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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耐基曾以两百美金的赏金，征求一则以“我如何快乐起来”为题、对人最有帮助也最能激励人心的真实故事。 这次征文竞赛的三位评审先生是：东方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艾迪·雷肯贝克，林肯纪念大学的校长史都华·麦克柯里南博士以及广播新闻评论家卡谭波恩。他们收到两篇非常好的故事，使三位评审委员没有办法在其中选出第一名来，于是让两名应征者平分了奖金。下面就是得奖的故事之一—— 执笔者是住在密苏里州春田镇的波顿先生。 “我九岁的时候失去了母亲，十二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波顿先生写道：“我父亲死于车祸，我母亲在十九年前的某一天离开了家，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以后我也没有见过她带走的我的两个小妹妹。她一直到离家七年之后，才写信给我。我父亲在母亲离家三年之后死于一次车祸。他和一个合伙人在密苏里的一个小镇买下一间咖啡店，合伙人趁他出差的时候把咖啡店卖了，得了现款之后潜逃。一个朋友打电报给父亲，叫他赶快回家，在匆忙之下，父亲在堪萨斯州沙林那城车祸丧生。我的两个姑姑，她们又穷又老又病，把我们五个孩子中的三个带到她们家里去。没有人要我和小弟弟，我们只好靠镇上的人来帮忙。我们很快被人家叫做孤儿，或者被人家当做孤儿来看待，但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很快发生了。 我和一个很穷的人家在镇上住了一阵子，可是日子很难过，那一家的男主人失了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再养我。后来罗福亭先生和他的太太收留了我，让我住在他们离镇子十一哩的农庄里。罗福亭先生七十岁，他告诉我说，‘只要我不说谎，不偷东西，能听话做事’，我就能一直住在那里。这三个要求变成了我的圣经，我完全遵照它们生活。我开始上学，其他的孩子都来找我麻烦，拿我的大鼻子取笑，说我是个笨蛋，还说我是个‘小臭孤儿’。我伤心得想去打他们，可是收容我的那位农夫罗福亭先生对我说：‘永远记住，能走开不打架的人，要比留下来打驾的人伟大得多。’我一直没有和人打过架。最后有一天，有个小孩在学校的院子里抓起一把鸡屎，丢在我的脸上。我把那小子痛揍了一顿，结果交上了好几个朋友，他们说那家伙活该。 “我对罗福亭太太买给我的一顶新帽子感到非常得意。有一天有个大女孩子把我的帽子扯了下来，在里面装满了水，把帽子弄坏了。她说她之所以把水放在里面，是要‘那些水能够弄湿我的大脑袋，让我那玉米花似的脑筋不要乱爆。’“我在学校里从来没有哭过，可是我常常在回家之后嚎啕大哭。有一天，罗福亭太太给了我一些忠告，使我消除了所有的烦恼和忧虑，而且把我的敌人都变成了朋友。她说：‘罗夫，要是你肯对他们表示兴趣，而且注意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的话，他们就不会再来逗你，或叫你“小臭孤儿”了。’我接受了她的忠告，我要用功读书。不久后我就成为班上的第一名，却从来没有人妒嫉我，因为我总在尽力帮助别人。 “我帮好几个男同学写作文，写很完整的报告；有个孩子不好意思让他的父母亲知道我在帮他的忙，所以常常告诉她母亲说，他要去抓袋鼠，然后就到罗福亭先生的农场里来，把他的狗关在谷仓里，然后让我教他读书。 “死神侵袭到我们的附近，两个年纪很大的农夫都死了，还有另一位老太太的丈夫也死了。在这四家人中我是唯一的男性，我帮助那些寡妇们过了两年。在我上下学的路上，我都到她们的农庄去，替她们砍柴、挤牛奶，替她们的家畜喂饲料和喂水。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我，而不再骂我，每个人都把我当做朋友。当我从海军退伍回来的时候，他们向我表露出对我的真正感情。我到家的第一天，有两百多个农夫来看我，有人甚至从八十哩外开车过来。他们对我的关怀非常真诚，因为我一直很忙也很高兴地试着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我没有什么忧虑，而且十三年来再也没有人叫我‘小臭孤儿’了。” 华盛顿州西雅图已故的佛兰克·陆培博士也是一样。他因为风湿病在床上躺了二十三年之久。但是《西雅图报》的记者史都华·怀特豪斯写信告诉卡耐基说：“我去访问过陆培博士好几次，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能这样不自私，这样地好好过日子。” 一个象他这样躺在床上的废人，怎么能好好过日子呢？他的做法是：把威尔斯王子的名言“我为人服务”做为座右铭。 他搜集了很多其他病人的姓名和住址，写充满快乐、充满鼓励的信给他们，使他们高兴，也激励他自己。事实上，他组织了一个专供病人通信的俱乐部，最后，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称之为病房里的社会。 他躺在床上，平均每年要写一千四百封信，由别人捐赠的收音机和书籍，为成千成万的病人带来了快乐。 陆培博士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陆培博士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任务，有知道自己是在为一个比自己高贵得多也重要得多的理想服务所得到的快乐，而不做一个象萧伯纳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又病又苦的老家伙，一天到晚抱怨这个世界没有好好使他开心。” 下面是一位伟大的心理治疗家所说出的最惊人的说法，这句话是阿佛瑞德·安德尔说的。他常常对患精神忧郁症的病人说，“如果你遵照我的处方去做的话，你的病会在十四天之内治好：每天要想一想你怎样才能取悦别人。” 安德尔在《生命对你应该有什么意义》第258页中说： “忧郁症就象一种长年不息的怒气以及对别人的反感，虽然患者的目的是得到照顾、同情和支持，但是患者似乎只是因为他的内疚感而抑郁不乐。忧郁症患者对早期的记忆通常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想躺在长沙发上，可是我的哥哥却躺在那里，结果我大声哭，使他不得不走开’。 “忧郁症患者通常会以自杀作为报复自己的手段，而医生对我们的第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要避免他们有任何自杀的理由。我用以解除他们紧张情绪的办法——也是这种治疗方式中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建议他们‘绝不要做任何你不喜欢做的事’。这句话听起来似乎非常简单，可是我相信已深深触及到此病的根源。如果一个忧郁症患者能够做到所有他想做的事情，那他还能怪什么人呢？他对自己还有什么好报复的呢？‘如果你想去看电影，’我告诉他说，‘或是出去度假，就去吧。如果你走在半路上发现你不想去了，就回来。’这是任何一个人所能要求到的最好情况，这可以使他满足他所要追求的优越感。他就象一个神一样，可以随心所欲。而从另外一方面看来，这却不是他所要求的生活方式。他想要控制别人，想要责怪别人，如果大家都同意他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责怪别人了。这种做法可以放松人的紧张情绪，我的病人之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自杀事件。 “通常那些病人都会回答我说：‘只是我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对这个问题我已经准备好了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我听得太多了。‘那就不要做你不想做的任何事，’我说。不过有时候他也会回答说：“‘我想整天躺在床上。’这种事我也晓得。 如果我说这样很好，他就不会再想这样做了。 “这是一种做法，另外一种做法则更直接地打击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在十四天之内把病治好，只要你照着我的话去做：就是每天要想怎样才能使某人高兴。’你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意思？他们满脑子只是想到‘我怎么样才能让某些人担忧’，他们的回答都非常有意思。有的人说：‘这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我这一辈子都在做这种事。’其实他们从来也没有做过这种事。于是我要求他们仔细考虑一下，他们也不会去想这点。我告诉他们说：‘睡不着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时间花在思考怎样可以让别人高兴，这可以使你在改善健康方面向前跨一大步。’第二天我再见到他们的时候，就问他们说：‘有没有想过我的建议？’他们有人回答： ‘昨天晚上我一上床就睡着了。’当然，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一定要很诚恳，很友善，一点也不能露出优越的神情。 “还有些人会回答说：‘我永远也没办法做到。我太担忧了。’于是我告诉他们：‘你可以继续担忧下去。不过，有时候你也可以同时想想别人。’我希望他们总能够对别人有点兴趣。很多人对我说，‘为什么我该让别人高兴呢？别人从来不想让我高兴。’‘你一定得考虑你自己健康。’我回答说：‘别人以后会受苦的。’我很少碰到病人说：‘我曾想过你所建议的事情’，我的努力是希望能让病人对这个社会发生兴趣。我知道他们的主要病根是缺乏合作，而我也要求他们能够看出这一点。一旦能和其他的人在平等而很合作的地位上接触的话，他们的病就好了……宗教上最重要的信条一直都是‘要爱你的邻居’……那些对别人毫无兴趣的人在生活中遇到最多的困难，对别人所造成的伤害也最大。人类的各种失败也就来自这一类的人……我们对一个人所要表示的，以及我们所能给予的最高赞美，就是希望他是一个很合作的人，是其他人的朋友，也是爱情与婚姻中很真诚的伴侣。” 安德尔医生要我们每天做一件好事，可是好事是什么呢？ “好事，先知穆罕默德说，‘就是能使别人的脸上露出欢乐微笑的事。” 为什么每天做一件善事就能给这个人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呢？因为在试着使别人高兴的时候，就会让我们不再只想到我们自己。只想到我们自己，就会产生忧虑和恐惧以及忧郁症。 在纽约市主持孟氏秘书学校的威廉·孟恩太太，通过思考怎样让别人高兴治好了她的忧郁症。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五年前的十二月里，”孟恩太太说，“我正沉溺于一种悲伤而自怜的情绪中。在多少年的快乐婚姻生活之后，我失去了丈夫。当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我的伤感愈发沉重起来。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单独度过圣诞节，我真怕这次圣诞节的来临。很多朋友请我和他们一起度圣诞，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我能够感受到任何快乐。我知道不管在哪一个宴会上我都会变成一个让人讨厌的人，所以我拒绝了他们很仁慈的邀请。快到圣诞夜的时候，我愈觉可怜自己。不错，我应该觉得我还有很多值得感谢的事，就象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很多值得感谢的事一样。圣诞节的前一天，我在下午三点钟离开了办公室，开始无聊地在第五街上走着，希望可以治好我的自怜和忧郁。大街上挤满了开心的人群——这些景象使我回忆起那些已经流走的欢乐岁月。一想到要回到那个又孤单又空虚的公寓，我就受不了。我感到非常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办，忍不住地流下眼泪。漫无目的走了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我发现自己站在公共汽车站前。我记起以前我常常和丈夫随意搭上一部公共汽车，只是为了好玩。于是，我就走上靠站的第一部公共汽车。当车子过了赫德逊河，又走了一阵之后，我听到司机说：‘终站了，太太。’我下了车，不知道这个小镇叫什么名字。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小地方，我走到住宅区的一条街上，走过一座教堂，听见里面传来‘平安夜’的美丽曲调。我走了进去，教堂里空空的，只有那个弹风琴的人。我偷偷地坐在一张椅子上，装饰得非常漂亮的圣诞树上的灯光，使整棵树看起来象很多的星星在月光下舞蹈，悠扬的乐声——再加上我从早上起就一直没有吃东西——使我觉得头脑发昏。我觉得虚弱而沉重，结果昏然地睡了过去。 “我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吓坏了，看见我的面前有两个小孩子，显然是进来看圣诞树的，其中之一是一个小女孩，正指着我说：‘不知道是不是圣诞老人把她带来的。’当我醒过来的时候，那两个小孩子也吓坏了，我告诉他们我不会害他们。他们的衣服很寒酸，我问他们的父母在哪里？‘我们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他们说。原来他们是两个小孤儿，而且比我以前所见过的境况更差得很多。他们使我对自己的忧伤和自怜感到惭愧起来。我带他们去看了那棵圣诞树，然后带他们到一个小饮食店去，吃了一点点心，再为他们买了一些礼物。我的孤寂变魔术般地消失了。这两个孤儿为我带来几个月都不曾经验过的真正快乐和忘我。当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才发现我自己一直非常幸运。我感谢上帝，因为我童年时的圣诞节都充满欢乐，充满了父母对我的爱和照顾。这两个小孤儿带给我的远比我带给他们的多得多。 这次的经验再一次教给我，只有使别人快乐才能让我们自己快乐。我发现快乐是有传染性的，在施予的时候同时接受。只有帮助别人并付出我们的爱，才能克服忧虑、悲伤以及自怜，而且觉得自己象换了一个新人。我的确是一个新人——不仅是当时，而且在往后的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如此。” 叶慈太太是一位小说作家，可是她的那些神秘小说没有一本比得上一个真实故事的一半有趣。这件事发生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军舰队的那天早晨，叶慈太太生病躺在床上已有一年多了，她得的是心脏病，一天廿四小时要躺在床上二十二小时。她走过的最长的路，就是到花园里去做日光浴。即使在那时候，她走路的时候还得让一个女佣人搀着。她告诉卡耐基，在那一段日子里，她以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废人了。“要不是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把我从这种自满的状态赶了出来，”她告诉我说，“我绝不可能再真正地生活。”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叶慈太太说，“一切陷于混乱之中。 有一颗炸弹就落在我家的附近，爆炸的威力把我从床上震得掉了下来。军方的卡车赶到基地的附近，把陆军和海军的眷属接到公立学校里。然后红十字会打电话给让那些有多余房间的人收容他们。红十字会的人知道我有一个电话放在床边，因此要求我替他们记录所有的资料。于是我记录下所有的陆军和海军的眷属以及孩子们被送到什么地方去，而红十字会也通知所有的海军和陆军人员打电话给我，问我他们的家人分别安顿在什么地方。 “我很快发现，我的先生罗勃·叶慈上校安然无恙。我尽量想办法让那些不知道她们的先生生死如何的太太们高兴； 我试着去安慰那些先生们被打死的寡妇——伤亡的人不在少数。 “起先我一直躺在床上接听所有的电话。然后我坐在床上听电话。最后，我忙得很兴奋，完全忘记了我的虚弱，走下床来坐在桌子旁边。在帮助那些情况比我坏得多的人时，我完全忘了自己。以后每天除了晚上正常的八小时睡眠以外，我没有再回到床上去。我现在知道，如果日本人没有轰炸珍珠港，我也许会终生做一个半残废者。 “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悲剧，可对我个人说来，却是我所碰到过的最好的一件事。那件可怕的危机使我产生力量，而那种力量是我不可能梦想得到的。它使我不再只注意我自己，而去关注别人。这给了我一些很大很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东西，那些东西成为我生活的目标。我不再有时间去想我自己，或只为我自己担忧。” 那些去找心理分析家治病的人，只要肯照玛格丽特·叶慈的做法去做，就会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够自己治愈自己—— 只要他们愿意帮助别人。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我的病人中，大约三分之一都不是真的有病，而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没有意义和空虚。”换句话说，他们只是想搭人家的便车度过一生——可是游行的车队只经过而不会停留下来，于是他们去找心理分析家，谈他们那些小小的、毫无意义又毫无用处的生活。既赶不上船，就只好站在码头上，怪这怪那，却不怪他们自己，还要求全世界都以他们自我的欲望为中心。 也许我们会说，“我们觉得这些故事没有什么意思。我们也曾招呼过圣诞夜里看到的一两个孤儿，如果我们本人在珍珠港的话，也会乐意去做玛格丽特·叶慈所做的事。可是我们的情形不同，我们过的是一般人的普通生活，做的是一天八小时的无聊工作，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戏剧性的事。怎么会对帮助别人有兴趣呢？而且我们为什么应该这样？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 卡耐基回答说，不管你的处境多么平凡，你每天都会碰到一些人，你对他们怎样呢？你是否只是望一望他们？还是会试着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比方说一位邮差，他每年要走几百里的路，把信送到你的门口，可是你有没有费心去问问他住在哪里？或者看一看他太太和他孩子的照片呢？你有没有问过他的脚会不会酸？他的工作会不会让他觉得很烦呢？或者是杂货店里送货的孩子，卖报的人，在街角上为你擦鞋的那个人。这些人都是人——都有他们的烦恼，他们的梦想和个人的野心，他们也渴望有机会跟其他的人来共享，可是你有没有给他们这种机会呢？你有没有对他们的生活流露出一份兴趣呢？你不一定要做南丁格尔，或是一个社会改革者，才能帮着改善这个世界。你可以从明天早上开始，从你所碰到的那些人做起。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这会带给你更大的快乐，更多的满足以及你自己心中的满意。亚里斯多德称这种态度为“有益于人的自私”。古波斯拜火教的始祖佐罗亚斯特说：“为别人做好事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快乐，因为这能增加你自己的健康和快乐。”纽约心理治疗中心的负责人亨利·林克说： “现代心理学上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以科学证明：必须要有自我牺牲或者是约束，才能达到自我了解与快乐。” 卡耐基认为，多为别人着想，不仅能使你不再为自己忧虑，也能帮助你结交很多的朋友，并得到很多的乐趣。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耶鲁大学的威廉·李昂·费尔浦教授说： “每次我到旅馆、理发店或者商店去的时候，我总会说一些让每一个我所碰到的人高兴的话；也就是把他们当做是一个人，而不是一部大机器里面的一个小零件。有时候我会恭维一个在店里招呼我的小姐，说她的眼睛很漂亮——或者说她的头发很美。我会问一位理发师，这样整天站着，会不会觉得累？怎么干上理发这一行的？在这一行干了多久？剃过多少头？我发现，你对别人感到兴趣的时候，就能使他们非常高兴。我常常和那个帮我搬行李的服务员握手，使他觉得很开心，整天都能打起精神工作。在一个特别炎热的夏天，我走进纽海文伯路餐车吃午饭，挤满人的餐车几乎象一个疯人院，服务非常慢，等到那个侍者终于把菜单交给我的时候，我说：‘那些在后面热得要死的厨房里烧饭的人，今天一定苦极了。’那个侍者开始骂了起来，他的声音充满了怨恨。起先，我以为他是在生气。他大声地说，‘到这里来的都埋怨东西不好吃，骂我们动作大慢，抱怨这里太热，价格太高，我听他们骂已经十九年了。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对炊事员表示同情的人，我真想求上帝能多几个象你这样的客人。’“这个侍者之所以这样吃惊，是因为我把后面那些黑人炊事员也当做人看待，而不只是一个大铁路机构里面的小螺丝。 一般人所要的，”费尔浦教授继续说，“只是别人把他们当人来看待。每次我在街上看到牵着狗的主人时，总是夸那条狗很漂亮，然后我继续往前走，再回过头去，通常都会看到那个人用手拍着那条狗表示喜欢。我的赞美使他也喜欢起他那条狗来。” 卡耐基指出，如果你想消除忧虑，培养平安与幸福，请记住这条规则： “要对别人感兴趣而忘掉你自己，每一天都做一件能使别人脸上带来快乐微笑的好事”。 洛克菲勒早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全心全意追求他的目标。据他的朋友说：“除了生意上的好消息以外，没有任何事情能令他展颜欢笑。当他做成一笔生意，赚到一大笔钱时，他会高兴地把帽子摔到地上，痛痛快快地跳起舞来。但如果失败了，那他会随之病倒。” 就在他的事业达到顶峰之时——财富象威苏维火山的金黄色岩浆那般，源源不绝地流入保险库中——他的私人世界却崩溃了。许多书籍和文章公开谴责“标准石油公司”那种不择手段致富的财阀行为——和铁路公司之间的秘密回扣，无情地压倒任何竞争者。 在宾夕法尼亚州，当地人们最痛恨的就是洛克菲勒。被他打败的竞争者，将他的人像吊在树上泄恨。充满火药味的信件如雪花般涌进他的办公室，威胁要取他的性命。他雇用了许多保镖，防止遭敌人杀害。他试图忽视这些仇视怒潮，有一次曾以讽刺的口吻说：“你尽管踢我、骂我，但我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行事。” 但他最后还是发现自己毕竟也是凡人，无法忍受人们对他的仇视，也受不了忧虑的侵蚀。他的身体开始不行了。疾病从内部向他发动攻击，令他措手不及，疑惑不安。 起初，“他试图对自己偶尔的不适保持秘密”。但是，失眠、消化不良、掉头发——全身烦恼和精神崩溃的肉体病症——却是无法隐瞒的。最后，他的医生把实情坦白地告诉他。 他只有两种选择：财富和烦恼——或是性命。他们警告他：必须在退休和死亡之间作一抉择。 他选择退休。但在退休之前，烦恼、贪婪、恐惧已彻底破坏了他的健康。美国最著名的传记女作家伊达·塔贝见到他时吓坏了，她写道：“他脸上所显示的是可怕的年老，我从未见过象他那样苍老的人。” 医生们开始挽救洛克菲勒的生命，他们为他立下三条规则——这是他终生彻底奉行不渝的三条规则。 1、避免烦恼。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为任何事烦恼。 2、放松心情。多在户外做适当运动。 3、注意节食。随时保持半饥饿状态。 洛克菲勒遵守这三条规则，因此而挽救了自己的性命。退休后，他学习打高尔夫球，整理庭院，和邻居聊天，打牌，唱歌等。 但他同时也做别的事。温克勒说：“在那段痛苦及失眠的夜晚里，洛克菲勒终于有时间自我反省。”他开始为他人着想，他曾经一度停止去想他能赚多少钱，而开始思索那笔钱能换取多少人类的幸福。 简而言之，洛克菲勒现在开始考虑把数百万的金钱捐出去。有时候，做件事可真不容易。当他向一座教堂奉献时，全国各地的传教士齐声发出反对的怒吼：“腐败的金钱！” 但他继续捐献，在获知密西根湖湖岸的一家学院因为抵押权而被迫关闭时，立刻展开援助行动，捐出数百万美元去援助那家学院，将它建设成为目前举世闻名的芝加哥大学。 他也尽力帮助黑人。象塔斯基吉黑人大学，需要基金来完成黑人教育家华盛顿·卡文的志愿，做毫不迟疑地捐出巨款。他也帮忙消灭十二指肠虫。当著名的十二指肠虫专家史太尔博士说：“只要价值五角钱的药品就可以为一个人治愈这种病——但谁会捐出这五角钱呢？”洛克菲勒捐出数百万美元消除十二指肠虫，解除了使美国几乎一度陷于瘫痪的这种疾病。然后，他又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国际性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致力于消灭全世界各地的疾病、文盲及无知。 象洛克菲勒基金会这种壮举，在历史上前所未见。洛克菲勒深知全世界各地有许多有识之士，进行着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但是这些高超的工作，却经常因缺乏基金而宣告结束。 他决定帮助这些人道的开拓者——并不是“将他们接收过来”，而是给他们一些钱来帮助他们完成工作。 今天，你我都应该感谢约翰·D·洛克菲勒，因为在他的金钱资助下，发现了盘尼西林以及其他多种新药。他使你的孩子不再因染患“脊骨脑膜炎”而死亡；他使我们克服了疟疾、肺结核、流行性感冒、白喉和其他目前仍危害世界各地的疾病。 洛克菲勒把钱捐出去之后，是否已获得心灵的平安？他最后终于感觉满足了。 洛克菲勒十分快乐。他已完全改变，完全不再烦恼。 介绍大家认识一位打字小姐艾莉丝，她的故事真是耐人寻味。 这天晚上，艾莉丝回到家里时，已经精疲力尽了。头痛、背痛，疲倦得连饭也不吃就想上床睡觉。她的母亲再三动员，才勉强坐到桌前。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她的男朋友打来的，约她出去跳舞。她的眼睛突然亮了，精神顿时振奋起来。她冲上楼去，换上那套心爱的天蓝色衣裙，一阵风似地冲出了家门。她一直跳到半夜才回来，不但不再感到疲倦，甚至兴奋得不想睡觉了。 真是不可思议：八小时前她是那么疲惫不堪；八小时后，又是这般精神焕发，她是真的那么疲劳吗？是的。但这不是由于工作的劳累，而是由于对工作的厌烦。 在我们中间象艾莉丝小姐这样的情况，真不知有几千几百万呢。但不知你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 艾莉丝小姐的故事，分明告诉我们：心理因素的影响，往往比肉体劳动更容易产生疲劳。一个人感觉厌烦的时候，他身体的血压和氧化作用都会降低，而一旦当他对面临的事情发生了兴趣，他的新陈代谢的作用又会立刻加速。这时使他感到的是兴奋，而不是疲倦。 事实果真如此。最近卡耐基在加拿大矶山路易西湖畔度假，钓了好几天的鲑鱼。要穿过比人还高的树丛，跨过横七竖八的树枝，爬过很多倒下来的老树，但一点也不感到疲倦。 为什么呢？因为钓鱼正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觉得钓鱼是一件令人烦闷的事，那他恐怕早就会为了在那海拔七千英尺的高山上奔波而感到精疲力尽了。 几年之前，哈南·霍华也使一个没有意思的工作变得很有意思，以致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 他当时的工作的确没有意思，就是在高中的福利社里洗盘子、擦柜台、卖冰淇淋，而别的男孩子们却在玩球或是跟女孩子约会。可以想见，他是不喜欢这个工作的，但又不能不做。于是，他便利用这个机会来研究冰淇淋是怎样做成的，里面有些什么化学成份。结果使他成了高中化学课程的奇才。 他对食物化学特别有兴趣，后来便进了麻萨诉塞州州立大学，专门研究食物与营养。纽约可可公司悬赏一百美金，举办可可和巧克克力的应用论文比赛，你猜谁得了头奖？一点不错，就是哈南·霍华。 后来，他开设了一间私人实验室。卫生当局通过一条新的法案：必须计算牛奶里所含细菌的数目，哈南·霍华就成为这方面的行家。 现在，我们来估算一下，从现在开始，再过二十五年，哈南·霍华将会怎样呢？现在从事食物化学实验工作的人，到那时候也许都退休了，也有的可能已经“作古”，一批年轻人将要接替他们，而哈南·霍华也许就是这一行的领袖人物了。 而当年从他手里买过冰淇淋的小伙子，说不定倒是年华虚度，一事无成呢！ 你大概听说过无线电新闻分析专家H·V·卡腾堡的名字吧？他也经历过一个把毫无意思的工作变得有意思的过程。 年轻时的卡腾堡真是穷愁潦倒，分文不名。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推销立体观测镜的差事。你知道这种立体观测镜吗？就是用两张相同的照片，透过观测镜的两个镜头，叠合成一张立体照片。卡腾堡开始在巴黎推销这个玩意的时候，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可是，他却成了一个十分出色的推销专家。他告诉卡耐基说：“我依靠的只有一点，就是决心使它变成有意思的工作。”他每天出门前，总是对着镜子给自己打气说： “既然你非做不可，干吗不做得高兴一些呢？当你按人家的门铃时，干吗不假想自己是一名出色的演员，很多观众都饶有兴趣地看着你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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