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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学派对于贵金属流通、与贸易均衡等问题建立了一套与所谓“重商主义”学说的见解背驰的理论原则；根据近二十五年来的经验，这些理论原则如果经证明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话，在另一方面却暴露了重大弱点。 组验，尤其是俄国和美国的经验，一再证明，农业国的工业品市场是处于优势工业国的自由竞争势力之下的，工业品的输入价值，往往会大大超过农业品的输出价值，因此有时会突然发生贵金属大量外流现象，从而使农业国经济，尤其是当国内交易以纸币为主时，陷入混乱状态，造成全国性的灾害。 流行学派的理论认为，我们对于贵金属的准备如果与准备任何别的物品的情形一样，那么贵金属的流通量是大还是小，大体上是没有什么出入的，因为流通量的大小只决定于在交换中任何物品的价格比率，决定于物品是贵还是贱；外汇率有了失调，往往会有利于国家的输出，它的作用就象是对出口业务的一种奖励，足以使输出量增加；因此得出的结论是，金属货币存量与进出口之间的平衡以及国家的一切其他经济情况，都会在事物的自然演变下，以最妥善的方式，自动获得调节。 就一国的国内交易来说，这个论点是完全正确的；就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省区与省区之间以及属于同一联邦政府的州与州之间的商业关系来说，这个论点是可以得到证实的。任何组济学家，如果认为北美合众国各州之间、或德国关税同盟各邦之间、或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进出口差额，可以用国家的命令与法律来调整，由此会比自由交换得出更好的结果，这样的说法必然会使人感到遗憾。假定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与上述同样的联盟关系，那么这种把一切交托给事物的自然演变的理论将是颇能自圆其说的。但是在世界的现在情势下，如果认为在国际交换中，一切事情会获得与国内交换中同样的结果，那就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加与经验相违反的了。 现在支配和控制着独立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并不是象流行学派所说的那种自然趋势，而主要是国家的商业政策和力量，是这些因素对世界局势、对外国与外国人所发生的影响，是殖民地的占有与国内信用的建立，或者是战争与和平。因此在这里，一切情势演变的情况，与那些在政治、法律与行政上团结在一起、利害关系完全一致、处于恒久和平下的社会之间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试将芙国与美国之间的情况作为一个例子来考虑一下。假使英国不时地以大量工业品在美国市场抛售，假使芙格兰银行运用提高或降低贴现率的手段，对于对美输出或对美信贷极度地加以鼓励或限制，假使由于工业品充斥美国市场，结果使英国工业品在美国的价格比在英国本国还要低廉，或者甚至低于生产成本，假使因此使美国对芙处于长期负债状态，对芙汇率处于不利状态一～即使是这样，在假定两国之间毫无约束的交换过程中，这种混乱情况也会不费力地自动获得纠正。美国所生产的烟叶、木材、谷物以及各种生活簧料，比英国要便宜得多。英国对美运销的工业品越多，促使美国种植者生产足以换取工业品的有价值商品的手段和动机也就越大；给予种植者的信贷数量越大，驱使种植者为自己争取偿清债务的手段的推动力量也越大；英国的外汇率越是对美不利，服使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推动力量也就越大，因此美国农业经营者在英国产品市场竞争中也就越能居于有利地位。 这样的输出活动，结果会使逆势的汇兑卒很快地自行获得纠正；这种汇兑率实际上也并不会达到十分不利的程度，因为美国在看到了本年度有大量工业品输入而积下了值务以后，势必通过下一年的超额生产和出口的增进，使这种收支上的逆势自然获得平衡，金融市况和信用关系也就会跟着趋于缓和。 如果英国工业家与美国农业经营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就象英格兰工业家与爱尔兰农业经营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一样的无拘无束，情势就会作这样的演变。但是两者的情况是不同的，并且必然是不同的。假使英国对美国烟叶进口征税由百分之五百增加到百分之一千，假使它利用关税限制使美国木材无法输入，假使它只有在饥荒时才容许美国粮食进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样就使美国的农业生产与美国对英国工业品的消费，双方不能自柏平衡，也不能用衣产品未清偿这些由工业品构成的情务，这样就使美国对英输出只限制在狭小范围内，而英国对美输出则在实际上漫无限制，结果两国之间的汇兑关系就不能自动地趋于平衡，美国对英债务就不得不用对英输出金银块的办法来清偿。 但是金银块在这样情况下的输出，会破坏美国的抵市流通体系9势必引起美国银行信用的破产，从而使地产与流通中商品的价格发生普通的波动，使物价与信用陷于普遍混乱状态，而使国家组济处于不可收拾境地；我们可以说，当美国的自由州不能倚靠国家关税制度使进出口保持平衡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当发生了这样的破坏现象，消费也有了减退以后，说是过了一个时期，英美两国间的进出口关系就会自动恢复到相当平衡状态，这样的说法是不能使美国人得到多大安慰的。因为商业和信用受到了这样的扰乱、破坏，消费也有了缩减以后，个人生活与福利以及公共秩序所受到的损害不是很快就可以恢复的，这样的变敌如果屡次发生，就必然会留下长期存在的不幸后果。 流行学派的理论认为贵金属流通量不论是大是小并没有多大关系，认为我们只是用物品在交换着物品，认为在交换中所使用的贵金属的流通量不论是大是小，对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出入；这样的说法，就更加不能使处于上述情况下的美国人感到安慰。对一个生产者或企业主说来，他所生产的或保有的某一物品的价值是一百生丁＠还是一百法郎，只要他用一百生丁所能换到的适应需要或享受的物品，同用一百法郎所换到的在数量上相等，当然不会有什么出入。但是价格的是高是低，只有当这个价格长期地、无间断地处于同一水准时，才能说是一个无甚出入的问题。 如果价格发生着频繁的、剧烈的变动，就会发生危害，使每个人的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陷入混乱状态。任何人按高价膳人原 试将英国与美国之间的情况作为一个例子来考虑一下。假使英国不时地以大量工业品在美国市场抛售，假使英格兰银行运用提高或降低贴现率的手段，对于对美输出或对美信贷极度地加以鼓励或限制，假使由于工业品充斥美国市场，结果使英国工业品在美国的价格比在英国本国还要低廉，或者甚至低于生产成本，假使因此使美国对芙处于长期负债状态，对英汇率处于不利状态——即使是这样，在假定两国之间毫无约束的交换过程中，这种混乱情况也会不费力地自动获得纠正。美国所生产的烟叶、木材、谷物以及各种生活资料，比英国要便宜得多。英国对美运销的工业品越多，促使美国种植者生产足以换取工业品的有价值商品的手段和动机也就越大；给予种植者的信贷数量越大，驱使种植者为自己争取偿清债务的手段的推动力量也越大；英国的外汇率越是对美不利，驱使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推动力量也就越大，因此美国农业经营者在英国产品市场竞争中也就越能居于有利地位。 这样的输出活动，结果会使逆势的汇兑卒很快地自行获得纠正；这种汇兑率实际上也并不会达到十分不利的程度，因为美国在看到了本年度有大量工业品输入而积下了债务以后，势必通过下一年的超额生产和出口的增进，使这种收支上的逆势自然获得平衡，金融市况和信用关系也就会跟着趋于缓和。 如果英国工业家与美国农业经营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就象英格兰工业家与爱尔兰农业经营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一样的无拘无束，情势就会作这样的演变。但是两者的情况是不同的，并且必然是不同的。假使英国对美国烟叶进口征税由百分之五百增加到百分之一千，假使它利用关税限制使美国木材无法输入，假使它只有在饥荒时才容许美国粮食进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样就使美国的农业生产与美国对英国工业品的消费，双方不能自相平衡，也不能用衣产品未清偿这些由工业品构成的债务，这样就使美国对英输出只限制在狭小范围内，而英国对美输出则在实际上漫无限制，结果两国之间的汇兑关系就不能自动地趋于平衡，美国对英债务就不得不用对英输出金银块的办法来清偿。 但是金银块在这样情况下的输出，会破坏美国的纸币流通体系，势必引起美国银行信用的破产，从而使地产与流通中商品的价格发生普通的波动，使物价与信用陷于普遍混乱状态，而使国家组济处于不可收拾境地；我们可以说，当美国的自由州不能倚靠国家关税制度使进出口保持平衡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当发生了这样的破坏现象，消费也有了减退以后，说是过了一个时期，英美两国间的进出口关系就会自动恢复到相当平衡状态，这样的说法是不能使美国人得到多大安慰的。因为商业和信用受到了这样的扰乱、破坏，消费也有了缩减以后，个人生活与福利以及公共秩序所受到的损害不是很快就可以恢复的，这样的变敌如果屡次发生，就必然会留下长期存在的不幸后果。 流行学派的理论认为贵金属流通量不论是大是小并没有多大关系，认为我们只是用物品在交换着物品，认为在交换中所使用的贵金属的流通量不论是大是小，对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出入；这样的说法，就更加不能使处于上述情况下的美国人感到安慰。对一个生产者或企业主说来，他所生产的或保有的某一物品的价值是一百生丁还是一百法郎，只要他用一百生丁所能换到的适应需要或享受的物品，同用一百法郎所换到的在数量上相等，当然不会有什么出入。但是价格的是高是低，只有当这个价格长期地、无间断地处于同一水准时，才能说是一个无甚出入的问题。 如果价格发生着频繁的、剧烈的变动，就会发生危害，使每个人的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陷入混乱状态。任何人按高价购入原料，经过加工，以制成品按低价出售，就不再能收回他在原料上所支出的那个贵金属的量。任何人按高价购人了一块地产，购入时将地产作了抵押，将押款作为买价的一部分，在价格低落以后，他就要丧失偿债能力，甚至失去他的地产；因为这个时候全部的地产价值或者还不能与押款的数额相抵。任何人在高价时租入地产，价格低落后就会使他陷于破产地位，或者至少使他无力履行租约。价格涨落的幅度越大，变动越频繁，对于国家的经济状态，尤其是对于信用关系所发生的破坏影响就越大。有些国家在工业品的需要和本国产品的销售上是完全依赖外国的，有些国家的商业活动是主要以纸币为依据的，当贵金属在这类国家有了突出的内流或外流现象时，它的有害影响就表现得格外显著。 大家承认，一国所能投入或保持流通的纸币数量，决定于它所保有的金属货币量的多少，不论哪一个银行，总是力图按照它库里所存贵金属量的多少，来扩充或限制它的纸币流通量和业务的。如果它自己的货币资本或存款有了很大增长，它就要扩大信贷，通过这种信用关系，又使它的债务人放出的信贷增加，这样就会使消费量和价格提高，而且格外会使地产的价格提高。如果情况相反，贸金属有了显著外流现象，这个时候银行将限制它的信贷，从而使它的债务人在放出信贷与消费方面也将有所收缩，从而使债务人的债务人也将处于同一局面，这样类推下去，将一直影响到那些依靠信用关系消费输入工业品的人们。因此在这样的国家，一旦金属货币有了非常的外流现象，就会使整个信用体系、商品市场、尤其是地产的货币价值陷入混乱状态。 在美国最近以及以前发生的商业恐慌，据说原因是在于美国的银行制度和纸币制度。实际上银行的确是象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助成了这类恐慌的，但发生恐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实行了“折衷”方案以后，英国工业品输入价值远远超过了美国农产品的输出价值，结果使美国对英负债数额越来越大，无法用农产品来抵偿。我们说这类恐慌的起因是失去均衡比例的进口数额，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由于恢复了和平，或由于美国关税率的降低，结果使美国输入工业品的数量非常巨大，每逢工业品大量输入时，恐慌就跟着发生；当关税足以阻止工业品输入，使它不能超过农产品的输出价值时，这种现象就从来不会发生。 还有人把恐慌的起因说是由于美国在建筑运河和铁路方面所化的巨额资本，这项资本大都是用贷款方式从英国得来的。实际情况是通过这些贷款的作用，只是把恐慌的发生推迟了几年，而一旦暴发时却增加了剧烈程度；而且所以会产生这种贷款，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从进出口不平衡而来的，假使没有这种不平衡现象，根本就不会借债，也不可能借债。 美国输入大量工业品以后，对英欠下了巨额值务，不能用衣产品、只能用贵金属来偿还，这时由于不平衡的汇兑率和利率对英有利，使英国乐于接受美国的铁路、运河和银行股票以及美国政府债券来抵付这种差额。 美国输入工业品超过输出农产品的数字越大，英国对于这类证券的需求越大，美国在举办建设事业及企业方面所受到的鼓励也就越大；美国在这类事业上所投放的资本越多，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就越加殷切，同时也就更加扩大了美国进出口之间的差额。 英国工业品的输入美国，一方面由于美国银行的扩大信用关系而得到了推进，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在信用关系上所提供的便利及其贴现率的降低，也在这一点上起了同样的作用。英国工商业委员会的公开报告说明，英格兰银行由于扩大贴现数额，结果使现金库存从八百万镑减到二百万镑。这一措施一方面削弱了美国保护制度的效果，有利于英国对美国工业的竞争，另一方面为英国对美国股票与政府债券的投资提供了便利，发生了推进作用。在英国可以按三厘的利率获得资金，而美国的立约人和借方所提供的利息却是六厘，只要这个情况不变，后者的证券在英国就不怕没有买主。 这种交易的条件表面上显示了繁荣气象，虽然美国的工业正在这种条件下逐渐受到摧残。美国农业经营者的剩余产品，原来在自由贸易下是可以卖给英国的，在适度的工业保护制度下是可以卖给自己工厂里的工人的，现在却卖给了在英国资本支持下的公共事业所雇用的工人。由于英美双方国家利益的分歧与冲突，这样的不自然状态是不能持久的，勉强抑制的经过期间越长久，一旦爆发时对美国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债权人可以一再延长贷款期限，使债务人不至于倒下来；但是债务人经营的事业如果没有可靠基础，险象环生，只是靠了债权人不断的增加贷款来拖延时日，那么拖延的日子越久，一旦不得不宣告破产时所遭受的损害就越大，这是一定的；上面所叙述的情况也是这样。 美国发生破产情况的原因是由于英国有了非常的举动，对外输出了大量金银块，这是由农产歉收和欧洲大陆的保护制度引起的。我们说这是由于大陆保护制度的结果，因为如果欧洲大陆市场对英国继续开放，英国从大陆大量输入谷物，就可以主要用向大陆大量输出工业品的方式来求得抵补，英国的金银块即使暂时大量外流到大陆，也可以由于工业品输出的增加，使它在短时期内重行内流。当然，在这样情况下，大陆工业将成为英美间商业活动的牺牲者。 处于这样的局面，英格兰银行要企图挽救，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事于限制信用，提高贴现率。采取了这一步骤以后，英国不但不再需要美国更多的股票和公债，而且已经流通的部分也将泛滥于市场。因此美国不但失去了用继续推销证券的办法来弥补当前亏欠的那种手段，而且它由于多年来在英国出售股票和公债而对英所负的全部债务，现在也面临着用货币偿付的要求。现在看来，在美国流通的现金实际上是属于英国的。还不止这样，美国整个银行和纸币制度所依据的是对现金的保有，现在看来，英国人简直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美国的现金了。假使英国人对于这项现金加以处理，美国的银行和纸币制度就会象纸糊的屋子一样，倾刻垮台，从而地产价格，因此也就是多数私人生活的经济手段所依据的基础，也将崩溃。 美国银行方面为了避免瓦解，对于现金支付采取了延宕办法，实际上为了至少能使形势趋于缓和，也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它们一方面想借此办法争取时间，等待新棉收获，用它来抵偿，从而减轻美国的债务；另一方面希望在延付期间，靠了缩减信贷办法，能减少英国工业品输人，使本国的输出将来能与输入求得平衡。 但是靠了棉花输出能与工业品输入相抵到什么程度，是很有疑问的。二十多年来棉花的生产经常超过消费，由于产量增加，价格越来越低。这时在棉纺织业方面遭到了麻纺织业的剧烈竞争，后者由于机器设备的改进获得了巨大发展；而在植棉者方面，同他们相竞争的则有得克萨斯州、埃及、巴西以及东印度群岛的植棉者。 这里还必须注意到一点，从美国棉花输出得到好处最少的，是消费英国工业品最多的各州。 这些州获取工业品的主要手段是从谷物种植业与畜牧业得来的，在这里出现了另一种形态的恐慌。由于英国工业品大量输入，美国工业受到了抑制。因此一切增加的人口和资本都被迫流到了西部的新村落。每个新村落在开始时对农产品的需求都是有所增进的，但经过数年以后，它们本身就有了大量农产品余额。这种现象在那些村落已经发生，因此人口和资本流入西部各州数年以后，由于新建运河与铁路的便利，就会有大量剩余农产品从那里流到东部各州；而东部各州，由于它们的工业受到了国外竞争力量的抑制，消费者人数越来越少，而且势必继续减少。由此必然要造成农产价值与地产价值同时降低的结果，如果国家不及时采取措施，铲除上述货币恐慌发生的根源，则生产谷物各州农民的普遍破产，其势即难以避免。 根据我们在上面所说明的一些英美之间的商业情况，它所给我们的教训是：（1）如果一个国家，在资本方面，工业方面，远远落后于英国，它就不能容许英国在它的工业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否则对英将永久处于负债地位，对英国的货币制度将处于从属地位，将卷人英国农工商业恐慌的旋涡而不能自拔。（2）英国国家银行凭着它的力量，是能够压低在它势力下的美国市场的英国工业品价格的，从而造成对英国工业有利、对美国工业不利的局面。 （3）英国国家银行凭着它的力量，还能对美国人的消费发生影响作用，使美国累年所消费的输入工业品的价值，大大超过它用输出农产品所能偿还的价值，使美国一连好几年不得不用输出股票与公债的办法来弥补亏欠。 （4）处于这样情况下，美国经营国内交换业务所使用的、以及美国银行与纸币制度所依据的那些现金，是在英国银行势力之下的，英国银行基本上可以凭着自己的动作和意向把这项现金吸收过来。（5）金融市场在任何情况下的变动，对于各国的经济总是极端不利的；有些国家的范围广大的银行制度与纸币制度是以保有一定数量的贵金属为基础的，对这类国家说来，就更加不利。（6）只有能使出口与进口保持平衡的那些国家，才能防止金融市场的波动，才能防止由此而起的恐慌，才能树立和保持稳固的银行制度。（7）国外工业品在国内工业市场越是占有竞争优势，本国农产品输出时受到国外商业的限制越是严格，这种进出口的平衡就越难保持；反过来说，国家关于工业品的供应与自己农产品的销售越是不依靠外国，这种平衡就越不容易被破坏。 这些原则是也可以用俄国的经验来证实的，我们也许还记得，当俄罗斯帝国市场对具有压倒优势的英国工业品敞开着大门时，那里的公众信用关系曾经发生过多大的动乱，自从实行了1821年税制以后，那里就没有发生过类似变动。 流行学派显然是落入了所谓重商主义所犯错误的另一极端。假使我们说，只有贵金属才是国家的财富，只有出口货值超过进口货值，其间的差额用输入贵金国办法来清偿，才能使国家富裕起来，这样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流行学派的理论与这个说法不同，它认为在世界现状下，一国以内所流通的贵金属量是多是少。并没有多大关系，那种对贵金属惟恐存量过低的忧虑是庸人自扰，认为我们对于贵金属应当宁可促使它输出，不必希望输入，等等；但是这样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假使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团结在同一法律系统之下的；当我们输入了工业品只能用输出农产品的办法来抵偿时，我们的输出行动绝对不会受到那些供应工业品国家任何样的商业限制；由战争与和平所引起的变化，对生产与消费、对价格、对金融市场都不会引起波动；那些庞大的信用机构也不会兴风作浪，不会专门为了本国利益而企图把它的势力伸展到别的国家——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这样的推论才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各个国家各有它自己的利害关系，只要这样的情势不变，在每一个大国的立场上看来是英明的政策，就是要设法保护自己，就是要施行一种商业制度，从而防止发生足以破坏整个国内经济的那种金融恐慌与物价变动，它要完成这样的使命，只有使国内工业生产与国内农业生产以友进口与出口能保持适当的平衡，目的才能实现。 贵金属单纯的保有是一个问题，贵金属在国际交换中的支配权力是另一个问题；流行学派理论对于这两者显然没有作出充分区别。即使在私人交换中，作出这样的区别也显然是必要的。没有人愿意把现款死藏在自己身边，谁都想把它拿出去，离开自己的屋里越快越好，他所要保留的只是支配权，使他对任何时候需要的数目能够加以支配。现款的实际保有量是无足重轻的，到处所表现的情况都是这样，拥有财富越多，这种实际保有量的比率就越低。个人越是富足，只要对于他所有的、藏在别人铁箱里的现款他能够随时支配，对于现款的实际保有他就越不关心；但是个人越是贫困，对于存在别人手里的现款的支配权越是有限，则对随时需要准备着的现款就越加关切。各个国家工业的盛衰不同，贫富不同，就现款这一点来说，情况也是这样。英国对于一时流出的现金或现银数量的多少，通常是不大注意的，这是由于它有充分把握，它深知贵金属作一度特大的输出以后，一方面会引起货币价值与贴现率的上涨，另一方面会使工业品价格低落，因此由于这类商品输出量的扩大或由于国外股票与公债的变卖，必然会使流出的、它在商业中需要的那宗现款，很快地流回本国，仍然由它保有。英国就象一个有钱的银行家一样，他袋里即使不名一文，也随时可以向左近的或比较辽远的往来户任意支取。但是以纯农业国家来说，情况就不同，在那里现金有了过度的出口时，就不能处于同样有利的地位，这不但是由于它们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和农业价值量不大，而且国外的法令对于它们的出口事业也造成很大障碍，因此它们向国外取得所需的现金的手段是很有限的。这就象一个穷人一样，他没有商业往来，没有支票可以签发，但是富人有了什么困难时他却要偿还债款，因此即使实际掌握在他手里的钱时，也不能算是他自己的。 一个国家所以能获得国内贸易方面所始终需要的那部分现金的支配权，主要是由于它能够保有或生产以交换的便利而言与贵金属的交换便利程度最相接近的那些商品和价值。 流行学派的经济学家在关于国际贸易讨论中，对于贵金属支配权这一点固然很少注意，对于不同的商品和财产具有不同的交换便利程度这一特点也极少考虑。我们如果从这一点来考虑私人交易中存在的各种价值物，就可以看到，其中有许多是定置着的，它们的价值之可以交换，只限于在它们的所在处，而且即使在那里，交换时也要费很大代价，经过很多困难。一国的财产中四分之三以上就属于这一类，这就是不动产和固定着的器械及设备。个人所有的地产不论怎样范围广大，他总不能把他的田地和牧场送到城市来换取现款或商品。他固然可以利用这些财产来押借款项，但是首先他必须找到一个贷出者；这样一个人的住处距离他的财产所在地越远，使他得以如愿的希望看来就越少。 除了这种固着在地上的财产以外，次于这一项的，是极大部分的农产品（殖民地产品与少数价值较低的产品除外），在国际贸易中，这是在交换便利程度上最低的。这些产物中的绝大部分，如建筑材料、劈柴、制面包原料、果品、牲畜等等，只能在距离产区相当近的范围内出售，如果余额过大，就只能堆在仓库里等候买主。这类产品固然未尝不可运销国外，但运销对象也只能以某些工商业国家为限，在这里一般是要受到进口税的束缚的，交易能否实现，还要看对方自己农产收获的丰歉而定。在美国内地，牲畜和农作物产量过多的情况也许极为显著，但是那里的农民却没有办法把这些大量的剩余产品运销南美洲、英国或欧洲大陆，从而易取贵金属。但是供一般使用的有价值工业品的情况却不同，它们在交换的便利程度上比农产品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这些商品平时在世界上一切公开市场总是可以找到出路的；当非常的恐慌时期，以较低价格，也可以在那些关税制度只能在平时发生不利作用的市场找到出路。这些商品的交换能力显然与贵金属的交换能力最相接近；英国的经验证明，如果由于农产歉收，发生了金融恐慌时，提高工业品输出量，鼓励外国股票与公债外流，就可以很快地恢复平衡局面。英国人手里所存的外国股票和公债，显然是由于以前工业品输出时造成有利的交换差额而来的，这就成为掌握在这个工业发达的国家手里的票据，必要时就可以向农业国家要求兑付，当对贵金属的需求特别殷切时，这一行动对证券持有者个人说来，诚然不免要有所损失，就象金融恐慌时工业品所处的情况一样，但是尽管如此，对于维持一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这一点说来，是极端有利的。 贸易平衡这个原则曾经受尽流行学派的讥嘲，但是不管它怎样说，根据上面的一些观察，我们仍然要提出这样的意见，即，在独立自主的各大国之间，必须保持某种性质的贸易平衡，作为一个大国而长期在贸易上居于显著逆差地位是危险的，贵金属作大量的、长期的外流以后，国内的信用系统和物价情况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动。我们这样说，绝对不是要使在所谓“重商主义”下坚持的那种贸易平衡的主张复活，我们绝对不认为国家对贵金属输出应当横加阻挠，或者说各个国家对于贵金属应当记清细帐，斤斤较量，或者说各大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偶然有个几百万的差额，就要大惊小怪，当作一件大事。亚当·斯密在他书里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一章的末尾曾这样说：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每年输入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价值也许一直是远远地超过输出的；这样一个国家的贵金属存量也许逐年地大大减少，在国内是用纸币来代替流通的；还有，这样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负债也许是听任它不断地增加和扩大的；但是，尽管这样，它在繁荣程度上仍然可以逐年有所进展”。我们所否认的只是这一点。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表明反对的只是这一见解，这是亚当·斯密发表的，是他的学派此后所一直支持的，但是被无数次经验所驳倒了的，是在实质上与常识相对立的，总之，用亚当·斯密自己生动有力的措辞来说，是“荒乎其唐的”。 有些国家以贵金属的生产作为一种有利事业，因此它们的贵金属输出与工业品输出在性质上极相类似，这一情况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没有关系，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有些国家按照它们自己口岸的价格来计算进口品与出口品价额，在贸易差额方面势必由此产生的差异，也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况无关。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的进口总额，必然会按照本国商业利润总额超过出口总额，这一现象表明对国家是有利的，不是不利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至于那些意外变故，例如船只中途失事，造成财产损失，因此较大的输出所表示的不是利得而是亏损；象这样的情况，当然更不是我们所要否认的了。流行学派对于由进出口而未的交换价值，就象一个店老板那样的加以核算、比较，对于由此形成的虚妄现象则加以巧妙利用，目的在于把我们引人歧途，使我们对于任何独立自主的大国由进出口之间真正巨大差额所造成的损失，也误认为没有什么不利影响，例如法国在1786年及1789年、俄国在1820年及1821年、美国在“折衷方案”施行以后所发生的现象虽然并不恒久存在，但涉及的数额却那样庞大，而根据流行学派的说法，则我们仍将认为是没有什么实际利害关系的现象。 最后，还有一点须特别表明，我们所要讨论的对象并不是那些殖民地和附属国，也不是那些小国和孤单的独立城市，而是那些有着自己的商业系统、工农业系统和货币、信用系统的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大国。 作为一个殖民地，它的输出可以不断地大大超过输入，而不必牵涉到繁荣程度盛衰的问题，这一点显然是与殖尺地的特征相一致的。它的输出与输入总额，如果能年年增长，它就能随着这个增长比例而繁荣起来。如果它的殖民地产品输出经常地、大量地超过工业品输入，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也许是由于那里的地主是居住在他们的祖国的，他们的收入，即殖民地产品、农产品或由此变换成的现款，就必然要流入母国。如果情况相反，母国对殖民地输出工业品大大超过输入的殖民地产品，那么这一点也许主要是由于逐年进行移民或贷款，使大量资本经常流向殖民地的原故。这一现象对于殖民地的繁荣，当然是极度有利的。这样的情况可以延续几个世纪，而因此发生的商业恐慌却很少见，或简直不可能发生；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殖民地，它既不受战争威胁，也不会受到敌对的商业措施或母国国家银行措施的压迫，殖民地是没有它自己特有的、独立的工商业与信用系统的，正相反，它是经常受到母国的信用机构和政治措施的支持的，这就避免了一切在这方面可能受到的危害。 象这样的情况，在英美之间曾经很有利地持绩到一个世纪以上，目前在英国与加拿大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英国与澳洲之间，这样的情况或者还将继续存在几个世纪。 但是殖民地一旦成为独立国家，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的一切条件，线以发挥自己的力量、贯彻自己的政策、组织自己特有的商业和信用系统时，情势就会在顷刻之间发生根本变化。假使这样一个由殖民地地位过渡到独立自主地位的新兴国家，由于它具备了在精神、物质和经济上的自然条件，自己感到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工商业国家，它就会制定特别有利于它自己航运事业和海军力的一套法律，就会树立有利于它自己国内工业的关税制度，建立自己的国家银行，等等。另一方面，以前居于母国地位的那个国家，对于这个新兴国家的航运业、商业和农业生产将企图加以限制，它的信用机构此后将专门致力于维护它自己的国家经济状况。 上面曾提到亚当·斯密那种极端不合理的见解，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不断地增加金银的输出，减少贵金属流通，扩大纸币流通，增加对别国的负债，而同时仍然能稳步地走向繁荣道路；他企图证明这一见解时所举示的例子，恰恰就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前存在的美洲殖民地。他的用心是很周到的，譬如有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国家，彼此已经有一个时期不发生依存关系，而它们两者的航运事业和工农商业利益却与别的敌对国家处于竞争地位，象这样的例子他是要故意避免的，他所引证的，只是一个殖民地同它母国之间的关系。假使他活到现在，他的书是现在写出的，他就一定会谨慎小心地避免以美国为例，因为这个例子在今天所证明的，是同他所企图证明的论点恰恰相反的。 谈到这里或者会引起一种反驳，认为照我们这样说法，假使让美国仍然回到英国殖民地地位，对美国说来，岂不是要有利得多。我们的答复是，假使美国不懂得怎样来利用它的国家独立地位，始终不想建立并发展自己的工业以及对外独立的商业和信用系统，那么这个反驳意见是可以成立的。对方也许会进一步指出，认为假使美国继绩处于英国殖民地地位，英国就不会实行谷物法，对美国烟叶进口就不会征收那样高的关税，美国的木材就可以继绩大量运销英国，那时英国不但绝不会想到在别的地区促进棉花生产，而且将使美国享有这一生产事业的专利，从旁尽力支持，结果美国近几十年来发生的商业恐慌就可以完全避免；这些岂不都是十分明显的吗？对的；假使美国不要工业，不要为自己建成一个持久的信用系统，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发展海军，这样的推论就完全是正确的。既然是这样，波士顿人把茶叶抛在海里，真是多此一举，那些关于独立自主和国家远大前途的高谈阔论也是多余的，那就不如重新投入英国怀抱，作为它的殖民地，而且行动越快越好。到那个时候，英国对于美国的商业活动不但不会设法限制，而且还将加以协助；对于美国的植棉业、谷物生产等等，不但不会想尽方法养成敌对势力来进行竞争，而且对于向美国进行竞争的方面还要加以抑制。那时英格兰银行在美国将设立分行，英国政府对美将提倡移民并将输出资本，当美国工业彻底消灭的时候，将竭力促使美国原料与农产品运英，然后就象关怀自己的儿女一样，将尽力防止商业恐慌在美国发生，使这个殖民地的进出口额一直保持着适当的平衡关系。总之，到那个时候，美国的奴隶主和植棉业的经营者最美妙的梦想将成为现实。实际上过去一个时期，从这类事业经营者的爱国观念、利益和要求未说，显得更加值得想望的倒不是北美合众国的独立自主和远大前途，却是如上述的这种局面。只是当他们开始有了自由与独立的情绪时，他们才抱有工业独立的想望。但是这些人的热情不久就惭趋低落，中部及东部备州近二十余年来的工业发展经过，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可厌的现象，他们告诉国会，说美国的繁荣全仗英国在美国的工业统治。说美国如果再度投向英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就会更加富足，更加繁荣，这句话的含意，除了作这样的解释，还能有什么别的呢？ 一般说来，我们认为主张自由贸易者不妨公开劝告一切国家干脆服从英国，作为英国的属国，从而要求换取作为英国殖民地时所能获得的利益，它们原来虽不能为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工商业系统与信用系统，对英国却不能不装出一种独立的姿态，处于从属地位以后，它们在经济方面比原来所处的半独立地位就会有利得多。假使主张自由贸易者提出这样的论调，他们关于金融恐慌、贸易平衡以及工业这些问题的论点将显得更加贯串，更加明朗。葡萄牙在麦修恩条约成立以后，假使由一个英国总督来管辖，假使英国把它的法律和民族精神移植到葡萄牙，把这个国家就象印度一样，置于它的卵翼之下，在这样情况下对葡萄牙将如何有利，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这样的情况对德国、对整个欧洲大陆将造成如何有利的形势，岂不也是一目了然的吗？ 的确，印度的工业力量被英国夺去了，但是它在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输出方面不是大有所获吗？以前在印度首领统治下的战争不是停止了吗？印度各邦的王侯不是非常富裕吗？他们不是依然保有大量的私人收入吗？他们不是从此不必再为政务操心，放下了那副沉重的担子了吗？ 还有一层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是模仿着象亚当·斯密一类人的强词夺理的作风的——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亚当·斯密虽然竭力否认贸易平衡的存在，却认为另有一种现象是存在的，这种现象他叫作一国的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平衡，但是组分析以后说明这一点所指的并不是别的，实在就是我们所说的贸易平衡。一个国家的输出与输人，如果彼此大致相平衡，就国内交换方面来说，就可以确信，这个国家所消费的在价值上并没有十分超过它所生产的；如果一个国家累年输入的国外工业品，在价值上远远超过它自己农产品的输出，象近年来美国所发生的现象那样，那就可以确信，就国际交换方面来说，它对于国外工业品的消费，在价值上远远超过了它本国的产品。法国在1786年到1789年、俄国在1820年到1821年以及美国从1833年起发生的恐慌，所证明的不是这一点是什么？ 有些人把贸易平衡的整个理论看成是已经被驳倒了的无稽之谈，在结束这一章时，对这些人我们要提出几点疑问。 如果发生了确凿而持久的不利的贸易差额，存在这种现象的国家（殖民地除外），不论在公共信用机构方面或是在各个商人、工业家或农业组营者方面，就必然地、毫无例外地要遭到国内商业恐慌、价格剧烈变动、财政困难和普遍破产的损害；这是什么原故？ 在那些在贸易差额上保持着明确优势的国家所看到的情况，就与上述的完全相反，如果同它们有着商业关系的国家发生了商业恐慌而使它们受到不利影响时，这种现象也很快就会过去；这是什么原故？ 俄国自从对所需要的工业品绝大部分能够自己生产以来，就能明确地、持久地保持有利的贸易差额，从此以后，就没有听到在那里发生过经济动乱现象，从此以后，那里的繁荣程度就年年有所提高；这是什么原故？ 在美国也是这样，同样的前因总是发生了同样的后果；这是什么原故？ 美国自从实施了“析衷方案”以后，工业品输人激增，接连好几年发生了极度不利的贸易差额，跟着就在国内经济上发生了那样大规模的、连绵不断的动乱；这是什么原故？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充满了各种农产品如棉花、谷物、烟叶、牲畜、谷物等等，价格到处低落了大约一半，然而它却无法使它的出口与进口相平衡，从而偿还对英国的负债，把它的信用关系重新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这是什么原故？ 既然贸易平衡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贸易差额不论是顺是逆是无所谓的，贵金属流出国外是多是少是无关重要的，那么英国遇到农产歉收的时候（只有遇到这个情况，才会使它发生不利的贸易差额），为什么要战战兢兢，想尽方法促使进出口相平，输出或输入每一盎司现金或现银时都要小心估量，它的国家银行对于贵金属的输出要那样关切地加以防止，对输入要那样地加以鼓励；贸易平衡既然是“被驳倒了的无稽之谈”，为什么这个时候却没有一家英国报纸不是在热烈讨论着这个“被驳倒了的无稽之谈”，把它当作对国家具有极重大关系的问题；我们要问，这是什么原故？ 在美国，同样的人们，在折衷方案实施以前把贸易平衡说成是无稽之谈，而在这个方案实施以后就不得不把这个无稽之谈说成是对国家最关重要的问题；这是什么原故？ 既然自然趋势总会使每个国家获得恰好是它所需要的那个数量的贵金属，那么英格兰银行又何必还要用限制信用与提高贴现率的办法来试图转变这个所谓自然趋势，使这个趋势对它自己有利，以致美国银行在输入还没有能减少到大致与输出相等的时候。不得不时时采取停止付现措施；这是什么原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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