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国出口贸易不尽如从意，特别是头6个月的出口贸易更是严重滑坡，后半年则稍有回升。有人分析我国出口贸易的滑坡的直接原因是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导致的。但其中是否也有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有下降之虞呢？

尤其重要的是，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呆帐是困扰我国金融形势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的头号大敌。我国银行资产占GDP的比率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的同一比率，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率也高出许多。据《经济学家》周刊的数字，我国银行负债资产在1995年的这一比率是80%左右，而美国是50%左右。亚洲国家除日本外都比我国低。

我国银行受国家的控制程度比大多数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受国家的控制程度要高出许多。在同一期的《经济学家》周刊中，以国有银行资产占整个银行资产的比率来反映的这一程度，中国的这一比率接近100%。印度为70%，台湾省为接近60%。俄罗斯为25%左右，韩国为18%左右。

由此可见，我国的金融市场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目前这是一种可能的风险，但是一俟条件成熟，就会转化为现实中的金融风险。

乍一看起来，东南亚金融危机似乎与平民百姓无关，仔细一想其实大谬不然。难道通货膨胀、银行倒闭跟咱们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太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包揽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以致我们对金融市场中广泛存在的风险麻木不仁。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如1988年1993年经济增长过快，物价上涨过猛的情况，这也是市场金融风险的一种。

但我们的银行从来没有因为经营者管理不善，出现不能支付居民存款的现象。近几年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也曾有过几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倒闭，但我们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没有抓住机会向储户们宣传因银行支付出现问题而出现的金融风险。因此我们对这一类的金融风险没有亲身感受。

其实，我们一直在市场中迈进，银行支付不济而导致银行挤兑风潮的风险会用它特有手段让我们付出代价。我国台湾省近几年不是也曾出现银行挤兑风波吗？日本前几年出现的银行倒闭一直都在困扰着日本经济的顺利复苏。去年日本市民不是为反对日本政府用财政收入来垫支住宅金融的巨额亏损吗？

银行也是企业，它亦存在着因支付困难和经营不善而倒闭的必然性。只是我国的金融才刚刚迈向市场化，银行的经营水平、资产质量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但这不是我们松懈对金融风险警惕的理由。只要风险存在，就一刻也不能放松对它的警惕。

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但给国际金融市场及其金融当局提了个醒，也给我国广大的老百姓们提了个醒。在当今老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种类繁多的金融资产的时候，他们特别需要培养自己的风险意识，提高自己的金融风险的预防能力和承担能力。

八十年代，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东南亚各国都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将其固定在一定水平上，而不是根据市场供求变化来进行调整。1995年，美日签定加强美元协议后，各国也未能及时调整汇率政策，结果逐步造成本国货币严重升值，最后成为投机商的攻击目标。

无论哪个国家，外资从来都是被看作是发展本国经济的动力，都是大爱欢迎的。事实上，绝大部分情况也确实是这样。因此，人们普遍产生了这么一个思维定式：外资多多益善。然而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金融危机却是由于外资的投机活动兴风作浪造成的。即外资是面双刃剑，吸引进来了，搞不好会自伤身体，弄得遍体鳞伤。

近几年来，东南亚国家外资的流入趋于失控状态。目前泰国的外债已达90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他国家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分别为54%、47%、39%。尤其严重的是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外资有将近25%属于短期贷款，这些资金出于逐利的本性，随时都会摇身一变成为投机资金成为”始乱终弃“的过客。

建立在投机泡沫和大规模外资进入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一旦投资的领域未能产生预期收益甚至亏损时，外资尤其是投机性质的短期外资就会以它们当初蜂拥而来的激情，迅速而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个国家和它的货币，将其经济肌体砍得鲜血淋漓。

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给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造成的伤害仅是货币、证券市场这一块就已是触目惊心：从今年初迄今，投资人在泰国货币、证券市场的损失已过54%；菲律宾居次为46%、马来西亚45%、印度尼西亚41%、新加坡25%。

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后，东南亚许多国家政府纷纷采用紧缩银根，提高利率。像印度尼西亚，当印尼盾兑美元的比率跌破3000的水平以后，为了缩紧资金的流动，其中央银行的利率已经上扬了2倍。更有甚者，比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甚至直接干预市场：马来西亚一度采取措施宣布限制投资人卖空一百种重要的股票，印度尼西亚也步马来西亚的后尘，宣布了类似马亚西亚的做法，限制外国人外汇交易。这些国家直接干预市场的目的无外乎是遏制市场下滑，稳定投资人的信心。效果如何呢？

马来西亚宣布了新的限制后，令投资人无法按完全自己的意愿自由买卖，投资人信心大失，资金大规模移出，宣布实施新限制的当日，吉隆坡股市应声而落，并带动整个东南亚地区股市下挫，而且随后连跌数日。无奈之下，马来西亚政府又只好朝令夕改，宣布取消限制。然而投资人信心已受重创，而且政府如此朝令夕改更令投资人疑虑重重，望而却步，可以说是对马来西亚政府干预市场的莫大嘲讽。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近十几年来实行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道路，加快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大量吸引外资的同时，忽视了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以引导外资进入国家需要发展的领域中去。例如，泰国在吸引外资时，忽视了外资的结构，外债余额中80%是短期外债，而且占GDP的比重1995年为39.8%，1996年为38.3%。外债占GDP的比重过大削弱了国民经济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短期外债比重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支出负担。此外，泰国没能有效地引导外资向基础工业和加工业方向投资，近80%的外资投资在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这样的外资投资结构无疑会引发国民经济的泡沫成分，虚假繁荣掩盖了经济结构失衡。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泰国有近一半的房地产空置。大量的资金无法如期收回，特别是银行以外国资金向房地产投资，更是无法如期偿还到期的外债。应当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人民币自1994年1月并轨后，曾在1995年5月17日创下8．2802的最高位。 由于目前人民币利率高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使得国际套利资本有利可图，中国应控制这些资金流入，防止形成金融危机。

人民币值趋于坚挺，加之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使得套利资本有利可图，这将首先使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动荡的成分。另外，政府将因有些单位将非法私借的外债混入经常帐户，而无法统计外债规模，外汇大量地兑换人民币，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中国严格控制短期外资流入，防止其在股票、期货、债券、房地产等市场制造金融“泡沫”；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债务管理，杜绝在外资企业对外借债没有纳入国家外债规模的情况下，出现假合资、真融资的机会。

在这次危机中，受影响最深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四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量利用外资的同时，没有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本国的产业停滞在低水平上重复。本国工业的低水平重复削弱了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从1994年就已经开始了，1995年逆差是141.09亿美元，1996年达180.1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8.8%和9.7%。马来西亚的经常项目逆差1995年为66.31亿美元，1996年81.08亿美元。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在1995年和1996年也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其实东南亚国家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在1994普遍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得到全面证实。

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导致经常项目逆差，本应让本国货币相应贬值以提高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但泰国没有这样做，有的国家这样做了但不彻底，没有起到促进商口出口的目的，也没有削减经常项目赤字。

金融监管主要是监管银行的管理制度和资金的运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严重漏洞。新兴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都不同程度地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工具无疑会对新兴市场有巨大的吸引力。衍生金融工具，即使是发达国家的成熟金融市场也有严格的监管要求，但不少新兴金融市场也在广泛使用。

离岸金融业务也是需要较成熟的监管经验，亚非拉的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或正在试图开展这方面的业务。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正在利用国家政府的迟缓的监管制度，进行金融投机活动。

过去十年，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东南亚国家一些银行擅自放松向房地产业贷款的标准，结果导致大量资金因房地产过剩变成呆账，从而使投机商有机可乘。目前，泰国和菲律宾都已规定房地产贷款不能超过银行总业务量的20%，贷款数额不能超过项目所需资金总额的60%。所以必须限制向回报率较差或容易造成呆账的行业提供贷款，并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　

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国家通过货币市场的利率工具调控经济生活的货币供给量，从而达到平衡全社会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不适当的货币政策会导致经济过热或者经济萧条。这都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在1994年以后连续三年泰国发生经常项目逆差时，政府没有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刺激本国经济发展，贬值本国货币，增加产品出口。政府反而提高利率，以达到吸引外资流入国内，平衡国际收支逆差。提高利率固然能吸引大量短期外资，暂时平衡外贸逆差，但是却紧缩了银根，增加了国内企业的债务负担，抑制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从长远来看，提高利率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货币政策。可以说，这是泰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合理与否要视该国的具体经济情况而定。经济过热与否，消费水平是否过高，国有企业的负债能力，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等都要综合考虑。就我国当前的利率水平而言，中央银行认为是合理的，他们认为在剔除通货膨胀率之后，我国实际一年期存款年利率为4%，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相当。另外这一水平的利率已没有空间再行降息的必要。因为这不符合我国实行适当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总目标。目前的利率水平也不会太低，不存在提高利率水平的压力。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提高利率水平会使大部分国有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面临利息负担过重和资金短缺的困境。

泰国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各国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都会引起国际游资的反应，尤其是金融基础薄弱的国家更是国际投机商热衷猎取的目标。这一点在1992年的英镑危机和现在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及我国香港的外汇市场波动就被证明了。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是货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运作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是我国货币市场建设的目标之一。没有全国统一的规范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不可能形成我国的基础利率水平，资金就不能在全国流通，就会形成各自割据的资金中心，不利于资金配置。规范性是要求打击各种违法的资金拆借市场。黑市资金市场在我国利率水平严重扭曲的情况下，曾经猖狂一时，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加大了金融风险。规范性目的就是为了根除违法资金拆借。

资本市场是筹资人获得长期资金的主要市场，获得长期资金有两种主要方式即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所以资本市场在我国主要有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债券市场主要是国债市场，无论从发行规模还是交易量来看，企业债券市场还是一个开始。我国也是才从今年5月份制定规范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的法律文件。这个文件是适应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直接融资的迫切需要而制定的。

我国的国债市场远比企业债券市场要大得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1996年国家财政预算草案”，1996年计划发行国债1952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8.42%，占同年财政收入与支出的46.69%和40.7%。从1990年到1996年我国国债的发行增长速度均高于同期财政收入与支出。

尽管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在日益提高，但是我国国债余额占GNP的比重却很低，1995年低这一比重为5.9%，1996年度国债发行额占7月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率也仅为5.41%，也就是说财政的债务负担与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不相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重建财政工作，提高国家财政汲取国民收入能力的迫切性。

1995年国债发行第一次引用带有招标拍卖形式的市场发行机制，国债招标发行机制是一种市场机制。这种市场机制的运用有利于金融资产利率的形成。金融资产利率的市场形成机制无疑会推动我国利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国债收益率的形成对我国基准利率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社会资金的供求关系与国家货币政策的协调的共同点就是市场。因此国债收益率的市场形成机制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形成，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

目前国债市场交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二级市场交易中存在的大量的债券回购交易积欠问题。国债卖空存在的这些问题已成为困扰金融市场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系列国债市场交易问题，财政部等有关部门于1996年成立了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负责主持营运全国国债托管结算系统。1997年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所有商业银行在证券交易所和各证券交易中心的证券回购及现券交易。此后国家规定所有的国债回购业务和现券交易都交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管理。这是规范我国国债市场的关键措施。

我国资本市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股票市场。我国股票市场已经发展壮大起来了。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长，投资人数稳定上升，上市股票市价总值不断扩大，沪深两市的成交量激剧增长。去年底和今年4、5月份股市的大幅攀升，说明股市的交投十分活跃。毕竟我国股市是一个年轻的市场，证券交易的监管不完善，理性投资者不够成熟。因而从一开始中国股市就呈现出年轻股市场的风险性质。

因此改进交易制度和完善基础设施成为证券市场建设的一项不可松懈的任务。今年5月份国家将股票交易印花税从3‰上调到5‰，对抑制股市投机起了一定作用。今年3月上海证券市场推出新的指定交易制度，投资者在与自己选定的一家证券经营机构订立指定交易协议后，可以指定该机构为自己买卖证券的唯一交易代理人，指定证券经营机构为投资者提供委托、交易、结算、查询及其他市场服务。投资者选择指定交易方式，可以有效地防止自己的股票帐户被盗用。4月份，上海证券交易所又推出完善查询制度和中央存管制度等六项措施，进一步步强了上海证券托管清算体系的服务功能。

深圳证券交易所从5月份起，实行股份集中管理与清算制度正式运转，使深圳市场自1995年8月以来推出的改进证券登记结算制度的一系列相关措施全部按期实施。深圳市场对股份登记结算制度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在原有的“两级托管”基础上对股份实行集中管理。与上海的中央登记清算制度不同，深圳登记结算公司为证券商提供二级托管服务，证券商为投资者提供一级托管服务。

除此之外，沪深两市证券交易市场的技术设施不断有改善，信息统计和信息发布制度更加客观规范，实时监督系统初步建立起来，监管水平有所提高。两家证券交易所先后建立了独立的市场监查部门，开发电子化的证券交易实时监控系统。电子实时监控系统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对证券交易实时监控，及时发现证券交易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实时交易系统为跟踪、分析和调查违规交易提供了重要技术保障。

我国证券交易要继续在上述各方面做出努力。特别是在市场监管方面更是不可手软，一经发现市场违规行为坚决查处，决不姑息方能规范市场交易。

多层次多结构的金融市场体系是现代经济的必须。国家的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以及金融政策都要通过对金融市场的调控来实现。由于各金融市场的功能、运作方式、对各货币政策的各种工具的吸收能力和程度不同，国家金融当局需要多层次多结构的金融市场来市场供求关系。

除基础工业的建设与本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之外，泰国及东盟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结构还存在如下严重失衡：房地产和股市等泡沫经济成份过热，劳动密集型工业占整个产业的比重太大，且低技术水平的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由于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旺盛，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严重困扰经济发展和金融形势稳定。

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是导致泰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主要因素。1994年以前，泰国出口的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为泰国赢得大量外汇。1994年以后，泰国周边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迅速崛起，对泰国的产品在市场构成了威胁，夺去了大部分市场份额。面对这一形势，没有引起泰国产业界的重视，没有因此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密切联系，向我们提出了金融风险管理的新课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面临着吸引外资为本国经济服务的任务。据世界银行今年的报告统计，我国已连续二年是世界第二大利用外资大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大利用外资大国。我国也是1996年世界银行的最大贷款国。截止去年底，我国共向世界银行贷款280亿美元，用于184个工程项目。

与些同时，外国的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等已在我国开展了业务。我国金融当局已在上海浦东允许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我国国有商业独资银行也开展了离岸金融业务，一些金融机构利用香港、经济特区及上海浦东的政策优势与外国银行同行建立了密切的业务关系。我国的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联系。

因此，我国金融市场已不再是1979年以前的与世隔绝的孤立的金融市场。国际金融与我国金融市场联系已达到一天也不能中断的程度。香港回归祖国后，她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继续得到加强和发展。香港与祖国大陆的经济贸易金融联系也是一个国家之内两个相对独立的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综上所述，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将前所未有地增加，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我们缺乏了解的全新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银行以及管理人员对这一全新的领域的风险估计不够，缺乏必要的运作经险和制度准备。这就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

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占我国整个银行资产的90%左右，而其中的大部分资产又是投向国有企业。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近80%，而对银行的负债对占其中的70%以上。因此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几乎全系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扶持。

相当部分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清晰，责权不明确，政企不分开，管理不科学，不但影响了国有资产的增值，而且每年还有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管理体制上的虚置和疏漏，国有企业的资产正在被经营者和管理者大量地鲸吞。这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国有企业的改革难度。

我国在经济过热时，也曾出现过房地产过热，股市过热等泡沫成分。这已引起我国金融管理当局的高度重视，在今后的经济生活中应汲取教训。

从银行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有利于保护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并产生收益。只有银行的呆坏帐能够有效地得到解决，银行的经营风险也就可以有效地降低。为了维护银行的长远利益，银行采取必要的减息、减债、免债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在接受法国记者时说，为了处理国际金融危机，亚洲各国表现了良好的团结精神，使得这次金融危机能较快地平息下去。

1994底至1995年初，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联合西方七国共同提供478亿美元货款帮助墨西哥渡过金融危机。从那时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了紧急筹款机制，以帮助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或地区恢复金融秩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用紧急筹款机制在几天内完成了以往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事情。在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日本联手召开了亚洲金融会议，同意共同出资160亿美元帮助泰国重振信用系统。康德苏指出，在当今全球一体化金融形势下，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时刻警惕宏观经济平衡出现的漏洞，并且迅速采取行动。任何迟缓都会给本国和世界其他各国造成更大损失。康德苏指出，这是一个责任心，责任心比团结精神来得更得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救助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行动中发现了自己的不足。这主要是由于主权国家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国际金融组织，它可以为主权这家收集并提供信息、建议甚至可以通过其他国家向其施压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尽量避免使用这些办法，尽最大可能地通过本国政府的计划来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

要做到这一点目前还很困难，除了主权国家的内政之外，还有来自文化方面困难。泰国如果在1996年夏就遵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采取行动改革国家的经济结构，那么不致以会发生1997年7月的金融危机。泰国政府当时很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建议。挽救危机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

米歇尔·康德苏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的总结是有代表性的。他说出了一个当代金融监管的重大课题，主权国家如何接受国际金融组织的建议和指导的问题。泰国没有及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直到危机爆发后，才不得不为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援而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1979年我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次年加入世界银行。我国正在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着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系，我国从金融贸易 进出口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国际社会的经济惯例。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利用外资国。从1993年起，我国就是世界银行的最大货款国。截止1996年8月底，我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达1610.7亿美元。国家将继续扩大利用外资的力度，将逐步实行对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国家计划在今后内每年实际利用外资300亿美元。1997年全年实际利用外资达495亿美元。

随着对外贸易的持续顺差，197年我国外汇储备已达1200亿美元。我国金融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的联系已越来越来密切。在这次泰国金融危机后，应国际社会的要求，我国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参与国际金融事务，向泰国提供10亿美元货款援助。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国将会更加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国于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金融中心的地位会继续加强，这一世纪大事会加快中国融入国际金融体积体系的步伐。今年9月15日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就是中国决心全面参与国际金融事务的一个信号。

事实上，我国已经与国与国际金融市场建立了正常的密切的联系，我们的目标是全面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一切活动，发展中国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优势，为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和金融市场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

1996年底，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制度。外商投资企业在银行的结售方面拥有充分的自由。为了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根据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情况，保持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是十分必要的。泰国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显而见的教训是东南亚国家的外汇储备太少，不足于支付本国货币的大幅波动，而导致货币的大幅震荡。

实现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我国开放金融市场的一个重大成就，在条件成熟时我国将开放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了适应经济自由化、全球信息化的趋势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要求，决心要在下个世纪实现全球的金融市场开放。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开放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全球的金融发展趋势。我国应采取较积极的措施来迎接这个挑战。

东南亚国家在积极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在大量利用国际廉价资本的同时，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因而他们要付出代价，缴纳昂贵的学费。泰国由于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打击，必须被动地进行财政金融和经济结构的改革。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大为放慢。专家估计，泰国在今年的五年之内难于恢复到令人羡慕“东亚奇迹”的水平。

我国是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经济速度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我国决不能饮鸠止渴，超出我国的实际国情，揠苗助长地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货币危机是实例。

由于我国出口商品的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稳定，经常项目收支极易出现波动。因此我国外汇储备有极易波动的脆弱性。为此我国应该采取下列措施保护人民币外汇汇率：1、注意调控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保证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2、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出口产品，持续保持外贸有稳定的顺差。督促外商投资企业履行规定的外销比例，力求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外汇平衡。

东南亚金融危机向全世界的银行提了一个醒：要大力加强银行系统的监督体系，防患于未然。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官员表示，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52届年会要注重讨论建立银行体系的风险预警制度，以防止全球金融体系的漏洞。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