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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对杰文斯《理论》的评论


   

  英国人虽然不曾注意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早期著作(如果他们有专业的经济杂志就会注意到了),但他们对杰文斯的《理论》的问世还是知道的。先后出现了四篇重要的评论,此外还有六篇未署名的短评发表在报章杂志上。让我们先来考察杂志上的短评,然后是报纸评论,最后是期刊上的长篇重要评论。
   

  在Athenaeum上刊登了一篇草率的评论,根本没有提及“效用”;最后遗憾地表示它对“这本可钦佩著作的短评是不充分的。”发表在《不列颠季评》(British Quarterly Review)上的一篇较长的评论为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和效用概念而喝彩。《威斯特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上的一篇短评显示出作者认真阅读了杰文斯的《理论》。它很内行地概述了杰文斯的观点,而且显然赞成杰文斯利用数学和效用观点。
   

  英国报纸的评论者对杰文斯的《理论》的评论篇幅较长而且总的来说比较有利。发表在《曼彻斯特每日考察时报》(Manchester Daily Examiner and Times)的一篇文章“杰文斯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占了半版。评论者说,杰文斯著作“对这门科学未来研究的影响远比作者想象的深远”。评论者从杰文斯的《理论》征印了大量段落,多数涉及效用;并且指出“效用的真正性质和条件可能还从未这样成功地说明过,对杰文斯先生的手法(它显示了杰文斯的才干)怎样赞扬也不过分”。
  题为“杰文斯教授论政治经济学”的评论文章在《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上也占了多半版。作者显然熟悉当时经济思想状况,并欢迎杰文斯“对权威的勇敢而有力的攻击”。他注意到边际效用,并且同意杰文斯的看法,认为边际效用是“政治经济学科学中突出的和决定性的要素”。他又说:“一旦接受了它(大量明白易懂的演绎之一),既可用来解答特殊问题,也会有助于整个研究领域。”评论者认识到杰文斯同他的先驱者们(亚当·斯密、李嘉图和穆勒)是直接对立的,但他并不完全接受杰文斯的立场,他试图把新的和旧的观点融合起来。
  与上述两篇不同,《格拉斯哥每日先驱报》(Glasgow DailyHerald)的评论就不那么都是有利的了(也许是因为杰文斯在曼彻斯特有许多熟人的缘故)。它们对杰文斯的效用学说作了更切实和更具批评性的解释。杰文斯追随边沁,假定一个人可以把效用相加或相减,评论者拒绝这一点。评论者认为要作此假定就必须事先再假定,第一,各种享乐“只在强度上有所不同”;第二,“必须有若干共同约定俗成的享乐单位,以便测定和计算享乐”。评论者对这些假定都不接受。他拒绝承认“一顿美餐的享乐”同“作出一项科学发现的享乐”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享乐量的大小。他指出即使是杰文斯也不可能给它们一个共同的单位。评论者还拒绝了杰文斯的许多新的术语,认为其中包含着许多含糊不清的地方。他提出了一个后来常被提起的异议:“我们只能从交换比率知道最后效用程度的比率,因而不可能从后者去解释前者,换言之,不可能离开交换方程式去了解效用方程式。”
   

  对杰文斯《理论》初版的四篇重要评论中,有一篇未署名,其余均出自知名作者。约翰·埃里特·加尼斯为有影响的《双周评论》(Fortnight Review)撰文评论杰文斯的《理论》。马歇尔是以发表在《学会)(Academy)上的评论杰文斯《理论》的文章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在美国,西蒙·纽柯布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上发表了长篇评论。评论者的调子一般来说互不相同。纽柯布和加尼斯给予一般的赞扬;马歇尔限于称赞个别几点;《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末予赞许。他们都不同意杰文斯对效用的运用,但理由不尽一致。
  马歇尔看到杰文斯的“主要目的在于以‘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的理论来代替穆勒的价值理论”,但他竭力证明劳动价值论和杰文斯价值论的一致。马歇尔文章的第一句话即显示出他对那些偶尔拒绝伟大经济学家(特别是英国伟大经济学家)教义的那些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他保持了一生。马歇尔的这句话是:“这本书要求‘对经济学家们所喜爱的不少理论提出异议’。”这句话(以及评论的其他部分)暗含着杰文斯不曾实现他的要求。马歇尔对这个要求的否认是从征引杰文斯的一段话开始的:“虽然‘劳动通常决定价值’,但它‘只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改变商品的效用程度,而效用程度的改变又是通过增加供给’。”马歇尔接着说:“几乎令人吃惊的是,作者认为李嘉图的理论是支持把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但同上述最后的说法不一致。”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异使杰文斯感到惊异,而杰文斯关于差异的论断又使马歇尔感到恼怒。
  马歇尔还表现出他时常提及的折中主义精神。他说:“尽管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但主要是形式上的差异。”马歇尔争辩说,假如杰文斯承认他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改写了李嘉图和穆勒的理论,那么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就是正确的。马歇尔还否认杰文斯应获边际效用思想首创者的荣誉,他说:“任何商品的总效用不同其‘最后效用程度’成比例,不过是一个熟悉的真理。”马歇尔没有说究竟是谁提出了这个熟悉的真理。
  在对上述评论的注释(保留于马歇尔的手稿)中,他反复申明杰文斯没有必要使他的观念显得是首创的。“杰文斯看来顽固地夸大了他的理论与穆勒和李嘉图的理论的不相容的程度……当我读杰文斯的《理论》时,对(李嘉图)……的纯洁的忠诚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不得不把一些愤怒的词句写进草稿,刚被删去,不大一会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然后又删去。”实际上马歇尔并没有完全删掉“愤怒的词句”。
   

  在压低杰文斯要求优先权方面,加尼斯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与马歇尔是一样的。加尼斯说:“杰文斯的理论并不完全是新的,至少,在我看来,我从中得到的价值规律概念实际上同巴斯夏在《经济和谐》中所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与马歇尔不同的是,加尼斯还有另一类不利的批评。其中之一是,加尼斯抱怨杰文斯没有提出一种真正的衡量最后效用程度的尺度,除非用物品的交换价值。然而,他说,“这样以来,我们就会处于这样的境地:交换价值取决于效用,而效用又以交换价值测定,而且只能依据交换价值来确定……我承认,对我来说,它们似乎如此地接近于是一回事,以致我无法将它同那许多种情况区别开来。我看不出它对澄清经济学的任何问题有什么帮助……假定‘最终效用’只能由交换价值来确定,我们又何以能从前者来了解后者?”这个批评同上述《格拉斯哥每日先驱报》的批评相类似。
  加尼斯十分牵强地试图表明杰文斯不可能直接测定享乐或满足。在某种程度上他想把他的责难置于这种特别的信念之上:享乐或满足同杰文斯的效用概念无关。他说:“我认为,一般人都会同意,假定人类组织和气候条件为已知,则从穿一件上衣或外套所得的享乐,在感觉上,现在同一百年前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因为一百年间衣料价格下跌,所以加尼斯说,杰文斯不可能用它们引起的享乐或满足来决定其价值。加尼斯显然对边际效用缺乏理解。服装生产量的增加固然会压低边际效用,但它足以允许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即使人们的效用函数没有变动也罢。
  加尼斯对边际效用递减的观点是理解的。因而上述论证可以视为一时的过失。事实上他用以反对效用的第二个论据中,有一部分就是边际效用的变动。他说,“一磅茶叶对一位洗衣女工的‘终点效用’就比对一位淑女要大”,因为已经假定后者的茶叶量比前者要多。加尼斯从这种个人之间的比较得出结论,一些读者“可能推论说,根据杰文斯先生的理论,洗衣女工应当为她的茶叶支付得更多”。加尼斯最后这个不顾一切的论证是没有意义的,它表明加尼斯既没有理解杰文斯的诚意,也不知道该如何应用边际效用理论。
   

  《周六评论》的那篇匿名评论对杰文斯未作任何赞扬,但杰文斯认为它比任何其他评论都值得注意,因为它显示出作者对经济学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认真地读了自己的书,还因为该文接触到了核心问题。作者一开始就以马歇尔和加尼斯同样的方法排除了杰文斯的任何首创性,他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同他所拒绝其权威性的那些著作有着广泛的一致。”
  关于效用测定和效用在经济分析中的用途的关系,这位评论者有如下的阐述:“但是,效用的尺度是什么呢?杰文斯先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说一种快乐比另一种是大还是小;但这无济于事。为了应用数学方法,快乐应以某种方式予以数学表述,例如,我们可以说吃一块牛排的快乐同喝一杯啤酒的快乐之比是5:4。但这并没有传达给我们什么特定的含义,而且杰文斯先生看来不得已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提醒他注意,为使某种事物适于数学研究,光用若干字母表示某些相关量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说G表示对自由党格拉斯顿先生的信任,D表示对保守党人迪斯雷利先生的信任,X和Y表示参加的人数,那么格拉斯顿先生的任期就取决于包含dG/dX和dD/dY在内的若干方程式。这不过是把一个平淡无奇的说法隐藏在一堆神秘的字母之中罢了。”这个论据是不容易回答的,它可能使杰文斯感到难堪。
  《周六评论》文章提出的最后一个批评涉及杰文斯的交换问题和穆勒的国际贸易例证的比较。他说两者是一回事,所不同者,在杰文斯方面,物品总量不能增减,每个交换者都有严格的垄断。这位匿名评论者说:“杰文斯的问题等于是说,假定大英博物馆拥有现存的全部希腊雕刻,罗浮宫拥有现存的全部罗马雕刻;以怎样的比率他们才会交换这些收藏品,而又没有其他购买者呢?这个问题如此地远离实际,以致几乎不值得加以考虑。”评论者试图表明方程式是没有用的,即使它们不是虚构。假定交换率定在5单位谷物对1单位牛肉,A将交换到足够的牛肉,但这样的交换未必会使B感到满意。B可提供2单位牛肉以交换谷物,但是A却拿不出更多的谷物。评论者继续说:“在无论哪种情况下我们都看不出为什么会要求使双方皆满意的比率。简言之,我们所能说的只是牛肉和谷物会交换到一方或双方停止为止;但是什么时候停止将部分地取决于A和B对牛肉和谷物的欲望,部分取决于他们讨价还价时的机敏。”这段话也许仅仅暗示,在最后比率的实际决定中,达于均衡的轨迹与最后的交换比率不同。如果真是如此,这个解释就是对最后交换比率决定过程作了过于肤浅的解释。方程式不过是最终结果的反映。
  最后,评论者以下述总结性的话集中表达了他的“指控”:“如果把我们对杰文斯理论的评论总结一下,那么可以说,他希望以对当事人的效用来决定交换比率,而不引进供给和需求的作用。因而他所想象的是一个供给和需求不起作用的场合。他发现可以指望的惟一的答案是,交换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脾性(无法加以考察);他把这种神秘的结论隐藏在各种符号之中,而这些符号不过是一些累赘,它们包含的函数没有解也不可能有解。”
   

  西蒙·纽柯布在《北美评论》上的评论对杰文斯经济学的赞扬比其他三篇长篇评论的赞扬的总和还多。在四位作者中,只有纽柯布赞成杰文斯把数学用于经济学。他总结说:“鉴于这种表达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现在最需要的,所以我们欢迎每一种将数学引进经济学的尝试,并对这部著作予以肯定,它揭示了经济学这门容许精确数学表达和论证的科学中确实存在的一些真理。”和其他评论者一样,纽柯布也认识到这本书的中心部分是以效用为基础的,他认为这有重要意义。他说:“本书的基础是效用理论,而这种理论可能很好地代替旧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
  纽柯布和其他评论者一样,对杰文斯也提出了一些批评,他的主要批评也许是这一点:“尽管就其结果及其能够应用于实际的贸易条件来说,(杰文斯的效用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其应用是)很有限的。”纽柯布认为,当事人拥有大量物品这一情况就限制了杰文斯理论的有用性,因为这些物品对当事人没有直接的效用。杰文斯本人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但是杰文斯不认为这有什么重要性,而纽柯布却十分重视这一点。他问道:“如果发现一种科学基于一系列方程式,而这些方程式正确与否,则要看每个商品生产者用来为自己使用的商品量是否无限之少”,这一点是否“反而不能令人满意”?纽柯布还认为,考察物品对制造者(而不是对商人)的效用是困难的,因为生产者将它们用于生产未来物品。于是他问道:“我们将怎样知道……马掌对马蹄匠的效用?又如何知道铁路对工程师的效用?”他偶尔谈及他对这个困难的解答,他说,当我们把方程式用于具体的场合时,“我们就会发现,该商品对卖者或生产者的效用会从方程式中统统消失了,而显现出来的是生产条件和该商品对买者的效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纽柯布同物理学的联系无疑促使他想从价格和数量的资料中编制出实际的效用函数(就像杰文斯认为他自己能这样作一样),并力图用这些方程式解答有关交换方程式的实际问题。他不赞成将数学方法限制在各种函数上,这些函数的形式他只能部分地加以说明,他对于获得实际的有价值的成果抱有真诚的热情。他说:“因为效用取决于供给,所以用一种代数方程式来表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可能的,如果有列出这种方程式所需要的条件的话。已知每次出卖的数量,又有在各种条件下影响售卖的价格,利用归纳的方法就可从中得出方程式。法则的一个有趣的应用是,确定一个人(已知其欲望和收入)究竟会购买多少物品。已知必要的资料,又假定其花费总是明智的,则其每单位收入花费的方式就是一个数学演绎的问题了。”
  纽柯布对杰文斯分析的结果似乎不满,他说:“我们的作者已经为我们奠定了基础,但还没有建起大厦,也没有向我们指明通向大厦的道路。他的效用理论是很有意义的,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商业世界的种种现象,但他没有提出完善的研究方法。”纽柯布同物理科学的联系也说明了他拒绝杰文斯关于计算苦乐的观点的原因,他不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任何健全的哲学基础”。纽柯布实际上只拒绝集中快乐和痛苦,而并不拒绝出于苦乐考虑的行为。他说:“我们可以把人趋利避害的行为作为计算的对象,但很难把这看作是可以测定快乐和痛苦本身。”
   

  对杰文斯《理论》再版的惟一的署名评论出自莱斯利之手。两篇未署名的短评解释了杰文斯著作的内容,并且未加批评地予以赞扬。当人们对莱斯利的众所周知的各种兴趣抱有期望时,他却把注意力主要限于评论杰文斯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他不同意杰文斯研究的内容,但他显然努力想说明杰文斯是公正的。然而当他暗示他从不拒绝将数学用于解释李嘉图经济学时,他的怒火便油然而生,因为这使他看到李嘉图经济学的“每篇论文都是含糊不清的,而这些论文又都是作了许多的计算才提出来的”。而当他论证说不应当利用数学时,他也怒不可遏,他问道,是否应当认为“泰晤士报减少印数从而节省大量墨水和纸张……将会有助于启发公众去从事于这样的节约呢”?莱斯利赞成边际效用递减的说法,但又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会被下述情况所排除,即物品的价格“还受到如此众多条件影响,以致它不能同供给量保持不变的比率”。莱斯利后来重申了这一思想,他说,价值也取决于“其他一些蔑视一切数学计算能力的条件”。莱斯利最后评论了效用,并表示希望历史学派对效用进行透彻地研究,他说:“人类需求演进所遵循的秩序,是新兴的历史学派或主张归纳的经济学派有待研究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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