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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到1889年间，奥地利学派的成员，除了该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和他的两位最著名的门徒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以外，还有9名经济学家。这些影响较小的经济学家中大部分人的生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的经历同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经历如此相似，难怪他们有类似的观点了。这9人中的7人，即古斯塔夫·克鲁斯，约翰·冯·柯莫津斯基，维克多·玛塔佳，罗伯特·迈伊尔，欧根·菲力波维奇·冯·菲力普斯堡，埃米尔·萨克斯和罗伯特·祖克坎德，都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然后有几年不在大学，多在政府任职。他们每人都写过一本书，以取得在维也纳大学任职编外讲师的资格。此后虽然他们仍在政府中任职，但同时仍同一个奥地利大学（通常是维也纳大学）保持联系。他们大部分加入了《奥地利国民经济协会》后来他们又发表了其他一些著作，部分是为了在各自大学的提职：他们每人先被提升为副教授，后来升为正教授。下页的表列出了奥地利学派的12名早期成员中的10人的主要经历。其他两人是鲁道夫·奥斯皮茨和里查德·李宾，他们没有进维也纳大学，未得法学博士学位，末任过编外讲师或教授。他们的经历和背景截然不同。他们同已经提到过的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学家共享维也纳学派成员的资格，仅仅是因为他们大约在同时也住在维也纳，而且对经济学感兴趣，特别是对应用边际效用思想于价值论有兴趣。
奥斯皮茨生于1837年7月7日，比门格尔早几年；李宾生于1842年10月10日，比门格尔晚几年。他们的学业不是转向法学和政治学，而是物理学，因此，当他们开始从事研究时，比其他维也纳经济学家更注重数学方法，在结束教学生涯后他们改而从商，奥斯皮茨还曾从政（进入议会）30年，他于1906年3月8日去世。李宾于1919年11月11日去世。他们都加入过《奥地利国民经济协会》。
| 姓名 | 出生 | 法学博士 | 编外讲师 | 副教授 | 正教授 | 逝世 |
| 门格尔 | 1840.2.23 | 1867 | 1872-1873 | 1873-1879 | 1879-1903 | 1921.2.26 |
| 维塞尔 | 1851.7.10 | 1875 | 1883-1884 | 1884-1889布拉格 | 1889-1903布拉格1903-1922维也纳 | 1926.7.22 |
| 庞巴维克 | 1851.2.14 | 1875 | 1880 | 1881-1884因斯布鲁克 | 1884-1889因斯布鲁克1905-1914维也纳 | 1914.8.27 |
| 克鲁斯 | 1856.6.12 | 1878 | 1884-1898 | 1898-1920 | 1932 | |
| 克莫林斯基 | 1843 | 1868 | 1890-1903 | 1903-1911 | 1911 | |
| 玛塔佳 | 1857.7.20 | 1885 | 1885-1890 | 1890-1892因斯布鲁克 | 1933 | |
| 迈伊尔 | 1855.1.8 | 1877 | 1884-1891 | 1891-1901 | 1888-1889弗莱堡 | 1914.6.14 |
| 菲力普斯堡 | 1858.3.15 | 1882 | 1884 | 1885-1888弗莱堡 | 1893-1917维也纳 | 1917.6.4 |
| 萨克斯 | 1845.2.8 | 1868（？） | 1871（？） | 1879-1880布拉格 | 1880-1893布拉格 | 1927.3.25 |
| 祖克坎德 | 1856.12.3 | 1879 | 1886-1894 | 1894-1896布拉格 | 1896-1926布拉格 | 1926.5.28 |
上述9位次要作者的大量文字材料极少涉及边际效用，但他们通常又被算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内，这确实令人吃惊。他们中有2人根本没有谈到边际效用，其余4人谈的也很少，只有萨克斯、奥斯皮茨和李宾写过不少有关的东西。
克鲁斯和玛塔佳的著作很多，但没有一本详谈过边际效用思想。他们有权被算在维也纳学派之内，主要是由于他们没有说过什么同边际效用观点相左的东西。他们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做，他们的兴趣在这个领域之外；如果在这个领域之内，他们也许会喜欢诸如劳动价值论这样相反的信念了。
克鲁斯的第一部理论著作是《企业利润理论》，它研究利润的性质、正当性和社会意义。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他本可说到边际效用，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提到门格尔的《原理》，但这同效用无关。大约同时他又发表了“卡尔·马克思”一文（载于《德国凡人传记》）；一年后他将此文增订出版。他以完全同情的态度详细论述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尽管他批评马克思在讨论交换价值时没有考虑物品的有用性，尽管他援引了克尼斯和谢夫勒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评，但在他对马克思的有节制的修正中没有一处提到门格尔，或提出任何类似于边际效用的思想。
克鲁斯的第三本书《经济模式和经济原理》为他提供了很多机会来利用他当时（1888年）已经知晓的边际效用思想，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一般地讨论了交换和价格，他虽把门格尔同涉及于《原理》的讨论联系起来，但是，除了把交换中个人的需求以一种松散的形式同个人对物品的估价结合起来以外，他并没有更接近边际效用分析的核心。
克鲁斯后来的著述同边际效用没有任何更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很难理解威廉·韦伯的话，他说克鲁斯“受到了门格尔的影响”。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课程中讲了些什么，不过，从下一章所列的课程表中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他常同门格尔、维塞尔、菲力普维奇和玛塔佳等人一起讲授《国民经济学》这门基本课程，因此他对边际效用的看法决不会与这些人相抵触。
玛塔佳的情况与克鲁斯类似。玛塔佳的第一本论利润的小书没有把自己同门格尔的观点或边际效用经济学联系起来。这本书作为“取得大学讲席资格的著作”使他得以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后来他又转到因斯布鲁克的教席（1890－1892年）。他后来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名誉教授，但显然没有讲多少课。像克鲁斯一样，他的授课可使他谈及边际效用，但这只是一种猜想。他后来对广告特别感兴趣，还写了一本这方面的书。我们也许由此推想他会讲到效用的，因为作广告必然要涉及厂商的利润，触及个人本身的效用，但这种关联没有出现。他这本身有一个范围很广的参考书目，但没有一本涉及边际效用。玛塔佳还发表了许多其他著作，并为不同杂志写了大量论文，但是没有表现出可能把他同门格尔、庞巴维克或维塞尔联系起来的任何兴趣。他的兴趣扩及迥然不同的各种事物，例如广告、零售、分期购买和保险。
迈伊尔是奥地利学派中对边际效用问题做过少许论述的第一人。他在有关该问题的惟一的论文中论述了西蒙·尼尔森·派顿的“消费不断变动规律”。这篇文章显示出他对边际效用思想有坚定的认识和理解，有能力用它来分析经济现象。他没有提到门格尔，但提到维塞尔、奥斯皮茨、李宾和庞巴维克。迈伊尔过去没有讲授过这方面的课题。当然，他可能在维也纳大学讲课时借用过这种思想，但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保留下来。他后来的著述多半集中在公共财政方面。
对边际效用问题做过少许论述的第二位次要成员是克莫林斯基。20年间，即从他投入价值论的争论（这场争论推动门格尔开始他的著述）到他发表《孤立经济中的价值》（作为任教维也纳大学的条件）期间，克莫林斯基没有发表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这位46岁的讲师为什么要转到维也纳大学，但我们知道他与边际效用经济学的发展是并步而行的。庞巴维克发现这本书（克莫林斯基题献给门格尔）完全体现了边际效用理论的精神。克莫林斯基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论据，说明价值理论只能正确地应用于可以再生产的物品和服务，而不能用于独一无二的物品。他的这个论点基于这个假定，即不能比较来自不同种类物品的满足。根据这一点，奥斯玛·斯潘把克莫林斯基列为边际效用学派的第一位“直率的反对者”。但他决不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者，因为他再没有提出什么批评。
把自己著作的一部分用于边际效用的第三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是祖克坎德，他的《价格理论，特别是该理论的发展史》中有一章是关于主观价值理论的，但本书不是对边际效用论的抗辩。祖克坎德的确显示了奥地利学派的派别精神，同赞扬主观价值的优点相比，作者更愿意维护门格尔，反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不过这本书现在看来可以作为对作者所属的经济学家团体的一种评价，因为他的说法在当时是很好的。至少，克拉克在他对该书的评论中说过：“这本书是对奥地利新近经济家著作的一个很好的介绍”。
祖克坎德后来的著作比上述各作者的著作更经常地回到边际效用问题上。1890年他对亨利希·迪策尔对边际效用论的有力批评作了答复；他批评了威廉·斯马特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价值论导论》；他把边际效用思想加进他的布拉格的《国民经济学讲稿》；1910年他著文庆祝门格尔的70岁寿辰；同年他还写了“价格”一文，发表在《政治学袖珍辞典》上，其中用到了边际效用思想；从1910年到他去世（1926年），他没有再回到这个问题上。
菲力普斯堡是通常包括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内，在主观价值论上写了一些东西，但为数不多的那些奥地利经济学教授中最后的一位。1893年前他没有发表过边际效用的著述，这个时限已经超过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了。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从1879年到1885年一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但完全是在斯廷的影响之下，至于对门格尔的了解，则仅限于知道他是鲁道夫王储的家庭教师。他疏远历史学派并转向边际效用学派，是在他及时阅读了庞巴维克的《资本和资本利息》之后；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于1889年问世。我们把他包括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内，主要是因为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德国经济学第二代最有名的一般教程，是许多德国人了解边际效用经济学的主要来源。但德国的主要评论家从未提及其中的边际效用思想。
萨克斯同奥地利学派的联系，除了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以外，比其他人都更密切。我们对他的生平知之不多，无法确定他何时熟悉门格尔《原理》，何时开始研究边际效用。他可能在1870年代初接触到门格尔的《原理》，但在此后的一个长时期并没有受到该书明显的影响。
萨克斯在到布拉格（1879年）以前的五年间的著作同门格尔的著作无关，而且具有描述的、历史的和分析的性质。他定居布拉格后五年间发表的第一本书就表现出门格尔的影响，但不是门格尔的《原理》，而是《研究》。门格尔在后面这部著作中研究的是方法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因此也就没有用到边际效用思想。
1887年萨克斯发表了《国民经济学理论原理》，该书显示出他完全接受边际效用概念，这是庞巴维克对边际效用理论表露了类似的强烈兴趣之后的一年。从这时起萨克斯明确属于边际效用学派了。不过我们应当记得，他走上经济学之路是在门格尔《原理》问世后16年，尽管他此前曾得益于该书。
我们应当防止按照某些经济思想史家的看法来看待萨克斯《理论原理》的中心目标。例如格雷说：“在最初的奠基者中，第四位作者〔萨克斯〕难以反驳的要求”有如下述：“国家可以取得（用于较不急切的目的）纳税人一直更有利地使用着的货币。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它几乎可以明显地适宜于精美的维也纳糖果。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是萨克斯《理论原理》（1887年）的一个特殊贡献。他把奥地利人的思想用于国家经济学，特别用来发挥了一种赋税理论”。完全正确！但是，本书一定会让那些以为萨克斯的上述著作主要研究赋税和国家问题的人大吃一惊，因为本书对边际效用的议论颇多，而关于赋税的内容极少。
萨克斯这本书的成功，从任何观点来看，都只是中等的，它没有再版，但出过意大利译本。这些情况使萨克斯感到不快，据说，他辞去布拉格大学的讲席，在48岁时隐居意大利就是因为如此。
从《理论原理》可以看出萨克斯对它寄予厚望，他认为这是一部富于独创性的重要著作。他试图从事的这个困难任务（他认为他已经胜利完成了）不仅是要提出一种政治科学理论，该理论应与门格尔的经济理论使用同一方法，处于同一水平，而且要把它同这种经济理论联系起来，从而使社会科学达于完整。
尽管该书没有实现作者企望的目标，但毕竟对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个推动。他不是直接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篇研究个人和集体行为的观点，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的历史以及它们同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关系。这一篇没有触及边际效用。第二篇论述经济学家关于国家经济作用观点的理论史，与边际效用也无关。只是在长篇研讨了人类经济的各种要素（如贸易、财产、劳动分工）和对需要、物品以及劳动（我们在此开始接近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思想园地了）的一般论述之后，即到了该书接近一半时，读者才接触到价值问题以及边际效用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问题。萨克斯称赞门格尔发现了边际效用与价值的关系，称赞维塞尔选择了“边际效用”一词。他讨论了边际效用递减法则。该书后半部分首次解说了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的关系，然后转向资本于成本之类的问题。该书最后谈到了赋税，这里利用了效用思想，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
萨克斯在其《理论原理》问世后再次回到边际效用问题只有两次。1889年他在一次演讲（后以《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表）为名出版）中提到它。1892年他在论述累进税的一篇长文中用到过边际效用思想。
奥斯皮茨和李宾于1889年发表了《价格理论研究》。此前他们没有写过什么会使人预计到《价格理论》问世的东西。奥斯皮茨在187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的大量论述完全是关于人口问题的。而李宾显然什么也没有写。两位作者在上述著作序言中说，他们早在10年前就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但他们没有指出这兴趣从何而来，又何以保持不衰。不过我们（还是从序言中）知道他们在1888年之前已经对效用理论的文献有了了解，在这方面他们同其他经济学家是一样的。他们显然知道这些人的著作，他们是：杜能、古尔诺、杜皮特、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和劳哈兹。他们既有能力阅读杜能、古尔诺、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和劳哈兹著作中的数学部分，也有这样做的意愿；他们在这方面比其他奥地利经济学家要略胜一筹。
《价格理论》一书的印刷和装桢堪称范本。它对效用理论的利用同该书的形式一样完美，就其范围和小心谨慎的程度而言，在当时经济学家（除了威斯蒂德以外）的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两位作者把对以往大部分成果的完整理解、他们的数学才能、丰富的经验和才干融入了对消费经济学的精辟解说之中。本书没有受到本该受到的影响，不仅因为它所包含的数学比当时的奥地利人和其他经济学家能够接受的要多，而且因为两位作者同维也纳大学没有联系；但该书也有些令人烦恼的缺点。
奥斯皮茨和李宾研究的起点，从他们所想的而不是书面上的东西来说，是某个特定的长时期内（一年）个人消费和生产的总体。他们提出下述整体函数作为这种关系的最一般的表述：z＝φ（va，ea，ga，fa，sa，tgξa；vb，eb，gb，fb，sb，tgξb，……vn，en，gn，fn，sn，tgξn；μ）。在这个公式中，某人的年满足（z）取决于经济中n个物品的6个方面的因素和货币量μ，这6个方面的因素是：每个物品tgξ的预期价格，某人所消费的每种物品量v，所生产的物品量e；物品的三种不同的非消费用途（g，f，s）。这个长长的公式把消费或生产中每一种满足都包括在一起。其概括性超过了前后出现的所有表现边际效用关系的图式，但其缺点也正在于它囊括太多。奥斯皮茨和李宾开始讨论效用问题时，他们当然只谈从其基本函数引出来的比较简单的函数。
他们一开始描述了一种集体的总效用曲线，然后转向个人曲线以及将个人曲线合成集体曲线的方法。集体曲线和个人曲线一样，从原点开始升到顶点，然后接近于一种垂直渐进线。这种曲线所反映的显然是由于某特定物品的各种使用而带来的（z）量（在其基本函数中）的增加，假定价格（不是其他物品的数量）不变，个人的需求不变。同个人效用曲线一样，集体曲线依年消费而言也不变。我们还可以指出，与大多数效用曲线不同，所说的物品既可被消费，也可在生产中加以利用。作者用刚够补偿某人提供一定量物品所受损失的货币量来衡量效用。这个集体曲线还被用来（同相称的集体总成本函数一起）决定物品价格和消费者租金的数量。
接下去的一节是讨论效用曲线随着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变动的方式。每当任何其他条件（除了所谈的物品）发生变动时，生活方式就会变化，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含糊和令人吃惊的概念。下图表示一个物品对各种不同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的所有总效用曲线。
最外层的曲线测定最大效用，即某人在对他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做了必要调整时所获得的效用。除了奥斯皮茨和李宾以外，谁也没有提出这种性质的与效用有关的曲线，尽管类似的与生产有关的曲线已有广泛的应用（奥斯皮茨和李宾也利用这种曲线，他们称其为“计划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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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皮茨和李宾还提出了“生活满足曲线”。这种享乐曲线不同于效用曲线之处仅在于，对某物品的零点消费来说，享乐不是零，而等于某种总的满足，它是指某消费者一年间没有这种物品可供消费时的满足。换句话说，“生活满足曲线”所表示的是某人的总满足，而不是限于来自所考察的那种物品。享乐加最初的满足等于效用。他们对影响“生活满足曲线”的各种因素作了详细的考察。
我们可能以为这本书会使边际效用学派的其他成员感到高兴，至少瓦尔拉斯会这样（该书多处使用的数学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困难，但对维也纳学派的更注重文字表述的成员来说就比较费解了），他也许会承认本书的价值，感谢本书对他的支持，这特别是因为该书高度赞扬产他，而且部分地利用了他的一般均衡方法。但这种期望落空了。不仅边际效用学派的其他成员对它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而且瓦尔拉斯还对之作了不利的评论。瓦尔拉斯显然没有通读全书，充其量读了第1章，而且在对这一章的评论中，他只限于指出有6处数字上的错误，对该章无一字赞扬。在效用问题上，瓦尔拉斯责备奥斯皮茨和李宾陷进了他在《纲要》中责备杜皮特所犯的同一错误，即混同了需求曲线和效用曲线。在答复瓦尔拉斯的批评时，奥斯皮茨和李宾指出，他们假定个人对货币（或尺度）的估价是不变的，其他物品的价格也不变，在这种场合，按照瓦尔拉斯的假定，效用曲线和需求曲线是吻合的。奥斯皮茨和李宾认为，瓦尔拉斯得出他的结论，只是因为他所利用的是一种具有单一论据（该物品的量）的效用曲线，而他们所用的效用函数却包含着（如上所述）所有物品和尺度的数量。
帕累托和欧文·费雪感到了奥斯皮茨和李宾的影响。帕累托加入了瓦尔拉斯和上述两位奥地利人的争论。他在他的重要连载文章（总标题是“纯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考察”）的开头还提到了《价格理论》，他指出该书显示出“经济数学理论在价格理论研究中具有实际的意义。”
路易士·苏里于1914年将《价格理论》译成法文出版。费雪对该法文译本写了惟一的美国人的评论，他对“这本富有独创精神的著作深表谢意，事实上，正是这本书促使他开始进行认真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费雪此前在他自己的《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数学研究》的序言中就已多次表露了同样的心情。他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两本书是：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奥斯皮茨和李宾的《价格理论研究》。”
《价格理论研究》后来还得到了一些高度赞扬。熊彼得说：“甚至在今天，它对大学生也是一笔思想和启示的财富，不过迄今只被部分地利用过。”哈奇苏作了类似评价，他说：“在我们时代，没有那部著作（甚至马歇尔和帕累托的著作也没有）对个人消费和厂商的纯粹分析以及对澄清基本假定作出了如此大量精确和独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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