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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1）知识经济学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分枝，但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显 然易见至少应当显而易见知识具有成本和收益的经济属性。 （2）不论在理论上还是 实践上，信息可以带来收益。 （3）此外，信息的管理也是有成本的。 （4）推理本身也有经济属性，它永远要在支出和收益之间达到适当的平衡。 （5）人们对认识风险（cognitive risk）的 态度千差万别。接受信息的认识活动即，解答问题的活动有一个怎样平衡风险的问题：即，用知识的收益抵销错误和无知引发的风险，用可能取得的成功抵销可能失去的收益 。 （6） 怀疑主义的根源是对认识风险的过分厌恶（甚至可以说达到神经过敏的地步）。为了有所得就得冒风险为了获得潜在的收益而冒犯错误的风险这是人类无法回避的。 （7） 总的说来，在处理认识风险时要合理地平衡成本与收益，这对怀疑主义当然不利。我们强调认识活动的经济属性，但是，顽固的怀疑主义者肯定会无动于衷，然而，我们却能阻止尚无 成见的人站到怀疑主义的立场上。 经济属性 本书的主题是论述经济报偿在认识活动中的重要性。 知识具有重要 的经济属性，因为它与成本和收益有实在的关系。只有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我们才能对人们获取、保存和使用知识的各种方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注意获取信息和管理信息的成本和收益、以及经济报偿问题，既有助于解释人们是怎样从事认识活动的，也有助于为认识活动提供一种标准的指南。任何知识理论，只要忽视了经济属性，都是不充分的。 近些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知识是一种认识资本（cognit ivecapital），它的发展涉及到如何创造智力资产（intellectual assets）的问题，不论这 种资产的生产者还是使用者都对它感兴趣。 简单地说，知识是一种商品人们可以给它打上价签，像其它商品那样买卖只是获得知识的价格不仅包括金钱，还包括其它资源，如：时间、精力、创造性。人类是一种有限的生物，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开拓知识虽然重要，但它的价值也是有限的不值得我们把所能支配的每一天，每一分钟都耗费在上面。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主张用我们现在称之为成本收益分析的资产负债表来注解开拓知识的“探索经济”。 在科学应当得到的收益一栏里，他准备记入形形色色的项目：恰当的数据、解释价值、新奇、简化、细节的准确、精确、节约、与现成理论的协调性、甚至包括可能出现的事件和直觉感受。而在负债一栏里，他则记入“忧郁的科学”所需要的条件：时间、精力、消耗的能量、必需的金钱。我们有付出，所以有权得到收益。 当然，引入这样的经济观点并不意味着要人们放弃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背离对知识内在价值的探索。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人类事业包括探索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经济 属性， 正像皮尔斯着重指出的：就科学的目的而言，一方面知识的价值是绝对的， 人们可以用金钱来谈 论它，但无法用金钱来量度它，另一方面，知识是真实的。能够通达另一种知识的知识价值更高，因为它可以省去许多麻烦，节省获取另一种知识的开销。只要有了精力、时间、金钱构成的基金这些都是可以花费在探索上的商品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应当为每项研究 分配多少基金。 对我们来说，一项研究的价值就是基金为它支付的金钱的数量。因此，在相对的意义上，知识，甚至纯粹科学知识，都有金钱价值。（《论文集》，vol.［Cambridge，MA，1931］，sec.1.122.［c.1896］。） 遗憾的是， 皮尔斯去世后，认识论哲学家们几乎没有再注意这个问题。 他们仍然认为信息是没有成本的，甚至认为信息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免费商品。理性的探索者无需开销，也无需费力就可以得到信息，他要做的仅是思考而已。但是， 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发现，这是完 全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我们只有付出代价后才能得到知识。 知识的收益 知识可以带来收益。在自然生态中，人类演化成一种智慧生物。于是，要求理解和“认识自 己的生存方式”成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人类是Homo quaerens（拉丁文，意为“探询者 ”）。对人类来说，需要信息，认识生存环境，就像需要食物一样迫切。我们是理性的动物 ，精神和肉体都需要营养。 知识需求是我们天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迫切需要信息，需要理解，这种需求只能得到满足，别无选择。球一旦旋转起来，就在动量的作用下滚动大大超过实际需要的严格限度 。挪威伟大的极地探险家佛里德约夫·纳森（Fridtjof Nanson）说得好：驱使人们前往极地 的是： 人类探索未知事物的精神力量。 人们的思想随着时代的流转而改变，精 神力量也越来越强，它驱使人们执着向前，驱使我们探索大自然的隐蔽力量和奥秘，从无法测量的微观世界到无人踏进的浩瀚宇宙要想心灵平静，就必需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从深邃的海底到地球上的高山峻岭。这种力量就像一根绳索，贯穿了极地探险的全部历史。虽然有人说极地探险会给我们带来如此这般的利润，虽然我们历尽挫折与磨难，但是，驱 使我们重返极地的永远是深居心中的那种力量。 人类若不能认识外界心里就不踏实，不踏实的感觉是人类感知力中的天然成分。不知道四周发生的事情，我们的肉体会感到痛苦从演化的角度看，无知肯定是非常危险的。正如威 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期待安全的情绪效应十分明显， 事实上，‘自然选择 ’肯定会使它或迟或早地出现。对动物来说，预见周边事物的特征具有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对我们人类来说，了解外界的信息是绝对重要的。我们心中有惑，需要解答。Homosapiens（拉丁文，意为“智能人”）的本能要求他首先认识世界，而后才能心态平静。认识行为的最大收益之一就是从无知、困惑和认知混乱中解脱出来。这种收益既有主动的一面（理解的快感），也有被动的一面（排除了无知，降低了精神上的不适感，减少了认识混乱）。赋予事物以意义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也是我们的内在结构特征之一我们不能心安理得地生存在一个一无所知的环境里。对我们来说，认知意念具有实践意义，认知意念混乱则令人沮丧，痛苦。 知识可以带来双重收益：理论（纯粹认识的）收益和实践（或实用）收益。知识的理论/认识收益与自我满足有关， 因为理解本身就是目的，它是重要的、实质性收益的载体，这种收益是纯认识收益，只与知识的获取有关。另一方面，知识的实践收益与满足自身（非认识的）需求的过程有关，它在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满足吃住需求，免遭风雨的侵袭，免受自然或他人的威胁，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信息。人们的desiderata（拉丁文，意为：迫切需要之物）都应得到满足。我们能够、并且确实有必要把知识付诸实践，以便达到我们在世界上的目的，指导我们的各种行为和活动，得到结果和回报。只有如此，知识才会有实际报偿。 于是，在严格的经济意义上，探索考察、研究和获取信息的原动力得到了证明，它与潜在的理论收益和实际收益都有关系。人类在智力上和肉体上都得与外界协调，扩大知识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具有成本效应。我们获取的补偿收益超过了为目的而耗费的资源 。 知识的成本 人类的所有活动都不是免费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成本时间、精力、力气、和物质等的成本。我们要为在世界上做的一切付出有限的资源，知识也不例外。与人类的其它活动一样，知识的获取、加工、储存、恢复和使用也有成本。在实用层次之上，纯粹认识也有出 错的时候，并有副作用它得为无知、错误和混淆付出代价。 知识的获取问题当然不会没有经济上的派生物。人们所处的条件和环境不同，获取知识的成本和收益也不一样。时间是一很重要的条件。18世纪的病人无论花多少钱都得不到20世纪的医学知识；事后才知道赛马、选举或战争的结果也没有什么用，因为获取利益的机会已经过去。追求信息就像寻找食物一样，我们只能得到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答案但最好的答案是此时此地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答案，既使它并不完满。我们等不到一切都有清楚的结论，必要与需求迫使我们只能利用此时此地得到的最佳答案来解决问题。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理想的知识， 或信息完整、毫无瑕疵的知识，而是此时此地所能使用 的、能对事物做出最佳判断的知识。 需要强调的是，对我们来说，关键问题不在于有知识，而在于随时能够利用它。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电话号码肯定记在我的电话号码本上，但是，如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电话本对我就没有什么用处。如果我储存的信息大大超出了需要，寻找一条信息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 ，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有时信息是可以得到的，但是它们太分散，配置得没有联系，那么，它们也不会有用。一般说来，在现代世界里，一个很重要的认识问题是怎样把已经获得的信息组织得井然有序，使人们能够随时使用组织信息的过程相当困难，相当昂贵。在处理信息时，左手常常不知 道右手在做什么。获取与信息有关的信息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 推理的显著特点 成本效应 古人认为人类是理性的动物，他与其它动物的区别在于能说话，会思考。西方哲学家们一般都秉承希腊哲学，认为用思想指导行为既是智慧人类的光荣，也是其天职。 理智的行动意味着用智力推算出如何在特定条件下获得最佳结果。理性在于使用推理，以切实可行的最佳方式做出选择。总之，理性要求人们理智地追求合理的、恰当的目标，有效地、切合实际地追求合理的高收益。推理要求人们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动全部智慧，追求可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在信仰、行动或判断等问题上， 推理的使命就是 有意识地追求用较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 故而，推理具有不可否认的经济属性。为没有必要的目标耗费高昂的资源是非理性的。 合理地利用资源是理性的重要特征之一。为不值当的目标，耗费过多的资源，用复杂、低效、不切实际的方法处理事务与理性相悖。不肯为有价值的目标花费必要的资源也与理性相悖，除非这些资源能在别处得到更好的效益。成本效应为达到既定目标，成本与收益的匹 配对推理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就认识事物而言，上述情况具有特殊效力。任何信息资源或获取信息的方法，都会引起两个显明的问题： 1实用性：它的用途有多大？我们能否经常利用它，利用的机会有多少？依赖于其效力的问题有多大？ 2成本： 使用成本有多高？使用费用是否昂贵（复杂、困难、对资源要求很高）？ 有一种自然倾向在各种各样的人类事务中（比如，理智的商人在做交易时）都起作用，使上面 两种因素相辅相成即，使成本和收益相匹配。尤其是： 1如果只用相对便宜的资源就可以完成一项必要的任务， 我们就乐意较多地使用这种资源。 2如果经常需要达到某种目的， 我们就会想办法，想出适于这一目的的相对便宜的方法。 这种经济推理的原则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宁愿使用钉书钉而不愿使用纸夹子，而且还可以解释一些非常重要的认识问题例如，为什么在任何一种语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都是最短的词（例如：no，if，and，but等）。 从经济角度看，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场合和条件下，获得信息（即便仅仅是为了认识艺术这一主要目的而言）的成本比信息的价值还高。有时候（肯定会有这种时候）获取信息的成本会超过它所带来的收益或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同其它商品一样，信息的价格有时高得让人付不起，或高于它可能带来的收益。（为什么人们不愿数自己的眉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推理与经济具有无法解脱的联系。理性探索是一个认识优化（epistemicopti-mization）的问题，是认识收益与认识成本达到最佳平衡的问题。成本－收益的计算是节约精力的关键。节约精力原则它是建立在充分的思维方式上的必然是认识推理的显著特征。 在整个认识推理的范围内，奥卡姆的剃刀，complicationes onmultiplicandaesunt praeter necessitatem（拉丁文，大意是：如无必要，切勿复杂），都是有效的。 节约精力是重要的推理原则，它有助于解释许多认识活动的行为特征。为什么百科全书按字母排列而不按题材排列？因为可以简化查寻过程。为什么民族或国家的事迹按时间顺序排列，传记和历史按编年顺序排列？因为按因果顺序排列便于理解。为什么图书馆按题材和语种排列，而不按作者姓名的字母排列？因为可以降低检索和查找的难度。只要从经济角度看问题，我们就能较清楚地理解人们的无数认识活动的行为特点。在整个认识活动领域，成本效应一直按照标准的经济程序运行。 经济的原动力就是以最小付出获得最大成果，理性探索 总要受到它的强有力的制约。 认识推理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尽力讲求成本效应，这就 是对问题的最简洁的回答。 对待风险的态度 或许，所有认识活动要冒上当和错觉的风险。科研人员，从事研究的哲学家和普通人，都希望得到关于“真实”世界的信息。怀疑论者认为他们的活动全是徒劳的，他们的希望从一开始就没有意义，只能以失望告终。在怀疑论者看来，一般情况下，所有与事实有关的、充分可信的信息都是不可能得到的。我们不妨以冒险为例，把这种极端怀疑论置于理性的视野，分析一下认识推理问题，唯有这样才能把问题说清。对待风险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以及与 之相应的三种人： 类型1：风险回避者 类型2：风险计算者 21：谨慎型 22：大胆型 类型3：风险追求者 类型1， 风险回避，这是厌恶风险和躲避风险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人几乎无法容忍冒险和赌博。他们对风险抱全然否定的态度。他们的信条是：放弃机会，永远做最坏的准备，力求 安全。 类型2， 风险计算，这是一种较现实的态度，一种谨慎的、中庸的态度，以小心和计算为基础。 类型21，精心计算，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只有判明于己不利时才可冒险，风险才可能被相应的收益所抵消。这种思路是：避免冒险，除非情况比较明朗，可能得到较大收益。这是了一种小心谨慎的方法。 类型22，大胆计算型，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只有判明于己有利时才可冒险，但是，风险可能会被相当大的副作用所抵销。这种思路是：除非情况比较明朗，可能遭到重大损失，否则就不必冒险。这是一条乐观的、抱有希望的态度。 类型3， 追求风险，这是欢迎风险，追求风险的态度。其信徒无视危险，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待风险。风险追求者欢天喜地的等待着于己有利的事件出现：他的鼻孔已嗅到成功的香气。风险追求者是机会的捕捉者，敢于押上身家性命的赌徒。他们能像听到枪响的战马一样对风险做出反应：充满了焦切的期盼，就像立即能饱享佳肴一样。他们的信条是：事情总会见分晓。 在处理事情时，风险回避者处处谨小慎微，他们不喜欢没有把握的事，凡事要求绝对安全。一遇不利局面，风险回避者就浮想联篇，总往错处想。风险追求者则先干起来再思考，期望着好运临头；他们生活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兴奋中。风险计算者奉行中庸之道，他们小心处世，采取预防措施，但当局势有利时也会冒险。如此看来，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大相径庭。 关于风险就谈到此，下面详细地谈一下风险的认识问题。 怀疑论与风险厌恶 认识风险（cognitive risks） 可以被视作上述策略的一种特例。风险回避论显然可以与怀疑论和谐相处。怀疑论的想法是：不冒任何犯错的风险，不捕捉任何机会，没有铁板一样确凿的保证就什么都不接受。这种想法学究气十足，既然世上没有多少事能得到铁板一样确凿的保证，故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被当作有趣的知识来接受。与此相反，喜欢冒险的调和论者，例如，像P·K·费亚拉班德那样的波普尔的激进信徒（Popperians） ，认为什么都可以接 受，他的认识态度相当宽容，包容四海。他好像什么都肯相信，什么都能欣然赞同，凡事都往好处想。实证论者则又有一种恣态，他在认识问题时谨慎计算，他认为各种意见都可全盘接受，但必需得到证实。 怀疑论者什么都不接受，实证论者只接受少数经过选择的事物，调和论者则什么都接受。事实上，在认识论的范围内，怀疑论，调和论与实证论的立场基本上涵盖了人们对风险的不同态度。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在冒险和捕捉机会时可能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厄运： 1我们拒绝了一些本来应当接受的东西。 我们拒不捕捉机会，回避冒险。但事物的 发展正 好相反，结果成了一场赌博的输家。 2我们接受了一些本来应当拒绝的东西。我们捕捉 机会，冒了风险，结果却犯了错误，成了一场赌博的输家。 如果我们是风险追求者，就很少碰到第一类厄运，但会多次碰到第二类厄运。反之，如果我们是风险回避者，就很少碰到第二类厄运，但会不可避免地反复碰到第一种厄运。这种情况 可以用图1来表示。合理的办法是采取一种策略，从总体上使厄运最小化。显而易见，类型1与类型3的态度都不合理，无法令人满意。两种态度都可能招来厄运，不会令人满意。谨慎、合理的办法是中庸之道，权衡风险，尽量在主动冒遭逢损失的风险和被动地错失良机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理性以反证的方式说明类型1和类型3的态度都不足取。通盘考虑，人们应当既不回避、也不追求风险，而应慎重地对待风险，寻找一种能从总体上将厄运最小化的方法。理性原则要求人们对风险做出合理的处置和慎重的估计；它告诫我们应当采取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既不 要走回避风险的极端，也不要走追求风险的极端。 图1 承受风险与厄运 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认识问题，人们注意到怀疑论者出色地、成功地避开了第二类厄运。他不会犯错，既然什么都不接受，也就不会接受错误的东西。当然，他会失去良机，得不到任何信息。就像调和论者因为轻信而犯错一样，怀疑论者为求安全而犯错。显然，只有对风险做 谨慎估算才是合理的。 犯错无疑具有消极性。我们接受了错误的观念，就无法认清事物，也无法对问题做出正确的解答。此外，错误还会衍生出别的错误，牵扯到许多相关问题。假如，我（正确地）感到P在 逻辑上不可缺Q，但却错误地相信非Q，那么我就不得不接受非P， 于是就会出错。错误可以衍生出更多错误。错误会受到现实的惩罚（出了错误就得承担痛苦的后果），也会受到纯粹认识的惩罚对事物产生错误的看法。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必需予以考虑。但实际情况是，错误不是仅有的不幸。 无知、信息不足、认识不到世间事物的联系简而言之，缺 省错误（errorsofomission）具有实在的消极性。这些也都是我们必需考虑的。 怀疑论者说他的观点取得了胜利，因为他犯的错误最少。但是，他采用的记分制是虚幻的，因为他犯的某类错误虽然最少，其代价是犯的另一类错误更多。我们一旦用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待这种错误，怀疑论者鼓吹的优势就荡然无存。怀疑论者只不过是风险回避者，他不准备承担风险，固执地要将第二类错误最小化，却不顾随时都可能犯第一种错误。 怀疑论者忽视了一种情况：我们的探索需要信息这就是全部问题的raisond'étre（法文， 意为：存在理由）。我们要在问题的答案、无知和错误信息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现在，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我们是否为具有更高理解价值的潜在收益做了冒更大风险的准备？聪明的认识论者是风险计算者，他懂得理解的价值，准备 为潜在收益下赌注。H·H·普赖斯说得好： “安全第一” 不是好信条，不论它对某些哲学家有多大诱惑。我们的目 的是在尽可能多的问题上获得正确的信念。如果一个人只相信第一手经验证据，满足于已知的、或有理由相信的事物，拒不承认被别人证明的事物，他就无法达到这一目的。有人接受了别人的证据，后来又有足够的道理表示怀疑，因为其结果与他当初的愿望不完全一致，其中有些信念根本就不对，有些信念只有一部分是对的。不可否认，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在这种意义上，这一策略是有风险的……但是冒这种风险是合情理的，不冒这种险是不合情理的。我们要是拒不冒险，就不可能得到答案，连尝试性的答案都得不到，虽然我们对许多问题都有兴趣。 在这里，普赖斯所谓的别人的证据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证据并且普遍适用于我们的探索 方法。 最后，我们还得从另一面来看待价值问题。我们是否为理解范围的扩大带来的潜在收益做好了冒更大风险的准备？说到底，就是优先考虑什么的问题安全还是信息？本体论经济还是认识论利益？认识论风险厌恶还是理解的动力？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价值问题，优先考虑什么的问题，无知、不理解的副作用和错误、信息误导的风险孰轻孰重的问题。 为什么认识风险值得一冒 怀疑论阻碍了认识论的行动方向，不仅在理论上带来重大弊端，在实践上也给我们造成困难。怀疑论引起的麻烦是，它把避免犯错当成最大的好处，不惜付出无知和不懂的代价。激进的怀疑论者貌似高明，坚持真理应确凿有据，这与只要有合理的根据就可接受的观点（这当然是做不到的，只有讽刺悲剧才能按其行事）形成鲜明对照，但怀疑论的激进观点根本不会产生结果。它从一开始就阻碍了人们了解世界上各种信息的合理要求。如果无需付费或只要支付很低的费用就能避免犯错，则另当别论。但是，如果我们避免犯错就得做出重大牺牲，得不到满意的解释或什么都不懂，那么，代价就太高了。要是能把一般错误和缺省错误分开，或发明一种不出错的方法， 那固然很好。但是现实中没有这种事。现实生活中任何可行的 探索方法都不能摆脱图表1所描绘的窠臼。 从这一角度看，怀疑论者为避免犯错付出的代价是不可接受的。在并不完美的世界上，我们能够驾驭的任何探索方法、认识过程或认识程序都无法避免失败或不出各种各样的错误。不论用什么办法筛选都可能使少数山羊混到绵羊群里。所有的机器都不会尽善尽美， 我们的认 识机制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不论付出多高的代价都可能出故障。我们只能附加一些较精确的预防性装置。（我们可以给轿车增加各种安全装置，但轿车会变得又大又贵，像公共汽车一样笨重。）但这会使目标的均衡遭到破坏。不断的检查和斟酌能使探索过程延长一星期（或十年），进而避免某种错误。但是每少犯一个错误我们都会失去大量信息。探索活动的安全问题与生活中的安全问题一样，成本和收益之间肯定要达成某种均衡。如果把不出事故看得过重，我们的认 识技术和机器技术就只能返回到石器时代。 怀疑论者不惜代价保安全的观点很不现实。以经济为基础，做到成本和收益的适当均衡才是现实的。犯错的风险值得一冒，因为在理性探索的认识活动中，犯错是不可避免的。在任何地方情况都一样：不冒险就没有收获。自古希腊以来，各派哲学家都已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为什么要接受别人的意见？因为人类是理性动物。既然是动物，他就必须行动，因为他的生存倚仗着行动。但作为理性动物，他的行动不能没有效用，只有在信念的指导下，或按照他接受的观念的引导，他才能行动。一些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近代哲学家， 从大卫·休谟到威 廉·詹姆斯，恢复了这种观点的活力。 与其相反的推理是，如果你想有效地行动的话，就什么都不要接受。其思路是，如果你要进入认识领域，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站在一个能获取有关世界的信息的立场上，并确定一种认识取向，就必需做好接受某种观念的准备。这两种立场不是范畴论的、无条件的，而是有前提的、有条件的。但是，经典实用主义注重的是有效行动的必要条件，而我们现在的认识取向注重的是理性探索的必要条件。一种态度是纯实用的，另一种态度是纯理论的。就眼前的问题而言，我们最基本的认识目标不会自动遭到破坏（虽然怀疑论者宁愿回转过头，对这些避而不视），在许多理性的人看来，这一点正是怀疑主义理论的明显障碍。 历代怀疑论都面临着一种相同的反对意见：按照他们的原则，人们无法用知识来指导行动我们意识到火生着了，吃饭可以减轻饥饿感，但却不能把行动建立在这种认识上。大卫·休谟说：“皮浪怀疑论的信徒……必需承认，要是他还想承认什么的话，假如他的原则渐渐的、全面的成立了，全体人类的生活也就随之告终了。所有的高谈阔论，所有的行动都会立刻停止，人们全都进入昏睡状态，直到连大自然都感到不满，不得不终止他们悲惨的生存状态。” 古代怀疑论者对这种指责总是回答说，行动根本不必以知识为基础。他们认为行动没有认识做向导也可进行，依靠实用动机选择这种或那种行动方式就足够了。主宰和引导生活的不是知识，而是表象：“我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我们屈从于令我们动情的东西 ，这些东西迫使我们赞同。” 正如赛克图斯·安皮里克斯反复强调的那样，欲望和反感寻求与回避是行动的源泉，它们的作用无需任何证明，无需附会任何学说，也无需赞同任何观点。没有知识、理性、或信仰的生活原则上不是不可能。例如，动物就生活得挺好。还有一种不太激进的观点，有人同意（或相信）这种观点，但他们的依据全然是非理性的（例如，本能，迫于表象，等等）。怀疑论者按信念行事他们的信念与人们的普通信念一样， 唯一的差别是：他认为信念只 反映表象，否认信念可以用理性证明。 休谟反驳道： 怀疑论没必要使行动停滞。 但是， 怀疑论确实摧毁了理性的〖HT4” SS〗行动。路德维格·维特根施坦写道：“松鼠无法凭借归纳法推断出应为冬天储存食物。 我们也不需要什么归纳法证明（rechtfertigen）自己的行动或预见 。” 这句话全然错了。如果维特根施坦用实行（carry out）代替证明（justify），他的意思才正确。 但是，只要用了〖HT4”H〗证明（rechfertigung），归纳法或其功能性等价物就是不可或缺的。说某人很有理性就等于说此人的言谈与行动都很理性他能证明，也能表明其观念合乎情理。理性地应用某种技术肯定需要知识我们认为有用的知识给予大量、实际的支持，这些知识阐述了世间的事物怎样运作。理性的人要求为行动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 只有抛弃僵 固的、彻头彻尾的怀疑论，才可能得到理由。 还有一些怀疑论者说我们没有必要为知识正名，只要有合乎情理的信念就足够了。但这只是一种托辞。不论给玫瑰起什么名字，它都是玫瑰。有人声称找到了有关世界问题的合适答案，但是，不论用什么言辞来说明，它也只能是一种增进知识的解说。增进知识和风险两者同 时并存。 问题重大，且意义深远。对各种生物来说，它们的行动无需认识作向导，其行动基础可以是本能，无需信念。于是，通往行动的认识途径被绕过去了。但对有智慧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人与动物的生理结构相差不多。但人类的结构中包含了对世界的认识取向， 我们 的全部意图和目的都与之相关，它是我们天性中的一种生理需求。 承担认识风险的问题还有其它较重要的认识论衍生物。发现科学的探询（探索）过程是一种 无定型的探索过程，因为我们无法准确地预知能发现什么。总的说来，我们无法预言最终能发现什么东西。可以肯定，作为整体的人类有可能取得重大成果，但是，从事某一具体研究的个人却面临着完全失败的风险。单个研究者的工作面临着不确定性，他们花费的精力有得不到充分回报的风险。他可能一无所获，即便他在某一方面有所发现，还可能被另一个人打败。科研工作固有的风险说明为什么全体公众给予成功以重大、公开的褒奖（可以鼓励每个人努力），但却没在金钱上给予相应的高额回报（可以使全社会得到维持）。与默默无闻的工人相比，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知名度高几千倍，并受到广泛的尊敬，但收入却只有工人的两三 倍。（幸运的是，科学家的价值结构就是如此，他们的收入已经足够了。） 即使有高额物质剌激，科学创造力仍然要求很高的创业精神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日本对科学创造的奉献与它的人口和物质资源不相配，这可能就是原因之一。今天（1987），日本的人口和国民生产总量已达到美国的一半，但日本人在科学方面只得了五个诺贝尔奖， 而美国人却得了将近150个。日本社会哺育的伦理观中，遵奉强于个性，合作胜于竞争，安全取向高于风险取向（不愿失败和丢脸）。日本政策的制定者注重全面检查学校体制，不让学生们读死书，引导、鼓励他们从事创造性活动。 但是日本文化厌恶失败，缺乏个人创业精神和由个人承 担风险的精神，所以，即便给予重奖，问题仍然根深蒂固。 驳怀疑论 再回到怀疑论问题上。在许多真实生活情境中，我们对自己的信念并不总是信心十足，以至于宁愿“拿整个家庭农场当赌注”押在信念上。这些非绝对信念当然也是信念，我们承认它们的真实性，不认为它们仅仅具有可能性。但是，我们的承认犹豫不定。（请注意二者的本质区别：一种是实实在在地承认它们的真实性，虽然有些犹豫，另一种是则认为它们可能具表1 在贯彻信念和不采取行动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可能出现的情况报偿 如果我按信念行动 如果我只求安全 如果情况与我的信念一样 X O（可能性P） 如果情况与我的信念不一样 x O （可能性1-P） 有真实性。）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信念受到保护和贯彻，另一种情况是信念被淡然接受，只要我们做错了什么，就得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此时，我们当然会在两面都下赌注。请看一下表1的描述。 在这种情况下，按规范思路做的价值计算会导至如下结果： EV（行动）=PX＋（1-P）X=P（X－X）＋X EV（求安全）=O 由此可以得出： EV（行动）＞EV（求安全）iff P＞X X-X 于是， 根据决断理论（decisiontheoretic）推理的规范原则，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与潜在的成本和收益均衡相关的是，如果P足够大，按照信念采取行动就是恰当的，明智的。但行动不会按照（非绝对）信念自动发生，只会在关键时刻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怀疑论者只是不要我们动不动就把行动建立在信念上，而要我们想到可能遇到的危险 即： 不要把我们的信念当作神圣的固化之物那么他们的责难还算合情合理。但是，怀疑论哲学家太激进，不屑于提出这种警示，而是要我们抛弃信念， 什么都不接受。在这一点 上，怀疑论忘记了谨慎，堕落成不合时宜、什么都不相信的妄想狂。 当然，我们基本上只在实用意义上驳斥了怀疑论。这并不能说明怀疑论的观点前后矛盾，或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只能说明我们若接受了怀疑论的观点就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大大超过可能获得的实际收益。我们感受到信息需求和理解需求的压力。我们必须从实用的观点看 也有理由满足这种需求。 怀疑论的根本错误在于不按成本效应满足我们的认识需求。而剥夺了认识力就像剥夺了食物一样，我们会变得软弱无力。这种观念当然不会使铁杆怀疑论者回心转意。这怎么可能呢？什么论点对怀疑论者都不起作用，因为他们永远都不承认任何论点的先决条件（这倒是与其立场相符）。前面的全部论证都是为了挫败怀疑论，说明怀疑论与人们理性地接受的合理观念不协调。以成本和收益的均衡为基础，从经济立场上反驳怀疑论，不会使对怀疑论深信不移的人回心转意，但可以防止尚未接受那种观念的人误入歧途。 关键问题是探索活动与人类的所有其它活动一样，不会没有成本。人们总会想方设法解答我们的问题，这一过程蕴含着成本和风险。成本和风险是否值得取决于我们对潜在收益的评价。同顽固的怀疑论者不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获取与赖以生存的世界相关的信息有极 高的收益价值这样的风险值得一冒。 认识论哲学家往往从纯理论的角度看待知识的获取，把知识从费气力，耗资源，冒风险的粗糙活动中抽象出来。但这很不现实。因为最纯粹、最具理论意义的探索活动也具有实践的和 务实的经济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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