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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们，朋友们，同胞们，子民们： 我现在要对你们说的，与你们对上帝的义务，与你们对灵魂拯救的关切，与你们对自己及子孙后代的顾念，都是息息相关的，你们的衣食，以及每一种日常生活必需品，都完全有赖于此。因此，我以最大的热忱劝诫你们，做为人，做为基督徒，做为爱国者，请全神贯注地来阅读这篇文章，或请他人为你们诵读。为了减少你们的花费，我已谕示出版商以最低价格来销售这本小册子。 作者撰写这篇文章别无他意，只是为了你们好。而如果你们不用心读一读他的建议，那简直是一种罪过：只消花几个小钱买一本，就可以使你们一打人受益。如果你们对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样的问题没有共同的或普遍的兴趣，甚至连你们当中最明智的人也对此不闻不问不关心的话，那么简直可以说是愚不可及的了。 （摘自德雷珀的第一封信——1724） 序言 在此所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协调战争的需要与私人的消费需求。 我在去年11月发表于《泰晤士报》的三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被称为“强制储蓄”的建议草案。我不奢望这种性质的新计划会被人们热情地接受。不过，无论是专家还是公众都没有对这个计划弃置不顾。因为还没有人提出过任何更好的建议。迄今为止，对这一计划通常的批评舆论还没有为此类想法做好准备。显然，这是事实。然而，人们肯定将很快认识到战争经济的必要性，并且我们极有理由相信公众并不是如此的落后和保守。 在由此引起的多方面的评论中，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得益于此，我在此提出来的修正草案有了更为充实的具体内容。在第一草案中，我主要关注的是财政技术，并没有保证这种技术能够充分地增进社会公正。因此，在这第二个草案中，我竭力要从岌岌可危的战争状态中去争取积极的社会进步。现在提出一项全面的计划，包括广泛的家庭现金津贴、在工人阶级控制下对其财富进行的积累、生活必需品的廉价配给，以及在战后征收资本税，从而在实现经济平等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这其中并没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必须把战争所要求的牺牲尽量地从能够节省的地方节省出来，人们现在已经开始比以前更为迫切地关注这一问题。 要公平地评价这样一项计划，必须把它与另一个可选择的方案相对照。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出现这样一种备选方案。财政大臣最近对下议院解释说，他正试图通过对生活费用进行补贴来阻止工资的提高。作为综合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明智的举动，下面也将推荐一些诸如此类的措施。作为一种争取时间的临时性安排，这类做法是精明的。不过，单独地看，这种措施却与问题的真正解决背道而驰。由于获得了这笔额外的收入，人们手中的购买力与用来满足他们消费的供给之间的失衡问题就更为严重。 财政大臣已经表示同意这一结论。因此，我希望他也能抱着赞同的态度来看待对于这种试图把其政策与其他措施逐渐融合成一个连贯整体的努力。为了获得对这些建议的支持，我已经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游说，听取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评论。我确信，这些建议如果以自认为权威的形式提出来，将是不受欢迎的。没有哪一个建议可望逃避批评。我的这项计划的缺点恰恰不是要求得太多，而是太少。未来是任重而道远的，一年以后我们也许会发现这项计划只不过是迈出了软弱无力的第一步。 既然没有人能够排除我们对这个问题放任自流或者采取折衷办法的可能性，那么我可以大胆地预言，事情的结果将正是如此。我在下面讨论了通货膨胀的机制。我猜想，如果我们想逃避责任的话，这将是大多数人所希望采用的方法。然而，通货膨胀并不是我的直接期望，除非它是作为衰退的第二个阶段出现，此时价格以缓慢的速度提高。在《金色的树枝》一书中，作为一段有趣的描述，对于原始人根据极少的经验而推出一般性结论的盲人摸象式的倾向，人们太容易形成“条件反射”。这一点与狗很相似，当铃声响起时，它们总是盼望会有和上次一样的经历。不过今天引起价格上涨的因素与昔日不同。对于未能满足的需求，消费者不愿为此支付更高的费用，而厂家和零售商非但没有提高价格的自然倾向，反而同样不情愿要价更高，除非成本有了实际的上升。他们并不想藐视舆论和当局的意图。对于《反暴利法》的出台，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由于要缴纳超额利润税，他们追求最大利润的积极性比平常低落了不少。总之，他们宁愿卖光商品，使后来的消费者得不到满足，也不愿把价格提高到使供求得以平衡的水平。他们并不会多花分毫，却能够让他们摆脱烦恼，良心安宁。 因此，我建议，在第一个阶段宁肯出现供给短缺，也不要出现势如脱缰的物价上涨。这种限制消费的方法是非常不公平、非常低效、非常让人不愉快的。如果这种方法引起——极有可能如此——更为广泛的定量配给，由于下面所要解释的原因，即由于人们需要与喜好的多样性，将会进一步地加重浪费、降低效率。正确的计划应该是将购买力限制在适当的数额之内，同时又允许人们能够作出尽可能多的选择来决定如何花费这笔钱。而且，购买力的压力会逐渐地推动通货膨胀，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解决办法，也是唯一名副其实的备选方案。 然而，这还可能进一步造成更加不如人意的后果。相对于消费者购买力而言的供给短缺将对我们的贸易平衡施加不利的压力，因为这将转移原本准备出口的商品，并且促使把进口商品和国内产品用于当前的消费，本来这些物资可能会用于战争目的。这样，我们就难以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并且会草率匆忙地耗尽我们的外汇储备。 我们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并努力去克服它是懦弱无能的表现。不过，在英国并没有这种情绪，只是需要有人来告诉它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但这也是愚不可及的，因为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能这样组织起自己的经济力量，从而把顽固不化的敌人无限期地驱逐出国际社会和世界贸易之外，这也许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J．M．凯恩斯 剑桥 国王学院 1940年2月 一、问题的性质 要把一个自由社会为了战争目的而组织起来殊非易事。我们不习惯于倾听专家或预言家的意见，我们的力量来自临时速成这样一种能力。然而，对那些未经试验的思想保持开放的心态也是很必要的。没有人敢说战争即将结束，人们逐渐认识到，做好长远的打算是及早结束战事的最好保证。对于我们目前正在着手处理的经济事务，如果企图从一个不同的假设出发来把它进行下去则是荒谬可笑的。用雷纳德先生的话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所缺乏的并不是物质资源而是洞察力和勇气。 如果各派意见的领袖们能够让他们的头脑摆脱战争的疲惫和混乱，唤起足够的洞察力来了解自己，并向公众解释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那么勇气是唾手可得的。然后他们就可以在社会公正精神的指导下提出一个计划，对于迄今为止我们为减少不平等现象所作的努力，这一计划能够将现在这个人们普遍乐于作出牺牲的时期作为进一步推动此项工作的良机，而不是相反，把这个特殊时期作为借口来推迟应当进行的改革。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做到头脑清醒，但这并非易事。因为经济问题的所有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没有任何一方面可以单独地加以解决，资源的每一种用途都是以放弃它的另一种用途为代价的。而且，即使我们对于用多少资源来生产民用消费品已经作出了决定，也还不得不去解决另外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即如何最明智地分配这些消费品。 我假设：我们将把产量提高到我们的资源和管理水平所容许的最高限度，把所有节余下来的物资用于出口，在考虑到可利用的船舶吨位以及在谨慎的限度内耗尽我们外汇资产的最快速度之后，我们将进口一切买得起的商品。从我们自己的总产出和进口商品的总额中，必须扣除出口商品和战略物资，剩下的即是民用消费品的数量。显然，这一数量取决于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政策。只有削弱我们的战争努力，或者耗尽外汇储备，才可以使这一数量得以增加。 要保证众多个别政策结合起来能有一个正确无误的结果，是极其困难的，这取决于在各项政策之间如何进行利弊权衡。要在供应部门范围内作出不影响这一结果的决定是难以想像的。是让陆军部保有大量的制服库存储备好呢，还是把这些布料用于出口以增加财政部的外汇储备好？我们的造船厂是制造战舰好呢，还是制造商船好？一个20岁的农业工人是继续务农好，还是从军好？我们打算把军队扩充到多大的规模？为了加强空袭预防措施而减少工时和效率是否合理？人们可以提出成百上千个这样的问题，而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与留给民用消费的物资数量有重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确定平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来得出留给公务部门和用于出口的产品的数量，或者把后者的需求加总起来得出留给平民大众消费的产品的数量。把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加以折衷，也许就是实际的数量。目前，很难说有什么人解决了这个问题。最终结果似乎很大程度是出自偶然而不是预先的计划。这不过是一场拔河游戏，或是甲方占强、或是乙方更优、或者相持不下——不过，现在某一方，比如说甲方，大大地占了上风。 不过，不管这种结果是出自先见之明还是由于愚蠢而造成的，是出自偶然还是预先计划的，与我们在此所讨论的问题都无关。以我们所能组织起来的最大规模的总产出这一设想为根据，将能够获得一定的剩余用来满足民用消费。全体平民大众的合理要求，无疑会对这一剩余的数额产生影响。如果在某一特定方面的尖锐短缺局面愈演愈烈，那么，此时乙方就会力量倍增，而甲方则颓势渐显，而为了缓解这种短缺，就势必要采取某种措施。我们可以让大众持有的货币量对民用物资的数量产生重大的影响，不过，从其他方面来考虑，这是不合理的。而且除非大大削弱我们对战争全力以赴的劲头，否则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基本主张，即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产品留作民用消费。这一数额可能与经过周详考虑、高瞻远瞩地确定的数量有些出入。这一主张的要点是，留作民用消费的产品数量只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大众持有的货币量以及他们花费这笔钱的意愿。 这与和平时期的经验有天壤之别，这就是我们在面对战争的经济后果时感到棘手的原因。我们一直习惯于一种生产能力尚有闲置的产出水平，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我们花费得越多，就会生产得越多，从而购买得越多，虽然不一定是以相同的比例增加。满足直接消费的供给的增加可能小于需求的增长，因此，价格会出现一定的上涨。不过，如果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就会挣到更多的钱，从而能够增加他们的消费，跟上价格上涨的幅度。 这就是说，在和平时期蛋糕的大小取决于工作量，而在战争时期，蛋糕的大小则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我们加倍努力工作，就会有更强的战斗力，但却不可能增加消费。 在民主国家，大街上的人们都必须学会了解他们国家的行动是否是明智的——分给平民百姓的蛋糕大小是固定不变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那么从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大致地说，这意味着当把大众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不可能通过增加货币收入来增加其消费。然而，我们大多数人总是试图增加自己的收入，认为可以由此增加自己的消费——在通常情况下的确如此。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在当前也仍然是真实的。因为，每一个人，如果他有更多的钱来开支，那么他的确可以增加自己的消费份额。不过，既然蛋糕的大小是不变的，并且难以进一步扩大，那么这个人消费份额的增加只能是以另一个人消费份额的减少为代价。 因此，有些事情，对作为单个个体的每一个人有好处，但对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却是不利的。如果人人都同样地支出更多，那么就没有人能够从中获益。这就为制定一项共同的计划以及实施一种人人都须遵守的规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我希望能够证明，通过实施这样一项计划，工薪阶层的消费量可以像以前一样多，此外还能够有余钱存入银行以便将来取利或备不时之需，要不然这笔财富本来会落到资产阶级手中。 如果没有这样一项计划，我们就会罄尽钱囊来消费，直至不剩分文，除此之外不会出现别的情况。因为，我们所要购买的产品，由于成本上升而引致的价格提高将足以耗光我们为此而支出的货币。如果对于所有的收入，其中的每一镑都增加两先令，而购买到的商品却与原先的数量相同，那么这就意味着价格也每一镑上涨了两先令；并且没有人能够多买到一只面包或一品脱啤酒，大家的境况与以前相比并不会有什么起色。 除非依靠税收来筹集全部的战争经费——这是不切实际的——否则，其中的一部分就得靠借贷来偿付。换一种说法，即某些人必须延期支出货币。如果允许价格上涨，那么这只是意味着消费者的收入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后者所获得的这笔收入，大部分将以较高税率上缴国库；一部分会用于自己的消费，由此仍然会引起对其他消费者不利的价格上涨；而剩下的就会被贷放出去，所以，仅仅只有他们才会成为新增国债的主要债权人，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在战后开支这笔资金的权力。 工会方面提出增加工资的货币价格以补偿生活费用的节节上升，但由于上述原因，这一要求是毫无益处的，反而会对工人阶级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就像寓言中的狗一样，他们目瞪口呆地凝视着阴影，却错过了实体。组织得较好的部门也许能够以牺牲其他消费者的福利为代价而获益，这是事实。然而，除了作为一种谋求集团利益的努力、一种把他人排挤出队列的手段外，这不过是一种流氓游戏。工会的领袖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他们并不想要他们所要求的东西。然而，在知晓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之前，他们不敢撤回这种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直没有人告诉过他们一个自成一体的计划。 我一直被指责为企图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运用极权主义方法，再没有比这更为牛头不对马嘴的批评了。在极权主义国家中，不存在对损失进行分配的问题。这是其进行战争的首要有利条件之一。只有在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任务才由于社会公正的权利要求而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在奴隶制国家，生产是唯一的问题。穷人、老人和婴儿必须听天由命，没有其他的社会制度能够像奴隶制那样更适宜为统治阶级提供特权了。 因此，本文的主旨在于试图设计出一种在战争条件下与自由社会的分配制度相适应的分配手段。在此考虑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提供更多的报酬，作为一种激励，并对那些与奴隶迥然不同的自由人所加倍付出的努力、所冒的风险给予表彰；每个人，对于如何使用他收入中可自由开支的部分享有最大程度的选择自由，这种自由完全只属于那些独立存在的个体，而不属于极权主义蚁群中的那些蚂蚁；对于那些连必要的牺牲也负担不起的人，则要减轻他们的负担。 二、解决办法的性质 由于在军队服役和在民用部门就业的、加入了人寿保险的人员规模的扩大，由于加班时间的延长，以及由于妇女、儿童、退休者和其他以前的无业人员纷纷找到有报酬的工作，即使是工资率没有提高，货币收入的总额也会有相当程度的增长。 在下一章将证明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即在像这样的战争时期，用以消费的商品量将不得不有所缩减，并且肯定不可能增长到和平时期的消费量之上。 这样，消费者手中可用来开支的货币数量增加了，而相应的消费品数量却没有增加。因此，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来限定出售的商品，规定每种消费品的最高价格，其结果只能使商品被抢购一空。除此之外，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必须找到某些办法把购买力从市场上收回来，或者必须把商品的价格提高到足以吸收新增支出的水平——换句话说，即通货膨胀的方式。 因此，我们的解决办法的一般性质必须是把一部分新增收入从支出中收回来。撇开商品短缺或较高的价格水平不说，这是我们能够确保在货币开支和待购商品之间达成平衡的唯一方法。 自愿储蓄如果充足，则可以满足上述目的。无论如何，在我们的问题范围内，自愿储蓄总是有好处的。现在人们正开展运动来促进自愿储蓄，对于他们的宣传热忱以及那些信从者的自我克制和公益精神应当予以鼓励。在下面提出的计划中，并没有排斥自愿的个人节约，没有否定其作用和必要性。我所追求的是一个能够勉强实现最低限度目标的方案。而到目前为止实践已经证明，即使是要勉强地实现最低限度目标，单单靠自愿储蓄也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对个人消费在规定份额之外所作的任何进一步的节约，都有助于改善其他消费者的境况或加强我们为战争所作的努力。 然而，在下面两章中，通过分析国家潜力和国家收入的分配，我将十分清楚地证明充分的自愿储蓄是如何的不大可能实现。那些宣扬其他观点的人，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已成为他们自己宣传的牺牲品。而且，我认为许多人都会欢迎这样一项可以为他们指明最低限度职责的规定计划。而那些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参加储蓄的人也可以放下心来，因为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一项最低限度计划不会像我们的税收制度那样，阻塞个人为了公众和国家的利益而自愿地作出自我牺牲的道路。国家仍然迫切地需要更多的个人节俭的果实——然而在摘取这些果实的同时，人们又总是在究竟哪一种形式的节约更有价值这样一个问题上犹豫不决。木过，我也认为这项计划的一个优点是：减少了普通人长久以来在到底应该节约多少这个问题上的困惑，并使得他们对这类事情所能起的作用不抱过高的期望。过度地沉迷于节俭也许是有用的，但却并不令人愉快。而那些决定要节俭的人并不总是真正作出牺牲的人，公共需要有时不过是一个自圆其说的托辞，借以纵容那种仍旧贪婪的本性。 因此，在我们的基本计划中（第五章和第六章），第一条措施是确定在个人的收入中必须从直接消费中收回并推迟其支出的那部分收入的比例，也就是说，这部分收入只有在战后才能用于消费。如果能够公平确定每一个收入集团的这一比例，那么这种方法将带来双重的好处。这一方面意味着与其他任何计划相比，这一计划与战时直接消费权利的分配及相应的牺牲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同时，这也意味着战后延期消费的权利——这是国债的另一个名称——将广泛地分布在所有那些放弃了直接消费的人们当中，而不是像上次战争那样主要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 第二条措施是在战后广泛征收资本税，从而在不增加国债的同时提供延期消费。 第三条措施是对那些生活水平很低、难以提供足够余裕的人们予以保护，不让他们的现有消费量有任何减少。可以通过确定应当予以豁免的最低收入水平线、规定差率极大的累进等级以及建立家庭津贴制度来实现这一点。这一建议的最终结果是，年轻的家庭成员每周将增加不超过75先令的消费量，低收入集团的总消费量达到每周5镑或略低于战前水平（同时，作为对他们额外工作的回报，给予他们战后延期消费的权利），而每周超过5镑的高收入集团的总消费量会平均减少大约1／3。 第四条措施（第八章），是要将工资、退休金和其他津贴货币价格的进一步变动与有限几种定量配给商品的成本变化联系在一起。正如人们一直所要求的那样，这种配给量是很严格的，并且当局将以种种方式来防止其价格的上涨。前面几项措施的存在使这一条成为可能，不过后者对于前几项措施却并非必不可少。 在根据批评进行修改和进一步的反思之后，这里所提出来的这个方案与去年11月我在《泰晤士报》专栏中提出的收入延期支付计划相比，更为全面一些。不过，最初的那个计划是整个方案的关键，如果归于失败则其余的措施也就难以施行了。要是没有这一计划，那么家庭津贴的费用就会推动消费的全面增长，从而使得消费问题雪上加霜，并且只会使通货膨胀的蔓延更加势不可挡。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严格的廉价定量配给。除非我们首先从市场上收回过剩的购买力，否则对消费的补贴费用将会使财政部在财政泥潭中陷得更深。不过，如果对收入的延期支付能够获得支持，那么整个结构就可以牢固地建立起来。 这样一项总体计划要求所有的人都遵照执行，它就像交通规则一样，人人都能从中得益而又不会损及他人。把这种规则视为对自由的侵犯是愚昧无知的。如果强制施行这种交通规则，那么人们仍将同过去一样能够四处旅行而不会感到有丝毫不便。在这一计划之下，人们的消费水平也仍将同过去一样。交通规则允许人们自由选择沿着哪条路旅行，这与不存在交通规则时没有什么两样。而在这一计划下，人们所能选择的消费品种类也仍将同以前一样多。 把这一计划与交通规则相比较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这一计划正是要打算防止人们误入另一条花费其钱财的歧途。 三、我们的产出能力和国民收入 为了计算留作民用消费的蛋糕的大小，我们必须对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估计： （1）我们能够从人员、工厂和物资这些资源中组织起来的最大限度的产量； （2）由于入超而产生的外汇流出，其速度应该多快才是安全的； （3）所有这些财富将被我们的战争努力耗去多少。 用来进行这些估计的统计资料极为缺乏。自上次战争以来的每一届政府都是些蒙昧主义者，没有任何科学知识，他们认为收集基本的事实材料是浪费钱财。今天，任何人，无论他是否来自政府机关，在这方面都不能不主要依靠科林·克拉克先生杰出的个人努力（在他的《国民收入和支出》一书中，增补了一些后期论文）。不过，由于缺乏那些只有政府才能收集到的统计资料，他经常几乎是在作大胆的猜测。下面的观点所依据的资料在附录（第466页）中给出了更为详细的内容，那是在E．罗宾斯先生的帮助下制定出来的。 当然，测量产出能力的货币标准是根据工资和价格水平的变化而不时加以调整的。为了简单起见，下面的数字都是根据战前价格得出的。 到1939年3月31日为止，包括无形输出在内，我国这一年的产值以成本来衡量大约是48亿镑。在这一数额中： 37.1亿镑 大众消费的当前费用（包括工厂的日常维修费用）； 8．5亿镑 政府服务的当前费用（包括日常维持费用），不包括 对领取退休金者以及国债持有者的“转移”支付，因 为这些产出只是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 但包括资本支出； 2.9亿镑 以建筑、工厂和运输形式用于增加我们的私人基本 固定资产； 48．5亿镑 以上三项合计数。 可以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增加这一产出：（1）当年有12．75％加入了社会保险的工人失业，可以吸收这些工人中的相当一部分重新就业；（2）吸收未加入社会保险的人口如儿童、妇女、退休者、无业人员等就业；（3）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例如，把工时延长半小时就可以使产出增长7．5％）。另一方面，脱离生产的武装力量（假定其产出与投入相平衡，则可以用军饷、津贴和给养的费用来估计其本应创造的产出），原材料的短缺和船舶运输的紧张，以及空袭预防措施的施行，这些都会使效率受到损失。总的说来，如果我们的组织能够正常运转，那么增加15％～20％的产出应当是切实可行的。取17．5％这个中间数值，可以设想，按战前价格计算，将增加8．25亿镑的产值。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过这样的产出增长，补充这一点也许并非多余。 政府的需要可以从另外两个源泉得到满足。在公共和私人消费的费用中，除用于新增资本的3亿镑外，还包括4．2亿镑可实现的经常性折旧费用。在这一产出中，有一部分可转用于政府目的，其价值总共约7．1亿镑（4．2亿镑＋2．9亿镑）。从折旧基金中取出1．5亿镑，从正常的新增投资中取出3亿镑，我估计总共可以从这一源泉获得4·5亿镑。 第二个源泉，也是剩下的最后一个源泉，是出售我们的黄金储备和在国外的投资以及借外债。如果我们要为一场长期的战争作准备，就必须严格限制我们耗费这些资源的速度。我估计我们能够有把握地从这一源泉中取得的最大收获是每年3．5亿镑。 通过上述种种方式，我们的资源每年可以提供16．25亿镑（8．25亿镑＋45亿镑＋3．5亿镑）的产出，从而满足增加的政府需要和当前私人消费。 这与当前的现实情况有什么关系？财政大臣在1939年深秋宣称政府支出的速度已接近于每年15亿镑左右。因此，如果能够实现上面所设想的产出增长速度，则我们就可以稍有余裕（大约1．25亿镑），从而可以用来增加私人消费。然而，人人都明白，直到现在我们还远远不能以这样的规模来组织生产。事实上，照我看来，现有的政府支出速度无疑没有为私人消费的增长留下任何余地；而对消费水平的勉力维持则已经导致商品库存和外汇储备的迅速减少，其消耗的速度快于上面我们所设想的限度——也就是说，要快于安全的速度。 而且，我们的战争支出无疑还没有达到最高峰。如果要对前景作乐观的展望，我们不妨假设与去年秋天的估计水平相比，明年的政府支出将仅仅再增加3．5亿镑，并且成功地把产出提高到上面所建议的最高限度，这就要求按战前价格计算的整个社会的消费要减少2．25亿镑。因此，8．25亿镑新增收入加上原先支出的2．25亿镑收入是我们必须从消费中收回的总额。 上面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是相当平实的。某些人会说这一表述大打了折扣，对于需要为战争所作出的努力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这话也许不假。此外，除非我们能够迅速修复道路、恢复交通，否则上面的估计就相当地夸大了我们的生产速度。不过，要使我现在的论点得以确立，这些简单明白的表述实际上已经足够，没有必要作更为复杂的论证。如果事实证明需要对消费作更大的压缩，那么这也只会加强上面我所说的一切。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是怎样产生的了。在前面的假设条件下，人们可以从新增产出的生产中挣得8．25亿镑，也就是说，即使工资率没有提高，价格没有上涨，收入也会增加8．25亿镑。然而，尽管这部分人的收入增加了，但他们却肯定会比以前消费得更少，也即在收入增加的同时，消费反而肯定会减少。这个结论是切中要害的，大家对此也没有异议，而且这一点正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不过，由于我们一向对失业和资源闲置问题习以为常，因此当面对充分就业和资源短缺问题时就不得不换一换脑筋，调整我们的态度以适应新的情况。在战争时期，我们从丰裕时代倒退到了匮乏时代。 此外，由于在近6个月的战争之后，仍然存在着大量统计上的失业，这一事实遮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新问题的紧迫性。这应归咎于组织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时间仓促而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投入的精力太少、用心不够所致。不过，任何人如果还立足于我们仍然处于丰裕时代这一假设来论证其观点，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在今天，总的说来失业的性质已与一年前大不相同，它不再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我们所需要的那些物资不再有潜在的剩余供给。当前有两个障碍阻滞着向充分就业阶段的过渡：第一个障碍是由于难以把劳动力转移到需要的地方去而造成的。第二个障碍——在眼下也是首要的障碍——与劳动力的短缺不同，它是由于在把现存需要变成有效需求的过程中存在着重重困难而产生的。例如，也许出口商和国内消费者都需要布料，而在毛纺业中尚未实现充分就业，如果制造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够获得用以满足需要的羊毛原料，那么这些需求就仍然是无效的。 不过，我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还处在丰裕时代。相反，这意味着在可利用的劳动力被全部吸收之前，匮乏的时代就已来临。我并不是说我们的产出不可能在现有的水平上再有所增加。如果我们的组织管理得到改善，则可以进一步增加产出。我们已经和正在着手让大家明白如何去增加产出，但我们不得不去学习如何生产得更多，而这需要时间。 目前，使得我们对于向匮乏时代过渡的趋势视而不见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们利用库存的能力。毫无疑问，在战争的第一个月，私人消费的增加速度就大大超过了我们的产品剩余库存，但这一规模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猜想私人消费已经得到足够的压缩是没有根据的。通过利用商品库存和外汇储备以及周转资本，供给不足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因此，把私人消费调节到与有效供给相适应的水平，比表现出来的要紧迫得多。那种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一行动推迟到充分就业实现以后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阐明。读者会理解，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某种程度的猜测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前面给出的那些数字也只是粗略的估算。如果任何人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点，那么他的批评意见将更受欢迎。不过，我相信这一结果大体上是正确的，而更精确些的细节也不会改变这幅图景的主要轮廓。 四、富人能为战争付账吗？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把因战争而导致的工资率上涨的因素完全撇开，仅仅是产出和就业的增加就会使整个国民收入增加8.25亿镑。同时，私人消费根据适中的估计也将减少至少2．25亿镑。因此，总共必须把10亿镑的私人收入从消费中收回。按战前的工资和价格水平计算，这一数字现在已经达到。不过现在工资和价格水平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提高，因此所有数据都应该根据现行工资和价格水平相应地或多或少作一些调整。到1940年1月底为止，批发价格上涨了27％，生活费用（按季度加以修正）上涨了10％，而工资大约增长了5％；这意味着我所给出的总和数字应当增加10％，以与现行的工资和物价水平相适应。 我听到过这样一种观点，以为尽管这些数据也许是准确的，但并不能证明工人阶级有必要作出任何牺牲。另一方面，人们也公认工人阶级的工作更加辛苦。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的消费也就必须成比例地增加。如果生活费用上涨了，那么不仅是总收入还有工资率也必须作相同程度的提高。这种观点宣称，富裕阶层应该承受战争的全部实际费用。由于战争而增加的对劳务的需求，为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在原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 难道工人真的认为他们应该成为战争的唯一获利者，借战争之便增加自己的消费并且不承担丝毫的战争责任，抑或这只不过是他们的某些领袖代表他们所宣称的观点？那么这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讨论这类问题并非我之所长，而我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因为从政治观点看，我怀疑上述见解能否算得上是一种可能的选择。无论如何，这并不是那种不用采取任何措施、只要袖手旁观就可以自动产生出来的东西。如若我们没有一项全面的计划而放任自流，那么结果只会出现通货膨胀或供应紧缺，而不是上述情形。而我们将看到，通货膨胀完全是有利于富裕阶层的，只会减轻而不会加重他们的负担。在本文结束之前，我将不得不多次强烈地要求应该把我的建议与那些正在实施或即将付诸实施的、实际的可能方案相比较，而不要同那些虚无缥缈的方案相比较。 不过，让我们再检查一遍这些论据。我所使用的数据只是粗略地近似于实际情况。我们并没有确切地弄清楚国民收入是如何在各个不同的收入集团之间分配的，虽然这是件最为重要的事情。关于年收入在250镑以下和2000镑以上阶层的情况，有比较好的统计资料；但对于重要的中间阶层所拥有的国民收入份额则缺乏资料。不过，尽管下面的许多细节可能是 不精确的，我认为这并不会使人们对国民收入分配的整体状况发生误解。像前面一样，我们将使用战前价格和工资水平作为计算标准，因为如果我们撇开这一标准，就会由于情况的不断变化而无所适从。 我们将以战前个人收入的总额为基数，加上预期会在战争中增加的那部分收入，并减去在战前已经支付的费用和税款。 最后一行数字给出了现有收入的余额，在考虑到现存资本所能提供的支持之后，我们必须以追加税收或公债形式从中筹集资金以满足增加的战争支出（这一计算方法引人注目地显示出，年收入在250镑至500镑的收入集团目前所负担的税额极不合理。他们的实际税负在其战前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比年收入在250镑以下的低收入集团还低，后者为13．4％，而前者仅为7.8％）。
我们在第三章给出的新增政府支出为18．5亿镑，不考虑正常的储蓄，其中的1．5亿镑是来自在国内无法实现的那部分自然积累的折旧基金，而有3．5亿镑则来自于出售海外资产和外国贷款。剩下的13．5亿镑则将从追加的税收和新增的自愿或非自愿储蓄（包括正常储蓄）中筹集。 在现有条件下，即使税收水平大幅度提高以及下面提出的延期支付收入建议得到采纳，我们也至少可以指望有4亿镑的自愿储蓄。事实上，我认为这一数字与最有可能实现的估计值相比要低得多，大约少了1．5亿镑。我留下这一差额是为了预防在相反方面可能出现的其他计算错误。这一数字还包括政府手中积累的1亿镑失业基金、健康保险和退休基金、战争风险基金及其他类似基金。既然这笔资金难以分清是来自哪一个收入集团，那么不妨把它看作是相应减少的政府对公共工程的净需求。即使个人除了其他的需求外不作任何的自愿储蓄，另外的3亿镑也全部可以通过建筑协会、人寿保险公司、退休基金会、公司中未分配的利润（单是这一项估计在战前就有3亿镑）及其他社会性渠道来筹集。如果对这一总额在各个收入集团间的分配作稍有些武断的估计（因为缺乏精确的资料），那么就有如下的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剩下的余额仍足以为政府提供9．5亿镑资金。甚至在为计算错误留下更大的余地之后，上述数据也表明，如果年收入在500傍以上者每人都把他们超过500镑的那部分收入作为税款全数上交，也只有6．25亿镑，仅能满足政府需要的2／3。 然而，上述建议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大大超过了我们的财政系统可望筹集到的资金数额。事实上，如此大规模的征税将会导致现存合同和协议的大量违约，从而使可征税的收入急剧减少。这些收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花费在并非用来增加个人消费的各种费用和其他用途上，投入到现存资源最有价值的用途上，以及用于交付对受赡养者的津贴。由此，我们可以推出政府支出的相当部分必须以种种方式从年收入低于250镑的收入集团中筹得。 把豁免界线定在年收入250镑上也是不可行的。大约有243万人在这一收入水平以上。如果把他们超过250镑的剩余收入即10.5亿镑全部取走而又不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收入减少的话（这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样筹得的资金用于满足政府的需要是绰绰有余的。如果战争经费由年收入在250镑以上的收入集团来支付，则意味着要以储蓄和税收（包括原有的和新开征的）形式从他们的战时总收入中取走约3／4，而只留下稍多于1／4的部分用于他们自己的消费。 根据这些数据，如果设想对于每周收入在5镑或5镑以下阶层所增加的战时收入可以不动用分毫就能支付战争费用，也是不可行的。这一收入集团占总人口的大约88％，由于产出增加而工资率不变，在把战时增加的收入考虑进来并扣除了战前税费后，其收入占英国个人收入总额的60％还多，并且其消费量占当前总消费额的2／3。而且这一集团的收入将由于战争而平均增加大约15％。难道我们真的希望，允许收入低于每周5镑的人平均增加15％的消费，而那些每周收入高于5镑的人则只能把他们收入的1／4用于消费？因此，唯一的问题是，这一阶层应该作出多大的贡献，以及如何以最小的牺牲、最大的公正来筹集这笔资金？ 要是我们有一项深思熟虑的计划，那么就能对社会公正问题加以权衡。而如果没有这样一项计划（正如目前这样），这一问题就会被人们漠然置之。 我在下面两章中提出了一项建议作为讨论的基础，在这一建议中体现了这一原则，即比其他任何计划都更有利于实现更大的社会公平。尽管该建议的无数细节都有待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但我希望，这一原则能够始终得到贯彻。要评价这一计划，应当把它同那种实际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替代方案相比较，而不应同某些不切实际的、虚无缥缈的“完美”计划相比较。 五、关于延期支付、家庭津贴和廉价定量配给计划 在阐述下面的观点之前，我不得不考虑是将我的想法和盘托出还是有所保留。如果我提出一项内容详细的具体建议，那么我就将暴露在无数的批评之中，而这些批评又与这项计划的基本原则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我进一步利用这些数据来阐明该建议，那么就会越来越多地陷入猜测，并且有使读者陷入琐碎细节的危险。而这些细节也许是不准确的，完全可以在不对此计划伤筋动骨的情况下加以修正。然而，如果我只限于笼而统之地谈论这个计划，那么就不能提供足够的东西供读者咀嚼，并且，既然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的轻重缓急并非是无关紧要的，那么我实际上就是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 因此，我宁愿冒陷入琐碎细节的危险，也不愿语焉不详，但这有赖于读者对我这种做法予以善意的理解。不过，如果我首先在这一章中进行某种概括说明（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数字），而把蓝图留到下一章，那么也许会有助于读者弄清基本原则和说明性的具体内容。 在考虑到战时的产出增长、战前的税收收入以及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指望的那部分储蓄等几方面因素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私人手中保留的大约9．5亿镑，不能用于消费而必须转而用来资助战争。 我认为，也许这笔资金的一半，即5亿镑，可以通过税收形式来筹集。实际上，约翰·西蒙爵士的紧急预算中所开征的战时税，撇开征收中的时滞，全年也许可以提供4亿镑资金。即使我们能够避免明显的通货膨胀，在这部分税额中也包括至少1亿镑的超额利润税。当然，通货膨胀可以极大地增进赋税收入。不过，即使没有这种偶然性的帮助，这笔税收也是丰裕的，它一方面是作为更高产出水平的反映，另一方面是由于利润在各个企业间的分配与基数年比大不相同。依靠其他一些财政手段，包括对非必需类商品征收销售税，可以再筹集到1亿镑。除了广泛征收销售税、工资税以及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税收手段外，在适当考虑到公平和效率后，要想靠我们的财政机器来筹集一笔更大的资金将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我们已经取得的4亿镑信用贷款，想不借助通货膨胀的任何帮助，只通过自愿储蓄来弥补剩下的4.5亿镑缺口是不切实际的。必须记住，我们已经假设，对于9亿镑政府贷款（3．5亿镑来自出售海外资产，1．5亿镑来自折旧基金，4亿镑来自新增储蓄），公众每年愿意提供的资金数量，比之于从投资政府基金、向国外借款和出售黄金储备的过程中所能得到的收益，要少得多。因为，按照我们的假设，总的新增政府支出不是9．5亿镑而是18．5亿镑。由于我们已经看到的种种原因，这笔追加储蓄将不得不主要来自每周收入5镑或5镑以下的收入集团，而这就要求改变他们那种尚不清楚的开支习惯。 由于同样的原因，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对低收入集团的影响都是大同小异的，都会缩减低收入集团的潜在支出。通货膨胀是代价最高的一种选择，因为这无疑会对企业家阶层有利，却可能会使工人失去其真实收入的20％。通货膨胀还有一个与一般销售税相同的缺点，即对最低收入阶层来说都是不堪负担的。像从通货膨胀中获益的原有税种一样，新开征的税种，例如销售税、工资税，最终都会加重工人的劳动负担，掠走他们的一部分收入。工人将不得不更加辛苦地工作，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决不可能从中获取任何个人利益。如果财政部和工会领袖在他们所能最容易达成一致的地方不谋而合，即没有明确的政策而放任自流，拒绝新思想而因循旧例，那么上述结果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一方面要增加对战争的投入，一方面又想同时增加等量价值的消费，这无疑是异想天开。投入战争的资源只能用于战争而不能同时用来增加消费。因此，那些为战争而努力的人们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他们完全放弃这一数量的消费；要么把这一消费加以推迟。 保留对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即使他必须推迟对这些果实的享受。这样，他的个人财富就增加了，因为这种财富意昧着对延期消费权利的掌握。 这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出路，即每个人收入的适当比例都必须采取延期支付的形式。 随着这条一般原则的确立，实现我们这一任务的种种困难也开始接踵而至。即使我们以最粗陋的可能方式，对扣除战前税费后所有的剩余收入实行延期支付，比如说延期20％，这也仍然要比采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好得多。不过，舆论要求一项深思熟虑的计划，特别是一项新计划，不应当只是比无所作为要好一些，而应当是要好得多，尽管新计划也得同样面对原先那些计划所受的批评。不过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人们期望这项新计划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 我们对这一要求表示欢迎。这一计划也许打乱了财政部所急需的既定安排，但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扰乱变成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的良机，那是再好不过了。 考虑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在延期支付计划的第一条原则之后，再加上第二、第三条原则。我们上面已经建议过，所需资金中大约一半可以通过即刻征收税费来筹集，另一半则可以通过对收入的延期支付来获得。所以，我们的第二条原则是，新增税收的大部分应由年收入在250傍及250镑以上的收入集团来承担，而低收入集团的贡献则主要采取延期支付的形式，即并不要求他们完全放弃消费而只是推迟消费。 第三条原则是必须致力于维持足够的最低生活水平——至少不逊于迄今为止的现存水平。因此，在第二条原则加重了富裕阶层负担的同时，第三条原则又特别减轻了贫困阶层的负担。 要贯彻这两条原则需要两个截然不同的计划。我最初在《泰晤士报》上提出来的那个方案，试图定下一条最低限度的收入豁免线，而对于已婚者则根据其家庭人口的多少作相应的上调。批评意见认为这一计划所能带来的最终津贴太少，这是不无道理的。接下来将提出的新方案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我敢说它能带来更大的改善。 在过去的几年中，舆论的重心已倾向于赞同实行家庭津贴。在战争时期我们自然会比平时更加关注生活费用问题。并且，一旦出现生活费用上涨的势头，人们就会要求相应提高工资，而家庭津贴问题也肯定会被摆上桌面，因为生活费用上涨对家庭负担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规模的大小。要在战争期间进行这样一项社会改革，其代价将是高昂的，甚至在和平时期我们也不一定负担得起。所以乍一看，这种建议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然而，事实上在这样一个时期，社会改革的需要是如此之迫切，以至于可能为进行这场改革提供了最佳时机。 其他许多人也持有类似观点。因此，我推荐这样一种家庭津贴方案，即对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提供每周5先令的现金补助。我估计实施这一方案的净费用是1亿镑，得出这一数字的根据见附录（第475页）。 那么是不是有了这条措施就足够了呢？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有相当大一部分低收入阶层，其收入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增长，或者无论如何跟不上生活费用上涨的步伐。即使工会同意实施延期支付或类似的计划，他们也会要求采取某种保障措施来防止价格上涨到工资水平之上。 这个重要的意见受到了亚瑟·索尔特爵士、R．H．布兰德先生和希克斯夫人的大力支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建议对消费品实行最低限度的固定廉价定量配给，虽然这一措施也许需要进行一定的补贴。如果我是财政部的咨询顾问，我将不无忧虑地看待这一措施的实施，因为在一定条件下财政部也许会因此而背上难以负担的包袱。不过，这一建议如果是包括延期支付在内的全面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得到了工会的赞同，那么我也将对此表示欢迎。 生活费用指数所涉及的那些商品不应该都包含在最低定量配给计划中，而应限制在战时能够获得的少数几种必需品的范围内。对于配给品的未来价格也不应作出绝对的保证。不过，应该同意，如果最低限度配给品的价格出现任何上涨，工会都有权敦促相应地提高工资。 不过，这样一种安排必须以同时接受延期支付计划为绝对条件，而且工会必须同意，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只是服从于上述防护目的，而不能得寸进尺，以生活费用上涨为借口要求进一步提高货币工资。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那么消费者手中的巨大购买力将使得任何企图固定价格的尝试变得极其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最低限度的廉价定量配给只会导致购买力更多地在其他用途上释放出来，并且将把其他商品的价格抬高到与配给品的固定价格过分悬殊的水平上。试图固定消费品价格而同时却让消费者手中的购买力无限膨胀，这无疑是一个错误。 这样一个方案，与渐进的通货膨胀或工资税相比，能为工会带来显而易见的巨大利益。尽管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工人付出了更多的劳动，但他们肯定迟早都将享受到与他们的贡献完全相当的消费水平。而同时，即使是在战争时期，家庭津贴和廉价定量配给也将实实在在地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经济地位。我们将成功地把这场战争变成促进积极的社会进步的良机。有的人徒劳无益地企图逃避这样一场正义战争的合理负担，结果却陷入了渐进的通货膨胀。相比之下这项计划可以获得更大的好处！ 六、具体内容 在上一章中，对于应予以延期支付的收入的比例，以及应免予延期支付的最低收入标准，我并没有给出确切的数字。对原则表示赞同的人也许会在细节上意见相左，因此，尽可能地把这两者分开来谈要好些。我提出下面的看法作为讨论的基础。这项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一个与程度和评价相关的问题。如果这些计划误入歧途，那么可能是因为对每周收入在5镑以下的收入集团让步过大，以至于使这些计划难以维持下去。我认为，在产出充分增长和政府支出不超过前述估计数额的假设下，这些让步仍然是可行的。但如果这两个假设都失效了，则这些让步也无从谈起。 这些具体细节是以下面几点为基础的： （1）收入在每周5镑或5镑以下的收入集团的真实消费总额应当尽可能长期地维持在接近战前的水平上。 （2）在这一收入集团下层的那些人，可能从战时收入的总增加额中获益甚少，甚至一无所得。因此，如果要维持他们原有的生活水平，那么其当前收入中的任何一个重要部分都负担不起延期的支付。 （3）既然生活费用相对于工资率（虽然不是相对于总收入）出现某种上涨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在任何计划下都难以消除个人待遇的不平等，那么我们应当确信，通过家庭津贴形式来对家庭成员提供支持，可以抵消这种不平等，从而使他们的境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4）既然与高收入集团相比，低收入集团新增的战时收入也许在更大程度上代表着工作量的增加，那么后者的贡献就应该主要是采取延期支付收入的方式，而前者的贡献则应主要采取新增税收的形式。 （5）在现存的津贴和补助下，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可能会带动生活费用相对于工资至少上涨5％。 剩下的一个问题是，依靠税收和延期支付，我们是否能够筹集到全部所需的9．5亿镑，或者更确切地说，包括家庭津贴费用在内的10．5亿镑资金。我在《泰晤士报》和《经济学杂志》上提出的这些计划，对于这一点也存有疑问，并且公开承认难以达到所需的数额。现在我似乎最好提出一个可以绰绰有余地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案作为出发点，即使它可能有些过于理想化。因为随后的让步肯定会削减其最终结果，所以，如果从一个适中的、不是满打满算的方案出发，最后的结果将与我们的目标相差甚远。由于下一章所介绍的种种让步可能会耗去至少5000万镑，所以我打算以总额为6亿镑的延期支付规模为目标。 我们不可能精确地预测下面我所提出的这些实际规模事实上是否能够实现其目标。它们的目的在于贯彻前面那些原则。如果这些规模被证明是难以达到的，那么可以进行相应的修正。下面是旨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负担分配情况：
①包括战前税种的新增收益。 ②为了简单起见，我假设，为儿童提供的现存所得税津贴已经花费在对年收入250镑以上集团每个儿童平均5先令的补助上，这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也许稍有夸大。因为这笔津贴已经耗费在对收入250镑至400镑的家庭的儿童每人3先令9便士、后来逐渐提高到7先令6便士的补助上。 考虑到生活费用比战前高10％，而工资只提高了5％，因而工资的提高只是部分地抵消了生活费用的上涨。上面所估计的损失则主要是由于生活费用相对于工资上涨过速造成的。大致地说，这就是现状。上面的估计假设，这一因素对高收入集团的影响要比对低收入集团的影响小一些。 从战前真实消费水平看，上述最终结果大致意味着，高收入集团的总消费量减少了整整1／3，而低收入集团的总消费量则毫无变化。不过，读者可以看出我现在已经深深地陷入了统计困境，我大胆地、也许是过分大胆地给出了这些数据，因而在细节上某些严重的错误也许在所难免。 这种分配负担的方案也许会招致批评，认为要求高收入集团所作的相应牺牲过重。这一计划当然是利用战时财政的机会来进行广泛的收入再分配，以实现更大的公平。难道任何认真负责的工人阶级领袖相信，徒劳无益地追随生活费用的上涨而提高工资，或者任何其他可能的方案将会比这项计划更公正、更有利于低收入集团？ 在此所提出的建议是强有力的。每周3镑或3镑以下的最低收入集团不能从战时的收入增加中获益。对有的家庭成员来说，他们已经取得的任何改善都是弥足珍贵、难以割舍的。上述建议为这些人提供了特别的保护。 实现这一结果的最佳方案是什么？我在《泰晤士报》上所提出的方案，其优点是能够向纳税人显示直接税和延期支付的综合结果。这一方案在具体内容上易于招致各种无损其主旨的批评。不过，在经过多次反思之后，我尚未发现一项可以更好地表达这种一般目的和结果的计划。因此，我对这一方案有所保留，准备进一步加以修正。例如，对于以家庭津贴形式在低收入集团内进行的再分配，以及这一方案与直接税负担的相互关系，都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考虑。在附录中（第475页）给出了经过修正的方案，其具体的效果展示如下。 （1）儿童津贴。现存所得税下的那种儿童津贴制度，仔细地检查其内容会发现它是极为不合常理的。一个年收入250镑的人，他的第一个孩子可以获得每年7镑的津贴，但接下来出生的那些孩子却一无所获。这笔津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渐提高，其最高限额是每个孩子18镑15先令。不缴纳所得税者一般不享受儿童津贴，虽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给他们发放津贴。我提出一个统一的津贴方案来替代现存儿童津贴制度，在这一方案中，每名儿童有每周5先令或每年13镑的津贴，凡是缴纳所得税的家庭和加入了人寿保险的人口都同样可以获得这种津贴。 （2）基本的最低收入线。关于应该免于延期支付的基本的最低收入线，我建议，对于未婚者是每周35先令，已婚者是每周45先令。如果有更好的不同数字，可以通过改变超过基本最低线的那部分收入中应当上缴的百分比来进行调整。 （3）超过基本最低线的收入。超过基本最低线的所有收入，其中的一定比例，一部分作为直接税；一部分作为延期支付上缴政府，这个综合百分比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迅速提高。计算这个百分比的准则见附录（第476页），不过，在下表中更为清楚地列出了其在各个收入水平上的计算结果。把已婚但尚未生育的人作为标准，其收入中应用来负担延期支付（以及他应缴的所得税和附加税）的百分比见下表：
注：￡：英镑，s：先令 在接下来的表格中所给出的家庭津贴，与上面的方案相比，对低收入集团中有幼儿的人更为有利。在到每周75先令为止的各个收入水平上，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孩子，则他将从中获益匪浅。 （4）在税收与延期支付间的分配。按上述方式扣留的收入的适当部分将用来缴纳所得税和附加税（如果有的话），最后的收支余额将以下一章所介绍的方式作为储蓄记入纳税者的贷方账户。所有这方面的最终结果按不同的个人情况见下表：
注：s：先令，d：便士
注：s：先令，d：便士 因此，一个有两个幼儿的已婚者，在不到75先令为止的各个收入水平上，实际获得的现金存留要多于其收入；而有三个孩子的已婚者在到大约95先令为止的各个收入水平上，实际得到的现金存留要多于其收入。家庭成员用于即时消费的现金增加了，另外还有大量的延期支付的收入记在他们的存款账户上。对一个每周收入在5傍以上的已婚者，有如下结果
在高收入范围内，延期支付的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下降了不少。但不能认为这一百分比已经太低，因为用来支付庞大津贴的资金很大部分是来自他们所上缴的所得税和附加税。例如，在每年10万镑的收入水平上，延期支付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4％，但在缴纳了这些税费以后，在剩下的收入中延期支付的比例就上升为21．5％。 （5）征收方式。对于加入了社会保险的人口，延期支付收入的征收方式与社会保险的征收方式相同。每个加入了保险的工人都应持有一张延期支付卡，并由雇主加盖印戳。对所得税的缴纳者，延期收入的征收方式与所得税相同。对于年收入750镑及750镑以下的阶层，考虑到对所得税的补贴之后可以予以相应解决。对于附加税的缴纳者，延期收入的征收方式也与附加税相同。因此，延期收入的估算和征收工作都无须启用任何新的方式——这在战争时期是个很大的好处。 在收入波动的情况下，适合每个支付期间的延期支付比例最初可能难以理顺。不过，可以按照季度或其他方便的间隔把这一比例调整为与平均收入相适应的水平，而这样做所需的一切资料都记载在卡片上面。 （6）延期支付收入的保管。应该允许个人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机构来保管他的延期支付收入。他可以选择他所支持的团体、他的工会或者其他任何为了医疗保险目的而批准设立的机构；或者，当上述选择都不合意时，可以考虑邮政储蓄银行。因此，应当鼓励工人自己的机构来掌握他们的资源；而且，如果工人们希望如此，则应当给予这些机构相当的自由处置权，决定在何种条件下，这些资源可以提取出来以解个人的燃眉之急。在下一章将介绍这种方案。 通过降低所得税的最低豁免线，以及把不同收入水平的所得税和附加税税率有效地提高到附录（第476页）所列出的百分比上，可以获得同样的结果。这一点是易于理解的。对于那些讨厌空想的方案而喜欢明白易懂的方法的人，这一计划是个可靠的选择。如果该计划能与家庭津贴方案一同实施，我看不出任何可以在财政上加以反对的理由。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我更喜欢那种新颖的建议，它所保有的奋斗精神更强烈，而包含的牺牲意识更少，并且实际上所要求的牺牲也较少，可以让生活安全的好处泽及整个社会。这种安全是由节约下来的资源来承担的，但其范围却比以前广泛得多。 七、延期支付收入的发放和资本税的征收 在这一计划中，延期支付的那部分收入应当作为限制其所有者使用的存款以2．5％的复利储蓄起来。像上面提到的那样，他可以选择自己所支持的社团、机构，或者当这些选择不可行时，考虑邮政储蓄银行来保管这笔资金。如果上面计划中的征收目标得以实现，那么以此种方式积累的总金额合计大约每年有6亿镑。实际上，由于存在各种合理的让步，积累总额也许要少于这个数字。 首先，对于某些战前签订的确定的储蓄协议，例如，给建筑协会的分期付款、向人寿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费、分期付款的购买协议，也许还有银行贷款协议，应当允许个人用其限制使用的存款来偿付。这样做也许是合情合理的（我已经预留了5000万镑作为回旋余地，如果还不够，我相信，在延期支付计划之外我对所能指望的自愿储蓄的估计作了大量潜在的保留）。用延期收入来缴付遗产税也是在清理之中的。 其次，应当允许人们使用其延期支付的收入去购买新的人寿保险或人寿定期保险单。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与特殊环境相适应的方式来制定鼓励这类行动的方案。 第三，既然这些储蓄是个人自己打算用来增加其安全感，以备他的家庭和他自己的不时之需，因此只要能征得他所支持的社团或邮政储蓄银行的同意，就应当允许他使用其存款来应付诸如疾病、失业或家庭的特殊开销。 然而，总的来说，这类存款应当在战后才能提取出来使用。政府应当确定一系列日期来分期发放这些储蓄，以免出现过分的拖延。但同时，这些日期也不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算而得出的结果，这些计算的根据则是对养老金和类似下面所提出的资本税所作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或纳税资格评审。 最终发放这些储蓄的适当时间将是在战后第一次衰退袭来之时。因为到那时经济形势将与现在截然相反。那时我们将有能力生产出超过目前需求的供给，而不再是需求大于供给。因此，延期支付制度将带来双重的好处，而且将来它在防止通货紧缩和失业方面所起的作用，与现在它在防止通货膨胀和紧缺资源的耗竭方面所起的作用，差不多是同样卓有成效的。因为，在战后我们极有可能像现在急于对消费需求进行压缩一样，急于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私人支出有时难以用来增加消费，而有时则能使闲置资源得到利用，因此，把私人支出从前一个时期推迟到后一个时期无疑是明智之举。 如果能够在这些条件下发放这种储蓄，那么这一制度无论是在真实资源还是在财政方面，都可以迅速获利。在真实资源方面，它能迅速获利是因为劳动力和生产能力可以被充分利用起来满足消费；在财政方面，它之所以能迅速获利则是因为有了这一制度，要防止失业就不必通过筹集其他形式的贷款来发放失业救济、兴建公共工程了。 不过，根据我的体会，计划的这一部分比其他任何部分都更易引起人们的疑虑。人们担心这种限制使用的存款最终的偿还会困难重重，我对这种批评感到吃惊，因为对我来说它似乎不合情理。如果自愿储蓄也有类似的偿付问题，那么国债所遇到的困难跟它是大同小异的。而且财政部保留了确定发放日期的自由处置权，因此与战后可能留下的大量短期债务相比，这一部分特殊的国债实际上是易于处理的。我想，这种怀疑的根据是，与正常的储蓄相比，当以延期支付方式形成的储蓄到期以后，人们更有可能倾向于立即把这笔存款提取出来花费掉。我不能确定这一猜测离实际情况有多远。也许这种限制使用的储蓄有助于更广泛地传播进行小笔储蓄的习惯，也许人们会像对目前的银行储蓄存款一样，对这种存款的大部分有节制地支取。不过，我并不指望这些。实际上，如果在这些存款发放之时人们并不把它们花费掉，那么我前面所预测的这种存款对于就业的好处也不会兑现。无论如何，社会救济和改善就业状况都需要资金，因此在发放这种存款的同时，必须寻找新的款项来替代它。我在此所做的不过是设想我们可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防止在找到替代的贷款之前就把这种储蓄支取花光。 然而，无论舆论对这个问题如何地放心不下，人们仍将会发现这个困难能够自行得到解决。如果这场战争持续到两年以上，国债就会急剧增加，让人穷于应付，并且将在未来几年拖累国家的财政。照我看来，正如上次战争结束之时一样，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能在战后第一次衰退到来之前就实行对资本征税的政策，那么无疑是明智之举。因此，这也许是一个把延期支付和征收资本税联系起来的极好时机。 因此，我建议我们应当承担起这项任务，即在战后征收资本税，这样将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以摆脱对延期支付收入的依赖。我仍然坚持发放延期收入和征收资本税这两项措施最好不要同步进行。在严重的失业状况出现之前，我不愿放弃扣留延期支付的收入所能带来的巨大好处；而当衰退到来之时，又恰恰是最不宜征收资本税的时期。如果这种资本税要求一次全部缴清，那么最好选择战争结束后最早的可能日期。特别是当暂时的繁荣即将出现之际，就更应及早缴付。不过，也许选择在一段时期内分期缴付更好，因为这样能减少麻烦，方便征收工作。这种做法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即可以为征收永久性的资本税在管理方面铺平道路，而这种资本税将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新增的财政手段，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大大胜过所得税。无论如何，战后将有大量的国债券等待结清，因此在技术上也没有理由让资本税的征收与延期收入的发放同时进行。 劳工集团常常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资本税应当直接构成当前战时财政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理由是，战争应当成为减少当前财富不平等状况的良机，而不应加剧这种不平等。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并且上述计划完全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同时，对于在战时征收资本税真正坚定有力、无可辩驳的反对理由，人们又避而不谈。我所关心的主要地并非是管理上的困难，虽然这些困难也许是难以克服的。问题的要点在于资本税现在几乎无助于解决当前的难题。一项值得征收的资本税不可能从富裕阶层的当前消费中抽取。人们只能通过把他们的资产转交给政府来缴付这项税款，而这种资产的资本价值对于当前的财政任务并无多大助益。这样做除了缩减当前收入下的消费外不会有别的作用。而且，由于我在第四章曾提出过的那些原因，没有什么权宜之计足以使低收入集团能够在他们的消费中实现新增购买力的相应增长。对这一收入集团而言，除了推迟他们的支出外，别无选择。通货膨胀虽然使他们得以把这笔钱花销出去，但同时又掠走了这笔花销所能获得的果实。不过，在此所提出的计划可以确保他们最终能够完全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 在延期支付收入的基本管理原则确定以后，也许另外还有一些好机会来应用这种设计。尤其对现役军人来说，在这一制度下，他们的经济地位与在民用部门就业的人相比也许能够更平等一些，他们可以把与其服役年限成比例的适当部分的收入作为被限制使用的存款储蓄起来。通过对财产征收资本税来支付“退伍军人津贴”是一项特别合适的义务。 这一制度对于超额利润问题的处理也是非常有用的。一项理想化的建议往往要求在战争期间不允许存在任何超额利润。这无疑不是一项明智可行的建议，因为它将打击企业家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上次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铺张浪费。财政部的利益在于尽可能地扩大税前超额利润的总额，而如果企业家们全然丧失从事经济活动的兴趣，那么要获得尽可能大的税基只能是水中捞月。当前的超额利润税是60％，包括所得税在内就增加到75％，而对附加税缴纳者来说这一百分比就更高。如果这种计算的根据是公正的，因而法定的超额利润也是实事求是的，那么这就为某种适度的增长留下了余地。不过，如果这项计划能够使超额利润在扣除了超额利润税和所得税后的余额以限制使用的存款形式储蓄起来，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八、定量配给、价格管理和工资控制 工资水平徒劳无益地追随生活费用的上涨而提高，两者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平衡的机制将在下章描述。不过，从所有的方面来看这都是一种最糟糕的解决办法。 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通过税收或延期支付方式从市场上收回足够的购买力，消除推动价格上涨的这种势不可挡的力量，是避免陷入恶性循环的唯一出路。不过，还有不少人相信存在着另外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即通过定量配给和固定价格双管齐下来控制生活费用，如果这种措施取得成功，那么对工资的控制也将是轻而易举的。 有的人认为仅凭这些措施就足以实现均衡，我相信这是一种危险的空想。不过，定量配给和价格管理应该构成综合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许可以成为主体方案的一个有价值的补充。所以，在此讨论这个问题是恰当的。 有两个主要的反对理由，认为实行定量配给和价格管理这样一种措施并不会同时带来购买力的回收。第一个反对理由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之间的消费是千差万别的。如果我们的需要和爱好是千篇一律的，那么取消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也不会造成任何真正的损失。实际上，把完全相同的配给品分配给我们每一个人，这种方式会造成资源和效用的极大浪费。对于某些消费品——面包、糖、盐，也许还有熏肉——这种配给制是没有什么害处的，虽然甚至在这里事实上也还存在着个人消费习惯的广泛差异。不过，一旦涉及这样一些消费品——牛奶、咖啡、啤酒、烈酒、鲜肉、服装、鞋类、书籍、衣着用品、家具——爱好和需要的多样性在此就居于突出的地位。强制要求每个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他的不同支出项目之间作出这样的划分是荒唐可笑的。而且，要求对所有需要的物品都进行配给也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有某些商品不受控制，那么购买力的压力就会促使生产转到这些方向上来，虽然这些商品也许是人们最不需要并且其本身也是不值得追求的。最好，如果有奇迹出现，这一措施取得巨大的成功，消费得到了彻底的控制，那么将有相当大一部分收入留在消费者手中不能够再花销出去。倘若一开始实施延期支付也能产生同样的结果，那么上述措施不过是一种精心设计、拐弯抹角而又费力耗时的方法。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防止一定比例的收入被花销掉，那么唯一明智的做法是从目标本身开始，即通过延期支出或税收方式来扣留一部分收入，并且允许消费者对于其可支配的收入如何在不同的消费项目间分配能够作出自由的选择。这样就可以避免巨大的麻烦和惊人的浪费，并且使消费者得到更多的满足。戴维·罗在最近的一幅画中，把约翰·西蒙爵士描绘成拿着一条皮带苦苦思索、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该勒紧“他的肠胃还是他的口袋”，这幅漫画传神地表达出了对于这件事的深刻评论。一个自由社会更应该把勒紧口袋作为它的选择。在现实中，个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差异，赞同实行全面的定量配给、取消选择的自由，便是对这种差异进行粗暴践踏的典型产物，有时这被称作布尔什维主义。 一项精心构思的定量配给政策，其目的与此迥然不同。这项政策的目的并不是要控制消费总量，而是试图尽可能公正地把消费从某种由于特殊原因而不得不对其供应加以控制的物品上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例如，由于中断了与丹麦及波罗的海国家的贸易，有必要把熏肉的供应限制在正常水平以下，唯一可能的替代途径是从美国进货，但这又会造成同其他更重要的项目争夺我们有限的美元储备；或者，不可能分配足够的船舶吨数来运输能够满足当前需求的食糖。因此有必要促使人们减少对熏肉和食糖的消费，转而购买其他东西——与减少人们的支出总量相比，这是个大不相同的问题。如果这种我们希望限制消费的商品不是日常的必需品或一般消费品，那么通过提高价格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这一目的。然而如果是必需品，对它的特别提价则是不受欢迎的，此时这种限制消费的办法只能弃而不用，而定量配给则有了用武之地。 实行固定价格，对价格提高进行立法限制，而同时又不对购买力加以任何控制，这种做法难免会招致非议。因为这一政策确实能够增加消费压力，促进货币收入的使用和宝贵资源的消耗。如果当局准备用于民用消费的资源数量受到严格限制，那么固定价格的实施就可能以出现商店供应紧缺和排队抢购而收场。 然而，固定价格的付诸实施和反对价格提高的宣传无疑要比过时的通货膨胀更能迎合当今的时尚。这一政策在政治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这一政策的批评是，与旧式的通货膨胀一样，它在实现平衡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然而事实却与此截然相反。我确信，如果在今后6个月不采取适当的步骤来缩减消费者的购买力，那么我们最后更有可能看到的将是供应的短缺而非势如脱疆的物价上涨。无论是大众还是厂家、零售商，都对提高物价抱有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这种心理过去常常导致迅速的通货膨胀，而今天却逐渐被一种不同的观念所取代，无论这种观念是出自私意还是公心。因此，我相信一场典型的通货膨胀在今天与我们相距甚远。我对这种新的态度表示欢迎，因为这意味着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之前，我们可以有更长的时间来实施一种能够真正实现平衡的政策。不过，这并非是一项万全之策。供应短缺和排队抢购将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和巨大的浪费，并且会毫无必要地加剧公众的紧张情绪。俄国和德国长期以来都对这样一种方式情有独钟，而我已经说过，这种选择是合乎时尚的。然而，我们要寻找第三种可能的选择，这是一种真正的解决办法，能够在增进普遍利益的同时维持消费者个人的选择自由。 我并不想直接处理工资问题。我认为间接地解决这个问题更为明智一些。如果不能把消费者购买力的必要部分从市场上收回，那么即使不出现奔腾式的通货膨胀，物价的大幅上涨也将不可避免。政府试图控制一部分一般消费品的努力迟早都需要进行大量的补助，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预算的不平衡（财政大臣最近宣称，在这方面的临时性举措每周要花费国库100万镑）。而且，生活费用的大幅上涨肯定会引发提高工资的要求，这种要求多少可以如愿以偿。 另一方面，如果通过收回购买力就可以间接地解决这一问题，那么提高工资的做法就毫无必要了，因为工资的提高会带动价格的上涨，进而引起恶性循环。劳工阶层对于待遇的改善已经提出了一些特殊要求，但当进口商品的价格提高而引起物价上涨时，对他们也应该给予某种补贴，或者把工资稍加提高以部分地补偿他们的损失。不过，这可以消除使尖锐的工资问题趋于激化的主要因素，并且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把在战争期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更为合理这一问题，交给工会主义者，让他们凭借自己的常识和公心去作出判断。 不过，如果延期支付计划能够得到采纳，那么就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缓解工资问题。因为如果能够收回足够的购买力，那么实施一项审慎的政策来对有限几种必需品的价格进行控制，其风险和代价就不会再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了。因此，我建议（以采纳延期支付计划为先决条件），应该对基本必需品的有限范围作出规定，这一范围要比劳工部生活费用指数所涉及的消费品范围窄得多；并且政府（用不着作出任何特别的保证）应当尽力防止以这些必需品为基础的生活费用指数出现任何上涨；而且工会站在他们的角度上（也用不着作出任何特别的保证）也应该同意，除非政府未能成功地制止生活费用指数上涨，否则他们将不会以此为理由来强求工资的任何提高。这一建议决不是我们主要计划的核心，而是这些计划的进一步发展。 九、自愿储蓄和通货膨胀的机制 对于我们前面几章所提出的计划，还有一些替代方案。这些方案在激烈程度上不比前者弱，如果它们能够付诸实施，其效果也不会逊于前者。例如，征收50％的零售税或20％的工资税；或者，如我在前面指出过的，提高所得税，使之取得与延期支付完全一样的效果。在这些激烈而效果相同的替代方案中作出的选择，必须根据对公众心理、社会公平以及管理上的方便等种种考虑而定。 然而，那些反对延期支付计划的人，通常来说，并不是因为他们更偏爱上述某一种激烈的替代方案，而是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常规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说，按当前的方式实行严厉的税收，以及通过积极的宣传来促进自愿储蓄。 现在的这种政策意味着两种可能。首先这可能意味着我们是在重复上次战争中的政策（虽然在细节上做了必要的修正），即通过足够程度的通货膨胀把税收和自愿储蓄提高到所需的水平之上。这一过程的机制就是本章的主题。 不过，这一政策还可能意味着——这也正是其鼓吹者所声称的——某种比它本身更胜一筹的东西，即不借助通货膨胀而实现供求平衡。 很清楚，要实现如此美妙的结果，其可行性只是个程度问题。例如，如果与1938-1939财政年度相比，财政支出的增加不超过10亿镑，或者也许是12．5亿镑，那么我们自然可以认为仅靠“常规的”方式就足以满足需要（当然是以可获得的资本资源为补充）。另一方面，如果支出的增加在17．5亿镑或更多（按战前价格计算），回顾一下我们在第三、四章所给出的统计背景，实际上可以肯定此时单靠常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对常规方式作用限度的不同估计引起了意见的分歧。我则倾向于把以常规方式能够可靠地应付的最高支出额定在12．5亿镑左右，而且我相当确信这种方式对于15亿镑的新增支出力有未逮。 接下来我们必须对一种极其重要但又常常被忽视的考虑加以强调。让我们设想，在缺乏激烈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指望的自愿储蓄（比方说）有5亿镑，但却需要7.5亿镑来平衡战争预算。因此，我们总得借助于眼前这些激烈方式中的一种来筹集资金，弥补2．5亿镑的缺口。这正是目前我们不得不面对却又易于忽视的基本困难。只要我们限于“常规”方式范围内，就总可以指望能够获得这一数量的自愿储蓄；而一旦我们采用激烈的方式，就不能再得到同一数量的自愿储蓄了。因为在我们通过激烈方式获取的资金中，有一部分必定是以牺牲先前所获得的自愿储蓄为代价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自愿储蓄的数额是与所得税的水平密切相关的。如果提高所得税，那么该项税收总收入的增加并不意味来自税收和自愿储蓄的总收入增加，因为更高的税收不可能完全靠减少消费来缴付，而是至少有一部分要靠减少储蓄来满足。 因此，只要支出增加的速度超过了常规方式所能应付的最大限度，那么激烈的方式就必须足以提供高于这一超支额的收入，因为我们再也不能指望有以前那样多的自愿储蓄来源。因此，不同于公共机构的储蓄和契约性储蓄，我对私人自愿储蓄不抱任何希望，虽然我希望这一论调能够被证明是过于悲观了。 顺便提一下，显而易见，战时储蓄运动所取得的不凡业绩对于储蓄这一方式的前景并不能在统计意义上给出任何有用的提示。与邮政储蓄银行和股份银行的储蓄率相比，战时储蓄提供了更为优厚的条件，因而自然吸引以前存放在其他地方的原有储蓄。而且，雇主为了取得营业执照而预付的支出也常常有助于储蓄集团的形成，这些支出是通过将来从收入中扣除而逐步偿还的。因此，公开发表的这种储蓄总额的数字中包含着过去和未来的储蓄，而且在这样一个时期人们已经预先认同了这一名义上的总额。因此，如果当前储蓄的含义是当前收入超过当前支出的余额，那么在这一意义上，很难说上述总额中哪一部分是当前储蓄。 在我看来，这个一般理由有力地证明了，诸如依靠现行政策下的税收并以自愿储蓄为补充的常规方式，就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战争努力这一类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激烈的方式而一味依赖自愿储蓄，就有不知不觉滑到用通货膨胀来刺激自愿储蓄的泥潭中去的危险。这样就引出了本章的主题。 用自愿储蓄来筹集战争经费并不存在任何困难——前提是把其后果撇开不谈。而这正是危险之所在。一个掌握了银行业和货币发行体系的政府总是可以筹集到足够的现金来购买国内产品。在把用税收和外汇储备来清偿的进出口贸易的逆差计算进来以后，政府支出的余额必定会以自愿储蓄的形式存留在大众手中。这在算术上是确凿无疑的，因为政府已经购买了大量商品，大众收入的一部分正是从中赚得的，而这部分却无处可花。这笔额外的进款增加了人们的收入，如果出现物价上涨，那么存留下来的收入将刚好与从前一样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但又很少为人们所理解，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仔细探究一番。 让我们设想，按战前价格计算，国家的产值是55亿镑，个人收入（包括转移支付）约为60亿镑，税收收入是14亿镑，用来支付进出口逆差的外汇储备或国外借款是3．5亿镑，而政府支出，也按战前价格计算，是27．5亿镑，即除转移支付外是22．5亿镑。在扣除用来支付税收的14亿镑后，剩下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是46亿镑。不过，既然政府已经购买了22．5亿镑的产品，那么只有32．5亿镑（55亿镑-22．5亿镑）的商品（按战前价格计算）留给大众去购买。现在，如果大众自愿地储蓄了13．5亿镑，也就是说，按战前价格计算，在他们的46亿镑收入和32．5亿镑可获得的商品价值之间的差额总共有13．5亿镑，显然，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用不着对价格作任何提高，商品的供应就恰好能与需求相平衡。 不过，如果在这些条件下，大众不愿意储蓄像13．5亿镑这么大的数额，那么以自愿储蓄来筹集战费的制度是否就失效了呢？当然不是。因为在上次战争中我们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制度。然而，因为价格上涨的速度要比工资提高的速度快，这样，大众进行储蓄的意愿就不可能满足上述条件。那么到底问题何在？如何解释这个悖论？ 首先，让我们假设，大众的自愿储蓄不是13．5亿镑，而只有7亿镑，并且他们试图用剩下的39亿镑来购买按战前价格算只值32．5亿镑的商品。显然只有把价格提高20％才能使供求平衡，因为那时这些商品将值39亿镑（32．5亿镑＋6.5亿镑），正好与人们所打算支出的收入金额持平。而且，那些卖出39亿镑商品的人实际上只花费了32．5亿镑，因此他们将获得65亿镑的差额作为额外的末开销收入，这恰好是政府所需资金的数目。 然而，很快我们会发现这种办法只能暂时地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理由期望这6．5亿镑未开销的额外利润将全部转化为永久性的储蓄。这笔资金落到被授权使用它的人手中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打个比方说，在这盘棋的下一个回合中，这笔资金将加入到潜在的可开支的收入总额中去，这样我们将有52．5亿镑收入（46亿镑＋6．5亿镑），而把20％的价格上涨算进来，待购商品的价值也只有39亿镑。而且，如果公开市场的价格已经上涨了20％，那么政府也很难在进行自己的购买时控制价格。因此，我们将很快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在大众准备支出的货币数量和他们能够买到的商品的价值（按照新的物价水平计算，比以前高20％）之间又出现了巨大的差额，这样就不得不要求暂时停止进一步提高价格。情况就是这样。 幸运的是，上面只是不完全地描述了这个故事的第二章。如果情况像上面那样，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面临失控的通货膨胀。不过在上次战争中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而这一次我们实行相同的自愿储蓄政策，这种通货膨胀也同样不可能发生。 那么，这件事的实际过程是怎样的呢？最初的价格上涨将涉及那些以较低的战前价格生产出来的商品，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其最终利润将属于这些商品的所有者。这就是说，总收入将实际增加6．5亿镑（除去政府所购买的商品价格上涨而产生的效果），不过并不是每个人的收入都会以同样的比例增加，最初增加的收入主要属于个人、商业和制造公司的少数阶层，可以把他们简称为“暴发户”（这并没有任何恶意，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而他们也并非有意为之）。现在这些暴发户应该缴纳的税率是非常高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要缴纳超额利润税，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达到了必须缴纳高额所得税和超额所得附加税的水平。因此，打个比方说，这些暴发户就成了财政部的税务员。在新增的6．5亿镑中，超过一半（某些情况下，超过3／4）的收入将作为税款上缴国库。而且，可能有相当大一部分余额将被自愿地储蓄起来。由于相对地富裕起来了，这部分就会更加愿意进行储蓄，但是这些利润大部分是属于公司的，而由于种种原因，公司不愿意以更高的股息把大部分利润分配给股东，而宁愿在这种形势下代表股东把它们储蓄起来，因此并非是全部6．5亿镑都会成为个人的自愿储蓄。因此，实际上在6．5亿镑中（当政府以高价进行自己的购买时，这一数字还会更大）只有一小部分资金会在第二回合中投放到消费市场上去。这样，要维持供求平衡就用不着把物价再提高20％，而只需提高2％或3％就足够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适度增加一般大众所需缴纳的税赋就足以抵消暴发户们新增的消费，并避免必需品（要不是由于下面马上要提到的原因）在最初提价20％以后，出现任何进一步的价格上涨。 很不幸，这个故事尚未结束，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陷进了一个远比实际情况简单顺当得多的假设。我们一直假设，尽管物价上涨了20％，但工人仍然会满足于与以前同样多的货币工资。这样，暴发户们在第二回合就可以继续赚得6．5亿镑的利润，并继续充当财政部的税务员，不借助于任何价格上涨而缴纳与原先同样多的税额。不过，事实上工人将会强烈要求提高工资——而且多多少少能如愿以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与平时相比，雇主将更不容易对提高工资的要求加以拒绝。由于劳动力短缺，如果他想要留住他的工人，那么就不得不被迫作出让步，同意调整工资；而且，既然政府要通过税收形式取走他们70％的超额利润，那么同他的雇工和职员分享他牟取的暴利也不会让他破费太多。事实上，如果工资和其他货币费用完全与生活费用成比例地提高，我们将像以前一样面临势如脱缰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以每一级20％的速度持续攀升——这个过程就是众所周知的恶性循环。 然而，我们手中还有一张牌。某些费用是由法律和契约固定下来的，这样，那些依靠地租、利息以及养老金等固定货币收入的阶层势必遭受损失。工资的调整等等需要时间，甚至当工人的压力强大到足以使这种调整迟早不可避免之时，要将其付诸实施也需要时间，有时甚至是相当长的时间。正是这种时滞和其他阻碍因素使得上述政策绝处逢生。战争不会无休止地打下去。工资和其他费用会紧随价格之后节节上升，但是物价水平仍然将一直（在前面的假设条件下）保持超出它们20％的上涨速度。不管工资增加多少，花销这些收入的行为都将再次把价格相应地抬高。如果6个月后工资和其他费用平均提高了10％，物价就将上涨32％（110％×120％－1）。如果两年后成本提高了40％，那么价格将上涨68％（140％×120％－1）。因此，自愿储蓄制度最终会顺利地发挥作用。换句话说，这笔资金可以“自愿地”筹集起来而不会引起急剧的物价上涨。应当让价格相对于工资上涨到一个必要的水平以使工人阶级的工资和其他收入有一个适当的部分转移到暴发户们手中，从而再大部分以税收形式、一部分以额外的自愿储蓄形式转入国库，这是该方案取得成功的唯一条件。 在每一个阶段的自愿储蓄量越大，当然对每个人就越有好处。如果全民储蓄运动能够成功地增加自愿储蓄量，那么价格相对于工资的必要提高幅度就可以相应小一些。让我们再次用数字来说明。假设（按战前价格计算）与可获得的消费品供给的价值相比，可开销的收入超出了13．5亿镑，而其中的7亿镑被自愿地储蓄起来。这样还剩下6．5亿镑，即比可获得的商品供给（按战前价格计算）多出20％。不过，如果全民储蓄运动成功地又增加了（比如说）1亿镑自愿储蓄，这样自愿储蓄的总量就是8亿镑而不是7亿镑，那么可开销的收入的超出额就减少到5．5亿镑，即比可获得的供给（按战前价格计算）多出17％。此时，价格的上涨只需比工资和其他费用的增长高出17％（而不是20％）就可以实现供求平衡。 因此，自愿储蓄的增长有百利而无一弊。除了嫌其不足之外，对于这一政策的实施人们毫无异议。对个人来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延期支付收入计划，由此他可以增加2镑收入，并且丝毫不受任何物价飞涨的威胁；另一种是自愿储蓄方案，由此他可以增加1镑收入，但却必须忍受通货膨胀的恶劣社会后果。对个人来说（除非他属于赚取利润的阶级）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果选择前者他无疑会获益匪浅。这就好像有两种交通规则，一种是强制遵守的规则，一种是自愿遵守的规则，当人们选择前者时，就可以免遭交通事故和道路拥挤之苦；而当人们选择后者时，就会陷入事故频生的窘境。 然而对财政部和未来的纳税人来说答案就不那么明显了。按照真实价值来计算，与不完全成功、以通货膨胀为补充的自愿储蓄相比，延期支付收入制度——同样地，高度成功的自愿储蓄制度——将会留给我们更多的国债，因为通货膨胀是一位威力无比的收税官。不过，财政部和未来的纳税人仍然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应当把通货膨胀所达到的物价水平永久地维持下去。因为按货币计算，在通货膨胀制度下的国债可能要比在强迫储蓄制度下的数量更为庞大；这样如果物价随后回落，那么通货膨胀的好处甚至对财政部来说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此，千真万确的是，在把税收收入计算在内之后，作为最后一着，需要用来平衡政府支出的储蓄数量总是能够通过“自愿的”储蓄来筹得。至于这个名称是否贴切，只不过是个喜好问题。这种方法是把工人手中他不愿储蓄起来的收入中的适当部分“强制地”转变成企业家的自愿储蓄（以及税收）。“我们将依靠自愿储蓄制度”不过是“我们将依靠必要程度的通货膨胀”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罗伯特·金德斯利爵士在他的储蓄运动中可以公正地以下列说法作为辩解： “政府需要资金。然而这是一个自由国家，因此，某些人必须自愿地进行储蓄。如果你（以及你的朋友）不这样做，那么就不得不通过提高物价来强制地从你的真实收入中拿走必要的一部分并转交给暴发户；而他则将自愿地把这笔钱储蓄起来（当他不缴纳强制性的税赋时，这样数目的一笔收入就会完全变成他的自愿储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避免对自愿制度的背离，这种背离对国家来说是不祥之兆。” 作为对自由原则的辩护，上面这段话虽然也许有点模棱两可，对于那些赞同增加储蓄的工人来说，要不是由于一个致命的缺陷，这不失为一种合乎常理、令人信服的观点。对于进行自愿储蓄的个人，如果其他人并不群起而效仿他的做法，那么他就不可能通过进行更多的储蓄来保护自己不受通货膨胀后果的影响；正像如果别人对交通规则漠然置之，那么他也不可能通过遵守规则来确保自己不出车祸一样。 以上是对通货膨胀运作机制的基本分析。这一分析是相当简明的。不过，它仍然没有被每个人所理解——由于这个缘故，通货膨胀的机制对许多人来说是相当新奇的，这也许多少有点让人吃惊。经济学家们仅仅是在最近25年才把它弄清（虽然这要比发生在和平时期的情形简单得多，在和平时期，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是就业波动对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固定的最大产出），因此，也就是说那些现在成为权威的人由此树立起了他们的教条。在上次战争期间我在财政部供职，但在那时我从未听说过我们的财政问题是按照这些方式来加以讨论的。 因此，根据上面的分析，再回过头来想一想那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将是非常有意思的。 货币工资率：这是下面所提及的工人的大致指数①
①砌砖工人、砌砖工人的雇工、排字工人、铁路工人、码头工人、棉纺工人、毛纺和精纺工人、工程匠人、工程雇工、造船工人的计时工资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采煤业和农业。 ②经过修正的指数是根据萨姆纳委员会在1918年的调查结果得出的。它与官方指数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对服装、食糖、黄油、人造黄油等商品的处理上。当不能在市场上获得战前的品种时，萨姆纳指数就把其替代品计算进来，而官方指数则没有这样做。 这样，劳工部公布的生活费用指数每年上涨约25个百分点，而经过修正的指数（1918年编制）每年上涨约20个百分点，实际情况可能是两者的折衷；到战争结束前，货币已经贬值了大约一半。与此相反，货币工资率在战争的前半段平均每年提高了大约10个百分点，而在后半段大约每年提高了30个百分点。其净结果是在到1917年7月为止的战争的头三年中，工资率的购买力比战前下降了15％左右。在战争的后半段和最后一年，形势颇有好转，这是由于美国的参战减轻了财政压力的缘故，但其影响程度难以精确地计算出来；在引入严格的定量配给和固定价格以后，由于制度发生了变化，消费方向也出现了转移，从而导致了统计上的失真。 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结果。可开销的收入量（由于就业状况的改善和加班工作等，这一数量要比工资率增加得更快）相对于消费品的供应增加了15％（在战争初期要比这少得多，而在末期则要比这多得多），这一点可以从物价相对于工资上涨了15％的情况看出来。生活费用的上涨引起了工资率的相应提高，不过工资率的提高有正好一年的时滞，因而同时被相同程度的物价的进一步上涨所抵消。工资率在每一年正好提高到前一年的物价水平上，因此这样长的时滞足以防止灾难的发生。如果物价能够保持一直高出工资15％，并且在第一年工资只提高到这一数字的一半，然后以一年的时滞跟随物价的上涨而作相应的提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安然挨过这四年战争，而物价则差不多只翻了一番。下页的图表显示了这一粗略估计与事实的近似程度：
①这是两种估计的平均数。 然而，工资和物价轮番追赶攀升的机制是何等的荒谬！除了暴发户外，没有人能够从中获益。这一过程为随之而来的众多麻烦播下了种子。而最后按货币计算，我们将背上沉重无比的国债包袱，这些国债已大大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并且在整个社会中的分配极不合理。我们可以把这种制度与延期支付制度相比较。平均征收15％的延期支付收入就可以使得货币工资率和生活费用像以前那样建立同样的关系；这样，前者追赶后者上升的压力就能够消除。工人阶级的真实消费水平在总体上与通货膨胀制度下的消费水平不相上下。如果按照原有的工资率，平均收入因为充分就业和加班工作（实际情况大致如此）而比以前高15％，那么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就将维持在战前的水平上，并且除了要完成更艰苦的工作外，无需作出任何牺牲。这种艰苦的工作也将得到回报，工人将成为很大一部分国债的债权人。因为到战争结束之时（这里给出的数字是非常保守的），国债总量将减少20亿镑，甚至更多，而在余下的国债总量中。至少有5亿镑将属于工薪阶层而不是暴发户。也就是说，在上次战争中，借助于“自愿”储蓄方式，有大约25亿镑落入了企业家的腰包。 在上次战争中我们实现了这一奇迹，即把工人阶级的总消费量维持在（或接近于）战前的水平——真实工资率的下降被就业的增加和工作时间的延长所抵消。我还不能肯定，这一次是不是就不能实现同样的结果。只有完全弄清楚战争在经济上的需要才可能得出答案。不过，如果按当前的工资率，总收入由于加班工作和充分就业而增加了，那么基本工资率的提高将足以抵消价格的上涨，从而会给我们的国民经济提出一项可望而不可及的任务，即把消费水平提高到战前水平之上。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来酬报工人，任何试图勉强为之的尝试都只会诱发通货膨胀。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把原本可能属于企业家的国债所有权分配给工人来回报他们。 十、法国所采用的制度 值得指出的是，这本小册子里的建议，与另外两个交战国（一个是敌国，一个是盟国）所采用的措施相比较，是非常温和的（而且也许实际情况会很好地证明，该建议比我们必须做到的还要温和得多）。 有一种传言，说德国采用了一种与上面所提到的延期支付在表面上很相似的制度。然而，如果这种报道属实，那么这种措施就要胜过目前已经付诸实施的其他措施，而这些措施又要比在此所提出的任何方案都要激烈得多——例如对工资、工时和物价完全加以固定，全面地实行定量配给制，并以商店供应的短缺和广泛的禁令为补充，以及对工资的一系列克扣等；这些措施与任何延期支付制度相去甚远，它们合起来意味着低收入集团将承受可怕的负担，其总额比延期支付所要求的规模高出好几倍。我希望能够给出更确切的、数量上的详情。对一般消费品的控制在德国已经取得成效，然而，如果在我们这个国家以同样的激烈程度来实施这种政策，我猜想完全可以使我们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增长50％，也许还要更高。因此，我们应该至少在这里所建议的规模上拒绝承担我们最初的那些措施或其他同类政策所可能带来的风险。 德国的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甚至是作为一种权宜之策，正是我们无论如何所要避免的，只要这样做不妨碍我们取得最终的胜利。既然如此，也许引用法国所采用的制度更为相宜。法国所发生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总像是雾里看花，而且比笼罩在德国上方的雾还要浓。这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并不完全是检查制度的缘故。我相信，英国的舆论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法国对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控制有多么广泛。 法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并在1939年11月16日达到了顶点，完全确立起了对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官方控制。与其他行业相比，这种控制在军工行业中更为广泛。在非军工行业中，工资不准通过集体协议或需劳工部批准的个人协议来加以调整，而必须保持战前的水平。在军工行业中，工资则由劳工部和军工部（或其他公务部门）来规定；禁止雇主支付超过最高规定限度的工资（大体相当于战前工资水平）；未经允许雇员不得擅自脱离他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并且应服从当局的任意调遣。因此从一开始起，任何提高工资水平的动向都被明令禁止。 除此之外，法国还建立起了所谓的“国民团结基金”，用来在民用范围内偿付由于战争而引起的任何特殊支出，我认为，这包括由于官方控制生活费用的措施所造成的任何损失。超额利润税和一般工资税被用于充实这项基金。对工资税的征收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1）对于那些本当服役，但由于他们从事某种预定保留的职业而得以豁免的工人，征收其工资的15％。这一政策我们也应加以借鉴以从中获益。 （2）所有每周工作40小时到45小时的工人，他们在这5小时内挣得的收入全数上交，对于每周工作时间在45小时以上所挣得的那部分收入，征收1／3（由于目前在许多情况下工作时间是每周50小时或更多，这样就又差不多是再征收15％的工资）。 在此基础上，法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以把生活费用维持在战前水平上，不过，迄今为止他们仍然避免使用定量配给制度。我不清楚法国这种制度实际运作的详细情况，不知道它是否使法国财政部在对进口商品和农产品的补贴上所费不菲。 由于目前我所能获得的资料有限，因此，作为对最新情况的报道，这里的描述或许是不完全、不准确的。我希望本文的发表能够促使某位法国人出来对法国后方战线的情况给予更全面的报道。 M．达勒迪尔1940年1月底在对法国的一次广播讲话中，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赞扬了这些严厉的措施，并呼吁法国民众心甘情愿地加以接受： “当我们的孩子们出发去边疆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些留守后方的人们，不用去犯难涉险，无需忍受同样的煎熬磨难，他们也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必须牺牲个人利益，放弃对某些商品的消费。必须把所有的力量和能动性集中到法国军队中去，这是当前的首要之务，没有军队他们将一无所有。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令人生畏的物质力量，企图隐瞒这一点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一种犯罪。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到我们整个的生活面貌……今天我的话是讲给那些留守后方的法国人听的。我希望能够直言不讳，哪怕是有些残酷无情……一句话，那些留在后方的人们，只有通过克勤克俭和严守纪律才能赢得前方将士对他们的尊敬。” 在讲话即将结束之际，他把德国人如山坦之流所作的宣传概括如下： “他对富人说，‘你将失去财富’。他对工人说，‘这是一场富人的战争。’他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说，‘你所热爱的一切将遭到灭顶之灾。’他对宗教信徒说，‘你的信仰怎么能接受这样的大屠杀？’他对投机分子说，‘像你这样的人可以从你的国家的灾祸中大捞一把。”’ 以这样一位领袖——他的国家也正陷于战争的泥潭中——的雄辩之辞来结束这本小册子是恰到好处的，即使这会使本书中谨小慎微的人道主义观点和辩护性质的温和建议相形见绌，显得可怜兮兮、软弱无力。 附录 一、国民收入 目前在对国民收入所作的各种估计之间存在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对这一概念的含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不单由于纯粹的统计上的差异——虽然有许多基本的统计估算也许是靠不住的。下面的注释采用了科林·克拉克先生的统计数据，但并没有接受他的国民总收入概念，在此我也无意去探究批评这些估计。这里所给出的实际数据是罗思伯斯先生对克拉克先生的估计加以修正的结果，以根据当年价格反映1938年4月1日-1939年3月31日财政年度的最新情况。 这里有两个适用于一般目的的基本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根据货币费用计算的当前总产出，在正文中已经给出其结果，即： 单位：百万英镑 3710 私人消费的当前价值，不含间接税，并扣除了 当前货币的真实贬值； 290 在建筑、工厂、运输和存货上的新增净投资的 当前费用，即当前资本支出，并扣除了当前资 本的真实贬值； 850 政府行动计划的当前费用，不包括对养老金 领取者、国债持有者等的“转移”支付以及已 经包含在上面项目中的支出。 4850 以上三项合计数。 我建议把这个结果称作国民产值。 第二个概念是应征税的那部分收入，即个人收入的总和（包括慈善团体、私人机构和公司）。与上面的国民产值不同，它包括5亿镑的“转移”收入，但政府从贸易利润中获得的非税收入不在其中。这样其总额是53亿镑（48.5亿镑＋5亿镑－5000万镑）。这一收入还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单位：百万英镑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私人消费（包括6．7亿镑间接税费和扣除当前货币的真实贬值的37．1亿镑当前消费支出的价值）——————————4380 私人储蓄（包括上面提到的2．9亿镑新增投资和借给政府用来偿付其行动计划的费用超过税收和贸易利润收入的8000万镑差额）——————370 直接税 550 合计 5300 下面补充列出用以构成上述及其他收入概念的最主要要素也许不无裨益。 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包括中央和地方） 单位：百万英镑 政府收入：直接税 550 间接税 460 各种杂费 210 政府贸易利润 50 来自民间的净贷款 80 合计 1350 政府支出：转移支出 500 政府服务 850 合计 1350 上面的政府支出中不包括政府在新建住房和道路等项目上的支出（约有5000万镑到1亿镑），因为这已包含在对投资的估计数字中了（由于这一数字是根据生产普查而得出的，因而必然把所有的投资都包含在内，而不管它是来自政府还是私人机构）。为了与此相平衡，对上表中政府从民间筹借的贷款作了相应的扣除，低于政府实际借贷的数量。因此，政府支出这一数字只代表用来偿付当前净赤字的款项，而不包括政府的投资支出。 私人收入的支出 单位：百万英镑 私人收入 来自当前产出的工资和利润 4800 转移收入 500 合计 5300 私人支出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消费 4380 储蓄 370 直接税 550 合计 5300 国民产值 扣除真实耗损和货币贬值后的私人和政府消费 4140 真实损耗和货币贬值 420 新增投资 290 合计 4850 来自上述项目的私人工资和利润 4800 政府利润 50 合计 4，850 总投资 净增投资 290 真实损耗与货币贬值 420 合计 710 储蓄 新增投资 290 政府赤字 80 合计 370 私人收入的分配 25O镑以下的个人年收入总和 2910 250镑以上的个人年收入总和 2340 慈善团体的收入 50 合计 5300 公司的未分配收入等在此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包含在拥有这笔资金所有权的个人的收入中。 年收入250镑以下阶层的收入来源 单位：百万英镑 工资和薪金 2390 非工资收入 240 转移收入 280 合计 2910 年收入250镑以下阶层的支出 消费的价值 2420 税费 390 储蓄 100 合计 2910 年收入250镑以上阶层的收入来源 薪金和利润 2170 转移收入 220 合计 2390 年收入250镑以上阶层的支出 消费的价值 1290 税费 830 储蓄 270 合计 2390 上述数字的来源见1939年11月的《经济学杂志》，第638页。 二、对我国国外资产的估价 依靠我们战前以黄金和国外投资形式积累起来的资源为贸易逆差提供财政支持，这种能力是我们军事力量的重要源泉，特别是与敌国的军力相比较，这一源泉的作用尤显重要。 在1939年3月31日，英格兰银行的外汇平衡户所储备的黄金总共有7995万盎司，按当前黄金价格（每盎司168先令）计算共值6．7158亿镑。从3月31日到9月1日，为了偿付从伦敦提取的外汇结余，黄金储备大量减少，但在此之后的数字尚未公布。不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战争前夕（1939年8月底）发表了对各交战国黄金储备的一个估计，根据这一估计，到那时为止英国的黄金储备已下降到5亿镑左右。在一同公布的类似估计中，到8月底为止，法国的黄金储备为7.5亿镑，加拿大是5400万镑。这一估计没有把帝国的其他黄金储备和每年帝国新开采的黄金算在账上，这两部分估计有1.87亿镑。 关于英国在同一时期所持有的美元结余，权威的估计大约是1．5亿镑。法国的美元储备约为8000万镑，加拿大约为9000万镑。对英国的其他外汇结余尚未有可靠的估计。 罗伯特·金德斯利爵士估计英国国外投资的名义资本总额在1938年末约为37亿镑，不过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易于变现的。在这一总额中有大约30亿镑是英镑贷款和在大不列颠注册的公司的股票，其中的大部分是不能出售变现的。不过这些资产每年都大约有4000万镑到5000万镑按常规程序得到偿还；而且在这一总额中，还有一些巨额贷款可以安排在当前条件下偿还（一笔巨额的加拿大贷款已经用这种方式处理，这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也许我们可以照此用三年的时间从总额中变现至少2．5亿镑。 罗伯特·金德斯利爵士估计，在国外注册的公司资产将近7亿镑，这些资产据认为要容易变现得多。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估计，在战争爆发之时，英国所持有的易于出售的美国证券大约有1．85亿镑，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加上2．25亿镑的其他证券，包括英国在美国直接拥有的财产。有意思的是，据美国的报告，以上可出售的证券中大约有10％，即1800万镑，实际上在战争的头两个月就已变现。 由于在战争初期外国人撤走他们在英国所拥有的资产，上面的数字随之被抵消了一部分。现存的兑换限制对英国国民是有效的，但是由于一种奇怪的疏忽（除非这是为了伦敦工商界的利益而作出的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以使伦敦在战后能够继续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种限制对外国资产的撤走却袖手旁观。对此我并没有看得太重，部分是因为目前自由兑换的水平（上述交易即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并没有兆示出这种撤资所产生的任何严重的压力，而部分则是因为我们难以想像，如果这种压力日益发展，人们还会更看重伦敦工商界的战后利益甚于赢得战争这一刻不容缓的任务。战争爆发之初，外国投资者仍然在伦敦持有的、也许是表面上的外汇结余和其他资产中，有很大一部分严格地说并不是闲置的资产，而是以英镑形式来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债务和当前业务所需。 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多地顾虑外资撤走的问题，我认为英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与英帝国或英镑区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指望英帝国或其他国家存留在伦敦的收支余额每年会有相当的增长。在上次战争中，甚至是在其间最黑暗的日子里，这种增长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并且到战争结束之时已经达到了一个巨大的数目。我推测每年至少可以从这一源泉中获得1亿镑，也许还会更多。 为了对可以获得的外汇资源作出一个最终的估计，把上面所有这些难免包含着错误的数字加总，我认为这是一种草率的做法。不过，在作了周详考虑之后，我建议把我们还算容易变现的资产的概数估计为至少10亿镑；并且考虑到我们的外债在逐渐增加，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能够为三年以上的收支逆差提供财政支持，其概数为每年3．5亿镑。 我们的黄金和美元资源比1914年有了明显增加（参见474页表），尽管我们的美元证券已大量减少；而且由于现在其中大部分是黄金，因此变现更为容易，流动性也大为提高。法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比1914年增加了将近两倍，而加拿大则增加了大约10倍。把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加在一起，美元和黄金资源也比1914年增加了近两倍。相反，德国的美元和黄金储备在1914年大约是我们的一半，在今天则不到我们的1／25，并且不到盟国总储备的1／50。而且，上次战争中在美国参战之前债务问题是压倒一切的财政任务，但在今天我们对盟国的债务问题相比较之下则是微不足道的。既然今天所有的金融协议的规模都要比25年前大得多，既然无限的忍耐力是始终一贯的，那么当前的首要之务是尽量节约使用外汇储备，以及全力以赴地通过出口增加这种储备。不过，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我不赞成以比1914年还差的财政持久力为基础。英镑区和法郎区偿付持续的贸易逆差的能力，作为一个整体看是极其巨大的；而敌国的外汇储备已化为乌有，并为债务所代替。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估计（1939年8月底）
①美国：《联邦储备公告》。 ②《经济学统计评论》所给出的估计。G．佩利爵士在1910年为美 国国家金融委员会提供了一个高得多的估计。不过上面的数字 考虑到了更新的资料，因而更为可靠。 ③只含黄金。 三、家庭津贴的费用 在英国，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大约有1000万。因此，对每个孩子每周补贴5先令，也即每年补贴13镑，总共需花费1．3亿镑。更精确的估计为1．32亿镑。然而，由于下列几点这一数字被抵消了不少： （1）上述费用中大约有2000万镑是与所得税缴纳者的孩子有关的。作为大概的近似，我们在前面一直假定，现存所得税补贴所花费的费用与这种将要取代它的新补贴所需要的费用量一样多，因此在这一项上无需追加费用。 （2）如果在1937年对于现存的各种补贴能加以节省，则现在可筹得如下的资金额： 普通退休金 250万镑 失业救济金 275万镑 失业援助 850万镑 合计 1375万镑 （3）在1940年对失业者的孩子的救助可能要比1937年少。另一方面，用以支付被疏散的儿童的补助和分居津贴这部分资金将形成额外的战时储蓄。 因此，把各种因素计算进来，最后的费用为1亿镑，这个估计应该是可靠的。 如果只对第二个孩子及随他之后出生的孩子予以补助，那么这笔津贴的费用将减少一半多，可以有把握地估计为不超过5000万镑；如果给他们的津贴是每周每人3先令而不是5先令，那么费用将不到3000万镑，更确切地说是2700万镑；如果津贴只限于第三个及随他之后出生的孩子，那么费用将再减少一半多，在津贴为5先令时，总计大约有2000万镑；如果只限于第四个及随后出生的孩子，则费用还会再减半，下降到约900万镑。 四、计算延期支付和直接税的准则 在第六章所给出的结果是从下面的计算准则得出的。对于年收入750镑的人，其收入中超出最低基本收入线（对未婚者是每周35先令，已婚者每周45先令）的那部分占35％。当然，这并非是一个唯一的比率，因为正如第六章的图表所显示的那样，固定津贴相应影响在低收入范围内要大得多，按照这一计算原则，在表中被提留的收入比例，从每周收入50先令的3．5％上升到年收入700镑的29％。对于高收入集团，其超过最低基本线的部分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有了下面的提高：
以上所尝试提出的这种津贴制度，并非像所得税制度一样是精心设计的，尤其是它没有将挣得的收入和转移的收入区别对待。由于这一点，某些在所得税方面受到特别照顾的人，则可能会比那些没有享受这种照顾的人上缴更大比例的收入提留。对于这些例外情况，在一个足够详尽的计划里是容易加以解决的；但如果我试图在此处理所有这些细节，那么只会喧宾夺主，使主要问题混淆不清。也许对已婚者的津贴是不足的，也许应该引入更多的等级来对各种不同情况更细致地加以分类从而避免突然的跳跃。有些人的收入水平与战前相比大幅下降，制定一项与最近的《财政法》中的条例相类似的条款，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无疑是值得一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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