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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法国财政部长（不管他是谁、或可能是谁）的一封公开信 （1926年1月） 先生： 我曾在日报上读到了您自己以及您的前任们关于编制新预算和筹集偿付旧债本息资金的日常计划，使寄居于伦敦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看来属于技术性分析方面的问题，巴黎几乎未加以讨论，这样的预算提交国会的结果只能是枉费心力。因此，我恳请您暂时把注意力转向某些基本方面的考虑。 近年来我曾多次著书谈到过法国法郎，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改变原有的看法。两年多以前我曾写道：“法郎的价格水平将来总是要确定的，而决定因素不是投机活动或贸易差额，甚至也不是鲁尔事件的结果，而是法国纳税人容许从其劳动所得中取走以支付给法国食利者的比率。”现在我仍旧认为，这一点才是您制定计划应当依据的基本概念。 现在情况很明显，要想达到期望中的平衡，不外乎通过两种办法。您要么增加纳税人的负担，要么降低食利者的权利要求。如果您选用前一种办法，法国国民收入的1／4左右将被租税所吸收。这一点果能办得到吗？我是一个异邦人，对于另一国的政治氛围若确实看得真切的话，那么根据近来的迹象，我敢断言，要增加纳税负担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足以满足在现有水平上食利者的要求，法国民众是决不会答应的。这样的租税，即使在政治上可能办得到，在行政管理上也难免要出问题。法国财政部当前的迫切任务，不是在于设法增加租税，而是在于建立一个能够胜任的行政管理机构，从事现有租税的征收工作。因此，如果我处于您的地位，作为一个政治家，我将不再对新税计划予以考虑，哪怕是一分钟的考虑；就我的职务所辖属的财政部分来说，我将专心于已有税收制度的巩固和管理。 仅仅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因此您的下一步任务——前提是您接受我关于法国民众思想情绪方面的结论——应当是冷静地仔细考虑一下，怎样通过最适当的方式，来降低食利者的权利要求。在这一点上，有三个方法可供采用：第一个是实行普遍的资本课税；第二个是强制降低公债利率；第三个是提高价格，借此来降低食利者货币债权的实际价值。毫无疑问，从效能、公道和理论根据上来看，第一个方法是最为可取的。若是英国也处于类似的境地，我肯定会建议采取这一方法。但就法国今天的情况说来，进一步的征税计划，将遇到政治方面和管理方面的困难，这一建议难免会因此而破产，所以我不必在这一点上枉费时间。第二个方法如果、而且也只是因为不会引起管理方面的困难，肯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相信，法国的某些当局人士是赞成这个办法的。然而，如果我处于您的地位，我将拒绝这一表面上的权宜之策，因为与一般的资本课税或货币贬值不同，这纯粹是赤裸裸的赖债行为，是背信弃义的举动，在财政措施中使用这样的手段是极端危险的，除非在非常紧急关头，否则绝对不能轻易采用。 因此，在经过逐项排除之后，我们只剩下一条出路，即提高国内价格。但从这一点出发，将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财政领域，而转移到价格水平、外汇、法国银行的黄金储备、国外投资量以及贸易差额等方面。这里我必须请您特别注意关于法郎的一种很有趣的矛盾现状。 事实上，历任财政部长，都曾竭尽所能，期望能从我指出的出路中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他们都曾大规模地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因此法郎的金值，除中间短期回升以外，一直在逐步地下降。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要告诉您，您的那些前任者们，虽然已经尽力而为，但结果都失败了，他们没能使法郎的国内购买力充分地降低。您目前的困难，并不是由于纸币的膨胀或汇率的下跌（其实这些现象对您困难的解决总是有帮助的），而是由于这些因素没能成比例地降低食利者货币债权的国内购买力。 以下所列举的数字，足以说明您的困难问题的症结所在。1925年12月，以外汇汇价核算的法郎金值，是其战前平价的19％；而当时世界金价大约是其战前水平的158％；因此以战前水平为基础时，纸币流通和法郎价格水平应该达到战前数字的830％（158÷19＝8．3）。现在的纸币流通，约为战前数字的1000％，这同外汇汇价的水平大体上是相称的；不过，考虑到领土的扩大，以及金银币从流通中的退出，这一数字与外汇汇价相比，以战前水平为依据，似乎不是过高，而是过低。 至于国内法郎价格水平，情形则完全不同。进口原料的价格，已经无可避免地上涨到国际平价水平。但是列入生活费用指数项下的那类商品，如食品和其他日用品，主要是由国内生产的，却远远低于平衡价值。1925年11月，食品批发价格是战前的490％，巴黎（包括13类商品）的零售物价是战前的433％，1925年巴黎第三季度的生活费用指数达到了401％。这些数字也许低估了价格的实际上涨幅度，但是似乎可以肯定，法国国内价格的上涨，比之战前，当不会超过5倍。这意味着，法国纯国内产品的价格，按目前汇率折算时，还不到世界价格的一半，实际上低于以金计的战前水平。由此可见，通货膨胀，在汇率方面，也就是在进口商品价格方面，充分发挥了作用，但在国内产品价格方面，却基本上没能产生这样的效果。 至于分摊到纳税人身上的食利者的负担，却是以法郎的国内购买力来衡量的，前者必须从中拿出一部分移交给后者。因此，如果国内价格的上涨速度，能与汇率的下跌速度一样迅速，国家债务的实际负担就可以减轻至少1／3。所以我认为，要解决您所面临的财政困难，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提高国内价格水平；而且非常清楚的一点是，要达到这一目的，无须进一步实施通货膨胀，也无须使汇率作进一步的下跌。 至于您认为国内价格达到怎样的水平，才有希望使预算平衡，则要由您自行决定。在此之后，您下一步的工作是，想方设法，在您尽可能做到的有组织和科学化的方式下，实现价格的上涨。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使国内价格水平提高到战前的8倍到9倍之间，似乎就非常充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再进一步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和降低法郎汇价。您所必须做的一切，目的就在于使纸币流通和法郎汇价稳定在目前的水平，同时，让国内价格能有充裕的时间，作相应的上涨。 目前法郎价格处于较低的水平，究竟是出于什么缘故呢？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点：（1）时间因素——国内价格行动迟缓，但只要假以时日，迟早会达到它应有的水平；（2）纸币的贮藏，在规模上甚至比以前还要大，致使现有通货的流通趋于迟缓；（3）由于信心的缺乏，导致法国的对外投资出现了过度的发展，结果使汇率下降到与商业形势相适应的水平以下；（4）在地租等方面的法律限制。 这些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第一点，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况会自然有所改观，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主要是内部信心恢复的问题。因此正确的策略应当是致力于信心的恢复，然后静观事态的发展。关于恢复信心的方式，当然不是依靠大量增加租税，而是在于使法郎汇价稳定在接近于目前的水平上，以避免引起猜忌或非难。 那么，如何来稳定法郎的汇价呢？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并不如一般所想像的那样困难。贸易差额的现状对法国是非常有利的。目前的国内价格水平，有利于出口而不利于进口。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以目前汇率折算，约占纸币发行额的40％。处于这样的形势，我认为，只需做一件事，即法兰西银行应明确宣布，至少在两年内，只要美元对法郎的汇率不低于已经公开确定的水平，该行可以无限制地凭法郎供应美元；同时该行也做好准备，为了贯彻这一措施，于必要时不惜使用黄金储备。至于公开确定的汇率，大体上应当保持在1美元兑换25法郎至30法郎之间。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先选定后一比率，希望通过努力，争取最终达到前一比率。要顺利实现这一计划，别无他择，关键就在于对银行所采取的措施予以充分的信任。有了这样的稳定局势为基础，您可以毫无困难地借入充足的资金，而不必依靠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来渡过这一时期。 至于其他一些问题，您尽可以静候时机来加以解决。随着国内价格水平逐渐上涨到与汇率保持平衡，以及随着征税机构的逐步改善，您的预算收入也必将逐月提高，一直到与支出相抵。此外，凡是以法郎计收的、非从价的那些租税，也必然会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同步提高。 法国政府在两个问题上的处理应当有坚强的决心——一个是法郎最低限度汇价的保持，在这一点上应不顾一切，即使动用黄金也在所不惜；另一个是最大限度地集中税款。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处于目前阶段，有勇无谋地提高税率，是在错误方向下的努力，是不会取得成就的。 有些人对上面提出的主张会有反对意见。细细斟酌一下，不难看出，这些反对意见的论据完全是政治性的。反对者认为，依靠大幅度提高价格的任何政策，势必引起生活费用的提高，这在广大民众中是不会受到欢迎的。此外，凡是促使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保持平衡的政策，势必有损于出口业的利益，因为出口业的兴旺发达，就是由于这两种价格的不平衡。我们可以把情况分析一下，告诉他们，关于第一点，除非纳税人甘愿为了食利者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否则国内价格是迟早要上涨的；关于第二点，除非让法郎汇价一直下跌，否则国内和国外价格的平衡也是迟早难免的。但是这种说法，在偏重现实的人们面前，恐怕未必有足够的说服力量。 但是，另一方面，也的确需要考虑一些很有分量的政治因素。农场主和农业生产者，一直是在过度低廉的价格下出售其产品，因此，他们肯定会欢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而且，政府若明智的话，就应当事前明确说明，政府无意于使工薪阶层和公务人员遭受损失；应当明文规定，在此后的两年期间，一切工资和薪金，每一季度作一次自动调整，使之与生活费用的增长幅度相适应。 我认为值得考虑的意见都已经摆到这里了。无论它们是否合您的意，我相信，以下问题是您必须仔细加以考虑的： （1）国内价格水平的提高，果真能解决困难吗？ （2）不依靠提高价格，您能不能解决困难？ （3）想最终阻止价格上涨的目的是不是能够达到？ （4）如果达不到的话，还不如因势利导，促使价格做有条理、有组织的上涨，这难道不是一种明智的抉择吗？ （5）无论您采取的是这里所建议的还是别的方针政策，对于利用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以稳定法郎汇价这一点，有没有充分的反对理由呢？ 您忠实的仆人 J. M．凯恩斯 二、法郎的稳定（1928年） 我们对政治家心存不满，不是由于他们政策上的不能始终如一，而是由于他们的顽固不化。他们只是命运的解释者，而不是主宰者。简而言之，他们的任务就是记录既成事实。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普恩加莱先生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他不在乎受到政策上不能始终如一所引发的批评，没有让这一点成为他推行政策的绊脚石。多年以来他一直认为，法郎贬值将会导致国家处于破产的地位，造成民族的耻辱。他把法郎定位于约合战前金值的1／5，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功绩，当任何人想对此加以阻挠时，他甚至以辞职威胁来抗争。 最终选定的法郎价值水平大体上是适当的。法国当局的某些高层人士却宣称，把法郎定位于战前金值的1／6（即150法郎兑换1英镑），应当更为恰当、更为可靠。但把法郎定位于战前金值的1／5，具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这与最近18个月以来汇率的实际水平基本上相一致。有人认为普恩加莱先生犯了一个错误，他把法郎稳定在一个将引起通货紧缩的水平上；但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证明，这不是事实。在1925年12月到1926年11月的12个月内，汇率的波动异常强烈，以致国内价格根本来不及与这一变动趋势相适应；但除此之外，法郎价值（以金计）从来就没有低于现在所选定的水平。此外，预算的平衡，还必须依赖纳税人按目前水平所能承受的公债利息负担。因此，依我之见，没有充足的理由把法郎定位于比目前更低的水平上。 那么选定的法郎价值是不是过低了呢？在这一点上，法国国内存在着某些批评意见。批评者所依据的理由主要有两个：其一，法郎价值是否低于与国内价格相适应的水平；其二，它要求食利者所放弃的权利要求，是否有些过多。官方公布的物价指数——若以所包括商品的表面价格为依据——表明，与价格相一致的法郎金值，较为接近战前价值的1／4（100法郎兑换1英镑），而与战前价值的1／5距离较远。但法国的物价指数是非常粗略的，其间的误差可能很大；况且两年半以前，法郎的价值就高于现在所选定的水平，两年半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足以使物价从容地向上调整；再者，物价向上调整总是比向下调整要迅速得多。毫无疑问，房租必然会有所提高；至于其他物价，即使有所提高，与国外金价相对照，上升幅度大概也不会十分显著。就食利者来说，相当苛刻的资本课税已经令他们心惊胆颤了，不过特别尴尬的局面总算没有发生，现在如果在原有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这种要求也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了。也许普恩加莱先生更相信另外三个与实际情况相联系的论点：其一，法郎的价值如果选定得过高，也许会破坏预算平衡，而这一点却是费尽心力才达到的；其二，过高的法郎价值，将导致出口业的企业家濒临破产，而这些人在政治上却有着相当的影响势力；其三，也许是最现实的一点，作为政府的代理人，法兰西银行按现有汇率已经购入了3亿英镑的外汇，因此法郎价值的提高，将使该行蒙受损失。例如，若把汇率固定在100法郎兑换1英镑的水平上，法兰西银行也许会损失6000万英镑，而外国人将受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关于这一点的利弊得失，普恩加莱先生和其他任何一个法国人都是非常清楚的。 因此，普恩加莱先生排除异议，坚持其原有的立场行事。这一决定完全消除了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和证券交易所中关于法郎汇价的不稳定因素，使法国的进口商和制造商不再踌躇不前，于是原来处于闲置状态的大量购买力，现在可以重新发挥对生产原有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普恩加莱先生的确是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这也许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说实话，我们都为他的这一决定而感到高兴。 将战后英法两国的若干演变情况进行一番比较也许是很有意思的。在英国，我们的当权者从来闭口不谈他们的法国同行所说的那些看似毫无价值的话，也从来不草率地违背稳健的财政原则。但是，英国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从过渡时期挣扎出来的，这种特殊情况就是战争债务的负担日益沉重，所欠美国的待付款丝毫没有削减，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仍居主导地位，结果是一方面税收的负担加重，一方面数百万人陷于失业困境。法国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它的战争内债减少了4／5，而且通过与盟国的协商，使其外债减免了约一半以上，因此它现在正在避免通货紧缩造成的损失。法国在争取实现这些目的的同时，并没有违反稳健财政政策和资本主义原则，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丝毫的信誉损失。结果法兰西银行显得比英格兰银行要强大得多，人们依然认为法国是坚持储蓄和利息心理的最后堡垒。由此看来，英国并没有从它的行事原则中获取任何好处。 或许我们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法国的确背弃了原则，也未能始终如一，但它一贯是把那些可以避免的损失拒之门外，归根到底，它是遵从经验教训的。而我们英国既没有听从理论上的警告，又置事实的压力于不顾，惟条约之命是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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