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东盟五国近几年来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在1989年和1990年甚至超过了著名的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这种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一系列内部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部来说，198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经历的经济周期高峰造成了对东盟出口制成品的强烈需求。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日本和亚洲四个新兴工业经济体货币的相对升值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的大量外流，为的是寻求能提供为生产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所需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地点。从内部来说，东盟各国，尤其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改革，其目标是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它们不再继续依赖农业、初级商品和进口替代工业，不再把这些方面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鼓励在很大程度上由外国直接投资提供资金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结果，东盟国家有能力利用世界经济的有有利环境，使198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10%。

过去几年里人们时常把东南亚各国实际经济取得的迅速发展，归功于这的它们的实际经济改革计划。然而，金融改革和不断金融革新几乎总是与实际经济的改革齐头并进地完成的。由此而导致的金融业的成长。使得东盟各国能够有效地把日益增多的本国储蓄和外国流入的资金引向为这些国家有生气的实际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并起到了中间媒介的作用。

在东南亚国家中，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较小程度上的菲律宾，在80年代曾进行了金融改革，其目的在于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以便为这些国家实际经济的发展筹措资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在传统上一直是比较开放的，因而继续执行鼓励金融发展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以便为两国的外向型工业化筹措资金。

印尼和泰国的金融改革

由于受到形势的压力，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在80年代初期都执行了全面的产业结构调整计划。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造成了泰国国际收支方面的困难；而1982－83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的下降使印度尼西亚的政策制定者对该国当时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战略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审查。它们不再继续依赖农业、初级商品和进口替代工业，不再把这些方面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转而把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作为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它们鼓励制成品的出口，在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方面进行了急剧的变革，以便刺激本国的储蓄和更有效地调动资金。第一、放松对外汇的管制，允许汇率浮动，结果使泰国铢和印尼盾的币值贬值到比较实际的水平。第二、伴随着新货币制度一起实施的是目的在于促进金融发展的金融改革。利率的上限规定大多被取消；对于过去为了鼓励以资源为基础的部门和进口替代部门而采取的有选择的信贷措施进行了合理化。这就促使两国在利率方面形成了有利的环境，结果导致银行存款和市场导向的银行贷款猛增。两国政府都引入了可转让的市场票据，以鼓励货币市场的发展和促进短期借款的有效形式。这一发展同时刺激了短期流动资金的使用和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时对公开市场业务的利用。第三、采取各种财政鼓励措施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使当地厂商能通过公司股本和债务的证券化来获得长期资金。因为金融的发展而导致的本国储蓄额的增长，反过来又减少了金融机构对受控制的购买和贮存政府证券的需要，并使它们可以集中力量于从事市场贷款活动。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继续不断的金融发展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金融的自由化在较早阶段便已发生，因为这两个国家（尤其是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战略是比较外向型的。1973年马来西亚进行了货币改革和金融改革，取消了外汇管制条例并建立了可变汇率制度。1978年来取“自由利率制度”，允许由市场力量来决定存款利率和放款利率。l978年引进了可转让的市场票据，以推动货币市场的发展，因而到70年代末公司证券市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请参见Abidin，1986年）。然而，对未来金融的发展来说，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障碍。政府继续通过有选择的信贷政策，表现出对农业优先发展部门、初级商品和Bumiputra（土生土长）借款者的偏爱。然而，这种有选择的信贷看来并没有严重地阻碍金融部门的发展，因为放款的上限规定并没有显示出严重地限制市场的运转。

菲律宾的金融改革

货币化与金融的深化

衡量金融深化速度的最常用的尺度是货币流通总量M1．M2和M3对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因为所有东盟国家的都没有M3的数字，货币流通总量范围比M1/GDP宽的M2／GDP。其中可观察到许多有趣的现象。第一、用M2／GDP的增长来衡量，80年代在所有5个东盟国家的经济中都发生了金融深化现象。第二、在进行上过重大金融改革的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中，正是大致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即泰国的1982年和印度尼西亚的l983年，M1／GDP有了迅速增长，而且泰国的比率超过了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比率。

金融机构资产的增长

调动本国储蓄来为经济增长筹资，涉及到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所起的中间媒介作用。金融中介作用扩大的一种表现是以下几种金融机构资产的增加：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NBPIs）。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两个国家，又一次在变化的格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这两个国家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者的资产增长率要比中央银行高得多，结果银行资产的相对份额有了显著的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相对份额稍有提高，而中央银行资产的相对份额理所当然地下降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的增加可以归功于由于取消利率的上限规定和减少对政府证券的受控制的购买而造成的私人存款和放款的急剧增长。中央银行的资产增长缓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政府、国营企业和优先的部门的直接贷款和间接贷款活动急剧减少。在马来西亚，三种类型金融机构的增长分布得比较均匀。马来西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增长势力较强，在很大程度上是若干有远见的基金计划迅速扩大的结果。在新加坡，“新加坡货币主管当局”（MAS）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相比，在资产方面有了较大增长。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国储备金形式的资产的迅速积累，而并不意味着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的增长存在任何阻碍。另一方面，菲律宾中央银行的资产有了急剧增长，其在金融系统的资产中的份额急剧上升，从23．8％提高到35．8％。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连续不断的直接贷款和间接贷款活动。另一方面，增加对本国公共债务的受控制的购买。高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误导致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缓慢增长。

商业银行的私营部门存款和贷款

金融系统所起的中介作用扩大的第三个指数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和放款的增加，商业银行对私营部门来说是短期和中期可贷放资金的传统来源。

在资产额、私营部门的存款和放款增长率方面最高的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两个国家。不仅如此，私人存改款的增加还超过了资产总额的增长，这意味着向私营部门和向更为市场导向的银行业提供更多资金的一种转变。然而在菲律宾，放款的增长小于资产的增长，这表明商业银行受控制地购买了更多的政府证券。因为早在8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的银行系统已经十分发达，资产的基数十分巨大，所以这两个国家商业银行系统相对来说增长较慢是意料之中的。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增长

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就产生了组织证券市场，即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需要。

在货币市场方面，东盟（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货币市场根基不深，而且不太活跃。市场所使用的票据继续由银行同业的资金和短期政府证券占统治地位。然而，采用可买卖的短期政府货币票据，使得东盟各国的政府能够通过象公开市场业务这样一些货币方面的措施来实施货币政策，而不是通过行政措施或数量方面的措施来实施。

在资本市场方面，资本市场包括债务票据和股本票据两个方面。1980年以前，东盟只存在两个活跃的资本市场，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由于东盟各国政府宁愿通过财政预算的分配来获得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的资金，所以没有鼓励二次交易的迫切要求。虽然在东盟地区长期政府证券的二次交易仍处于待开发状态，有关私人股本和借款票据的证券化已经取得惊人进展。

1988年10月和12月以来，印度尼西亚采取的金融措施已经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些金融措施包括：1、取消有关养老金、投资基金和持股公司的所得税；2、取消支付给公司投资者和有组织的集体投资者的债券最终股息和利息付款的所得税以及3、把初级市场、列入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和场外交易中外国人的股票拥有权提高到49％。

泰国资本市场进行改革的目的是要为本国厂商获得更多的长期资金来源。自从1980年改革以来所采取的措施包括：①减少公司所得税和股息税，取消证券交易税；②对于为公众购买股票筹资的证券公司提供财政方面的刺激；③放松对外国投资者的外汇管制，允许他们不必事先得到泰国银行的许可，便可从证券销售的收益中汇出不超过50万美元的金额 。

到70年代末，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股票市场的体制结构已经处于很好的状态。到80年代后半期，由于更加出口导向的经济为马来西亚的股票市提供了动力，外国的直接投资日益增加。新加坡连续不断的金融革新，如建立SESDAQ、“CLOB国际”和与NASDAQ的联系为股票市场提供了进一步的刺激。两国政府决定对本国某些国营企业和公用事业逐步实行私有化，看来导致了股票市场的进一步深化。

从1985年到1990年期间印度尼西亚的市场资本总额增长了9倍；而泰国在同一时期的扩大额几乎达到21倍。在平均交易额方面，印度尼西亚上升157倍，而泰国上升40倍以上。事实上部份地因为国家的规模较大，泰国同新加坡相比现在有着较大的周转额。

储蓄和投资的比率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金融发展的相对成就能从其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中看到。例如，泰国国内储蓄总额（GDS）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85年的21％提高到1989年的31％。然而，这一比率仍然低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许是因为泰国的人均收入较低以及不象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那样存在着例如退休储蓄基金计划那样的强制性储蓄的缘故。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投资比率也在1989年提高到30％以上，这一比率对于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的开始阶段来说是很典型的。菲律宾又是个例外，它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一直低于20％。

金融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

金融深化的另一个指数是银行、保险和不动产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这一部门的相对地位在80年代有了提高，尤其是泰国和新加坡。

一般来说，储蓄有两个来源一一本国的和外国的。最值得注意的是，援助、贷款和外国直接投资形式的外国储蓄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外国援助与公共外债

对于新加坡来说，外国援助的流人并不重要，因为在任何年份中它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重从没有超过0．5％。从1988年起，马来西亚和泰国由于本国的高储蓄率和出口的迅速增长，外援的重要性消失了。从1987年起流入印度尼西亚的外国援助稍有增加，而在80年代后期菲律对外援的依赖有了明显的增加。

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政府在刚发生第二次石油冲击以后（1980－1983年）增加了对外的借款。印度尼西亚也在1982年石油价格下跌以后增加了对外借款。1985－1986年的经济衰退也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增加了它们对外公共债务的依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在1985年的未偿还对外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和还本付息率都要比198l年高得多。然而，马来西亚和泰国金融的发展导致了本国储蓄更为有效的动用，与此同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又使出口收益大大地增加。结果，对外债的需要减少了。从1988年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开始清偿对外公共债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对外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和还本付息率也大大地降低了。然而，印度尼西亚的外债负担在80年代后半期有所增加，这是由于印尼盾的急剧贬值。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及较小程度上的印度尼西亚，在减少对外国公共债务依赖方面的成就，是这些国家能够增加本国的储蓄以便为加速的资本形成率提供资金的直接结果。

外国直接投资(FDI)

外国直接投资爆发式的增长是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在80年代后期的共同经历。这些国家向需要外资的出口导向工业化的转变，发生在一个意外的时刻。1985年广场协议的结论导致了日元的急剧升值。日元的高市值反过来使海外设资对日本人很有吸引力。东盟五国是这种雄心勃勃的海外投资受益者（菲律宾受益较小）。在80年代后期，当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成为净资本出口国时，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得到了第二次推动。在印度尼西亚，从1986年到1990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的实际净流入额增加了5倍以上（从2．58亿美元增加到13．59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率相应地从1986年的1．46提高到1990年的3．74。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净流入的增加甚至比印度尼西亚更为显著。前者的外国直接投资扩大了11倍以上（从1986年的2．62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29．31亿美元）。马来西亚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它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净流入额增加了近6倍（从5．28亿美元增加到30．08亿美元）。随着这些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急速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率也急剧上升。新加坡继续是一个坚决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然而，菲律宾并不那么幸运。直到1988年外国直接投资才真正有了增加，但随后由于政治上一直不稳定并且衰观经济持续发生困难，因而流入额减少了。

新加坡成为地区金融中心

近几年来，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银行增加了它们对邻国，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联合放款活动。这种增加要归因于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在本国发生清偿问题后逐步从地区的放款市场撤走。

金融的日益相互依存

东南亚金融体系的日益开放和尖端化（在工具和专业知识两个方面），也意味着在金融方面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市场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增长。这一趋势会由于贸易和投资方面（尤其同经合组织国家）的相互依赖而进一步加强。它的后果是：来自国际间的金融冲击会以更快的速度向国内体系传播。一个恰切的案例是1987年10月的股票市场行情大跌。续约股票市场的指数下降23％，而新加坡下降了32％；吉隆坡24％；曼谷11％；马尼拉7％。在1990年9－10月的海湾危机头一个月里，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下降了22％，马尼拉和曼谷分别下降了40％和54％，而新加坡、吉隆坡和雅加达降低了大约28％。

日益发展的地区一体化

另一趋势是由于各种原因，东南亚的经济日益一体化。第一，目前在以制成品出口和外资为基础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方面有着共同的相似之外。东盟国家随后发生的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格局中的趋同现象。第二，象“柔佛一新加坡一廖内经济增长三角区”和建议中的包括马来西亚的摈榔屿和半岛北部几个州、泰国南邻和印度尼西亚西北部的“北方经济增长三角区”这样一些小区域经济区的开发，也许将是90年代越来越常见的典型发展格局。第三，1月下旬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四次东盟高级会议上最新签订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域协定”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跨国境产品市场的一体化总是会带来要求协调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条例以及要求资本流动能更自由地跨越东盟各国边境的各种压力。这方面的证据之一是要求将新加坡元在地区内使用。但这一压力一直受到“新加坡货币主管当局”的抵制，为的是要避免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很可能引起的汇率管理问题。对于未来由于产品市场一体化日益发展而引起的这类性质的压力，也许要由地区的货币主管当局来处理。

在最近发生影响韩国和泰国银行系统的危机之后，预言亚洲其他地区的银行系统也将遭遇类似情况已成时髦之举。在遥远的欧洲或美国的董事会会议室和风险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一些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一个国家的经济发生的任何混乱，都将给它的邻国造成问题。但是这种看法是短视的。为了评估银行的风险，应当着重研究每个国家（地区）银行系统的长处和短处。

的确，在货币游戏中显然存在着多米诺骨牌效应。尽管泰国有决心、有储备，它的货币铢还是被击败了，而这个地区的一些中央银行之间签署的大肆宣传的条约却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菲律宾的比索也被击败，这实际上并不是因为经济的基本因素发生了变化，而主要是因为人们认为已经设法成功地支持比索了。其他货币也受到同样的压力，预料还会有惊人的事发生。

但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不适应银行系统。当然，同样的问题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而且这个地区的一些银行系统实际上也遇到类似的头疼问题。然而，多米诺骨牌效应意味着，使得一个国家的银行系统垮掉的问题，接着也会影响到邻近地区的下一个可能的受害者。

亚洲以外的观察家常常认为亚洲国家（地区）都是一样的，可实际上这个地区的银行系统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比一般说来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别还大。它们表现出各自的长处和短处，稍稍花点时间对它们仔细加以研究可能是明智的。

要指出的第一点是，主权风险与银行风险常常是不一致的，而且这个现象在亚洲或许比别的地方更严重。在韩国和日本等低风险国家，银行疲弱无力，而在菲律宾或斯里兰卡等较高风险的国家，一些私营部门的银行却很强劲有力。

另一个不同的情况是，许多国家拥有若干国有银行和在政府密切监督下营业的银行。这些银行通常显示出的业绩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资产质量极其糟糕。它们被用来当作政府推行开发和金融政策的渠道。贷款分类和提供贷款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完善。这些银行不在我们的评论之列。

不动产问题以不同方式使银行蒙受打击。不动产借款人承受的直接风险在这个地区大不相同，香港排在风险名单的首位，接下来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大多数种类的贷款中，不动产被当作抵押品，从而使问题复杂化。指导许多银行系统的依然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当铺心态。提供贷款所依据的是抵押品所值数额的大小，而不大考虑借贷者靠他主要的经营活动偿还本息的能力。

清偿能力低下历来是造成银行破产的原因。在这个方面，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极其虚弱无力，而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印度次大陆却比较强。清偿能力是银行生存的关键。一家银行可以破产，不盈利，排在资产质量表的比较偏下的一端，但是，如果当局给它足够的清偿能力和某种修改帐目的余地，它还是能渡过难关存活下去的。

衡量银行营运费用的尺度是效率。影响效率的因素有薪金、劳动法、勤奋程度、租金的高低、经营管理是否得当、营业额的多少和分支机构的数量。在这个方面，看来只有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依然保持高效率，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效率极其低下。

净利差幅度依然是这个地区银行收入的最大来源，而利差的大小主要是由利率结构、是否存在竞争和一些既定的作法决定的。香港、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净利差幅度很大，而台湾、中国、新加坡和日本的净利差幅度却很小。

要用利润率来估量真正的营业盈利率很难是准确的，这主要是因为银行往往用非经常投资收益来支持它们并不充分的收入，例如在台湾和韩国就是这样，也是因为不现实的提供贷款的方针，而这些方针是造成它们帐目上长年累月存在着不盈利的资产的原因。这种情况影响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泰国、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次大陆。

有趣的是，在效率低下的银行系统中，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银行依然兴旺发展，因为它们的利差幅度依然很大，但是这种情况不会长期持续下去。韩国银行的利差幅度小，而且效率低下，这是它的银行正在苦苦挣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