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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利益的支配，但即使是利益本身乃至所有的人类事务，实际上还须受到观念或意见的完全支配。 大卫·休谟（David Hume）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产生了这样一个要求，即所有的人在造法（making the law）的方面也都应当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乃是传统自由主义（traditional liberalism）与民主运动的交汇点。但是，二者的主要关注仍有差异。自由主义（我是在欧洲19世纪知识者所用此词的意义上采用该词的，而且本章都将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该词）主要关注的是对一切政府（不论是民主政府还是非民主政府）所拥有的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s）进行限制，而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docmatic democrat）则只知道以一种方式限制政府，即当下盛行的多数意见（current majority opinion）。如果我们指出这两种理想的对立面，那么它们间的差异便会极为明显地凸显出来：对于民主政制而言，它的对立面是威权政府（authoritarian government），而对于自由主义来讲，它的对立面则是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两种政治体制都未必会排除另一者的对立面：民主政制完全可能运用全权性权力，而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之可能性也是可以想见的。 与本书所涉及的绝大多数术语一样，“民主”（democracy）一词的含义也颇为宽泛且相当含混。但是，如果我们对它做严格的限定，并只用它来指称一种统治方式——例如多数统治（majority rule），那么它所指的问题就显然不同于自由主义所指的问题了。自由主义乃是一种关于法律应当为何的原则，而民主则是一种关于确定法律内容的方式的原则。只有为多数所接受者才应当在事实上成为法律，这一点在自由主义看来是可欲的，但是它并不认为这种法律因此就必然是善法（good law）。诚然，自由主义的目标乃在于说服多数遵循某些原则。自由主义接受多数统治方式，但只是将其视为一种决策的方式，而不是一种确定决策应当为何的权威根据。然而，对于一个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the doctrinaire democrat）来讲，多数具有某些要求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了视其决策为善的充足根据；对他们来讲，多数的意志不仅决定着何为法律，而且也决定了何为善法。 关于自由理想与民主理想之间的这一差异，已广为人们承认。然而，有些人在政治自由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并据此将自由主义与民主等而视之。对于他们来讲，自由理想毋需关注民主行动的目标应当为何的问题：因为民主创设的每一状态，从定义上来看，都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这种观点实是对民主和自由等术语的滥用，都甚难将普选权（franchise）的每一可能的扩展视作为一种改善。我们虽说主张成年人的普选权，但事实上，这种普选权有着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权宜性因素决定的。选举权的一般年龄限制为二十一岁，而且刑事犯、旅居的外籍人士、旅居他国的本国公民、特殊地区或领地的居民，也都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限制一般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此外，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是否因为看上去更民主一些就一定是一更好的制度呢？这一点也绝不是显见无疑的。我们同样不能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必然要求所有的成年人都应当享有投票权；我们也不能认为，只有当与此相同的非人格的规则对所有的人都适用的时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方能有效适用。如果投票权只赋予四十岁以上的人，或具有收入者，或家长，或文化人，那么这也很难被认为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侵犯，因为这些限制与人们普遍接受的对普选权的种种限制并没有什么区别。人们也有可能论辩说，如果所有的政府行政人员或所有的公共慈善基金的受益者都被排除在投票者之外，或许能够更好地帮助民主理想的实现；这种观点不能被认为毫无道理。如果说在西方世界，成年人的普选权似是最好的安排，那么就是这一点也不能证明它是根据某项基本原则的要求而达致的结果。 我们还应当牢记，多数的权利通常只是在某个特定国家之内得到承认的，而且恰好构成一个国家者并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然的或显而易见的单位。我们当然不会认为一个大国的公民仅因其人数更多而应当支配其邻邦小国的公民为正当。某民族之多数虽说出于某些理由可以组成一个民族国家或某种超民族国家的组织，但我们却也同样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有权按其所好随意扩展其权力的范围。此外，当下流行的民主理论还因下述事实而表现出不足，这个事实就是民主理论通常都是依据某种期望中的理想型的同质共同体（homogeneous community）而发展起来的，但在后来却被适用于由现存诸国家构成的种种极不完善的且常常表现为专断分割的单位。 上文所述仅仅旨在表明，即使是最教条的民主主义者也很难宣称民主的任何扩展都是一善事。不论赞同民主的理由多么充分，民主本身并不是一种终极的价值或绝对的价值（an ultimate orabsolute value），而且对它的评断也必须根据其所达致的成就来进行。民主很可能是实现某些目的的最佳方法，但其本身却不是目的。尽管在明显要求采取集体行动的场合，人们有很充分的理由采取民主的决策方法，但是扩展集体控制的范围是否可欲的问题，却必须根据其他的判准而非多数统治这种民主原则本身来加以决断。 3．民主传统和自由传统因此都赞同，在要求采取国家行动的时候，尤其在不得不制定强制性规则的时候，相关决策应当由多数做出。然而，这两个传统对应当由民主决策指导的国家行动的范围却持有不同的看法。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认为，由多数投票决定的事项越多越可欲，然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对于应当由多数投票决定的问题，当在范围上加以明确的限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认为，任何当下的多数（any current majority）都应当有权决定多数拥有什么样的权力以及实施这些权力的方式，而自由主义者却认为，重要的是，即使是即时多数（any temporary majority）的权力也应当受到长期性原则的限制。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讲，多数决策的权威性并非源出于即时多数的意志，而是源出于对某些共同原则的广泛同意。 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乃是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的关键观念。对于民主主义者来讲，这个观念意味着多数统治是没有限制的，也是不可限制的。民主的理想，其最初的目的是要阻止一切专断的权力（arbitrary power），但却因其自身不可限制及没有限制而变成了一种证明新的专断权力为正当的理由。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主决策的权威性，立基于它是由一共同体的多数做出的，而此一共同体之所以得以组成，则是因为绝大多数成员所共同持有的某些信念所致；此外，多数必须服从这些共同的原则，即使因暂时利益所趋也不得违反它们。这种观点曾经通过“自然法”（law of nature）和“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等观念而得到表达，但是这些观念早已失去了它们的号召力，而且也与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不涉。这里的关键仍然在于：正是对这些共同的原则的接受，才使人们组成了共同体。因此，对一些原则的共同接受，乃是一自由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人群之所以发展成社会，通常都不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们遵循着同样的行为规则。这意味着多数的权力要受到那些为人们共同接受的原则的限制，而且任何合法的权力都不能凌驾于那些原则之上。显而易见，人们有必要就如何实施某些必须完成的任务达成一致意见，而这种一致意见又应当由多数来决定，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此一多数还必须享有权力以确定其所能做的事情，那就无甚道理了。为什么就不应当存在一些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确定的事情呢？对此我们显然没有理由做简单的否定。对于使用某些强制性权力的必要性，如果未能获得充分的同意，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合法地行使这种权力。如果我们承认少数的权利（rights of mi norities），那么这就意味着多数的权力归根结蒂源出于少数也接受的原则，并受这些原则的限制。 因此，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应当得到多数同意的原则，未必就规定了多数在道德上有资格为所欲为。任何多数通过制定一些有利于其成员而歧视他人的规则来赋予其成员以特权的做法，便显然是没有什么道德根据的。民主政制绝不是指无限的政府。民主政府与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一样，都需要对个人自由加以切实的保障。的确，只是到了现代民主政制发展历史的较晚时期，蛊惑民心的大政客才开始论辩说，既然权力现在已然操握在人民的手中，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了。正是人们主张“在民主政制中权利乃是多数制造之物”的观点之际，亦恰是民主政制变质堕落成暴民政制（demagoguery）之时。 4．如果民主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那么对它的限制就必须根据我们期望它所达成的目的来加以决定。一般而言，民主之所以为正当，其赖以为据的乃是下述三种主要论点，而每种论点都可以被认为是自成一家的论点。第一种论点认为，当数种相互冲突的意见并存且只能有一种意见胜出的时候，又当为了使数种意见中的一种意见胜出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甚至有必要采取强力的时候，以点人头的方式（即投票的方式）来确定何种意见得到了更大的支持，要比采取战斗的方式成本更低。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 第二种论点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而且在现今看来依然极为重要的论点，尽管我们已不再能够确信这种观点是否仍将继续有效。这种论点认为，民主是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17世纪的一位论者曾经指出，“民主之善在于自由，而自由又孕育勇气和勤奋”。这种观点当然意识到了民主本身还不是自由；因此它只认为民主较之其他形式的政制更能产生自由。就阻止一些个人对另一些个人采取强制而言，这种论点是极有道理的，因为一些个人有权武断地强制他人，不可能有利于多数。但是，保护个人并使其免受多数本身的集体行动之压，则是另一个问题。即使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人论辩说，既然强制性权力在事实上必定为少数人所行使，那么如果赋予少数人的权力能够被那些不得不服从此种权力的人所撤销，这种权力也就不大可能被滥用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使个人自由的前景在民主政制下要比在其他形式的政制中更佳的话，这也绝不意味着这些前景在民主政制下就是确定无疑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民主政制中，自由的前景还要取决于多数是否将它当作自己的审慎追求的目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我们仅仅依赖于民主政制的存在来维续自由，那么自由的存续便无甚机会了。 第三种论点指出，民主制度的存在，对于人们普遍了解公共事务具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似乎最强有力。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一如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在某种特定的境况中，由一些受过教育的精英执掌的政府要比一个由多数投票产生的政府更加有效，甚至还可能更加公平。然而，此处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比较民主政制与其他政制时，我们不能把任何时期的民众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作为我们分析的根据。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其巨著《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中指出，民主是教育多数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这一点在托克维尔的时代是如此，当今亦然。最为重要的是，民主还是一种形成意见的过程。民主的主要优长，并不在于它是一种进选统治人员的方法，而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大部分人都积极参与了形成意见的活动，所以有相应数量的人员可供遴选。我们可以承认，民主并未将权力置于那些最为明智最为智慧的人士的手中，而且在任何时候，政府的决策若由精英做出，或许能对全体大众更有助益；但是，上述问题的存在，并不能阻碍我们继续信奉民主，因为民主的价值是在动态的过程中而非静态的状况中得到证明的。与自由相同，民主的禆益也只能在长时段中表现出来，尽管在短期中，民主的即时性成就可能不及其他政制的成就那么凸显。 5．政府应当由多数意见加以指导的观念，只有在这种多数意见独立于政府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民主的理想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种信念，即指导政府的意见必须经由一独立的且自生自发的过程而产生。因此，它要求有一个个人得以形成各种意见的独立于多数控制的广大的领域。我们可以说，人们业已形成了这样一种广泛的共识，即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主张民主的理由与主张言论自由及讨论自由的理由才不可分割。 然而，有些人却认为，民主不仅对所应采纳的行动路线而出现的歧见提供了一种解决的方法，而且也对意见应当具有什么内容提供了一种标准；可以说，这种观点已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严重混淆了何谓实际有效的法律（actually valid law）与何谓应当的法律（ought to be the law）的问题。如果我们欲使民主发挥作用，那么重要的就不仅是我们能够始终对前者加以认定，而且还在于我们能够始终对后者保有质疑。多数决策告知了我们人们在做决策时的要求，但却并没有告知我们人们在获知更多信息以后可能具有的欲求；更有进者，如果他们不能经由劝说而改变其意见，那么这些多数意见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主张民主的论点，其实预设了任何少数意见都可能变成一种多数意见。 我们之所以要如此强调这个问题，乃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有时认为，接受多数的价值和观点实乃民主主义者的责任，尤其是民主知识分子（democratic intellectual）的责任。的确，就集体行动而言，多数的意见应当处于支配地位，这一点已成共识；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人们不应当努力去改变这种多数意见。人们可以对这种共识或约定（convention）表示深深的尊重，但对多数的智慧却大可不必如此。坦率地说，正是因为多数意见会不断地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才会有进步。在人们形成意见的过程中，完全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一种意见成为多数意见时，它已不再是最优的意见，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些人的观点有可能已经发展到了超过多数所能达致的水准。正是因为我们尚不知道众多竞相冲突的新观点中何者将被证明为最佳的意见，所以我们才须等待，直至它获致足够的支持。 一些人认为，所有人的努力都应当受多数意见的指导，或者说如果一个社会能较严格地遵循多数确立的标准，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美满。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却是与文明据以发展的原则相悖的。这种观念若被广为接受，极可能导致文明的停滞，如果不是衰退的话。发展的根本在于少数的远见能使众人信服。新观点在成为多数意见之前，一定已经存在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社会经验，无不首先是少数个人的经验，即使是形成多数意见的过程，也不全如（甚或不主要如）那种迂腐的唯智主义观点（overintellectualized conception）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讨论的问题。这种唯智识观认为，民主是一种通过讨论来实现的统治（government by discussion），我们可以坦率地承认，这种观点有些道理，但是这种道理亦仅适用于意见形成过程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对各种观点及诉求的优劣利弊展开各种各样的论证和讨论）。尽管讨论是至关重要的，但它并不是人们进行学习的主要过程。多数的观点和诉求，首先是通过那些根据其自己的设计行事的个人在各种活动中形成的；再者，这些多数观点和诉求还获益于其他人在其各自的经验里所习得的知识。除非一些人比其余的人知道得多，而且也更能使其余的人信服，否则意见就不可能有进步。正是因为我们通常都不知道谁最有知识，我们才将决策的问题留给了一种不受我们控制的程序去解决。但是有一个道理却是恒久不变的，即正是从行事方式不同于多数所规定的标准的少数那里，多数习得了知识并做出了较优的决策。 6．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多数决策具有一种更高的超个人的智慧，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只有自生自发的社会发展所达致的成就才可能具有这种智慧。多数决议亦绝非是生成这种超越性智慧的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多数决议一定不及一些最明智人士在听取各种意见之后所做出的决定，因为多数决议往往是考虑欠充分的产物，而且一般都是不能令任何人感到完全满意的妥协之物。尤其从成员构成发生不断变化的多数所连续不断做出的决策所产生的累积性结果来看，情况更是如此，因为这种结果并不是对一种一以贯之的观念的表达，而是对不尽相同且往往冲突的动机和目的的表达。 多数决策的过程不应当与那些自生自发的过程相混淆，而自由社会也渐渐认识到，只有后者才是产生诸多远优于个人智慧所能达致的观点的源泉。所谓“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如果我们是指能够产生优于主观设计（deliberate design）的解决方案的渐进的进化过程，那么强行实施多数意志的做法就很难被视为是这样一种渐进的进化过程。多数意志的强行实施完全不同于习惯与制度得以生成的自由发展进程，因为多数意志的强行实施所具有的强制品格、垄断品格以及排他品格，完全摧毁了其内在的种种自我纠错的力量，然而正是这些自我纠错的力量在自由社会中能使错误的方案被放弃，使成功的努力得以处于支配地位。多数意志的强施过程也根本不同于法律依凭先例（precedent）而形成的累积性进程（cumulative process），除非多数意志的强施，一如在司法审判中那样，通过严格遵守在早先场合中所信奉的诸原则的方式而被融入进一个一以贯之的整体之中。 再者，多数决策如果不为人们所接受的共同原则所指导，就极容易产生任何人都不期望看到的总体性后果（over-all results）。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多数因受其自己做出的决定的强迫，而不得不采取一些既不是他们所预期的也不是他们所欲求的进一步的行动。有关集体行动可以不需要原则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幻想：集体行动如果放弃原则，那么集体行动就会被迫陷入前此的多数决策中种种未预料到的含义所设定的逻辑轨迹之中。某一项个别决策可能只是旨在应对某一种特定情况，但是这种决定却会产生一种期望，即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与此类似的情况，政府就将采取相同的行动。这样，那些并不旨在普遍适用（或者说普遍适用有可能是无意义的和不可欲的）的原则，最终却导使人们采取在做出此一决定之初时几乎无人会欲求的普遍化行动。一个政府如果宣称它在处理问题时并不尊奉任何原则而是根据问题自身的是非曲折来进行裁断，那么它通常便会发现它不得不遵循并非它自己选择的原则，而且会被导向采取它从未考虑过的行动。今天，我们经常看到的便是这样一种现象，即政府一开始总是夸口宣称它能根据审慎思考而控制所有的情势，然而它很快就发现，它在采取每一步骤时都为其早先的行动所产生的各种后果所困扰，根本无力自拔。正是由于政府渐渐视自己为一无所不知不能者，我们才于当下看到了无数这样的情形：尽管政府知道它的做法不明智，但是它还是必须或不可避免地要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穷于应付它实未考虑到的种种问题。 7．如果政务官员或政治家只能采取一种行动路径而别无他择（或者，如果他的行动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指出，这完全是因为他或其他人的观点认为他别无选择所致，而不是因为客观事实所致。只有对那些深受这种信念影响的人来讲，任何人对特定事件的反应才是由环境因素单独决定的。就关注具体问题的务实的政治家而言，上述信念可以说是决定其各种意图和目的的不可变更的事实。绝大多数这类政治家之所以必定缺乏原创力，乃是因为他们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型构其施政方案的。所谓成功的政治家，也会认为其成就源于如下事实，即他是在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框架中行事的，亦即是说他是以迎合多数意见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和谈论问题的。这对于那种认为政治家应当成为思想领域中的领袖的说法来讲，简直就是一种反动。在民主制度中，政治家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何为大多数人的意见，而绝不是传播那些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有可能成为多数意见的新观念。 支配解决政治问题的舆论氛围和思想取向，始终是一缓慢进化的结果，它须经由长时间的拓展并在诸多不尽相同的层面予以深化，方能成就。新观念一开始总是由少数人提出，后经广为传播而为多数所采纳，尽管这些多数并不知道这些新观念的来龙去脉和内在理路。在现代社会，这一过程涉及到了职能分工的问题，一方面是那些主要关注具体问题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专门思考一般观念的人，亦即阐释和协调由过去的经验揭示出来的各种行动原则的人士。我们关于我们的行动将产生何种结果的认识以及我们关于我们应当旨在达致何种结果的见解，主要是根据我们获致的作为我们社会遗产一部分的教训和知识而形成的，这些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如同我们的科学信念一般，都是由那些专门探索抽象观念的先辈传给我们的。正是从这些先辈那里，庶民百姓和政治领导人习得了构成其思维框架及指导其行动的基本观念。 在这个方面，值得我们强调的是长期以来一直构成自由原则之基本内容的两种信念：第一种信念认为，从长时段来看，是那些观念从而是那些传播新观念的人支配着进化的进程；第二种信念认为，这个进化进程中的个别步骤应当受到一整套一以贯之的原则的支配。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每个时代提供给人类的教训”，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历史研究；此外，“有人总是蔑视思辨哲学；的确，从表面上来看，思辨哲学似乎是一距我们日常生活和即时利益极其遥远的东西，但是它实际上却是这个地球上对人们影响最大的东西，而且从长时段来讲，除了它自身必须服从的影响以外，它实际上超过了任何其他种类的影响力”。尽管当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可能比穆勒（J.S.Mill）撰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要差，但毋庸置疑的是，不论人们是否认识到这个问题，各个时代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个事实之所以未得到一些人的理解，完全是因为理论思想家对大众的影响是以间接方式展开的。人们很少知道甚或不关心他们当下的常识性观念究竟是源出于亚里士多德还是源出于洛克，究竟是来自卢梭还是来自马克思，乃至于是否出自某个教授（因为他的观点在二十年前的知识分子中颇为流行）。正是一些著作或论者所提出的观念及理想构成了大多数人的思想的一部分，尽管这些人根本没有阅读过这些著作，甚至连这些著作的作者的姓名都未听说过。 就直接影响当下事务这个问题而言，政治哲学家的影响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们的观念通过历史学家、时事评论者、教师、著作家和一般的知识分子的广为传播而成了社会的公共财富的时候，这些观念就会有效地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这不仅意味着新观念通常只有从其提出始经一代或数代的时间以后，才可能对政治行动产生影响，而且还意味着，在思辨哲学家所提出的新观念能够对政治行动产生这种影响以前，它们还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被选择和被修正的过程。 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信念及社会信念的变革，必定是在诸多不同的层面同时展开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将这一观念变革的进程视作是一水平面上扩展的进程，而应当视其为一从金字塔顶部自上而下地逐渐渗入的过程；当然，此一金字塔的较高的一些层面所反映的是程度较高的概括和抽象，但其是否代表着一种更大的智慧则未必。随着观念自上而下地传播，这些观念本身的品格也会有所改变。那些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极高程度的概括性的观念，将只会与那些具有同样品格的观念发生竞争，然而这种竞争的目的也只在于赢得那些关注一般性观念的人士的支持。可以说，只有当这些一般性观念被适用于具体而特定的问题时，大多数人才会认识到这些观念的某些意义。至于这些观念中有哪些观念会渗入大众并赢得他们的支持的问题，并不是由某个人一厢情愿决定的，而是由另一个层面的人士所进行的讨论来决定的，此一层面的人士，相较于只关注具体问题的人而言，较关注于一般性观念，因而他们是一些主要根据一般性原则来考虑具体问题的人。 除了某些极少的境况（如制宪会议）以外，民主式的讨论及多数决策的程序，必定只涉及整个法律及政府体系的某个部分。这一程序所引发的渐进且部分的变革，只有在它受到某种关于可欲的社会秩序的一般性观念的指导时，才会产生可欲的、切实可行的结果；这里所说的“一般性观念”，还意指某种关于人们期望生活于其间的世界的连贯一致的图式。欲获致这样一种图式，绝非一简单的任务，而且即使那些专门的研究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只能比其前辈略有深入而已。那些关注于眼前的即时性问题的人士，对于考察复杂的社会秩序中不尽相同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讲，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这种人只是从其他人向他们提供的种种秩序方案中进行选择，最后所接受的也只是其他人提出并加以解释的某一政治学说或一系列原则。 如果人们在大多数时间不受某种共同的观念体系的指导，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对特定而具体的问题形成一种一以贯之的政策，甚至也不可能展开真正的讨论。如果绝大多数人对所期望的社会类型都没有一个共同的一般性观念，那么民主是否还能够长期有效地运行，就显然是一个疑问了。但是，即使存在着这样一种共同观念，它也未必就会在每项多数决定中得到反映。群体并不总是按照它所具有的最佳的知识去行事的，而且它们也不会比个人更加遵循它们在理论上承认的道德规则。然而无论如何，只有通过诉诸这种共同的原则，我们才能期望经由讨论而达致一致意见，经由说理和论辩而非采用赤裸裸的暴力来解决不同利益间的冲突。 8．如果观念需要更新和发展，那么提供指导的理论家就绝不能使自己受多数意见的束缚。政治哲学家的任务与专门的公务人员的任务不同，因为后者的任务在于执行多数的意志。尽管政治哲学家绝不能以决定人们所应当思考的问题的“领袖”自居，但是指出共同行动的种种可能性和各种各样的后果，以及提供多数尚未能考虑到的各种政策的总体目标，却是政治哲学家的义务。只有在描绘出了这样一幅关于不同政策所可能导致的不同结果的总体图景以后，民主才能决定何者为其所欲求者。如果政治是一种可能性艺术（the art of the possible），那么政治哲学就是一种如何使看上去的不可能者，转变成政治上的可能者的艺术（the art of making politically possible the seemingly impossible）。 如果政治哲学家将自己仅限于对事实问题的讨论，而且惧怕在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中做出决断，那么他们就显然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政治哲学家不能使自己受限于科学家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因为这种实证主义会把他们的职能仅限于指出实然（what is the case）的现象，而不去讨论任何应然（what ought to be）的问题。如果政治哲学家真的这么做，那么他们实际上是在展开其最为重要的工作之前就已经停止工作了。在他们努力型构一幅连贯一致的图景时，他们常常会发现有些价值相互冲突——这是一个为大多数人所未意识到的事实——而且他们还必须就接受何者或拒绝何者做出决断。如果政治哲学家不准备去捍卫他们所认为正当的价值，那么他们就绝不能获致那种必须从整体上加以判断的综合性框架。 政治哲学家在履行这项任务时，往往能够通过反对多数意志的做法而最好地服务于民主。只有当人们完全误解观念更新及发展所依凭的进程的时候，他们才会这样认为，在思想领域中，政治哲学家也应当服从多数观点。如果将现在的多数意见视作多数意见应当是什么的标准，那么这无疑会使观念发展的整个过程循环往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事实上，当政治哲学家发现自己的观点在大众中极为流行的时候，他们甚至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自己是否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正是通过坚持多数所不愿意考虑的种种观点，通过持守被多数视为麻烦或复杂的一系列原则，政治哲学家方能证明他们的价值所在。如果知识分子因某个信念是多数持有的信念就屈从于它，那么他们就不仅背叛了其特有的使命，而且也背叛了民主本身的价值。 主张多数对其权力自行加以限制的原则，并不会因为民主无视它们而被证明为是错误的，同样，民主也不会因为经常做出被自由主义者认定是错误的决定而被证明为是不可欲的。政治哲学家坚信，只要他们的论点得到了确切的理解，就会引导多数对其权力的行使加以自行限制；当然，政治哲学家也希望多数能被说服而接受他们的论点，作为决定具体问题时的指导。 9．自由主义者认为，无视对多数权力施以限制，从长期来看，不仅会摧毁社会的繁荣及和平，而且还将摧毁民主本身；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的这一论点极为重要。自由主义者还认为，他们所期望民主施加于自身的限制，同时就是民主得以在其间有效运行的限度，也是多数得以在其间真正指导和控制政府行动的限度。就民主只是通过它自己制定的一般性规则来约束个人而言，我们可以说它控制着强制性权力。如果民主试图更为具体地指导个人，那么它将即刻发现它只能够指示一些应予实现的目标，而关于这些目标应当如何实现的方法的问题，仍须交给专门的公务人员去处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旦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多数决策只能指示目标，而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则应当交由行政人员自行决定，那么人们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几乎所有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亦是合法的。 个人虽说没有理由恐惧多数可能通过的一般性法律，但是却有很多理由去担忧那个为了实施多数的指令而被多数置于个人之上的行政统治者。在今天，并不是民主议会（democratic assemblies）所可能有效行使的权力，而是它们授予那些负责实现特定目标的行政官员的权力，构成了对个人自由的威胁。由于我们赞同应当由多数来制定我们在追求个人目标时须服从的规则，所以我们会渐渐地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制于多数之代理者的命令和专断意志。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大多数“无限民主”（unlimited democracy）的倡导者很快变成了专断意志的捍卫者，而且也成了关于我们在决定何者将有益于社会共同体的问题时应当笃信专家观点的捍卫者；除此之外，我们甚至还发现，那些最热心于支持多数应具有这种无限权力（unlimited powers）的人士，常常就是那些行政人员自己，因为他们极为清楚地知道，这些权力一旦确定下来，事实上将是他们而不是多数在行使这些权力。如果说现代经验在这些问题上向我们揭示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一旦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目标而将宽泛的强制性权力授予了政府机构，那么民主议会就不可能再有效地控制这些权力。如果民主议会自己并不决定所应采用的手段，那么它们的代理者就此所做的决定便将或多或少是专断性的。 一般性的思考及当下的经验都表明，只有当政府将它采取的强制性行动严格限于那些能以民主的方式实施的任务时，民主才能有效地运行。如果民主是一种维护自由的手段，那么个人自由便无异于民主运行的一项基础性条件。尽管民主很可能是有限政府的最佳形式，但是，如果它变成了无限政府，那将变得荒谬之极。那些宣称民主无所不能而且不加辨识地在任何时候都支持多数的诉求的人，实则是在挖民主的墙角，致使其衰败。较之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而言，老自由主义者事实上是民主的更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所关注的乃是如何保护民主得以有效运行的条件。如果有人力图说服多数：一是多数行动不能超越某些限度，否则它们将不再有益于社会，二是多数应当遵循那些并不是它自己刻意制定的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种努力绝不是“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民主若要维续，就必须承认民主并不是正义的源泉，而且还必须认识到正义观念未必会在人们有关每个具体问题的流行观点中得到反映。此处的真正危险在于，人们往往会把确保正义的手段误作为正义本身。因此，那些竭力说服多数认识到对其正当权力须加以某些适当限制的人士，就像那些始终为民主行动指示新目标的人士一样，对于民主进程来讲，都具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进一步考虑西方人在法治的名义下发展起来的对政府的种种限制性措施，亦即那些被认为是民主得以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在这里，我们只需补充指出的是，只有当人们首先熟知法治的各种传统时，我们才有理由期望他们会成功地运作或维续民主的统治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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