会，使本国经济和贸易获得快速增长”。②问题是，如果每个国家做出的选择是继续加强贸易保护呢？请问任泉先生是不是准备到各国议会去游说，并相信他们能放弃对切身利益的考虑而身体力行自由贸易原则呢？恐怕不但任泉先生做不到，中国政府也无力做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指望“改造世界”，还是先“转变观念”，认真地考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吧。否则，难免被人笑话成唐·吉诃德，或是沙漠里的鸵鸟。 ①任泉：《GATT乌拉圭回合内幕》，第3～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9月。 ②同上，第9页。 实际上，非关税壁垒还是传统的贸易保护工具箱里的工具。使用者发现，这种工具就像精确制导炸弹，想保护什么就保护什么，想保护到什么程度就保护到什么程度，定向性极好，而且还可以作为针对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作用。与之相比，关税壁垒就像是普通炸弹，命中精确度低，误炸可能性大，有时飞起的弹片还会杀伤自己，更不能作为针对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使用（最惠国待遇），不利于分化瓦解、合纵联横。因此，虽然非关税壁垒的制作成本高，需要对各国特定行业的贸易和竞争力情况有深入的了解，还需要找到适当正常理由，但是由于关税武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缴了械，非关税武器的性能又这么良好，各国便越来越多地使用非关税武器。这就出现了奇特的景观：一方面，一轮轮的GATT/WTO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0％，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又进一步降到4％。①另一方面，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秩序面临严重危机的突出表现就是主要工业国家对非关税壁垒的使用日趋频繁。不仅对已经成熟的产业如农业、纺织、服装、钢铁等进行非关税壁垒保护，而且对支持国内生产的重要增长部门如电子、汽车工业等行业也进行严密的保护。据世界银行统计，OECD工业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口受非关税壁垒的影响比重已从1966年的25％，上升到了1988年的48％（世界银行，1988）。‘乌拉圭回合’以来，工业化国家采用非关税壁垒措施已有新的发展趋势。涉及到贸易问题时，以非关税壁垒形式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急剧增长（克拉克，1992年）。”② ①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36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②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37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涌动的背景下，甚至GATT/WTO谈判进程本身也遇到坚硬的死角，农业和纺织品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由于工业化国家对农民的扶植政策，包括森严的进口壁垒，对生产资料和出口实行补贴等，农业贸易不但远远没有变得更自由，反而越来越趋向保护。”纺织品贸易也是越来越不自由。“第一个国际棉纺织品协定是1961年制订的，1962年10月又产生了棉纺织品长期协定，它的明确目标是保护工业国市场不受低工资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的破坏。与此同时，它又宣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日益增多的通往这些国家市场的门路。1974年，演变成了多种纤维协定（MFA）。之后不断地出新版本，其条款一次比一次严格。”① ①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37～38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标志着第三次贸易保护主义跃上新高度的，则是美欧香蕉战和美欧牛肉战。这两次大战本身涉及的贸易金额并不大，香蕉和牛肉也不是什么战略物资，但正因为如此，这次贸易战的意义才更加重大。 香蕉战始于1993年欧盟香蕉进口管理办法，该办法的关键是统一各国的香蕉进口关税，对欧盟内部的香蕉生产给予补贴，对世界五大主要香蕉生产国则规定了相对进口配额（每年220万吨进口配额，配额内关税25％，配额外关税225％），同时给原欧洲殖民地的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简称非加太国家）的香蕉生产以足够的配额。这一方案是十足的贸易保护主义方案，对美国十分不利。原来美国切奎塔、多尔和戴蒙特三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中美洲五大香蕉生产国的生产，其产量占全球香蕉年产量的75％，仅切奎塔、多尔两家公司就占有欧盟75％的市场，而欧洲和原欧洲所属的非加太国家的香蕉生产成本均高于美国。因此，欧洲香蕉进口管理办法明显地是排斥美国香蕉，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美国一纸诉状将欧盟告到了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则在世贸组织内部与美国打太极拳，几个回合下来，美国气急败坏，于1998年11月10日威胁欧盟，开出一份制裁清单，扬言要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欧盟则针锋相对的批评美国，认为此举是不负责任的单方面行动，是臭名昭著的“301条款”的延伸，反过来将美国告到了世贸组织。世贸组织左右为难，只好各打五十大板，既裁定欧盟违现，又大幅度削减美国可征收惩罚性关税的额度。①不料，正当外界以为事情平息下去的时候，欧盟宣布仍然坚持原有香蕉市场改革方案。紧接着又宣布，拒绝接受世贸组织关于要求欧盟撤销荷尔蒙牛肉进口禁令，②再次把世贸组织的裁决机制推向悬崖。究竟世贸组织将如何应对两大贸易巨头的争执，结果如何，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大贸易巨头都不惜以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人质，在牛肉和香蕉这样的小问题上都互不退让，拔枪决斗，这充分说明各大集团的贸易保护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瘫痪世界贸易组织的程度。看看美国和欧盟斤斤计较到这种地步，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这次做出的让步令美国和西方惊喜不已了。 ①参见方奕涛：《欧美香蕉贸易争端始末》，《香港传真》1999年4月16日。 ②［美］安德鲁·哈里格、皮特·莫瑞西：《危险的远不止是香蕉和牛肉》，《商业杂志》，1999年6月16日。 实际上，以上分析的还只是涉及贸易保护的常现战争情形。事实上，在各国竞争的武器库中，还有一件核武器，那就是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和相应的汇率战。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需要对全球化概念作一分析。近年来，“全球化”一词频繁出现在大众媒体中，成为90年代的流行话语。当人们使用着各种品牌的“Intel inside”的计算机，看着“Windows”画面，打着全球通手机，喝着可口可乐，欣赏着施瓦辛格的肌肉和冷面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个词“全球化”。但是仔细想一想，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使用同一家或几家公司产品，因使用这些产品而产生共同语言和感受，这的确是全球化了，但这不也是跨国公司化吗？这是大众传媒的成功，也是英特尔、微软、摩托罗拉、可口可乐公司的成功。 如果从哲学层面上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完全同意。我们不妨说，人类从非洲的东非大裂谷出发，散布到全球各地（姑且取这种人类起源说），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从各地的原始部落的交往和冲突中产生出部落联盟，这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从部落联盟到大大小小国家的形成，这是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从许多小国家中产生出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等覆盖广大地域的政权，这是第四次全球化浪潮；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波澜起伏的20世纪，这是第五次全球化浪潮。这是从最宽广的历史尺度来说的，具体到每一次浪潮，中间更有无数阶段和曲折动人的故事，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从总趋势上说，人类的互动程度越来越高，联系越来越密切，直至形成主导全球的力量，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是否从局部到全局的主导力量的形成，更在于谁来主导，和什么力量来主导。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全球化的进程也是一个充满血腥、暴力的进程，而且越是全球化进展迅速的时候，也就越是冲突激烈、生灵涂炭的时候。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全球化急速推进的时期，在这个短短二三百年的时期结束后，即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秦帝国，按当时的地理概念，即完成了全球化，统一了度量衡和文字，建立了统一的邮政和交通网络。但是，围绕着是由秦国还是由燕国、齐国、楚国或是六国合纵完成全球化，却经历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各国无数百姓战死疆场，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正是身历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老子以人为本，呼吁“绝智弃圣”、“绝巧弃利”，回到“小国寡民”状态，停止全球化的脚步。数千年来，尽管老子的呼吁恍如空谷绝响，一直遭到左右派学说的嘲笑，只有叔本华、弗洛伊德等少数学者予以回应。但是，谁能否定老于呼吁中所包含的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关怀呢？试想，老子以后的世界短短不过两千多年，虽然智巧有了极大的增长，但人的内心世界却反而日益失落于对满足、幸福、安宁、真情的向往，越来越充斥着强烈的不满足感、物欲、空虚、混乱、虚伪；虽然财富不断在增长，但只是满足了少数人的“纵欲无度”，多数人的基本生活要求仍不能得到满足，而且这多数人还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充当战争的牺牲品；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满足一些人“征服自然”的虚幻野心的物质文明，却把全人类推到了资源枯竭、充满暴力甚至爆发灭绝性战争的边缘。瞻望前景，诚实而深刻的学者是不敢轻易乐观的。如果没有人们超越自身利益的努力，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必将面临绝境（这也是一种全球化的方式，而且非常彻底，全球都化光）。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有谁还敢嘲笑老子的“小农意识”，有谁还能批判老子的“反动”？他的呼声难道不是更像回响在思想空谷中警醒人类的旷世洪钟吗？ 当然，老子的呼吁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挡全球化的脚步，却让人们深刻地思考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方向。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是由多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还是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第二，如果是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又是哪些人主导的全球化？在老子时代，“多数人的全球化”的理论和认识还没有产生，因此，作为对少数人的全球化的拒绝，老子提出“结绳而治”。应该承认，一直到20世纪以前，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对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提出过异议外，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为各国争夺主导权而献计献策。而事实上，历史也基本上是“少数人的全球化”的历史。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情况就有了不同。因为马克思事实上提出了一个颇具吸引力和历史感的“多数人的全球化”的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20世纪成为“多数人的全球化”运动的试验场。正是有了两种全球化方向的较量，以及不同方向下不同模式和利益集团的较量，这一世纪的内涵才变得格外丰富。当然，在这场世纪较量中，由于多数人并没有找到自由联合的适当方式，“多数人的全球化”失败了。在弗朗西斯·福山们看来，这意味着全球化只有一种可能的方向，即“少数人的全球化”。于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就窃取了全球化的双重可能性，把全球化的必然性化作少数人的全球化的必然性，并以必然性之名对多数人进行思想和利益上的强暴。但是，在我们看来，“多数人的全球化”的失败只是一种新的全球化方向遭到的暂时挫折，两个重大因素可能促使这种方向最终占主导地位：其一是“多数人的全球化”运动的自我反思；其二是“少数人的全球化”进程由于失去多数人的制约而走向反面。最近这场北约侵南战争就是这样一场以全球化名义进行的战争（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就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在国际政治中的奇妙用语），由此我们既可以观察到“少数人的全球化”的狰狞面目，也可以看到失去制约后的霸权方式。 这是我们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即目前所谓的全球化准确地说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因此它既不是人类的福音，也不具备必然性。认为这种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并且值得全人类热烈欢迎，这只是少数人扶持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而已。事实上，随着这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推进失业和贫困的深渊（参阅附录《全球化陷阱》书摘），并不排除物极必反，转向另一方向的全球化的可能性。而且，由于吸取上一轮多数人全球化进程的经验教训，新一轮多数人的自由联合可能会更加真实、持久。 第二个问题是，目前的所谓全球化不仅是“少数人的全球化”，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虽然从哲学层次上讲全球化可以作为统领历史进程的大概念，但是全球化毕竟还是最近才进入日常语境的。目前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全球化始于1492年哥伦布登上新大陆。也就是说，通常所指的全球化不仅是指少数人的全球化，更是指资本主义制度和逻辑地全球化。最近出版的《全球化论丛》就持这样的观点。其中，杨雪冬先生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 到目前为止，全球化进程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单一中心对多中心的侵蚀和单一中心的确立；单一中心的维持与更迭；多中心的复兴和单一中心的衰落。第一个阶段从15世纪全球化进程源起到19世纪70年代大英帝国霸权的确立。这个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拓殖，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一度繁荣昌盛的地区文明中心纳入到西方势力的控制范围之中，并把西方制度、文化强行施加于这些地区，西方中心地位就这样逐渐确立起来。大英帝国成为西方中心的中心甘情愿，以其庞大的殖民地获得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第二阶段，从1880年一直到1972年美元本位的终止，经历了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的转变。早在1880年，美国的经济实力就处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首位，美国中心的地位是在“二战”后确立起来的。在美国霸权维持的和平下，全球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一方面体现在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力量对世界市场整合的推动；另一方面体现为运输通讯技术的革新，使物质与信息的流动可以跨越空间的障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式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等成为许多国家模仿的对象。当然，必须注意到美国中心地位在“二战”后也面临着两种力量的挑战，一种来自以前苏联为核心的东欧集团，它虽然一度成功地遏制住了美国势力的扩大，但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影响转化为全球性的力量；另一种来自取得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它们虽然在政治独立上取得了国际认可，但无法彻底脱离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第三个阶段从70年代一直到现在，而且还会继续下去，在这个时期中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其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在全球范围及其国内受到了批判或抵制；二是全球化进程的参与呈现出多元化局面。许多曾经被压制的力量和众多新兴的力量纷纷登台亮相，并且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参与权利。在这种多元格局中，全球意识、全球共识、全球行动也初露端倪。全球化进程正在摆脱由单一中心主导的特点，形成多元推动、多元共存的强大趋势。① ①杨雪冬、王列：《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胡元梓等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 我基本同意杨雪冬先生所作的三个阶段的划分。他的论述实际上是把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全球化。 遗憾的是，杨先生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并且在用语和事实选择上明显地“为尊者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读出这一全球化进程的血腥。在美洲，武力摧毁文明中心意味着2亿多印第安人的90％死于火枪、皮鞭、矿井和瘟疫；在非洲，意味着4800万黑人被掳掠，其中3600万人葬身大西洋鱼腹，1200多万人成为美洲矿井和种植园的奴隶；在亚洲，意味着印度沿海的大屠杀、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和战争。并且，这既是单一中心对多中心的侵蚀，也伴随着多中心对单一中心的反抗和挣脱。如果取第一阶段历史的某一横断面来说，也可以称为多元推动、多元共存。只是在共存的暂时状态下，发展着单一中心的霸权的确立。在对第二阶段的分析上，杨先生更忽略了惨绝人寰的“一战”和“二战”正是争夺全球化主导权的战争，从1880年直接跳到了“二战”以后。在对第三阶段的分析上，杨先生虽然正确地指出了美国霸权的衰落，但是却把多中心的复兴混同于多元主导全球化，更没有看到多元争夺全球化主导权所蕴含的巨大危险。 第三，“全球化”、“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这是三个外延逐渐缩小、内涵逐渐丰富的递进概念。如果说把不加限定词的“全球化”称为广义全球化，则“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可称为宽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还只能称作中义全球化，因为还有一个最狭义的全球化，即杨雪冬所称的全球化第三阶段——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事实上，“全球化”一词所以出现在80年代初期，而不是更早，就是因为其所指是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新特点。这是人们谈论“全球化”时所指的真正对象，也是本节标题“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动力和本质”所指的全球化。如果要给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起一个称号的话，叫“资本自由流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或“资本流动全球化”可能更为准确。我们已经指出，不加限定词的“全球化”才可以享有必然性，加了限定词的“全球化”并不具有必然性，而且限定词越多，必然性越弱。“资本流动全球化”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一步限定，因而必然性最弱。也就是说，“资本流动全球化”被逆转的可能性最大。事情正是如此。 前面已经谈到，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激烈竞争的时期。70年代初期，由于日本和欧洲竞争力强劲，大量美元流向欧洲美元市场，迫使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汇率改由市场调节，这为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土壤。此后，美元对日元和欧元大幅贬值，迫使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以降低生产成本。对此，美国一方面也大量地将产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则掀起私有化浪潮，以便大规模裁员和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还削减社会保障资金，以便减少税收，增加本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这一系列措施在经济学上的概括便是“新自由主义”，主张一切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实现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而这些措施的最大受惠者则是跨国公司。有了资本自由流动的权利，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配置资源，寻找最低生产成本和最低税收线路，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更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不是被动地在各国的法律范围内运作，而是设法钻各国法律的空子，甚至以撤走投资相威胁要求各国改变对外资不利的法律，降低税收，并把利润集中到那些海外金融飞地。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求最高利润线路而来的是，外围国家的低工资和高失业率向中心国家蔓延，而外围国家本身却并没有因此降低失业率，因为跨国公司在外围国家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就会挤掉当地工业三到五个就业机会。因此，整个世界的需求进一步萎缩（一个外围国家工人的需求水平是中心国家工人需求水平的1/10左右），各国政府调节经济的能力削弱，税收减少，债台高筑，私人信贷消费额也数量猛增，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同步性和连锁性加强。在生产基地和产品全球化的同时，污染、犯罪、毒品业、色情业也都迅速地全球化。这些都是“资本流动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也是为人们切身感受到的“全球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第一层结论是，“全球化”的动力是跨国公司。的确，正如《全球化陷阱》所描述的，“生产和资本越是可以无限制地自由地加以支配，那些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巨人般的组织就越是强大和不可战胜，这些组织使各国政府和它们的选民都感到心惊肉跳和被夺去权利。这种组织就是跨国公司。据联合国的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有将近4万家企业在3个以上国家设有营业点。100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将近140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2/3，这种交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它们是全球一体化的核心，并且一往无前地推动着这个过程。”① ①［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着，张世鹏等译：《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第153页，中央的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 最近又有一个生动例子说明了跨国公司是怎样推进全球化的，那就是1999年3月中旬德国财政部长奥斯卡·拉方丹的辞职。拉方丹是从1995年起就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是党内的核心人物。1998年社民党大选成功，组成红绿联盟政府，他担任财长一职，但实际上却是本届德国政府中最具权威的人物。拉方丹的经济思想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的，在德国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他主张扩大内需，提高社会保障标准，降低失业率，减轻低收入者的赋税负担，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以刺激消费。同时，为弥补税收减少的损失，而增加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税负等。但是，这一系列主张却遭到了德经济界的强烈反对。20家跨国公司的老板联合警告施罗德政府，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拉方丹的经济政策意味着增加劳动力成本，减少利润，从而削弱他们的竞争力。如果继续执行这种政策，他们将考虑把总部和工厂迁出德国，这样政府的降低失业率的目标不但不能实现，反而还会上升。这20家公司中有西门子、汉莎航空公司等著名的跨国公司，出面说话的是德国Allianz保险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舒尔特·瑙利。①就这样，拉方丹成了跨国公司为动力的全球化的又一个牺牲品。 但是，跨国公司为什么要推动资本流动全球化呢？难道它们不知道由此将提高失业率，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威胁跨国公司本部和上流社会的安全吗？不，它们对此是清楚的。例如，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沃克，这位华盛顿的保守的思想家，从前是冷战的鼓吹者，现在却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最尖锐的批评者。此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所产生的“插上翅膀的资本主义”纯系一场令人不快的恶作剧：“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百年前所断言的并且当时绝对错误的东西，今天竟成为现实。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阶级却越来越穷”。全球化的竞争“把人们投入绞肉机，并破坏着社会的内聚力。”②又如，摩根·斯坦利基金会和美国居第四位的纽约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一贯建议把生产移往国外，大力精简企业机构。1996年5月16日，罗奇致函该银行的所有公司客户：“几年来，我一直赞美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如今的想法完全变了，我不知道我曾经赞美的东西是否真的会把我们引上上帝允诺的幸福之地。”“不能一味去压榨劳动力。无休止的裁减劳动和削减工资，这归根到底是一种毁坏我国工业的馊主意。”③但是，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是无法止息的。这倒不是说跨国公司不可以联合起来，制定垄断价格，减缓竞争烈度，而是说，“资本流动全球化”本来就起源于70年代的三大经济区域间的竞争激化，实质上也是这三大区域间的跨国公司的竞争激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动力。 ①Willianm Drozdiak：《德国经济到了关键时刻：商业领导人迫使施罗德彻底转变》，华盛顿邮报外国信息服务，1999年3月23日。 ②［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张世鹏等译：《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第1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 ③［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张世鹏等译：《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第170～17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 对于美国来说，“资本流动全球化”还有第三层含义，那就是充分利用美元的独特地位，利用美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世界经济组织中的主导作用，利用美国穆迪投资服务公司的信贷评级的巨大影响，吸尽世界各国的财富，促使各国放弃经济主权，推动各国经济解体，削弱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与本国和本地区的利益相关性，促进它们与美国的利益相关性，从而完成在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才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国推销“新自由主义”，推销“全球化”。 我们都注意到，美国一方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却仍然用凯恩斯的理论搞赤字财政，扩大需求，增加军备。换成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这种政策所形成的巨额赤字都将意味着本国货币信用的降低，意味着贬值和通货膨胀危险的增长，因而很难在政治上获得支持。像拉方丹就不敢用美国的这一招，他需要用增加大企业和高收入阶层的税收来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税收，他得平衡财政收支——当然这也是欧元区的共同要求。也就是说，美国是在利用美元的世界硬通货地位，靠巨额财政赤字在支撑着企业的竞争力，而这笔巨额赤字最终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来卸掉。据合众国际社1994年10月24日华盛顿讯，1994年美国联邦政府负债总额高达4.6135万亿美元。这正是美国掠夺、控制全球经济的最阴损、最重大的奥秘。这意味着，在世界各国削弱或放弃本国经济主权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主权可以无限膨胀。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全球化”不仅是竞争激化的必然，还是美国政治和金融精英的一个重大阴谋。这在美国决策圈实际上早就是公开的秘密。1979年春天，保罗·伏克在竞选美联储主席时宣称，倘若他就任将采取导致“世界经济的有控制地解体”①的政策，是年10月，他即任此职。此后，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共同合作下，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保守主义革命。他们在国内大力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会势力。对发展中国家，则大力推销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为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顺利将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铺平道路。在国际间，则推动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议会，签订一个又一个协定，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以消除妨碍资本和商品跨越国境流通的障碍。从关贸总协定的一轮轮谈判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从固定汇率制的取消到衍生金融商品膨胀，从第三世界的民族工业纷纷瓦解到陷入严重债务危机，从发达国家工人实际收入下降到社会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甚至连社会保障制度也因税源减少濒临崩溃边缘。 ①拉鲁什：《为什么大多数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是庸医？》，《美国政治经济情报述评》1995年7月28日。 但是，如此“造福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必然会走到尽头。事实上，到了90年代，资本流动全球化的破坏作用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俄罗斯、亚洲、非洲和拉美的众多国家，纷纷陷入了深刻的经济金融危机，几乎被西方用变化多端的巧妙手腕榨于，成为“有控制的解体”过程的牺牲品。连日本也被全球化所伤，80年代美国逼迫日元升值，促使日本经济泡沫化。泡沫破裂后，在整个90年代，日本经济都一直处于萎靡不振之中，目前还看不到隧道的尽头。纵虎伤人者必为虎伤。1998年8月份，美国的著名长期资本基金濒临破产，涉及金融衍生品交易高达12500亿美元，如果对长资基金进行破产清算，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可能全面崩溃，而美国长达八年的所谓新经济也将宣告结束。因此，美联储一反常态，违背它信守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出面组织注资抢救，被人讥讽为“美国式裙带资本主义”。 美国长期资本基金的失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破产和全球化遭到的重挫。在此前后，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了许多反全球化的迹象。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前后，克鲁格曼先生就站出来反对新自由主义掌门人弗里德曼，主张实施资本管制；在欧洲、日本都出现了批评国际货而基金组织的声音；1997年日本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遭到美国否决后，1998年日本藏相宫泽喜一撇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单独宣布给陷入危机的亚洲国家以300亿美元的援助；1998年8月，香港金管局干预股市，与国际金融炒家直接搏杀，击退了后者的进攻；1998年9月1日，马来西亚正式宣布实施严厉的货币管制政策，而且此举得到了日本的大力支持；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则正式标志着取代全球化的将是区域化。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处于激烈竞争和长程衰退之中，正面临着大萧条的威胁。作为回应，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在GATT/WTO谈判进展的掩蔽下正愈演愈烈，跃上了新高度；另一方面以区域化为动力，资本流动全球化在美国的极力倡导下得以推进，但是由于这种全球化引发了越来越剧烈的经济和金融动荡，因而正面临终结。新世纪之初，世界经济格局可能是深度衰退（或大萧条）与经济区域化、贸易保护主义相互强化，成为最突出的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将进一步经受严峻考验，甚至不排除瘫痪的可能。 因此，单纯就国际经济环境而言，中国不仅完全可以搞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必须搞贸易保护主义。而且，越是加入WTO，就越要注意寻找适当的贸易保护主义方式，就像美国一样。当然，与美国、日本和欧洲不同，我们不可能把区域化、汇率作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武器，而只能以老式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作为主要的贸易保护工具。更何况，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从为世界寻找根本出路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必须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所以，中国实行系统的贸易保护政策势在必行。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没有一个完整的对外贸易理论，也没有一个关于对外贸易如何为国内工业发展服务的总目标。因此，在实践中就是政出多门，各干各的，相互矛盾。对此情况，任烈先生有一段很好的分析： 由于缺乏明确的宏观贸易政策的指导和保障，一方面缺乏科学、合理、符合国际规范的配套的宏观管理措施；另一方面仅有的限制性政策也得不到统一烙守。鼓励性政策未能健全和推广。在“放权”和“政策倾斜”式的改革中，既调动了出口积极性，又助长了不平等条件下的竞争，外贸经营秩序混乱。在对内抬价收购，对外削价竞销中造成肥水外流和国民财富的流失。在对外贸易指导思想上只知道外贸能带来价值增殖，却不知道利益分配的前提条件以及可能带来的损失。由于没有明确的对外贸易总政策，一些具体的对外贸易政策缺乏直接的指导和规范，加之这些具体的贸易政策总是随着改革的发展而不断在变化之中，使人误认为外贸政策就是外贸体制，给人造成政策多变的印象。这不能不是造成企业短期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正是缺少对外贸易总政策的指导，使得中国进出口体制改革并不对称。……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出口上是“自由”有余，而“保护”不足；在进口上则“保护”过度的同时，由于存在大量的政策性减免税等措施，因而“自由”也过度。实际上，出口上的过度“自由”并非是自由贸易，而是过度鼓励所形成的强制出口这一“奖出”保护的结果。① ①任烈：《对外贸易理论与政策》，第186～187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那么怎样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贸易保护政策呢？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让对外贸易政策服从于中国国际竞争战略的需要，该保护的坚决保护，该保护到什么程度就保护到什么程度；该开放的坚决开放，该开放到什么程度就开放到什么程度。当整体竞争战略需要时，某些行业可以开放程度大一些，甚至不惜整个行业做出些牺牲，如化妆品、文具等，以争取赢得对核心部门的更好保护，避免造成整体与世界经济隔离的印象。而当核心行业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时，也应该逐渐有选择性地提高开放程度，但不能带有急躁冒进的情绪。在这方面，我感到任烈先生的论述是可以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的。如果读者有兴趣进入贸易保护政策设计层，请参看任烈先生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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