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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基础 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泛泛地讨论了鼓励采取主动行动和冒风险所需的制度基础。下面我们只谈谈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联系有关的若干特点。 应当指出的第一个特点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产生的，即许多投资必须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作者描绘了一幅田园诗般的资本形成的图景，其中“普通人”为了适应环境，储蓄了或者借了一小笔钱，并逐渐改善了他的处境。有些投资是属于这一类的。普通人可以改善他自己的房屋或他的小农场，或对一家商店或一辆卡车投资，但是这在发展经济所需的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一半。最大的一部分投资必须是在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方面。虽然普通人可以通过社会发展计划对公共工程作出有益的贡献，但是公共机构和公用事业机构必须对公路、铁路、港口、电力和其它大项目进行大量投资，而这是远非适应环境的普通人力所能及的。持悲观态度的人说，有许多例子说明，这些巨额开支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因为使用不当，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不花这些钱经济也有可能发展，那是荒谬的武断的推理，因为他的观察结果不会使他看到有任何不支出这类巨额开支经济也会发展的社会。其它大规模投资项目是采矿、制造、进出口批发、银行和保险、灌溉工程、某些农产品加工，以及某几种农业生产；甚至连随着经济增长而迅速扩大的城市住房建筑业也吸收大笔资本，因为城镇工人阶级拥有他们所住的房子是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的特点并不是普通人进行储蓄并提高他的生产能力。这是一个必要的和可取的特点；但是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少数人、私人、法人或政府机构在昂贵的项目上进行巨额投资。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经济增长的特点是企业家精神，也就是说，一小批人、私人投资者或政府官员出现了，他们支配大笔资本，雇佣大量的其他人。我们已在各种地方考虑了由此产生的问题；我们已对这个集团的起源、它的动力以及它所需的训练作了猜测。我们也已指出，后果是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无产阶级化，他们必须在这些大单位中为工资或薪金而工作，没有所有权或控制权。这种情况所产生的进一步的问题即纪律、合作和工厂安定方面的问题，是属于本世纪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列，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谈到了这些问题，可惜没有找到任何容易的解决办法。 如果投资者不使用他们自己的储蓄，就有必要建立一些机构，对储蓄者提供保护，足以鼓励他们把钱借给投资者。在先进的工业社会里，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动用由他们直接控制的储蓄。例如，制造业的扩大主要靠未分配利润，而在更早的阶段，它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外部筹资。同样，各国政府现在通过税收筹集自己投资所需资金的程度高于30年以前的水平，而通过借款来筹集这种资金的程度低于30年以前的水平。从理论上说，未分配利润属于股东，税金属于纳税人，要保持股东对董事的适当控制，或者公众对政府的适当控制自然存在着许多实际问题。但是从狭义来说，未分配利润和政府储蓄是投资者的储蓄，因为这些储蓄的数额和用途首先既不是股东确定的，也不是一般公众确定的。这比较像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情况，而不像50年以前的情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自由储蓄用于投资的情况是很少的，没有经过适当组织的资本市场，只有为生产目的借贷资金的初步机构（放债人和典当商自然始终是存在的）。在这个阶段，生产投资大部分来源于未分配利润。只有在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时候，储蓄功能和投资功能才在很大程度上分开了。 要使储蓄从放款人顺利流向借款人，在制度上必须具备的主要条件是有限责任和很容易销售的资产。 有限责任的原则产生于债权人和合伙人的区别。按照这些概念的原义，债权人是以固定条件出借资本的人：他按规定获得利息，有权到某个日期收回本金，他对企业没有控制权。而合伙人为了获得一份利润进行无限期的投资，他有管理权；法律也规定，他个人的整个财产要对他所参加的任何企业的债务负责，而不仅仅是他投资到企业的那一部分财产。 有限责任使这两个概念形成交瞐e：投资者为了获得一份利润而进行无限期的投资，并在投资伙伴的同意下可以行使管理权（通常是授权给在他控制下的董事们），但是他只是在投资上对企业的债权人负责。之所以有必要规定有限责任是因为出现了这样一些事业，这些事业所需的资本超过两三个合伙经营的伙伴所能筹集到的——尤其是运河、铁路等大规模的投资。有限责任使数以千计的人有可能参加承担风险的事业，他们有管理权，但同时又不必将他们全部私人财产都牵涉进去。 18世纪的经济学家并不很重视这个原则。他们认为，对于像公用事业那样非常大的事业来说，这个原则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又认为，将管理与资本的所有权联系起来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在所涉及的资本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事实将会证明合伙经营比成立联合股份公司有效得多，并能站住脚根。他们没有预见到，到19世纪，在那些希望将他们的投资分得很散的许多人中间，购买有限责任股票的习惯将变得十分普遍，最终将使得有限责任投资成为典型的形式。实际上，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资金容易筹集，才使资本家对储蓄的态度扩大到社会的其余部分。我们在讨论储蓄时说过，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农民、地主、贵族、专业人员和中产阶级等，不是没有盈余，就是用他们的盈余办慈善事业，豢养随从，修建庙宇和纪念碑，或者用于其它非生产性用途；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各阶段，所有这些阶级接受了资本家的思想，认为盈余应当用于生产投资。在后期各阶段，地主购买有限责任股票，甚至连教士也购买这种股票，这种资金的存在也许对储蓄和生产投资思想的普及起了最大的作用。 刺激放款的第二个条件是，放款人应当能够很容易地收回他的资金，办法是或者出卖他的清偿权，或者如果借款人丧失清偿能力，则出售借款人的资产。前者主要是一个是否有适当的方便条件来销售债券、股票、抵押品和汇票的问题。 这样一种市场的存在自然需要有人或机构愿意经营信贷业务，这样，希望收回资金的放款人就可以收回，不会因要求立即偿还而使借款人难堪。这些金融经纪人往往遭到他们的同胞的敌视，但是他们行使的职能显然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们不存在，那么储蓄者就不大愿意放款了，因为放款以后他们就没有流动资金了，因此生产投资将减少。如果人们研究一下任何迅速发展的社会的经济史，金融市场的扩大始终是初期各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并且几乎是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这决非偶然。在一切土地都属公有，一切活动都由政府提供资金的社会里，这种市场是不需要的，但是凡是有私人投资的地方，这种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出现一批评通的银行家、商人、证券经纪人和金融家来行使这个职能，那就有必要设立履行这种职能的政府机构。设立一个随时可以购买抵押品、股票、商业票据，或放款人希望脱手的其它金融证券的政府机构在技术上自然是没有困难的，但是由一个政府垄断机构进行这些担风险的活动，能否比在存在着竞争的市场上进行这种活动更有成效或更加便宜，这看来是很值得怀疑的。 在可销售的金融证券的后面是为这种证券作担保的可销售的物质资产——土地、房屋、珠宝、库存商品、机器、工厂等。这一部分是市场问题，一部分是法律问题。在交易额大得需要有一个市场的地方，市场很快就形成了。那些专门创造这种方便条件的人——经营不动产的商人、律师、珠宝商和商品批发商——在我们的同胞中间又是并不总是最受人爱戴的，因为他们这一行业的资本价值是难以预测的并且有时波动很大，这种风险迫使他们在做生意时表现得精明、无情和狠心，如果他们的生意要获得成功的话。但是他们所行使的扩大资产市场的职能，增加了获得流动资金的机会，因此使储蓄者将钱借给生产投资者的风险减少。 除了市场问题以外，与土地所有权和出售土地有关的法律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处于发展初期的社会里，土地是借款人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可以把土地用作贷款的抵押品。 有些国家已采取步骤来限制抵押，以防止小农过分落入放债人的手中。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如果想鼓励借贷，那么土地应当是可以抵押和出售的，而在法定权利上不会引起许多混乱，这是非常必要的。实行土地登记制度，如有可能，以土地丈量结果为基础，可以减少因界限不明而引起的法律纠纷。 有些社会在确定所有权方面也有困难，在那些社会里，继承法复杂，家族庞大，或者所有者、占用者和社会当局之间权利分配情况复杂，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拥有有效所有权的权利受到怀疑。各类抵押品的权利在出售时可能也是一个麻烦，除非法律规定购买者可以获得没有任何负担的所有权。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土地法不但是不明确和不确定的，而且通常是极其复杂的，所以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立法机构始终有许多工作要做，它们要设法使买卖土地的法律制度即使不井井有条，也至少要很明确。 为了补充私人贷款，欠发达国家的立法机构也参与建立贷款机构的工作；这是因为国家拥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额外储蓄，或者因为它特别希望鼓励某几类投资。 我们已经讨论了将来政府可能控制许多储蓄的原因。这可能仅仅是它们用征税的方式将本来由私人控制的储蓄拿走：这是高税率对利润的影响。或者可能是政府迫使社会储蓄比它本来愿意储蓄的数额更多的钱，办法是对农民或地主或为了纳税而减少消费量的其它阶级征收高税，或者借助于建立信用或通货膨胀。或者可能是除了向私人借款者开放的资金以外，还有外部资金来源，在当今实行政府间转账的日子里尤譬如此，这些外部资金来源或者采取贷款形式或者采取补助金形式。如今，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承担了保证与国民收入相比使资本形成达到高水平的责任，这是它们以前的各届政府所不接受的。它的必然结果是，必须建立机构来处理因此由它们控制的储蓄。 迫切要求建立政府金融机构的另一个原因是想为那些向私人放款者筹集资金有特别困难的集团提供资金。有五个阶级一直受到特别照顾，它们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小消费者、房产主和实业家。 小农无法以低利向私人放款者借钱，因为这类放款要冒风险，因为管理这种借款要支付费用。如果通过乡村信用合作社来放款，那么风险和费用就会大大减少，这种合作社很小，成员们对彼此的事务和信誉一清二楚。这些合作社有时能向商业银行等普通私人放款者借款，或者甚至接受一般公众的存款。然而，通常需要由政府来监督它们的事务，并保证进行有效的管理。一般说，除了信用社从它们自己的社员的储蓄或向私人放款者筹集资金以外，政府还有必要向它们提供更多的资金。政府需要多少钱，作为农贷，一部分取决于它们对其它放款者的态度，一部分取决于它们执行农业发展计划的劲头如何。如果它们不想使农民落入私人放债者之手，尤其是如果它们为了这个目的不让农民把自己的土地抵押出去，或者不在法庭上承认农作物置留权，那么它们更有必要拿出钱来资助农民。同样，在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地主提供资金的那些国家里，如果政府向地主课以重税，或者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农民，那么它必须取代地主提供资金。如果同时它有有力的农业推广服务，成功地说服农民使用肥料，改良牲畜，或者拥有更好的设备、谷仓、建筑物或蓄水设施，那么它必须满足农民对资金的大笔需求，虽然这可能仅仅是一只手从农民那里拿钱（通过土地税或出口税），用另一只手将钱借给他们。对农业所需资金的数额往往估计得过低。在欠发达的经济中，农业产出占国民收入的一半左右。所需流动资本很多，因为农作物是季节性的，目前，借来的资本大部分用在这一方面。如果除此之外将10％的产出用于再投资（比较发达的国家把将近20％的农业产出用于再投资），那么仅此一项就将用去5％的国民总收入。 在亚洲，手工业是一个重要经济部门，虽然在非洲或拉丁美洲，手工业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在第三章（第四节（五））中已经讨论了手工业工人生存的条件，并且已经看到他们在人口过剩亦缺乏资本的国家里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已经看到，如果对这些工人进行培训使他掌握新技术，如果改善销售组织，提供更好的原料和更好的设备，那么他们的工作效率可以大大提高。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设立政府机构，用由它们支配的相当多的资金来资助研究工作、购买新设备，贮存原料、在制品和制成品。由于贮藏设备不足目前是这些行业的大弱点之一，预计光是这一点就可能消耗许多资金。 事实证明，在印度尼西亚，就像在荷兰一样，国营典当业是受欢迎的、有用的，取价低廉的和非常有利可图的。当其在城乡到处都有。它是一种“社会服务”，旨在使人民不受放债人的剥削，而不是生产投资设施，但是它在某些国家设立的金融机构的名单中是不能省掉的。 有些国家的政府还在建立为新建房屋提供资金的机构，不仅比较发达的国家设立这种机构，而且欠发达国家也设立这种机构，不仅为城市建房提供资金，而且也为农村建房提供资金。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本身正在建造房屋，例如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或者在贫民窟拆除后的地方建造房屋。在有些情况下，企业为其雇员提供住房，例如种植园，或矿山，或铁路部门就是这样，政府借钱给雇主修建房屋。在其它情况下，得到资金的是房主，他们用这些资金自己建造房子，比如在农场上建造房子，或者从投机营造商那里购买房子。政府提供建房资金或者是由于它们想控制房租，或者还由于它们想通过提供一些房贴来提高住房标准。（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现在也提供建房资金以鼓励人们购买房屋。）如果既不控制房租，也不提供房贴，那么通常有许多私人提供建房资金，因为这种投资很保险。但是在有些国家里，建房标准也是相当低的，因为人们宁愿将额外的收入花在寻欢作乐上，而不愿建造较好的房子。 然后是发展工业的资金供应问题。在筹集资金方面，小厂主遇到了与小农所遇到的同类的困难。此外，政府特别急于鼓励地方小企业，这种企业不同于否则可能垄断制造业的外国大公司，因此，它们常常为此目的而设立特别的金融机构。我们在第四章（第三节（四））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看到，小企业的困难不仅是由于缺乏资金造成的，而且往往也是由于缺乏管理技术造成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致认为，设立一个既进行监督和提供管理方面的意见，又向小工业家提供资金的机构是适宜的。可是设法从政府得到资本的不仅仅是小实业家或地方实业家。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大资本家要为制造业筹集资本也有困难。国内大资本家有困难是因为在欠发达国家，地方资本不敢从事制造等新式活动。地方资本很容易流入大规模的农业、贸易或抵押业，在制造成为一种人们熟悉的活动之前，不会提供给制造业。外国资本市场也不向任何大规模的制造活动开放。它们成立了特殊机构向海外采矿业或种植园或公用事业公司提供资金，但是不向制造业提供资金。因此，供制造业使用的外国资本要么是通过设在工业国的决定在欠发达国家开设分厂的工业公司渗透进来的，要么是通过偶尔也办工厂的海外大贸易公司渗透进来的。所以一个愿意在欠发达国家办厂的外国人往往无法在他自己的国家里筹集他所需的全部资本。除了那些无法筹集的人以外，还有一些人不希望筹集，因为他们宁愿与当地人所拥有的资本合伙经营，即使只是以此作为取得政治保护的一种形式。有些国家的政府喜欢合资经营；它们希望参加工业企业，尤其希望参加那些由外国人管理的工业企业，因为这样一来，它们为发展工业而必须寻找的资本就增加了。 向工业企业提供资本的方法各有不同。有些企业是全部由政府提供资金，并由政府机构管理，或者由收费的私人公司管理。此外还有工业发展公司或银行，它们也许全部为政府所有，或者它们也有一些私人股份，反过来不是借钱给私人资本家就是购买股票，以此向他们提供资金。有些国家的政府则出钱建造工业区或孤立的工厂，然后租给实业家，租金往往是有补助的。除了补助金，有些实业家喜欢这种合作形式，因为这比他们自己建造也许可以少筹5万镑或更多的资本。政府也喜欢这种合作形式，因为它风险小，如果公司失败，工厂可以租借给其他人。 在我们已经提到的所有方面——农业、手工业、典当业、住房建筑和制造业——政府放款的作用通常是补充而不是代替私人放款，试图填平私人资本市场留下的空白。市场本身也建立特殊机构来满足这些需要中的某些需要，例如成立建筑信用社为建造住房提供资金，成立“动产银行”式的银行来为制造业提供资金。只要思想上没有偏见，政府资金就能与私人资金一起发挥作用。例如在某些地方，商业银行和政府分工为农业信用合作社提供资金。在工业金融中，有些新的金融公司也既有政府资金又有私人资金。值得注意的是，支持这些公司的并且愿意贷款给它们的联合国国际银行喜欢提出这样的建议，那就是大部分国内资金应当由银行或私人金融家来提供，管理工作应当由私人来担任，或者至少应当尽可能摆脱政治控制。 人们对于这些机够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来在资金方面帮助他们这个问题往往存在错误看法，在小借款人中间尤譬如此。 有些人指望从这些来源得到他们所需的全部资本，或者接近于他们所需的全部资本。没有一个放款人，无论是私人还是政府，能够提供超过担保物价值的贷款。这些借款人以为，他们使用所借款项的货物应当成为担保物，但是作为担保物，任何货物的价值都是低于它的价格的。如果一台机器是花了1000英镑买来的，那么这台机器一安装好，它的市场价值就开始下降了。所以，如以一台机器作担保物，放款人出借的钱很少是超过这台机器的价格的一半左右的。因此可以说，除了使用所借款项的东西以外，未来的借款人永远必须有一部分他们自己的私人资本，或者有一些可销售的资产作为附属担保品。在欠发达国家，这个作用往往是由土地和珠宝来发挥的，因为它们是人们普遍拥有的仅有的两项可销售资产（在大城镇以外的地方，房屋往往很破烂，市场价值很低）。要借钱给没有土地的人特别困难，所以在那些农民多半不拥有土地，而作为佃农或分成佃农而劳动的国家里，信用社给每一个人的贷款数额，与农民有他们自己的土地作担保时可能得到的贷款数额相比，是很少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成立有无限责任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它的发源地（德国）似乎经营得很顺利，但是企图把它移植到欠发达国家的一些尝试却失败了，因为农民们不愿为彼此的债务承担无限的责任。从长远看，最好的解决办法似乎是提倡耕者有其地。 政府资金的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局限性是，它通常只提供信贷而不提供资本，因为资金不足迫使政府用它的资金进行周转，除非它有机构可以为它在私人资本市场放款再提供资金。我们对信贷和资本所作的区别取决于偿还。如果一家企业靠发行股起来筹集资金，这些股票是不必偿还的；因此除了个人消费所需的费用以外的利润，可以用于扩充企业。如果企业靠以信用债券或抵押借款来筹集资金，那么剩余利润首先必须用于偿还贷款。政府金融机构通常是指望偿还的，这样在第一家企业能够独立以后它们就能用收回来的钱为第二家公司提供资金，但是就在一家公司将要在市场上站牢脚根的时候，偿还贷款的必要性很可能妨碍这家公司的发展。自然并非所有私人企业都希望有一个政府机构作为永久性的伙伴，尤其是因为这样一个机构必将相当严格地监视该企业的所作所为。但是有些人希望在偿还贷款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其他人实际上可能喜欢与这个机构发生关系，以便得到保护或者建立威信。如果将来很大一部分公众储蓄（和外来资金）流入政府的国库，它的金融机构可以动用的资金就能逐年增加，这些机构就能够比较多地提供资本，少发放信贷。 与政府金融机构相比，私人金融机构的相对重要性一直在发生变化。一个世纪之前，人们认为金融当然是私人的事情，政府在市场上仅仅以借款者出现。后来政府开始向在国内市场上似乎得不到适当照顾的阶级提供资金，如今，甚至连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也有一个照顾国内外特殊的借款人阶级的庞大的政府金融机构网。除此之外，还有税收对储蓄的影响——将储蓄由私人控制转为由政府控制，或者迫使社会储蓄比它本来会储蓄的更多的钱。因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各个发展水平上，政府现在是为投资提供资金的重要渠道。如果我们除此之外再考虑到以下这一事实，即来源于可支配的收入的私人储蓄额在任何地方都是少的，大部分私人储蓄都是通过保险公司、房屋建筑会和其它机构投资者流动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现在投资远比一个世纪以前制度化了，在那时，个人储蓄者更多地与个人放款者见面，并直接同他谈判。与过去同样重要的是，储蓄者应当储蓄，投资者应当投资，但是在两者属于不同的人的地方，现在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越来越可能是某种公私金融机构了。 （二）起点 一旦一个国家变得习惯于将12％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及由此带来的态度和制度，那就很容易明白它为什么继续这样做。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令人迷惑的问题是开始和末尾； 一个国家如何脱离5％或更少的那一类，或者说在发展的后期为什么投资表现出缓慢下降。在这一章里，必须对这两个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作一些说明。下面我们先从加速阶段说起。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在这个转折点所涉及的态度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在最后一章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更多的话要说。在本节中，我们只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比较有限的方面，即一个经济部门在开始时所遇到的困难。 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困难是由于以下事实产生的，那就是资金的流动并不是循环的，除非得到资金的人全部把它花光。请考虑一下一位新出现的企业家雇佣人员从而使这个国家的就业水平比过去有所提高的情况。雇佣人员和从其他厂商购买货物和劳务的行动使资金进入流通渠道，当我们的企业家这样做时，他指望将他的资金赚回来。但是他会赚回来吗？你付给人家钱，人家马上转过身来用这些钱购买你的货物，这是极不可能的。他们用其中一部分钱购买其他人的货物，而这些人则可能用一部分钱购买原来的雇主的货物。如果收入全部花光，他得等到这个增值过程结束以后才能将他的资金收回来。但是并不是所有收入都重新进入流通过程；其中一部分被获得收入的人用来购买进口商品了，一部分向政府缴税了，一部分存起来了。因此一位新雇主不能只依靠他雇佣的人直接产生的需求；他还必须指望能把别人占有的一部分需求夺过来。如果这种需求是国内需求，那么他一定要相信，他只要出售新商品，或者提供更方便或更有吸引力的服务，或者采用某种新的生产技术而降低价格，他是能够将其他人的顾客抢走的，他必须是一位革新者。要不然，他一定要能够出口，把外国需求夺过来。 所以，在经济活动处于低潮时，为外国市场进行生产通常是使一个国家走上经济增长道路的转折点。靠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求发展在这个阶段是极其困难的。除非进行某种革新，否则仅仅为国内市场生产更多的产品是无利可图的，因为额外的收入抵不过额外的支出，除非将一部分需求从其它某个厂商那里夺过来，而这需要进行革新。在经济活动处于低潮时，为国内市场进行革新是异乎寻常的。这不仅是因为进行革新需要有新技术，而处于低潮的时候，新技术通常是从国外引进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低潮时，社会气氛对于那些想从其他生产者那里“窃取”一部分市场而使自己富起来的人通常是非常不利的。因此，革新通常是在对外贸易方面首先进行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带来新思想的是外国人，另一部分原因是社会对争夺国内市场的斗争并不是很赞成的。 边际收入用得不够——这是这个论点的一部分依据—— 是经济停滞的表现，而不是经济发展的表现。因为可以设想，用于储蓄、缴税和购买进口商品的那一部分边际收入，不会得到额外投资、政府开支，或者出口的同样程度的补偿，或者至少是不经过很长的时间间隔不会得到这样的补偿。经济一旦走上增长的道路，那么投资、政府开支和出口额本身就会有一种增加的势头，落在后面的是储蓄、税收和进口额。增长的经济具有通货膨胀的明显趋向，即使这仅仅是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或者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有规则地出现通货紧缩的危机。由于通货膨胀使资本家获得进行再投资的利润，并在资本家面前展现了获得巨额利润的前景，从而对投资产生促进作用，所以已经走上增长道路的经济往往就停留在那里了。同样，停滞的经济往往会停滞下去。根据定义，投资、出口额和政府开支并不靠它们自己的势头增加。因此，如果部分新开支用于储蓄，进口商品或者变为政府的收入，那么即使在以后某个阶段其影响可能是促使投资、出口额和政府开支增加，眼前的需求不旺也会抑制经济活动。在储蓄试图跟上投资，或者进口要跟上出口，或者收入要跟上政府支出的气氛中，生意比在投资落后于储蓄，出口落后于进口，或支出落后于收入的经济中兴隆。 但是即使是不存在边际需求量长期不足的趋势，并且非常倾向于进行革新和在国内市场进行竞争的经济，也还有一个障碍要克服，即各个经济部门要在彼此保持正确关系的情况下增长，否则它们根本就不可能增长。例如，假设为国内市场生产粮食的农业部门进行许多革新，其结果不是有剩余粮食可以销往城镇，就是农业部门有剩余劳动力要到非农业部门寻找职业，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制造业同时以合适的速度增长，那么它既能吸收剩余粮食，也能吸收剩余劳动力。如果制造业没有发展，那么贸易条件将对农业不利，由于农业劳动力和农产品过剩，农业收入将受到抑制，这个部门的进一步投资和革新活动可能受到影响。如果这个过程仍然使农民比较富了，而不是比较穷了，他们将购买更多的进口商品，这个因素将引起通货紧缩，除非现在代替进口货的国产商品的产量有了适当的增长，或者出口额有了适当的增长。一个经济部门的革新活动将受到抑制，除非其它部门也适当地扩大。 如果经济的发展集中在工业化方面而忽视农业，就像苏联所发生的情况那样，那就会产生完全一样的困难。于是农产品严重短缺，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使所有其它物品的价格螺旋形上涨。要在营利的情况下卖掉工业品也是有困难的。 如果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也必须相应增加，同时工业产品的价格要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如果农民的实际收入保持在低水平，他们就买不起工业品，这样就无法推销工业品赚钱了，除非开发国外市场，或者除非像苏联政府所做的那样，政府将剩余工业品接收过来用于资本形成和国防——但是在一个农民的收入并不在提高的经济中，这样做就会产生购买这些工业制品的资金问题。这种情况与我们在第二节（二）中对储蓄所作的分析也是有联系的。如果农业停滞不前；资本主义部门就不能增长；资本家的利润仍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因此储蓄额和投资额也是少的。经济的顺利发展要求工业和农业一起增长。 如果我们将经济分成三个部门来考虑，那就可以比较正式地表示这种关系了。A代表供应国内市场的农产品，M表示供应国内市场的工业品，X代表供出口的产品。如果M扩大，A产品的需求量就会增加。如果增加的M产量替代进口商品，那就可以用节省下来的外汇支付进口更多的A的费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A停滞不前而M不断扩大，那么不是A的价格上涨，就是进口额增大，从而造成国际收支逆差，这些情况都会限制M的扩大。另一方面，不断增大的需求量可以通过扩大X来满足，扩大X可以提供外汇来支付进口商品的费用。所以在扩大M的同时必须扩大A或X，或者采取进口替代措施，如果要使M的扩大继续下去的话。同样，在扩大A的同时，必须扩大M或X，或者采取进口替代措施。 只有X能单独不断扩大，不会因A或M不扩大而受到限制： 出口额扩大以后所产生的需求量，可以用进口商起来满足，因为出口为进口提供外汇。正如我们过一会儿就会看到的，这是扩大通常从出口开始，而不是从供应国内市场的生产开始的一个原因，无论生产工业品还是生产粮食，情况都是这样； 这也是一个国家的出口工业能够欣欣向荣而国内消费品的生产仍然比较落后的一个原因。 如果我们暂时只谈封闭的经济，虽然必须使工业和农业一起得到发展，但是它们不必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对工业品需求量的收入弹性大于1，而对粮食需求量的收入弹性小于1。对劳务需求量的收入弹性甚至大于工业品。因此，经济的增长与增长得极其迅速的劳务有关，也与工业总产量比农业总产量增长得快有关。当我们谈论在封闭的经济中制造业和农业“一起”增长，或者“以适当的速度”或“平衡地”增长时，我们是指社会消费农产品多于工业品的边际倾向性所决定的速度。开放的经济比较复杂，因为供国内消费的工业品的增长，可以用供出口的工业品的增长而不是用农产品的增长来平衡（或者反过来也是一样，用“农产品”替代“工业品”），所以在现实世界上，我们必须使进口、出口、工业和农业保持平衡，而不仅仅使其中任何两项保持平衡。 工业生产的扩大并不要求农业生产也扩大，如果它得到工业品不断增加的出口额支持的话，这个事实对于有些人口过剩的国家来说特别重要，因为那些国家不能希望它们的粮食产量与粮食的需求量增加得一样快，无论它们作出多大的努力。在这种国家里，工业化绝不取决于农业的扩大，虽然事实仍然是，它们应当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因此，这种国家必须立即十分注意扩大它们的工业品的出口市场，因为归根到底，是它们的出口额增长速度决定它们国内扩大的限度。很明显，英国的经济就是这种情况。工业革命伴随着农业革命，但是国内需求量不久就超过了农业生产的可能性，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美国内战爆发，决定英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是，累积起来，英国工业品的出口额每年将近增长6％。同样，英国经济在过去80年里的增长速度慢得多这一点用以下事实或许可以得到最好的解释，那就是英国在面临外国新的竞争的情况下，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未能使出口额的增长率每年超过2％。在英国、日本或印度等人口过剩的国家，工业品出口额的增长率也许是限制国内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我们在下一章里再回过来谈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这些国家必须同时努力提高农业产量，因为它们的农业产量提高得越多，它们依靠在国际市场上推销它们的工业品的必要性就越小。 实际上，在非常落后的经济中，通常最不能响应其它部门的增长的，因此对一切经济增长都起阻碍作用的部门，是生产供国内消费的粮食的农业部门。这是因为当农业掌握在小农的手里时，革新成果的推广取决于政府的主动性而不是取决于私人企业家的主动性。如果在制造业等其它部门，需求量的增加会把一些私人企业家吸引到这个行业中来。然而要提高农业产量需要采取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基本上是政府范围内的行动，首先是在农业研究和农业推广方面，以及在公路、农村供水、农业信用机构等方面花费大量资金。日本的经验表明，政府在这些方面的适当开支对农业产量可能产生惊人的效果（就他们的情况而言，人均生产率在30年内翻了一番），农业远不是落在其它部门的后面，也没有对其余经济部门起阻碍作用，而是能够变成一个带动因素，为其它部门产生需求，还为它们提供资金。但是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大多数其它国家的政府都忽视农业，其结果是农业得不到发展，其它部门的增长率也提不高。与英国相比，法国相对来说是停滞的，或者与日本相比，中国相对来说是停滞的，在对这种现象作出的种种解释中，在本作者看来，农业生产率提高得比较慢是最根本的原因。法国仍然需要四分之一的人口从事农业才能使粮食够吃，而最先进国家只需12—15％的人口从事农业就够了。 国内市场的这些不足之处，无论是在总需求量方面，还是在重要部门的响应方面，或者是在对因进行革新而造成争夺市场的竞争的态度方面，都说明了为什么通常由对外贸易带动经济走上发展道路的原因。为出口进行生产不存在像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那样的不利条件。它不依赖其它部门的需求量的适当增长；它在国内不引起竞争，因为在初期各阶段，与一个国家的个人生产者的产量相比，世界需求量是很大的； 而且它不依赖于国内的有效需求。此外，出口为其它商品创造新的实际需求，所以对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的一切行业都是一种刺激。出口还以其它方式刺激国内工业。为出口工业建造的一些设施，例如通信和培训设施或者工程服务机构，对国内工业也是有用的。出口工业在为国内工业部门创造更多的需求量的同时，也悄悄从国内工业部门拉走劳动力，这促使国内工业部门进行旨在提高生产率的革新。当马尔萨斯和利斯特等19世纪的经济学家强调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初期各阶段的重要作用时，他们不仅常常想到出口的作用，也常常想到进口的作用。进口引起新的爱好，所以他们认为能激发新的工作干劲，以及最好地利用现有资金的新的愿望，以便有额外的收入来购买新的商品。几乎可以肯定，进口商品在那些已知的消费品缺乏花色品种的国家里也会产生这种影响，因为进口会使人们追求享受的愿望比较高。但是即使在这种影响不大的地方，对外贸易也会通过增加出口商品生产的影响改变整个经济的气氛。 在发展初期的各个阶段，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也是在这个阶段领导权通常掌握在外国企业家手里的原因之一。本国企业家发展出口工业并到国外去寻找市场显然是可能的。但是消费量不断增加的发达国家派人去寻找新的供应来源这种情况比较普遍。此外，比较发达的国家的企业家不论对生产技术还是销售或运输技术都略知一二，这使他们处于比欠发达国家企业家有利的地位。经过一段时间，本国企业家学到了技术，人数增加，并且具有在本国经营成本较低的有利条件，他们就能把外国企业家赶走。不论你读从14世纪到16世纪英国的经济史，它同低地国家的关系的经济史，也不论你研究19世纪最后25年的日本历史，还是研究斯里兰卡最近的发展，情况大体上都差不多。 虽然扩大出口是开始发展经济的最容易的手段，因此它是一种有利条件，但是过分集中于出口业就像过分集中于任何其它部门那样是不利的。这种不利条件表现在不利的贸易条件上。如果不采取措施来提高农民生产粮食的生产率，它们就会变成矿山、种植园或其它出口企业获得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热带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这也是工业国能够以如此有利的条件买到热带经济产品——如茶叶、棉花、油籽和各种矿产品的原因。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劳动力可以以便宜的价格获得，因为这些劳动力否则就要留在农场里生产粮食，每人的生产率是很低的。只要农场的生产率低，温带地区就能以很低的价格得到热带劳动力的服务。此外，当为出口而生产的农作物的生产率提高时，不必同劳工分享增加部分，实际上，降低价格的好处全部被工业消费者享受了。蔗糖是一个说明问题的极好例子。按任何生物学标准来衡量，蔗糖生产是一个生产率极高的部门。它也是一个在过去70年里每英亩产量大约翻了两番的部门，这个增长率是世界上任何其它主要农业行业所无法比拟的——肯定是小麦行业所无法比拟的。尽管如此，蔗糖业的工人仍然赤脚走路，住在棚户里，而生产小麦的工人的生活水平则是世界上最高的。无论制糖业的生产率可能达到多么高的水平，好处主要是属于消费者的，热带国家的一个不利条件（对工业国有利）是，它们的经济的发展集中在经济的出口部门，外国企业家和外国资本首先主要致力于扩大出口，其结果是，它们的出口对工业国有利。 教训并不在于扩大出口不对，而在于完全集中在这个经济部门是不对的。采取措施提高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的部门首先是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同样是重要的。而如果这样做了，出口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将以同样的速度增加。忽视出口与过分集中于出口一样，也是错误的，因为出口业很可能成为一个拖经济发展后腿的因素。例如，人们可能很愿意为国内消费投资，仅仅由于缺乏外汇，国内消费得不到满足。私人企业家可能有许多计划，打算在供国内消费的制造业或农业投资，政府可能也有一个在教育、公用事业和类似项目投资的庞大计划。然而，所有这些开支都会对国内投资所需的进口机械或材料，或者进口消费品产生额外的需求。所有发展计划需要有更多的外汇，所以如果不提高赚取外汇的能力，所有发展工作可能就要停止。不少国家目前就是处于这种状况。 因此，任何全国发展计划都必须适当规定扩大出口，或者生产进口商品的代用品。但是这仅仅是以另一种方式强调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初期各阶段所起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的以后各阶段，能动作用不再由对外贸易垄断了，甚至可能从对外贸易完全转移到国内市场。在美国，这种过渡大约是在19世纪末某个时候实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受到出口刺激的国内需求量的增大，对国内企业家是一个鼓舞，过不多久，对国内消费的投资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如果农业部门不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改革，这种过渡可能长期推迟，法国就是那样，因此继续成为需求和劳动力供应方面的阻力。或者如果像英国那样，与自然资源相比，人口规模迫使国家严重依赖于进口，因此将全面增长率降低到外汇收入增长率或生产进口商品代用品的生产率，那就根本不可能完全过渡。 这种分析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它说明了在外汇不受压力的情况下使经济得到发展的条件。如果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出口商品的需求量迅速增大，那么经济将处于消费品的进口往往落后于出口的有利状态之中。与此成对照的是，如果经济主要是由于国内市场而得到发展，那么进口额往往会增长（除非它正在发展进口货的代用品）而出口额不会得到相应的增长。除非得到巨额外国援助（贷款或赠款），否则发展计划可能不得不在外汇受到管制的情况下实行。出口商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加永远是一件好事。 这个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非常惊人的；那就是在发展计划中，一切经济部门都应当同时增长，以便使工业和农业之间，为国内消费进行的生产和为出口进行的生产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虽然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结论，但是它既不符合目前的做法也不符合目前的建议。例如，工业国有整整一个学派的“开明”经济学家，他们通常以高傲的教训人的口吻告诫农业国要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不应做任何事情来促进工业。这一派经济学家还宣扬出口的好处，并对那些可能具有减少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的作用的计划表示惊恐。这个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教条一样愚蠢，根据这些教条，通往经济发展的道路在于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在由这些争论引起的热潮中，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似乎差不多等于是胆怯，那就是，事实是，一切部门都应当同时发展，但是这种论点的逻辑性与它的简单化一样是攻不破的。 （三）稳定性 私人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没有规律，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使收入和就业机会产生很大的波动。在过去150年里，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很多。在本书中详细论述这个问题既无必要又无可能。另一方面，一本论述经济发展的书不谈投资的波动看来是非常奇怪的，所以在这里必须简单地谈一谈这个问题的主要特点。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国内不稳定的根源，除此之外，每一个国家都要受通过对外贸易从外界传入的波动的影响。 国内不稳定的根源与新发现的矿藏、某些资源的枯竭、新土地的开垦、新发明的应用、政府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政策，与迁移、内乱、流行病、地震、火灾、旱灾和其它许多因素是有联系的。即使世界贸易额稳定增长，不出现波动，那么每一个国家都会出现它自己的波动。然而事实上，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国内的这些波动被比较先进的国家的波动所造成的外贸额的波动掩盖了。世界贸易额的这些波动，与贸易额和价格的大起大落有关，而贸易额和价格的大起大落是由先进国家需求量的交替增减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一切私人企业经济如今与美利坚合众国相比都是“欠发达的”，全世界约五分之二的收入是在美国产生的。在19世纪，英国和德国也是独立的波动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现在仍然是波动的根源，但是与美国相比，现在它们造成世界收入波动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它们本身受美国经济活动水平的影响大大超过受本国独立波动的影响（战时和通货膨胀时期除外）。所以，如今在美利坚合众国，或者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在高度发达的在业国，造成经济活动波动的根源是经济周期问题。 造成经济活动波动的原因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某一个原因在这个周期中可能起重要作用，而在另一个周期中也许是次要的。分析经济周期的一个困难也在于当几个可能的原因一起发生作用，而且可能彼此影响的时候，了解每一个可能的原因有多大的重要性。经济周期理论集中在创造简化的模型，以检验好几个可能的孤立原因中的每一个原因，但是，迄今所采取的从这一点到详细解释任何特定波动，并且恰当地估计它的每一个原因的重要性的步骤，并非人人都满意。即使是可能的原因也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就是在抽象模型这一级也是如此。在以后的各节中，我们不想提出一个经济周期模型，或者说不打算通过对上下转折点和介于两者之间的自我加强过程进行通常的分析，将这个体系讨论下去。如要进行适当的讨论，那就要扩大本书的篇幅，就这个题目而言，这是不值得的，因为本书的重点是讨论在长期而不是短期的变化中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因此，我们下面只向那些对这个题目并不十分熟悉的读者，简单地说明一下人们已经提出的投资额为何不能稳步增长的一些主要原因。挑选出来在这里进行讨论的原因有：创新的不规则性、银行信贷的灵活性、投资和收入增长之间的不稳定关系，以及收入分配的变化。 创新的不规则性很容易理解。我们常常谈到创新有一个显示逻辑增长模式的趋势。汽车发明以后，它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使自己站住脚，然后才能普及。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汽车迅速发展，取代其它交通工具，尤其是取代马匹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进行巨额投资，不仅要对生产品车的工厂进行投资，而且还要对公路以及一批供应橡胶、锡、钢材、玻璃等原料和部件的辅助行业进行投资。最后，如在美国那样，达到再也无马可取代，几乎家家有汽车的阶段。此后，汽车工业不可能以与中间阶段相同的速度发展，投资率相应下降。实际上，用“逻辑的”这个词来描写每一项创新所发生的情况太顺利了，因为投资是间歇性的。当事实证明汽车很受欢迎时，就会有许多公司满怀热情地转入汽车制造业，并将生产能力扩大到超过当前需求量的程度。有些公司破产了，汽车工业变得不景气。然而需求量继续增长，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赶上了生产能力。接着又爆发出另一阵热情，并且再次竞相扩大生产能力，随后又出现暂时的停滞状态。正是由于经济增长的性质，人们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人们就要犯错误，不能希望永远能精确地避免这些错误，使得投资额平稳增长。即使在并不涉及多少创新的公认的投资领域，我们也注意到了同样的趋势。人口增长率或多或少是平稳的，但是房屋数量的增长就不平稳了。相反，在每一个工业社会，建房是阵发性的。在一个时期内，到处建房，这种情况大约持续10年，其间建造了许多房屋，到处都有空闲的房子，大概占1C10。接着是十来年停建时间。其间人口赶上了住房。于是又开始了新的循环。 由于各行各业投资行为的这种不规律性，因此如果不同的投资方式彼此协调配合，使投资总额不断增长，那是纯属偶然。这要求每一项新的创新都要恰好在其他创新即将失去作用时出现，从而使某一行业投资的波动恰好为其他行业中与其相反的波动所抵消。诚然，总有一些投资机会有待利用，但并无理由说明事情一定会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恰恰相反，由于投资的另一种倾向，即一起升降的倾向，这些波动往往互相加强，而不是互相抵消。当对一个重要行业，比如对汽车业和建筑业的投资增加时，所有其他行业也都因由此产生的收入和需求而繁荣起来；此时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对投资充满信心，并且也加快了其投资速度。另一方面，当对某一重要行业的投资减少时，所有其他行业也转入萧条，投资者失去信心，投资普遍减少。 就所涉及的投资数量，以及达到投资高峰所需时间而言，投资的行业不同，其重要性亦不同。因此，投资活动的水平主要是由重要行业而不是由次要行业决定的；例如，假若建筑业平均占国民总收入的5％，那么它的繁荣（比如增至7％左右）或萧条（比如降至3％左右）对于整个投资活动的水平是大不一样的，而新开奶品店的开业比率的波动则远没有那么重要。同样，如果某一社会着手修建铁路，那么这一活动不仅会吸收大量资本，而且会长期保持高水平，比如说持续二、三十年。在此期间，其他领域的投资会有一些波动，但只要对铁路的投资保持不变，就不会出现大萧条，这就是为什么衰退的程度并不都一样的原因所在。当建筑业或某一项重大革新方兴未艾时发生的衰退不会变得严重，也不会持久； 但当建筑业处于发展周期的淡季，或某项重大革新刚过一个顶峰（例如1929年美国的汽车）以后发生的衰退可能既严重又持久。由于建筑业平均占投资总额的25％，其周期为18—20年，因此，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繁荣之后，往往会出现几十年增长较慢的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投资往往是一起行动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提到，但如果不是由于银行信贷的灵活性，那就不可能达到同样的程度。这是造成波动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在19世纪银行合并运动深入开展之前，工业化国家有数千家银行，每一家银行在信贷发放上又都各行其事。正像投资往往一起行动一样，银行也往往深受经济活动大气候的影响，经济繁荣，则易于扩大信贷（因而进一步促进繁荣）；经济萧条，则信贷紧缩（因而加剧萧条）。中央银行在过去的50年中所形成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对商业银行发放信贷加以控制。中央银行根本没有成功地稳定信贷水平，也没有防止银行信贷的弹性对繁荣的保持和严重的衰退其促进作用，但中央银行的工作毕竟十分有效地防止了极端情况的发生。如果我们把有关19世纪任何一次危机的记载与20世纪的英国和自实行“新政”以来的美国任何一次危机加以对比，这一点就看得再清楚不过了。19世纪发生每一次危机，都有一些银行因在繁荣时期贸然过分发放贷款而遭破产，都有储户害怕银行会被迫关闭而去挤兑。而到了20世纪中期，这种情况就没有发生。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努力使货币“中立化”，也就是说防止实际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出现周期性的增加或减少。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论是繁荣还是衰退，在程度上都会比较轻，但是这一点是否可行很值得怀疑。此外，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繁荣时期发放信贷会使投资水平超过不发放信贷时的水平。他们将这种呈周期性出现的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看作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投资与收入增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资本、收入与消费三者之间有着固定比率，那么只要这三者均以适当的比例增长，平衡就能保持。例如，如果投资随着消费增长率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即便消费仍在增长，只要消费增长率受到抑制，投资就会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使收入减少，进而使就业机会和消费量减少。迄今，经济周期理论仍未超出对可能存在的抽象关系加以阐述的阶段，这些关系说明了如果增长率偏离了平衡率会如何发生灾难。至于确定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实际关系，这些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如何，增长率平衡状态的偏离具有什么定量意义，我们尚未663经济增长理论达到这一阶段。但是，“加速原理”（人们这样称收入增长率与投资活动之间的关系）显然已有了某些用途，其中之一就是用于研究库存商品的动态。假定一般要求商品的库存量保持在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0％的水平上。现在再假定一开始时失业人数保持在合理水平上，国民收入在两年内增加了10％，达到了充分就业，然后每年仅增长2％。在头两年里，要求库存量增加10％，表明每年的投资率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实际增长可能多于或少于这个数字）。第三年要求增加的库存量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0．8％；因此库存所需要的投资额减少了1．2％的国民收入相当于投资总额减少了比如6％，而这本身可能导致螺旋形下降。实际上，波动会由于失误而进一步加剧。许多商人由于头两年的销售额增加了10％，于是就希望第三年还会以同样的比率增加。由于达到了充分就业，销售额实际上仅增加了2％，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的订货过多，库存超过了预期的数量。此时，为了减少绝对库存量，商界可能会大幅度地减少订货，而不是使积压的库存量从占国民收入的2％下降到占0．8％，这样做当然会引起失业。库存积压量的波动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几乎每一次经济繁荣都与存货，特别是与不顾一切地进行原料的投机买卖有关，原料价格先是狂涨，随后又暴跌。实际上，根本不能指望投资，不论是对建筑业，机械业还是对库存的投资，会以某种平稳持续的比率进行，恰好与收入或消费的平稳增长相对应。正相反，投资是以一种碰运气的方式进行的，在正好适合稳定增长的比率上下波动。 产生波动的第四个原因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不时对这个原因进行辩论。比如，卡尔·马克思所描述的经济周期大致是这样的：经济繁荣时，资本积累起来，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最终争夺劳动力的竞争使工资的增长快于物价的上涨，因此使利润减少。随着利润的下降，投资受到抑制，于是就开始衰退。这时工资减少的速度比物价上涨的速度快，直到新投资又有利可图时为止。根据这种理论，工资与物价的关系会保持“适当”的水平，正好能维持稳定，但由于工资总是偏离适当水平，或过多或过少，所以无法保持稳定。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但截然相反的模型（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误认为这是马克思本人的教导）。在这个模型中，经济繁荣时期工资并不比利润增加得快，而是恰恰相反，物价的上涨快于工资的增加，这有利于获取利润，但利润大都被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因此消费不如收入增长得快，也不如资本积累得快。这些人认为这是一种不稳定状态，经过一段时间，资本和生产能力这种不成比例的增长会由于消费未同步增长而变得更难办。 利润率下降了，投资减少了，收入和就业人数下降了。由于这种模型同样以维持各种规模之间界限十分接近的比率为基础，它与我们在前一段中所讨论的内容有关。由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冲突提出了一个事实问题，情况自然是，与工资相比，经济繁荣时利润增加，衰退时利润减少，然而投资对消费的依赖关系究竟有多密切这一点则颇有争议，这是因为考虑到在工业国对农业和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大约仅占投资总额的约30％，即便在制造业中，许多投资也不是针对当前的需求的，而是通过革新产生新的需求（新的商品或可降低成本的新方法）；同时考虑到在比较资本主义化和不那么资本主义化的方法之间做出某种选择是可能的。（其余70％的投资总额也间接地取决于消费，但是取决于平的未来消费水平的程度，比取决于任何一个特定时间消费情况的程度要大得多。） 鉴于这里提到的波动的所有主要原因皆源于经济增长本身，因此任何有关经济增长的专论都不可不论述波动，这一点现在已是显而易见的了。陈旧的商品或过时的工艺被新商品和新工艺所取代，这种替代形成了创新的逻辑模式。于是，正如在经济活动突然大量增加时所表现的那样，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先是超越目标，然后暂时停滞。一旦静止状态被打破，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人们又开始提高需求水平，否则难以在资本与消费，库存与需求，工资与利润之间保持适当比例。这并不是说如果经济不增长就不会有波动，但是在黑暗中摸索（这是增长的必经之路）使投资更没有把握，更有可能出现失误。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波动是经济增长的代价，没有衰退也就没有繁荣，而假如没有繁荣，资本形成一般说来也不会像现在那样快。 本书没有必要对已经提出的关于稳定美国经济的各种建议加以论述。关于这个题目已有相当多的文献作了论述。我们只需提及关于不论美国和其他大国的经济如何波动也要保持世界贸易额稳定的建议就足够了，联合国组织经常就这些建议进行辩论。我们仅就欠发达国家面对世界贸易的波动采取什么行动才能自救发表一点意见，然后就不再涉及这个题目了。 经济周期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通常大于对工业国的影响，这是因为前者对粮食和原料价格的依赖程度更大，而在经济周期中粮食与原料的价格比制成品的价格波动得更厉害。经济繁荣时物价暴涨，使欠发达国家的工资也随之猛增（如果有强大的工会组织，更是如此）。这种增长并不仅限于出口业工人。由于国内支出增加，包括食品，房租，服务等在内的国内物价统统上涨，由此造成的生活费用的提高使工资薪水和利润螺旋上升。政府岁入增加，但用于支付公务人员的薪水以及用于提供额外服务的开支也随之增加，随后出现暴跌，出口商品的价格可能因此在一年之内下跌30—50％，然后出现竞相降低国内物价，工资，房租和薪水等的局面。这种局面很困难，往往引起严重分歧和内乱。如果农业部门是以种植国雇佣劳动，而不是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那么这种分歧的内乱就尤其严重；如果雇主与雇工的种族和宗教信仰不同，则分歧和内乱更加尖锐。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与国际上的价格狂涨暴跌相脱钩，那将大大增加实现国内和睦的希望。此外由于利润的波动不那么剧烈，这些国家的产出也许不会发生那么剧烈的波动（在衰退时期因为难以降低工资产出急剧减少）。如果这些国家省下部分外汇收入以便在萧条时期价格低廉时使用，而不是在经济繁荣时大肆挥霍，它们的外汇收入将获得较高的价值。 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免受世界贸易波动的影响。如果出现世界范围的衰退，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价值必然下跌。此时该国所能期望的至多是不要让这种下跌影响到国内经济。假如要想做到这一点，这个国家显然必须在国内生产者的收入与出口所得收入之间建立某种壁垒。这样做的一个方法是通过政府的一家代理机构出口商品，正像英属西非，乌干达，缅甸或泰国在主要出口产品上的作法那样。这个代理机构确定一个价格，按照这一价格付钱给国内生产者，这种价格不随出口产品的价格波动。如果波动的话，波动的幅度小得多。如果目的仅在于稳定国内物价，一般多选择未来平价格的平均值来定价。那么，如果价格定的适当，该代理机构在经济繁荣时会赚很多钱，这些利润作为储备金保存起来；在衰退时期会有很大亏空。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未来的价格是多少，因此，如果为使利润和亏空相抵而确定的价格确实起到了这一作用，那将是最不可能发生的巧合竟然发生了。在所有成功的例子中，稳定物价是与税收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失误的主要后果只是政府的税收增加或减少，而不是代理机构将资金耗尽。还应指出，在经济繁荣时抑制国内购买力的同时必须储备相应数量的外汇。因为在衰退时期维持国内收入水平就得在出口减少时保持进口，除非代理机构保持的储备得到外汇的支持，否则，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这种通过政府的代理机构出口产品的做法，会使政府承担风险和责任，而这种风险和责任是许多人都希望避免的。政府只需与出口产品价格成反比改变征税，就可收到差不多同样起稳定作用的效果，而不会使销售渠道受到影响。这样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对出口征税，但也可通过调节进口税，或调节其他任何税收来实现，尽管这种方法不那么有效。直接的方法只是当价格上涨时，征收的出口税也急剧增加。比如说每吨价格100镑时出口税为0，当价格为每吨100一150镑时，价格每增加1镑，每吨的出口税就增加10先令，价格超过每吨150镑，则价格每增加1镑，出口税就增加15先令。 如果还想获得更加精确的稳定效果，价格超过每吨100镑时所征收的出口税可参照价格跌至低于每吨100镑时的相应补贴定出。 实际上，绝对的稳定既达不到，也不可取。要想准确地预测出未来价格的发展趋势是不可能的，而且应当允许世界价格的变化对那些在国际贸易中起重要作用的商品的产量产生某种影响，这是可取的。此外，还有管理方面的问题也使那些组织欠佳的政府难以实行这类稳定计划而又不遇到麻烦。但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范围的波动脱钩却是大多数国家所能够做到的，更多的国家并没有试图减少国内的波动，阻止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与其说是现有手段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不如说这些国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愿在经济繁荣时对本国的发展加以抑制。只有当经济繁荣时消费受到相应节制，衰退时才能维持不下跌，因为只有在经济繁荣时储备了外汇才能在经济衰退时用来维持进口。而目前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在经济繁荣时开销无度。有关在此时应征重税的建议遭到强烈抵制。即使真能征以重税，各国政府也很可能将其用于扩大自身开支，而不会将其留作储备金，并用外汇来支持这些储备。而这样做是很合算的，因为任何一笔外汇在经济衰退时所能购买的进口商品都要比在上一次经济繁荣时所能买的要多（这是因为价格下跌）。认为欠发达国家如果愿意的话，能够使国内经济完全不受外部波动的影响的意见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这些国家有决心的话，在避免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时期最极端情况的发生方面，它们是大有可为的，这一点却无疑是对的。 以上这些意见只适用于使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受出口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而不适用于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一些国家在经济衰退时期也不减少其出口额，而是能卖到什么价钱就卖什么价钱，剩余存货都集聚到那些消费国家去了。在另一些国家，产量的下降仅仅是因为价格下跌，因此如果国内物价稳定，出口额在经济衰退时也可保持不下降，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在一些其他国家，只有政府保证买下可出口的商品并将其储存起来直到出口市场复苏时为止，才能在经济衰退时维持住这些出口货物的产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产量将减少；如果这种商品是通过雇佣劳动生产的，失业人数就会增加。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政府确实很大胆，在出口需求降低时储存这些商品。如果市场很快复苏，存货可在经济繁荣时销售一空，这样做则可望获得大笔利润，但如果市场迟迟不复苏，政府被迫在价格依然很低时处理掉存货，这样做同样则有可能遭受重大损失。在价格长期趋于下降的几十年间，事实证明奉行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而在价格趋于上升的几十年间，奉行这种政策则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当经济衰退开始时，有谁能说得清这到底是暂时现象，还是价格长期下跌的开始？ 欠发达国家使本国经济获得相对稳定的最大希望在于比较先进的国家正试图控制本国经济的波动，和使国际贸易更为稳定。在这些领域，政策仍然未定，带有试验性质，但是当前似乎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经济增长将不会像在刚刚过去的那些日子里那样无规律可循。 （四）长期性停滞 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有过先是数十年或数百年蓬勃发展，继之以数十或数百年相对停滞的情况。实际上，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衰落竟是如此彻底，致使整个国家从此人迹皆无。富饶的平原与城市变为沙漠与一片废墟。有时，人们可以用自然现象来解释这些变迁，如发生地震，火山爆发或发生洪水；有时是由于政治原因，发生革命，爆发战争或仅仅是由于治理不善。这类原因我们将在下两章里谈到。另一些原因是基于以下这种主张的，即在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了一个或几个世纪的飞速增长之后，投资必然要下降、对此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几段里加以简要的阐述。 除了自然现象和政治外，支持长期停滞不可避免性的论点是以下列因素为基础的：技术，心理、垄断、收入的分配、人口和国际竞争。 从技术出发的论点假定技术知识的增长率下降。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技术改进的速度变化很大，这一点毋庸置疑，尽管人们承认要确切衡量这一概念是不可能的。用每年登记的专利作为对近几十年的衡量标准已受到怀疑。一些工业国每年人均专利登记数确有增长速度放慢的趋势，但并不能由此就推断技术知识的增长也更加缓慢。这也许是因为办理专利诉讼所需费用不断增加，从而减少了专利制度的利用，或者是由于发明者的文化程度提高，减少了那种有个不值一提的小玩意也去办理专利的情况，或者是由于规格的进一步标准化以及由于成批生产的产品占据主导地位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再去搞一些仅仅是变变花样的发明，或者是由于在技术上物理、化学比奇巧的机械装置更加重要，研究小组比单个的发明家更加重要，因此尽管发明仍以和从前一样的规模继续进行，但专利的数量却减少了。除了专利的数量之外，认为今天技术知识增长的速度低于70年前无疑是没有根据的。即便在知识的增长速度明显降低的那些历史时期，由于这种现象不能只从科学技术本身去寻求解释，因此也不能被看作是造成长期停滞的一个单独原因。科学发明的用武之地并没有缩小，有待于发现的领域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同样，没有理由认为人类头脑的学习能力从生物学意义上说一代不如一代（但见第六章第1节（一））。因此，如果知识增长的速度不如过去快，我们必须找出人类不那样重视增长知识的原因。答案也许在于政局不安定，因此减少了资本家对生产性投资的兴趣；或者在于阶级结构发生变化；或者在于自然灾害；或者在于因政治因素和垄断而使相互之间更加保守秘密，或者由于前一自然段中所列举的诸因素中这个或那个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把技术的停滞主要视为更普遍的社会弊病的一种症状，而不是其原因。 从心理学出发的论点认为人们态度发生变化是对增长过程本身的一种自然反应。有一个学派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重视物质的时期与重视精神的时期交替存在，周而复始。因此当人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狂热地致力于物质条件的改善之后，他们会对经济增长及其条件感到厌烦，会重新采取较为冷静的思考态度。这一学派的一些成员认为，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小群体在一个时期是这种生物类型，在另一时期则被另一个不同的生物类型所取代。如果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上会发生生物变化。但是人们也可以设想，从事发明创造的动力消失，使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最杰出的人才不致力于科学或发明，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其努力一无所获的时期还有其它原因。但由于我们不具备对这些心理现象加以评价的手段，所有这些都纯属推测。这些我们已在第三章第5节（二）中讨论过了，在此不再就此多说什么了。 从垄断出发的论点是以下列两种说法为基础的，即垄断使投资减少，和垄断的程度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我们已经在第三章里讨论过第一种说法，并看到了认为它正确的理由。第二种说法则较有争议，用来支持这一说法的论点有两个：首先，有人说技术进步使一般公司的规模长期扩大。一般公司在相继的每个世纪内不断扩大是有其技术上的原因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这个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够充分。 为了证明垄断不断扩大，人们必须说公司规模比市场规模扩大得快，而这一点并不明确。由于运输的实际成本长期趋于下降，而人口趋于增加，所以长起来潜在市场的规模趋于扩大。市场的规模从乡村扩大到世界。这种趋势虽受到关税和货币方面的限制的影响，但我们在这里不能说存在着什么长期的趋势，这些限制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如果我们回顾过去若干世纪的经济史，我们所能说的差不多只有这些了。 其次是有人认为，金融资本家势必占主导地位。根据这一论点，“在开始阶段”，典型的资本家是一心致力于自己的工厂，致力于生产和销售自己工厂产品的实业家，而在“最后”，在资本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金融家，这些人也许从未进过工厂，但他们致力于创立控股公司，企业兼并、联合公司，子公司和其他金融帝国。因此，即使在技术发展不足以实行垄断的地方，金融家们略施计谋照样会产生垄断。可以认为这些金融资本家的崛起是必然的，因为是他们，也只有他们，爱钱如命，唯利是图。农民爱土地，因此也就容易在自己的土地上过多地投资而使自己破产。同样，实业家也非常爱听自己机器的轰鸣；喜欢自己的雇员，产品，或者一砖一石，并在某种程度上让情感影响自己在金融方面的聪明才智。只有那些经营货币的职业金融家才爱钱如命，并且因此才免于落入其他人难以逃避的陷阱。因此，这种论点认为，对工业的控制权将不可避免地转到金融家手中，此外，随着市场扩大到全球，金融家之间的垄断安排也将成为世界范围的。实际上，这种论点是一些人在专门研究了德国工厂工业的兴起之后提出的，在德国，银行在实行工业主义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其他国家大得多。这种论点是自相矛盾的。人们可以说，“开始时”工业筹措资金依赖于资本市场。实业家很容易落入金融家手中，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后期阶段”工业以未分配利润的形式产生大量储蓄，资本市场比较起来不是那么重要了，实业家也不那么依赖外界的支持了。随着工业的发展，情况非但不是工业落入金融投机家之手，相反，情况似乎是工业企业的管理者变得越来越不受外部金融家的控制了。 撇开这些推测不谈，我们无法回避一部分工业企业多年来确实被垄断这一事实。这对于所有工业企业来说也许确实是一种自然趋势，只不过有的工业企业比其它工业企业受这种趋势的影响更大。一个明显的因素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逻辑增长原则；每一种新兴的工业都要经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取代其前身之后，又会进入增长缓慢的时期。当它进入增长缓慢阶段时，与市场相比，大公司要扩大比较容易；如果大公司不把小公司完全排挤出市场，他们至少得奉行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因为他们明白市场增长较为缓慢时，任何争夺市场的斗争都必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这是工业可能从发明家手中转到官僚手中的阶段，是管理人员接管的阶段，是重要的技术革新结束的阶段。但是，符合每一个工业部门实际的情况不一定符合整个经济的实际。因为新兴工业不断地相互提出挑战。如果一个工业部门多年后被垄断，失去了对革新的兴趣，这也许正是它会被某个生产出竞争产品的新兴工业取而代之的原因所在。只要新产品不断涌现，那么即使各个工业部门变得更加垄断化，在新人的管理下的整个经济也不会那样。 但是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经济变得更加垄断化首先并不是由于企业家的行为所致，而是由于社会对这种行为所作出的反应所致。竞争制造出了自己的敌人，因此辩证地看也可能将自己扼杀。竞争使弱者、效率低下者、因循守旧者和倒霉者受到损害，由于这些人的人数远比与他们命运相反的人多，因此要组织许多人对竞争观念抱敌对态度是比较容易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心怀不满的首推农民、小商贩、手工业工人和小实业家。熟练工人也因其技术不断受到技术革新的威胁而充满敌意。因此，经济增长刺激了各类同业公会和工会的建立，其目的在于用施加垄断压力的方法来抵制各种变革。它们还得到了政治家的帮助，这些政治家毫不犹豫地通过立法，保护在他们看来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免受被他们视为仅是富于进取精神的少数人的利益的侵害。当今的哲学家们也使他们的哲学适应似乎是时代的需要；牧师们呼吁回到中世纪的“平衡的”社会；经济学家发现并抨击竞争论点的缺陷；律师们则寻找法律上的漏洞，使垄断协议得以通过。在这场论争中，竞争的观点并非注定要失败，因为人们已经尝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的滋味，这个事实本身就使人们意识到： 普遍利益与局部利益并非一回事。尽管如此，增长给自身带来了如此巨大的阻力，以致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同样有可能产生放慢革新和重新投资速度的作用。下面让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以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为基础的那些论点。我们先研究一下理论，然后再研究一下事实。如果在充分就业时，分配的变化使得消费欲望与国民收入相比有所增长，那么我们可预料结果将是用于投资的资源的比例相对下降，从而导致国民收入相对停滞。但是，认为消费倾向的加强会刺激投资，储蓄的不足可通过发放信贷加以弥补的观点是可以争论的。因此，面对持续的通货膨胀（其间无疑有时会发生衰退，这种衰退有助于维持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信心），必须维持投资的水平。相反，人们也一直在争论说，如果经济增长的结果就是相对于消费的储蓄额增加，那么，随着收入的增加，一个国家将会发现越来越难以处理其储蓄，并且极易受到长期萧条的影响。在本章前面几节（第二节（一）和第三节（三））中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些论点，并且看到由于这些论点是以假定消费与投资之间有较为固定的关系为基础的，因此不能按表面价值接受。但是，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合适的，那就是正像维多利亚时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储蓄不足视为对他们那个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威胁一样，也许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也认为储蓄过剩更有可能阻碍美国经济的增长。 如果再让我们看看事实，那么我们要问的一个有关问题是：既然高额利润与高额储蓄是互相联系的，那么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利润会发生什么情况？在本章的前面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在经济增长的各个阶段，当劳动力可从其他经济部门以不变的实际工资吸收到经济的资本主义部门来时，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利润就增长。一旦资本积累赶上以前从农业、家庭服务业、小商小贩，由女性组成小家庭、临时性行业或增长的人口中获得“剩余”劳力时，工资就随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增长，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在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长期变化。在早期阶段，利润的增长并不抑制投资，而是恰恰相反鼓励投资。既然可得到劳动力，资本积累也并不改变资本与就业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因此利润率也不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在随后的阶段，当劳动力紧缺时，如果革新没有不断提供投资的新机会，利润率将下降。更多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等）曾预料在这一阶段，利润率将下降而不是上升。与当今流行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认为这将抑制而不是刺激投资。在经济发展史的早期阶段，利润也许会因此而下降，但在过去的100年间似乎并没有出现利润率长期下降的情况。这里同样要对政府的行为加以考虑，如果政府有什么长期趋势的话，那就是对利润征税，并刺激消费，但是在“成熟”的经济里这会抑制投资还是刺激投资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事态的发展也未能实现卡尔·马克思的另一预见，即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尽管知识的增长和资本的增加，使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但实际工资仍然保持在仅能餬口的水平上，（周期性的波动除外）。技术进步的所有好处都为资本家所享有。资本家的利润与工资相比相应增长。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析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但并不适用于资本积累赶上了劳动力供应的资本主义后期阶段。马克思同时还预料工业日益垄断化将通过使小资本家破产并取而代之而使资本家的队伍缩小，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大。 这将增加失业后备军，使工资水平受到威胁并扩大各阶级之间的差别。就阶级差别而言，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社会差别，以至在先进的工业社会几乎人人都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此外，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机械的扩大应用将代替劳动力，并造成不断增加的技术失业。所有这些因素加到一起，加剧了工人阶级的苦难，工人阶级不断受到只能餬口的工资和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的双重压力的刺激，而且由于阶级差别的意识日益强烈而团结一致，总有一天他们会揭竿而起进行成功的革命。由一场革命结束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而不论这种革命究竟原因何在。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后期阶段工人的生活更舒适了，而不是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更加悲惨；然而马克思认为这种苦难是革命的原因也同样可能是错误的。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与100年前相比，工人阶级现在都享有更大的经济与政治权力。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如何行使这种权力：他们也许会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仅对其加以改良（如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稳定，或向弱者与不幸者提供社会保险）；他们也可能由于限制主义，过度征税或有损信心的敌对言行而摧毁这一制度。谁也无法预见，有哪种经济制度不会因为内部意见分歧而发生停滞，导致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并且是经常产生的。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与内乱之间并无明确的联系。因此，即便我们能够预见与工资相比利润将发生什么情况（而这一点我们无法做到），我们还是不能就此推断这将使社会更加协调或更加意见不一。 我们现在来看看另一些论点，这些论点是以对人口随着经济的发展将发生什么变化这一点所做的预见为其基础的，在这方面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学派。根据一派的观点，经济增长必然引起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又反过来使自然资源枯竭，森林被砍伐，土壤遭侵蚀，矿物被采挖一空，实际上产出可能减少，人们可能死于饥荒，否则就必须以不利的贸易条件增加食品的进口来应付人口的压力。那时人口与资本流向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国家陷入停滞状态。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19世纪后半叶人口与资本从英伦三岛的外流。但是，并不能认为人口必定增长到自然资源的极限，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那样，死亡率的长期下降不久就使导致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力量发挥作用。因此，在国家出现任何意义上的人口过剩之前，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之间实现平衡并非不可能。 正是这种可能性使与之对立的学派感到不安。根据这一派的论点，经济的增长必然随即引起人口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出现绝对下降，从而引起难以应付的后果。不论是由于经济变得更加缺乏弹性，还是由于人们不像以前那样勇于承担风险，经济变得不那么富于竞争性，还是由于投资机会减少，他们担心这些后果将导致经济的长期停滞。 经济变得更加缺乏弹性是由于每年新进入劳动市场的劳动力减少。在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中，供求关系总在不断变化，因此行业和职业之间必须进行劳动力的再分配。如果这种再分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改变他们已经从事的工作，而不仅仅是把新就业的人吸收到那些最需要他们的职业中去，那么进行这种再分配就较为困难，因此，预计每年都吸收大批新劳动力的行业比每年吸收劳动力比较少的行业的经济更富有弹性。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一个提供相当充分的就业机会的经济中，都有大批的劳动力流动。那些据说缺乏劳动力的行业之所以缺人，往往是由于留不住雇来的劳力，而不是由于无法招到足够的新工人。 当然，任何经济都会发现，不同职业之间突然进行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都是困难的，例如由战争，或战后余殃所致的那种转移，但是仅就平时所要的一般边际转移而言，每年招收或不招收大量的劳动力是否会对局势产生很大差别，这一点颇值得怀疑。 还需要再加以说明的是，在一个稳定的经济里，投资风险增大的问题。在一个人口年增长率为2％，实际收入增长率亦为2％或更高的国家里，是不会在投资上犯大错误的。如果企业家对任何一种行业的投资多投了10％，这种行业会暂时陷入萧条，但是在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需求就会赶上供给，并有某些缺货利润可赚。资本的自然贬值使供应减少，收入与人口的增加则使需求增加，这两者使投资方面的失误得以纠正。如果人口不增长，失误只能靠资本的贬值和人均收入的增加来纠正，那么这将是个长期、痛苦的过程，因此，一切投资的风险也就更大。这把我们直接引到了第三个论点。如果不鼓励承担风险，那么经济就会变得不是那么具有竞争性。 企业家们会比在需求一直在迅速增加的经济中更急于就分享市场作出安排。承担风险的减少与垄断的扩大这两种因素都阻碍了投资，因此也促成了长期的停滞。然而人们也可轻而易举地反过来论证说，当市场不再扩大时，争夺市场的斗争将激化。依靠演绎出来的论点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而且也没有适当的论据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 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减少了投资机会，因此预计投资也会下降。为了安置增加的人口需要部分投资：新的住房，新的农业区，新的道路，更多的交通设施，更多的工厂等等。因此，当人口增长率下降时，投资机会也相应减少。但是，关于人均收入增长率是否下降的问题切不可与保持充分就业的问题混为一谈。如果困难仅仅在于人们的储蓄超过了使人均资本保持不断增长所需要的水平，那么这个困难可通过增加消费，不鼓励储蓄等措施加以克服。政府可增加影响储蓄的税收种类，减少影响消费的税收种类，或者用剩余的储蓄扩大它自己在住房，道路，医疗设施等等方面的开支。只要措施得当，人们可以平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使人均收入增长率提高，因为一些资本不再需要用来安置增加的人口，这些钱现在可用来增加人均资本。在另一方面，如果人均资本增加，资本的利润率将下降，除非有大量的革新涌现，而这可能影响人们投资的意愿（如果人们认为投资取决于高消费，而不是取决于高额利润，如果利润率的下降提高了与利润有关的其他收入，从而促进了消费的倾向，他们就会更愿意投资）。关于长期增长的大多数论点最终回到革新的源源涌现上来，回到是否有理由认为源源涌现的革新会枯竭。 因此，有关人口的论点是不能使人信服的，我们无法满怀信心地说，在发展的后期阶段人口的增长将超过资源的增长。恰恰相反，危险也许在于发展的后期阶段将导致人口数量稳定或下降。对于这种威胁一旦成为现实将会有多大的危险，我们同样不得而知。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希望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可使人均资本增长得更快，但是我们不能全然无视使经济变得日益缺乏灵活性和垄断更加扩大的可能性。 最后让我们看看国际竞争。根据这种论点，“老牌”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必然会丧失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因此，或者由于利润下降，或者由于向新崛起的国家投资更有利可图，对老牌国家的投资率下降。“老牌”国家由于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可能会丧失其地位。正像发现美洲那样，新的贸易路线会使这些国家丧失其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技术进步可能破坏对其矿物或其他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的需求，例如对智利硝酸盐的需求就发生过这种情况。除了世界贸易格局发生的这些变化之外，“老牌”国家在公认的贸易中的领导地位可能输给新崛起的对手，如果这种领导地位仅仅是建立在把革新置于优先地位这种基础之上的话。因为其他国家迟早会掌握这些新技术，而当它们一旦这样做了，“老牌”国家就会丧失其垄断地位、较高的生产率和超额盈余能力。因此，只有当一个国家在引进新思想方面仍然站在前列才能保住其以革新为基础的领导地位，但这种领导地位难以保持。考虑到与自然资源有关的需求的变化，以及几十年保持技术上的优势如何之难，因此没有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领导地位的时间超过几十年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这个意义上说，失去领导地位不一定导致经济停滞，但是如果伴之以不利的贸易条件，或者导致投资被吸引到海外的新兴国家，那么将完全可能产生这种结果。英国的人均产量增长率自1870年以来似乎一直低于19世纪前75年的水平，一些人用上述原因解释这一现象。在第六章中我们将就国际竞争做进一步的论述。 因此，由于长期增长，一个国家可能会落入许多陷阱；它可能对物质的东西感到厌倦，它的企业家可能会表现得缺乏竞争性，它的公众可能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变革，收入的分配可能变得不利，它可能耗尽其自然资源，可能丧失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它或者会智穷才尽，再也拿不出什么革新成果来。除此之外，一个国家还可能遭受自然灾害，或毁于战争，内乱或治理不当，而所有这些因素没有一个是必然要发生的。另一方面，当一个国家有可能落入这样多的陷阱时，一些国家过去曾落入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陷阱也就毫不奇怪了。谁也无法预见某一国的投资率何时开始下降，不论是几十年还是几个世纪之后。但是我们对过去4000年经济史的知之不多的一点知识似乎完全证实了这样的预测，即长时期的增长到适当时候将被增长缓慢、停滞、甚至下降所取代。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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