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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1）交流是以承认和维护信誉为基础的。就此而言，它的部分基本原 则和前提可以用经济报偿加以证明。 （2）以互惠和信任为基础的信息交换是相互受益的过程。 （3）许多有 关科学信息的重要问题都可以根据经济回报来解释。 （4）科学中和日常生活中交流活动的差 异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解释。 交流要求承认和维护信誉 在认识活动中，交流是人与人之间传递或力图传递信息的过程。其方法和手段都受经济报偿的制约，这一问题尚未得到普遍的重视。信息交流显然是一个相互受益的过程。以 共享方式获取信息比亲自denovo（法文，意思是：从头干起），不辞劳苦地探询、查找、开发必需的信息要容易、便宜、方便得多。 要想从他人的陈述得到收益，我们必须： （1）认真听他们讲话； （2）解释他们的话（解码）； （3 ）给他们以认识信誉（cognitive credit）。 这些步骤当然不会没有成本。每一步都要我们付 出 资源，如时间、气力、注意力和冒犯错误的风险。获取信息的全过程听、看、读、等等都需要某种支出（学生们都不会忘记学习是很费力的） 。支出能否得到保证取决于关联利益 尤其包括所得信息的认识收益。 假如我告诉你：猫在席子上。你究竟得到了什么信息？ （1）猫在席子上？或者（2）莱斯切尔〖HT4”H〗认为（相信）猫在席子上？或者仅仅是（3）莱斯切尔说〖HT4”SS〗猫在席子上？在本例的前提下，只有最后一项全然没有问题。显然你不能从（3）推导到（2），除非补充这样一句话：（4）莱斯切尔（语调严肃地） 讲话时， 他一般相信自己的话。此外，你当然也不会从（2）推导到（1），除非你认为我说话精确、可信，对真实性有特殊的嗜好也就是说，除非你接受（5）当莱斯切尔相信某物（如猫、席子之类的东西）就是某物时 ，他一般都是对的。 整个交流过程从他人的陈述中得到真实信息涉及到信任。但是，什么能够证明它的真实性呢？最好从经济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有交流的团体就是市场，其中有信息发出者，也有信息接受者，有出售者，也有购买者。只有相信别人，我们才能按照信息的表面价值接受他们的陈述。交流需要根据这些原则： （i） 承认这一前提：别人的言论（话语）是精确的，直到时间证明他们不值得信任。 （ii）在交流活动中，除非另有证明，承认别人是坦率的、讲真话的、准确的，等等。这种认识程序原则的逻辑基础基本上、或全部是经济的。因为同在别处一样，我们仍然以成本效应报偿为基础来 确定应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别人。 我们为什么相信人们有交流能力有提供信息的力量？请注意这样一种解释：当他发出“猫在席子上”的声音时，他在断定猫在席子上。这种解释代表了我们的理解，至少代表了我们的推测。我们不管还有什么别的意思都会这么推测，因为这是从别人话语的内容中得到收益的唯一可能的方式。但是，我们最终会收集到证据，证明这种推 测是明智的（正当的）。 从别人的话语中得到信息需要依靠一些未经证实但却有效的假定： （1）人们说话没有言外之意（我们的理解与他们的意思一致）。 （2）人们相信自己讲的话。 （3）人们有相信的根据（有根据，并且他们知道这些根据）。 同样的理由必需贯彻始终：除非我们接受交流的种种前提，不然就没有机会从别人的话语中得到信息。以此为依据（举个例子），除非另有证据，我们就应当认为他们的话语具有认识论的真实性， 这才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才是最有成本-效应的做法。交流程序的动机和理由在于追求利润，从信息的相互传递中获取最大收益。 故而，交流的基础是承认和维护信誉。交流也是一个商品系统。信誉可以给予，授予， 或扩 大。交流信誉与金融信誉很相似，除非别人首先给予一定的信誉，一个人无法自己建立信誉（证明自己有信誉价值）。要得到信誉，就得有一个先决条件：某人有信誉价值。显然，“除非证明无辜否则必然有罪”的前提（例如，除非另有证明否则必曾犯错）是站不住脚的；一个人当然可以证明自己没有信誉价值或不值得相信。但开始时人们 必须授予他信誉。 这里的核心原则是成本效益的估价原则。交流活动背后的标准前提决不可〖HT4”SS〗当作事实来证明（例如，人们的话语当然不可能与本意完全相符，除了数字概念）。但是作为实践活动，它们有明确的经济理由，代表了最有效、最经 济的办事方法。如果我们对别人的话一点儿都不相信，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从他们那儿获得信息利益的机会，进而，也就无法得到可能很有用途的资源收益。经验使我们很快明白，在一般情况下，即便是对家庭之外的陌生人，信任他们、给他们以信誉所带来的好处也胜于潜在的风险。总之，我们奉行的策略是，只要没有相反的证据，就相信别人。因为这样做符合我们的利益，就获取信息的目的或目标而言，有很高的成本效应。如果过于看重安全，我们就会无限期地推迟决断。但是，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安全并不至上。我们一开始就采用信任策略，因为它是达到目的的、前景光明的通衢大道。我们这样做时就会发现，它虽非总是成功，永不失败，却具有最高的成本效应。 作为共同获益活动的交流 以合作原则为基础的信息交换是一个互利过程。在建立大家都可以利用的信息库时，每人都 采用一种对自己最有利的操作系统，以便维持成本和收益的最佳平衡。 假定有两个由交流者组成的虚构的社团，一群是撒谎者，一群是欺骗者。撒谎者总是想的与说的不一样。明明天气晴朗，他们却说：“今天的天气真坏。”天气不好时他们则说好。欺骗者的行为总是不可靠：他们随随便便，把公认的正确与错误混淆在一起。撒谎者可以与我们和其他人顺利的交流。一旦有人上当，这个人可以知道事物的真相，并同撒谎者们辨论。但是，欺骗者的情况则不同。人们永远也搞不清楚怎么同他们打交道。更糟糕的是，连欺骗者们都搞不清相互之间怎么打交道，他们之间根本无法交流。即便第一代欺骗者来到世上时有现成的语言（也就是说，当初传授他们那种语言的人也是正常的交流者，后来全体一起变 成了欺骗者），他们也无法把语言传授给后代。一天，父母们指着一只狗对孩子说，“那是一只狮子”；下一次则说，“那是一只猫”；再下一次则说，“那是一头大象”。于是可怜的孩子完全懵了 。 再比较两个社团：信任者社团和不信任者社团。信任者社团的行动原则是：自己要坦诚，相信别人的话是真诚的任何场合都不会有相反的意思。不信任者的行动原则是：凡事都要当心，他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别人的言谈以防上当受骗：即使人们显得很真诚，他们也不过是在诱你上当，让你产生虚假的安全感。不信任者们的策略显然会破坏交流。如果信息交流的目的是增进知识，不信任的扩散会起巨大的破坏作用。 不论偶尔越规有什么好处，最 有用的策略仍然是真诚、正确地使用语言、不破坏一般操作规程。 在交流中把维护信誉当作一种资产，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交流活动能否成功的必要条件。交流活动的基本格言是：维护你的信誉，对规则不要掉以轻心，保护你在交流团体 中的地位。 从信息发出者的角度看，发出信息要花费时间、气力、精力等。明智的商人承担花费是因为预见到收益一种报偿（哪怕只是尊敬或感激） ， 一种互惠，或一种quidproquo（拉丁文，意为：补偿）。这个问题很简单，但却有深远的意义。我们需要信息，以便确定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在纯粹意义和实践意义上），组成交流者的团体具有极高的价值。 交流渠道对所有 的人开放是明智的，为实现这一目的做些花费也是值得的。 从接受者角度看，情况也同样如此。他们在接收、加工和储存信息时也要消耗资源。显然，只要能有合理的收益预期，不论是信息回报还是金钱回报，明智的听者都会承担这笔开销 一般说来，这种预期是有充分理由的。 格莱斯（H.P.Grice） 曾就交流实践问题做过颇有影响的解释，23回顾一下他的意见很有益处。格莱斯主要分析了说话人的意向。说话人的目的是诱使听话人接受（相信）他的观点，使他认识到说话人想要做什么。就此而言，这是正确的。但是听话人在交流过程中也要承受同样的负担，而格莱斯对此只做了轻描淡写。可以说，除非听话人相信会有预期收益，否则他就不会做交流接触。如果他认为说话人不会传递有用的信息比如，他把说话人嘴唇的动作看作是睡着的狗的腿在抽动他就不会注意聆听。此外，听话人得根据说话人的口气、姿态尽量揣测他的（真实）意思。 不论说话人的意愿如何，唯一被真正传 递的信息是听话人接受的信息。总的说来，听话人与说话人之间存在一种结构关系，不论说话人用无声的动作还是有声的话语，听话人只取其所需，这种结构关系才有最 简单和最高的成本－效应。 就信息传递的影响而言，只有当听话人现在或未来按说话人期望的方向行动时，说话人才能在交流活动中受益。传递受阻对信息发出者的损害不亚于对接受者的损害。在信息交流中，听者他是自愿参与交易的一方想从说话人的言语中得到最大收益（如果能解答他的问题）他会尽力保护说话人的信誉。这是当事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因为（听话人认为）说话人一旦丧失可信性，作为信息的来源，他的用途就被毁掉了。所以，说话人与听话人在 维护说话人的信誉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 举一个例子。假如你我（以传递信息的方式）进行交流。首先，由于前述的经济理由，我相信你，按表面价值理解你说的各种话。我按照已经形成的世界观进行讨论，按照你的话来推想和联想。你说：“猫在席子上”，于是我就调整心中的世界意象， 让猫在席子上。你提供的 信息补充了我已有的信息，使我心中的世界意象更精细。 但是，你若给我一个扭曲的信息，情况就大不相同。例如，你说：“森林里有一只独角兽”。我心中的世界意象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与你和你的心理状态的关系。我会这样认为：“ 他有一个（错误的）印象，森林里有一只独角兽。”也就是说，你说的话进入我的世界意象时产生了不协调的结果（我要同意你话就得付出很高的认识成本，因为我必须放弃很多东西才能融合你的意思），你说的P没有为我头脑中已形的命题补充什么， 我只会认为：“他的理解（误解）是P。”因此，当你说“现在法国有一个秃头国王” ， 我就不会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你的话，而会认为：“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法国有一个秃头国王。”这里并没有引入什么本体论的新概念，也无需为不存在的东西制定专门的本体论规则。就本体论而言，我们完全可以用存在物，即真人的信念、印象（错误印象）、先决条件、假设等，对待所谓的非实体。从经济学角度看，没有必要多出一个关于不存在的实体的本体论新范畴。人们只同真人打交道，只关心他们知道、想到和假定的东西。唯名论哲学家注重本体论经济学， 谈论不存在的可能性， 这种方法也可以从准经济 （quasi-economic）的成本收益角度来理解。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传递信息时，会出现各种不愉快的反应见表4。 表4 交流的负面影响及其原因 负面影响 原因 他不可信任 他常常说谎（起因于掉以轻心或 欺骗） 他受到误解 他粗心大意，使用不充分的公式 人们不听他讲 他讲话文不对题（离题），或大冗长（即使切题） 有效的交流从头到尾都要保持成本收益的协调。它受下述原则的制约： 说话要慎重，保护自己的信誉，但不要说得太少，不然人们会把你看作一个没有用的信息源。 认真斟酌字句，避免被人误解，但不要参杂过多的细节，过于讲究精确，不然听众会厌倦，不再听你讲。 你的信息既不要太长（但要清楚详实），也不要太短，要把观点说清，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精力，不要让人不耐烦。 内容要充实，即使不太专心的听者也能得知要点，但不要充实得过头，以免使听者厌烦或气恼，更不要污辱听者。 紧扣中心，但不要过于枯燥、乏味。 所有这些原则都是重要的经济均衡原则，旨在使未来的收益大于获取信息时耗费的成本。 科学交流面面观 信任与合作能带来成本效益的好处，前面的严格论述在科学方面也能得到清楚的说明。每个科学家都要依赖别人，不仅依赖别人受过的训练，也依赖别人提供的信息，否则他就无法探索。在检验和证明科学论断，为区辨真正的科学和离奇的推测确立和制定标准时，合作至 关重要。 但是，成本效益回报在其它诸多方面也可以解释科学的信息处理。为了提高人们相互交往的效率，规模经济产生了，它使人们汇集在城镇里，也使学者和科学家们汇集在大学、研究中心、科研院所和专业协会里。即使我们没有从前人那里继承这类团体，现在也会发明出来 。专业会议、期刊、印前交流网等方面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随着桌上电脑或文字处理器的问世， 古登堡（Gutenberg）发起的信息革命达到了鼎盛。正如印刷书刊在信息交流方面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极有效率的工具一样，文字处理器是加工信息的极好工具。书籍与电脑相互搭配和补充得相当完美，一个为消费者定位，一个为生产者定位。 科学文献的自由交换是互助社团的特点。要使自己的文稿在专业领域里得到承认，一个人的信誉很重要，虽然信誉来之不易，但是，要想进入专家之列就追求知识的动机而言 人们就得为信誉做出努力，这有助于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除了奖励和激励外，成本效益的经济报偿也不利于匿名发表科学或学术出版物。知道作者是谁是有好处的，它能使读者立即区辩出无足轻重的材料和可能确凿有据的作品，后者的作者以出色的著述赢得了名声，总是言之有物。无资料来源的出版物的根本缺点是缺少有用的信息。（试想，一份没有出版者标识的科学期刊会产生什么结果！ ） 在科学出版物中标出来 源， 做出索引即承认版权，给作者以信誉（荣誉） 是协调个人目的与公众利益的最有效 的方法，就像科学团体签订了理想的社会契约一样。24 只有从这一角度看待科学的报偿体制，人们才能茅塞顿开。为什么科学家赋予优先权以最高价值？不论怎样，只要采用相同的方法独立完成工作，人们就取得了同样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为什么科学发现的荣誉只授与第一人，他像选举中的胜利者一样把全部荣誉拿走？部分原因是，它能给创造性工作以最大的激励。此外，团体的整体利益不需要重复性工作。独创性第一的原则一经确立，就是一条绝对的规则， 它确保人们不在开垦过的地方工作。总的说 来，科学的报偿体制只会以最有效的方式达到事业的目标或目的。 这是演变过程的产物，它的成本效应在于，以满足社团成员个人的短期利益的方式满足团体 的长期和整体利益。 科学的出版体制还有一种有趣的经济特点。例如，科学文献出版物的长度似乎有一种指数关 系： 便条、信件或摘要（1页）：1。 短文（4－15页）：5。 长文（20－40页）：25。 专题论述（50－100页）：125。 书（200－800页）：625。 多卷系列丛书（2，000－10，000页）：3，1125。 科学文献的长度与所述问题的重要性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问题的种类和大小不同，出版的 形式也不同： 对于一个问题：一篇（观察或试验）报告或便条。 对于一组问题：一篇论文或短文。 对于一个局域问题：一篇评述或长篇文章。 对于一个子科目：一个长篇评述或专题论述。 对于一个科目：一篇论文或书。 对于一个学科：一本百科全书、手册或多卷本丛书。 于是，长度的增加随所论及问题的大小而变化。在出版科学文献时，问题的大小与文本的长短受制于成本效应，物质空间（阅读时间，生产开销，获取知识的花费） 与问题的实质意义 是成比例的。这就是根据问题的重要性分配空间的经济原则。 科学交流与日常生活交流 应当切记，在不同的条件下，人们优先考虑不同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我们最关心的是保护自己的信誉，我们认为安全的价值高于获取信息。所以，不严格、不精确的消息也能为人接受。反之，在科学中，我们认为通用和精确的价值高于安全。 自然科学毕竟不会满足 于这样的表述：总的说来，较大的物体比较重；或者， 多数用铅做成的东西会在摄氏330度溶化。在科学中我们讲求准确和精确：我们想知道这种或那种物质是如何运动的，注重的是通用、精确和细节。在科学讨论中，我们优 先关注科学理论尚未涵盖的因素…… 处于探索前沿的自然科学有一个特点，它总是高度概括地、精细入微地、准确地描述自然过程，描述它们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上的运作方式。技术科学拒不承认含混不清的概括、类比或近似。诸如“通常”、“往往”、“代表”之类的修饰词没有意义。它的试金石是通用和准确。因而，科学描述的不是在某种情况下会经常出现的这种或那种现象，而是在准确的条件下准确出现的现象。在科学中我们追求最高的通用性、精确性和准确性。科学法则容不得非此即彼、棱模两可、不完整和例外：它讲求严格、准确、明白、无例外、不遮掩。“铅的熔点是摄氏3277度”。在做这句科学表述时，我们的意思是一切（纯）铅在这一准确的温度下都会熔化。我们的意思当然不是 大多数（纯）铅可能会在这一温度左右〖HT4”SS〗熔化（这里有一个潜在的问题， 例如，假定在这个熔点上铅没 有熔化，那么问题就可能出在数据上）。科学论断若不能通用、不够精确，就会受到苛责。我们知道，今天，处于前沿的自然科学有许多绝对论断，在时间的走廊里，所有的绝对论断 都不绝对。在科学中，我们为通用和精确付出的代价是易遭苛责的。 人们对精确性的要求越低， 对正确判断的信心就越强。我们判断树 的高度是25英尺。 我们有把握树的高度是25±5英尺。我们〖HT4”H〗确信树的高度是25±10英尺。我们可以绝对地说树的 高度在1英寸到100码之间。我们完全相信最后一个判断，因为我们有绝对把握，一点疑虑都没有，就像相信世界上必有东西存在一样， 把握大到可以拿生命打赌的地步，等等。不论什 么判断，证据的可靠性（以或然性或可接受的程度为基础的决断）与内容的明确性（准确、精细、精确）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相互替代关系。 可靠性和明确性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双曲线恒等式来表示： s×d=c （c=常数）（见图2）。 在追求明确性时，可靠性越低，失准度就越高，它们就像钱币的两面一样不可拆分。科学在 附图的右下部位运作。在科学中，追求信息（信息的准确性）要冒出错的风险。它的论断可能是不可靠的。毫无疑问，科学的进步有可能降低c的价值，但是这种互补关系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信息理论的不确定原理使我们得不到理想的信息。 技术科学要求论断准确，虽然我们殚思极虑地验证论断的真实性，但它们仍有可能受到苛责。 图2 可靠性与明确性的关系 就信息而言， 科学与日常生活的处理方法完全不同。多数人吃桃子时 ，会有一种愉快的体验。通常，我们说桃子的味道好，这种说法同我们的体验没有什么差别。 诸如或多或少、一般情况下、总的说来、通常、如果大家都平等 之类的话，都是安全可靠的。它们与科学法则完全不同，只用手指做量度标准，只需经验，无需科学、严格的标准。这反而使人们得到了可靠性，因为模糊之中有安全：符合事实的话总是因为不准确才可靠。比如这样的话：世界上有石头，狗会叫。要说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的话有错误，那就未免过于荒唐。它们之所以可靠就是因为不明确、含混。要是认为生活中的话行不通，那就太不现实、太有悖常识了。它们的准确性很低，但是要把这类话全都推翻，那也太不可思议。这样的话符合具体环境的需要，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是一种实践行为，以社会环境为背景。它注重的信条是：即使牺牲明确性，也要具有可靠性；保护你的信誉 ；避免误导别人。 当人们把维护信誉看得至高无尚时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就会尽力把话讲得安全、可靠，于是，他们求助于模糊和含混。反之，创造性和与众不同在科学中至高无尚，人们以雄辩的、使人惊奇的方式讲话，承担通用要求和精确要求等招至的风险。其道理似乎是，认识策 略恰当与否取决于人们需要什么（信誉或创造性）。 日常生活谈话以实用为目的，主要与人际关系和人们为公益事业所从事的活动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首要目的是信誉和被人接受：建立和维护可靠、可信的良好名声。在日常生活对话中，我们的出发点与科学的出发点不同。两种领域里的行为定位很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采取满足现时需要的态度：我们不用艰深、复杂的语言也能满足现时需要。而在科学中，我们以理论探讨为目的，受制于客观探索的目标。故而我们认为知识的通用性、准确性和精确性是至高无尚的。在科学中，我们愿意承担较大的风险，因为我们要做较深的探索。我们故意追求风险，以便获得最大的明确性，进而获取最多的知识，并尽可能对它们加以检验。亚里士多德认为，地貌学研究的是地壳的正常变化，以及长期以来海浪运动留下的痕迹。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对普遍发生的情况关心甚少，他们企图找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都起作用的、严格通用的规律来做解释工作。结果，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承认 我们的科学论断有问题，在可靠性明确性的交替互补规律面前不能两全。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在图2的左上曲线部位活动，其状态与科学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主要以理论为目标，只能以无限的通用性和极端的精确性为基础，严格理解游戏的名称。 最近，一位研究科学过程的学生说：“它（科学的方法）不是研究自然世界时自动生成的结果，而是领袖人物行为模式的构成成分……它的出现是无法得到保证的……而是取决于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取决于和人们活动相适应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但是，这种观点所描述的情况（除了性别歧视主义外）很有问题。人们是否致力于（不论在多大程度上）某项工作（医学、科学、下棋）确实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他们一旦这样做， 一旦严肃地献身于这 一工作及其内在的目的论（inherentteleology） 任务的内在机制就会迫使他们采取与目 标相适应的成本效益手段。于是，他们的行为模式就没有什么偶然性，只要他们用理智和奉献精神承担风险，理性选择最终会毫不手软地改变他们的行动方式，进入到可用经济报偿解释的行为模式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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